當然，美國做為後冷戰時期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權，為了維持其冷戰時期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傳統利益，仍然在該地區維持為數將近10萬的海外駐軍，同時透過日本的「周邊有事」立法來加強兩國間的軍事結盟，並且對台強迫推銷「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提高軍售，意圖在亞太地區製造不安藉以從中牟利。但是東亞地區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方政府卻積極倡導「合作安全」和「綜合安全」的觀念，尋求建立一個由合作性雙邊關係和多邊關係所組成的區域安全網絡。問題的解決不再取決於東西方對抗局面的變化趨勢（如韓戰和越戰），轉而在自主性區域安全合作的基礎上，通過理解、友好和合作來尋求地區衝突的解決方案（如柬埔寨問題和晚近的北韓核武六國會議）。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就是東盟組織以小國結盟的地位所發起的「東協高峰會」（EAS）。儘管迄今為止它只是一個協商對話的平台，但卻是亞太地區唯一的區域性安全合作組織，其影響力不可小歔。這種透過各國政府主導的多邊安全機制，越來越為各國所主動接受，其議題也從傳統的軍事安全領域擴大到生態環境、經濟金融安全、跨國販毒、民族衝突和國際恐怖主義等非傳統領域區域安全議題，維護和實現地區安全的主體也逐漸超越了民族國家政府，逐漸涵蓋了大量的非政府組織（NGO）社會團體和個人。
2002年11月4日，中共總理朱鎔基和東盟10國領導人在出席東盟與中國領袖高峰會議（簡稱東亞10+1會議，日本與韓國未參加連署）後，共同簽署一份名為《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的自由貿易協定，各國同意在2002年所落實的東盟10國自由貿易區的基礎上，擴大規模於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協定》是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的里程碑，它的簽署標誌著中國與東盟的經貿合作進入了嶄新的歷史階段，也為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邁開了歷史的一大步。同時，為了避免南海主權爭議此一傳統矛盾，再次成為擴大合作的障礙，與會各國也在和平互信的基礎下簽訂了《中國與東盟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希望能夠通過友好協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南海爭端。
「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實現，不但意味著中國在東亞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上升，更重要的是，配合中國在2000年推出的西部大開發計畫所日漸成熟的內需市場，透過自由貿易區的免稅優惠，輸入東南亞所生產並滯銷的廉價日常消費品，一方面滿足西南六省民眾要求擴大消費的需求；一方面它將可以避免東協國家與中國沿海經濟在的產業結構出現重疊設置的現象，造成彼此在外貿市場的進行削價競爭。就東盟各國而言，「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實現，非但解決了1997年貨幣金融危機以來，出口受阻、工廠倒閉和資金外移的窘境，為東盟各國的農礦原料和勞力密集直接消費品找到了一個人口超過兩億的出口市場。更重要的是，由於跨國公司在區域內的直接投資和貿易活動所形成的「區域製造業網絡結構」，東盟國家無法排除與日本和東亞新興經濟體之間的關係，關起門來自行配套，其中涉及的資金與貨物流動更無法透過傳統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來解決。因此，透過跟中國大陸的結盟，逼使東北亞三國（中、日、韓）排除傳統的矛盾和美國的干預，回應東亞經濟一體化的要求。以日本對東南亞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的依附程度而言（日本在東南亞的海外直接投資總額達912億美元，佔其海外直接投資總額存量的23.5%；日本對東亞出口佔其出口總額的37.9%，其進口佔進口總額的46.2%），而更重要的是日本跨國企業歷經數十年，在東亞地區苦心積慮所建構起來的生產和流通配套體系，日本將有可能被迫「脫歐入亞」，完成「東亞10+3」經濟一體化的歷史性格局。
有鑑於此，2003年10月，第9屆東協高峰會簽署了〈巴厘島共同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Bali Concord）確立ASEAN共同體之三項基本架構──即建立「東協安全共同體（ASEAN Security Community，ASC）」、「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AEC）」及「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ASEAN Socio-Cultural Community，ASCC）」之後，進一步在第10屆東協峰會通過以深化區域整合、縮小發展差距為目標的「萬象行動綱領」（Vientiane Action Program； VAP），成為指導東協2004年至2010年經濟、政治和安全合作的新「六年計畫」，並建立東協發展基金（ASEAN Development Fund ；ADF），以推動該綱領和各項行動計畫的實施。2004年11月29日，東協＋3（中國大陸、日本和南韓）高峰會議更在上述的基礎上，同意從2005年起，將「東協＋3高峰會（ASEAN+3）」轉型為「東亞高峰會（EAS）」，由馬來西亞輪值召開。
第一屆東亞高峰會議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除了是預期在2002年「東盟10+1」會議的基礎上，是否將出現「東盟10+3自由貿易區」的歷史格局外。更重要的是，它處心積慮地把世界唯一超強的美國排除在外。此舉雖然引起美國的震驚和不悅，更派出負責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佐立克專程訪問ASEAN核心的泰國、越南、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六國進行遊說，但在東亞各國堅持此係亞洲國家的內部事務的前提下遭到婉拒。大會主席馬國阿布都拉總理（Abdullah Ahmad Badawi）僅同意邀請澳洲與紐西蘭出席這次高峰會，以減消美國擔心高峰會議過度向中國傾斜的疑慮。
這個由東盟主導的東亞高峰會（EAS）在2005年12月14日在馬來西亞登場，與會國從原來的「10＋3」，變成了「10+6」（在中國、日本、與南韓之外，加上了印度、澳洲、與紐西蘭），意味著東亞為建制共同體的努力，特別是區域安全及經貿的整合。這是自從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在1990年十二月十日提出「東亞經濟集團」構想，將美、加、澳等國排除在外，遭到美國和日本的聯手抵制而胎死腹中以來，第一次在亞洲事務上出現一個沒有美國參與的，真正的「東亞高峰會議」。從會後所共同簽署的〈吉隆坡宣言〉來看，宣言將東亞峰會的性質定位為「廣泛就涉及共同利益與關切的各種戰略、政治與經濟問題進行對話的場所，以期推進東亞和平、安定與經濟繁榮」，也就是說，基本上「東協10+3」機制所推動的東亞峰會，並不僅僅是一個地區經濟合作進程，它更具有很強的政治涵義，它有利於東亞地區各國之間政治關係的改善，提供了一個使各國可以透過對話，加深瞭解和理解，進而改善關係，增加合作的區域平台。這就意味著，東亞峰會在東盟的主導下，正逐步的從原本以經濟發展為主軸的區域性組織，轉變成包括政治、安全、社會、衛生、環保、乃至教育、文化無所不包的區域共同體和集體安全機制。無怪乎，今年東亞峰會的輪值主席馬來西亞總理阿布都拉揚言，要把東協合作範圍擴大到集體安全領域，最終在2020年變成「亞盟」，與歐盟分庭抗禮。
本屆峰會另一個受到國際觀察家矚目的焦點是，澳洲的與會。 澳洲的與會雖說是在美國的外交折衝下，不得不然的結果，一定程度代表著美國在東亞的傳統利益的重申。但是，澳洲能獲邀參加本屆東亞高峰會代價是放棄300年來作為白種人國家的驕傲，被迫承認自己是亞洲的一部份。其中，特別是澳洲承諾加入東協友好合作條約（ASEAN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舉動，更顯得意義深遠。東協這個基本條約最重要的精神，在於締約各國保證互不侵犯，且不與區外國家聯盟攻擊另一締約國。問題在於中國大陸早已簽署加入該項條約，而澳、紐兩國又受制於與美國的簽訂的聯盟條約（ANZUS Pact）。一旦國際形勢如本文前言所述，美國的「轉型外交」將東亞的一體化以及中國的和平崛起視為美國國際霸權的威脅？那麼，澳洲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便值得玩味。
最後，本屆東亞峰會打破東協國家「相互合作」與「互不干預」的基本原則，對於緬甸軍人政府持續壓制人權，最近又將民運領袖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的軟禁期延長一年提出譴責。東協國家不願意看到聯合國或歐美國家的新干涉主義，恃強懲戒他們的亞洲鄰居，寧可自己承擔責任，藉由區域集體安全機制來勸阻緬甸不要自絕於國際社會。這是否意味著東亞國家希望排除美國的干涉，建立一個由亞洲人自我管理的區域秩序， 也就是在後冷戰體系下，藉由區域一體化的發展來建構「一個沒有美國的亞洲」的企圖。也值的有識者來共同關切。
總之，雖然「東亞10+3自由貿易區」目前仍然處於芻議的階段，而所謂建立一個與歐盟分庭抗禮的「亞盟」的構想，仍然停留在少數國家的主觀願望。但是，從後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盟」的解體，以及透過跨國公司區域經濟活動所構建的「區域製造網絡結構」看來，東亞區域一體化的發展勢頭絕非空穴來風。這一點，也可以從在本屆「東亞峰會」後，美國迅即宣告國際戰略和外交重心的轉移，以及日本緊急召開「經濟財政諮詢會議」，擬定爭取在2010年前分別與中、韓、東盟簽訂包括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經濟夥伴關係協定」（EPA），來對抗東亞一體化的發展看出一點端倪。

（本文為網路刪節版，全文將登載於〈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6‧夏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