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者不應該在思想上，而應該是在現實中，也就是通過打倒他們的主人而變成自己的主人。他也不應該只同他的上帝在一起，而是要同他共患難的同志聯合起來……他不應該沉緬於自我，而是要研究如何對付他的敵人。
──布萊希特〈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


「白米炸彈客」楊儒門曾經有一段與拉美革命英雄切‧格瓦拉相似的生命經驗，也就是他的「腳踏車之旅」。他將旅程中的所見所聞、心情感想，收錄到其新作《白米不是炸彈》（以下簡稱《白米》）之中。不同的是，格瓦拉的《摩托車之旅》之所以成為他最廣泛被閱讀的著作，是由於其當代形象經過層層轉喻，僅存空洞的浪漫、叛逆形象而已；楊儒門作為活生生可行動、可思想的當代人，何以也具有如此類似的形象呢？原因在於他始終是一位孤獨的浪漫英雄，即便他直言否認：「不可能！在我的觀念裡，世界沒有英雄，有的只是踩著別人的血往上爬的混球罷了。」（p. 134 ）



 浪漫英雄的誕生

楊儒門自首後，積極聲援他的學者之一：文化大學楊祖珺教授在其譯著《傳播及文化研究主要概念（工具書）》中，有一個關於「英雄／英雌（hero /heroine）」的辭條：

〔英雄〕他們共同的特性，都是在面對逆境的時候，顯現出善良（goodness）的一面，同時也凸顯出我們的不足……英雄人物往往是透過二元對立的概念塑造出來的，將他們和道德腐敗的惡棍作一個對照。（楊祖珺譯 ，1997: 176，黑體及底線為原有）

《白米》一書的內容，主要就是在顯現楊儒門的善良，以及凸出其他人的不足。坊間已有的書摘或書評大多依此軸線讚嘆他的真誠、熱情、善良，從而反省自己的世故和「社會大眾」的冷漠。《白米》用了很多二元對立的敘事，映照出英雄的可貴，我們可以簡單整理出以下幾組二元對立：

強／弱 → 楊儒門／死囝仔、農民、小孩
善／惡 → 楊儒門／機車人、媒體、利益團體、WTO
熱情／冷漠 → 楊儒門／攪和角、社會大眾
叛逆／順從 → 楊儒門／一般人、主流
真誠／偽善 → 前觀、楊儒門／觀望、期待的社會大眾

這些二元對立都是以模糊的概念取代寫實，例如：我們無法瞭解「死囝仔」，只能隱約猜想他可能是原住民，知道他生長在單親家庭，有個愛酗酒的老爸，帶著三個小孩靠賣椰子汁過活，如此而已。其實「死囝仔」沒有說過話，所有的對話都圍繞在楊儒門對玉的興趣、插科打諢，以及書中一直似有若無的暗示楊儒門是位身懷絕技的游擊高手。這一切只讓我們更認識楊儒門，而不是「死囝仔」，就連最後「死囝仔」離奇的化為一抔白骨灰，也僅簡單的以「生病沒錢醫」帶過，其餘又是楊儒門的悲天憫人，對照出「攪和角」的優渥卻冷漠無情。「死囝仔」始終是個片面的角色，正如「攪和角」一樣，《白米》中只凸顯了他們非常狹窄而模糊的片面，成就了楊儒門的英雄特質。

再例如書中難得出現對農村描寫的片段，頁137至138的「西螺果菜市場」算是篇幅較長的，但是仍然不脫一般對農村的印象，像是「樂天而堅強的鄉下人」、「剩下老人和小孩」、「產地農產品的廉價」，此外，我們無從得知當地人如何看待自己和農村的現況？希望過什麼樣的生活？畢竟「樂天而堅強」也是楊儒門浮光掠影的描述，而非水果攤阿婆自己所言。在「西螺果菜市場」或其他提及農村的段落，總是楊儒門的內心獨白遠多於對農村現實的描寫；總是楊儒門對每個人形象的判斷，多過於他們自己的發言。沉默而被動的農村、農民，成了楊儒門抒發田園鄉愁的道具。

英雄主義除了反映特定時代人們對英雄的崇敬和膜拜，另一方面也附著了人們的期待和希望。在這個大量複製、大量生產的時代，缺乏個性的單調令人窒息，誰不想活得熱情、叛逆、真誠、善良，而且又具有可以「照顧弱者」的優勢地位？《白米》一書中呈現的楊儒門，正是人人心嚮往之的英雄，輔以勇於挑戰權威（機車人）、心性堅強的自我鍛鍊（吃魚、絕食、不怕關、不怕死），加上些許神秘色彩（游擊隊）和不太正經的言行，更成功的將過於優秀、道德的救世主英雄，轉化為符合市場口味，融合英雄／壞人形象的浪漫英雄。

近來關於反英雄／英雌（anti-heroes/ heroines）的現象。嚴格來說，這些角色的特色在於他（她）們也有弱點、腐敗、甚至於殘酷的一面，似乎應該是屬於壞人的角色。但是，似乎這是一種融合了英雄／壞人形象的另一種中間類目。也許你會想為什麼──其中的理由之一，英雄形象的市場已經飽和了，道德和優秀的形象也已經過多到陳腔濫調甚至乏味了。（楊祖珺譯，1997: 176-7）



 自絕於人的孤獨

從2003年11月楊儒門放置第一個「炸彈」並訴求「不要進口稻米」、「政府要照顧人民」以來，許多長期關心農業議題的社運團體及個人就組成了讀書會，開始進行農會與地方上的串聯。在2004年11月楊儒門「自首」後，則有更多的團體、個人投入聲援活動，藉由公聽會、訪調營隊、集會遊行等方式，企圖呼應、澄清、具體化楊儒門所提出的問題。直到2007年6月獲得特赦，特赦當天，楊儒門與媒體大玩捉迷藏，閃躲、迴避而無法談論其所宣稱關心的農業問題，且不僅楊儒門本人如此，聲援者也多有相同的困境，於是只好歸因於楊儒門個人木訥少言的特質，藉此一起逃避正面表述與批判的責任。畢竟楊儒門始終是運動的意外收穫，而非運動所催生，這幾年來也未及掀起一波持續性的運動與之結合，因此只有少數輿論嘗試與農業議題接軌，重點反而成為對楊儒門個人特質的雕塑。尤其在《白米》出版後，人們就鮮少將楊儒門與農業議題掛勾，幾乎全是關注其個人特質的難能可貴，或者（彷彿回到2004年）認為其手段過激。我們可以用《白米》中一段富有存在主義味道的話來概括：

介意別人怎麼說，重視別人眼中的自己，努力迎合別人喜歡的那一個我，一舉一動都像活在別人眼皮底下，任何一個小動作，都怕牽動別人敏感的心、易怒的靈魂，千掏萬挖，始終挖掘不出真實的自我。那個會哭、會笑、會搞怪、會捉弄、會關心、會尊重……單純的自我，其實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不再是社會機器、階級分治下半截的我，而是唯一、獨立、別人不可取代的我。少了自我，世界將不再完整，春天也不再降臨，生命漸漸枯萎、破碎、散去，沒有中心引力，一切將回歸渾沌……。（p. 70）

這段話道出了《白米》的主旨，就是在挖掘「真實」、「單純」的自我，整個世界因此而生，同時也以此為限。過於沉緬對「自我」的挖掘，所以無法真正去聆聽、去認識現實的苦難，更未能與其他人團結起來，共同研究、解決面對的問題，只能反覆無常的作些政治正確的宣稱：

人總是太自信、太主觀，以自己為出發點去衡量世界，有沒有用同理心，設身處地去考慮一下世上其他存在的人？孩童的高度所看見的世界和我們相同嗎？在主流價值觀以外的弱勢族群，他們的生活條件夠嗎？他們的感受為何？社會是否公平賦予每個人平等的生存權？現今的社會由少數人操控，大多數人只是盲目的跟蹤，簡化單一的思想形成一種集體的暴力與所謂的普世價值，隊伍中，當有人睜開雙眼、停頓、裹足不前，繼而提出質疑，脫離隊伍，這個人就得承受從四面八方而來的壓力與指責，說他破壞所謂的秩序，但有誰問過，秩序是誰定的？所謂的公平與正義不能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那公平與正義會不會是偽善笑容下的一種解釋，其實並不存在。（p. 199-200）

雖然一反常態的批判起「人總是太自信、太主觀，以自己為出發點去衡量世界」，但是即使跳脫這種自溺的狀態，也僅能達到產生「同理心」的高度，只會質疑「所謂的公平與正義不能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那公平與正義會不會是偽善笑容下的一種解釋，其實並不存在」，而不是追問為何有這麼多人會淪落到亟需人助，否則一無死所的境地。「同理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是楊儒門在2003年，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經具有的特質，所以他會捐錢給世界展望會，喜歡捐血助人。固然這些亦是值得讚許的行為，但歷經了這幾年的洗禮，特赦出獄後仍然只能說：「政府要照顧小孩和農民」；依然以自我的個性優先，眾人必須遷就之，而非勉力與共患難的同志站在一起。

楊儒門始終是自絕於人，孤獨的浪漫英雄，而《白米》則是喃喃自溺的獨白，恰如其書腰上的文宣文字：「聆聽，硝煙底下的祈求……他惦記著稻穗的重量」。讀者無法從《白米》中聽到任何祈求，只知道楊儒門應允了聆聽；讀者同樣不能得知稻穗的重量，只知道楊儒門正惦記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