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政治人物、媒體，乃至一般民眾，經常說出各種帶有種族或性別歧視的惡質語言。而當被羞辱的團體或族群提出抗議時，這些發言者的反應似乎都是制式的：「很抱歉，但我是無心的」。在他們心中，可能根本不覺得自己有錯；就算有錯，頂多是品味、語氣、禮儀上需要調整，更不會有任何法律或政治的嚴重後果。近日有關立委廖本煙指控「越南新娘可能有餘毒」的說詞引起抨擊的事件，僅是冰山一角。
廖本煙委員這種說法，明顯帶有貶抑的態度，以非理性且無根據的說詞明示或默示整個特定族群的低劣。這在歐美稱為仇恨語言或種族主義誹謗。國際法以及各國多以法律手段予以制裁。

例如，我國已經簽署並且批准的「消弭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即規定簽約各國應以法律「制裁」任何「宣稱某一種族或族裔較為優越或低劣」或「試圖正當化種族歧視或仇恨」的語言。

日前，美國某電台的ＤＪ只因廣播節目中提到身為非裔的國務卿賴斯時，不慎使用傳統上貶抑黑人的用語「大黑鬼」，即遭免職。舊金山一群警員參與製作歧視華裔的光碟片，立即遭到停職。共和黨前任國會黨鞭拉特，也只因言詞中稍稍、間接地觸及對種族隔離的緬懷，連布希總統都保不住他的黨鞭位子，黯然下台。以學術著作否定納粹大屠殺存在的英國學者，更是為奧地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

相比之下，台灣宣稱「越南新娘有遺毒，不宜鼓勵生育」的政客還能藉機增加媒體曝光度；那些動輒指稱新移民女性是來「增加台灣的負擔」或是暗示「菲傭常搞仙人跳」的媒體，無須擔心被告，是不是太有恃無恐了？

歧視語言所以必須受到限制，是因為它涉及「族群壓迫」的權力關係。當美國的黑人辱罵白人，那或許只是個別的語言衝突或修辭品味；但當任何一個白人，對黑人、亞裔、西語裔、阿拉伯裔或原住民這個族群身分咒罵或羞辱時，就形成了優勢團體在行使壓迫權力。

許多研究都顯示，弱勢族群遭到主流族群的歧視語言攻訐時，心理與生活會產生明顯且難以回復的創傷。每一次都等於是主流社會不斷提醒「你（們）是低劣的」。也正因為有這樣的權力不平等關係，傳統言論自由中的「觀念自由市場」無法矯正這類言論的惡劣後果—弱勢族群往往沒有能力「罵回去」，至少他們個人欠缺這種能力，而必須藉由法律制度或抗議示威之類的集體行動。

同樣的情形，當然也適用在台灣的新移民、原住民，與漢人新舊移民之間。主流的法律若是容忍這類言論，新移民永遠不會感覺主流社會願意接受他們。族群的隔閡，就會一直存在。

現行法律中雖有公然侮辱與誹謗的制度，但保守的司法實務上尚未承認「群謗」（group libel）。而人權基本法或各版本的族群平等法，也遲遲未能正視此一問題並排上優先立法議程。這樣的立法怠惰，不僅在平權保障上有所不足；對於已批准的條約遲未履行，也是國際法上的義務不履行。這造成的荒謬現象是：當你誹謗了一個人、兩個人，會受到法律制裁；但當你誹謗整個族群數千數萬人，卻成為「品味」問題！

最近一個契機，或許是正在立法院待審的民間版移民法修正案，它是目前唯一正視移民移住者的弱勢地位，並明文限制歧視言論的法律草案，更可作為將來相關立法的範本！期望激起的討論，能更刺激台灣的族群平等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