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這個世界之外

　在中國現代史上一九五○年是一個重要的一年。經過了八年的抗日戰爭和四年國共內戰，中國人民蒙受了無法估計的生命、財產和精神損失，終於盼來了和平，贏得了全國統一。在這大局底定，人們開始重整家園的時候，在中國的大西南又展開了一場嚴肅的西藏解放運動。

　一九四九年末，中國的內戰已經接近尾聲，軍事上發生急劇的變化。西藏的上層統治集團已經感到事情不妙，有些慌了手腳。七月，他們在英、美、印三國的「國際友好人士」的策劃下，炮製了一齣令人啼笑皆非的「驅漢事件」。拉薩的葛廈（西藏政府）以「防止共黨滲透」為理由，通知南京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要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和眷屬限期離境，道經印度返國，還強佔了南京在拉薩的無線電台。在這舉動的背後是一個他們的如意算盤，以為把漢人一律趕走，就能相安無事，大可以關上門作其「獨立」的美夢了。豈料這件事正好使中國當局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警惕他們不可掉以輕心。四川西康解放不久，他們就著手在成都附近訓練特種入藏部隊了，準備於必要時採取軍事行動。

　新中國政府剛一成立，北京最高當局就決定了他們的西藏政策。原則上是使用政治方式解決西藏問題，非到萬不得已不使用軍事手段，還準備在西藏內政上作重大讓步，維護西藏宗教自由，不要求西藏當局立即施行政治改革。一九五○年的前半年，有關西藏問題的政治活動都集中在北京、印度的德里和加林旁（Kalimpong）、美國的華盛頓、紐約幾個地方。中國通過各種直接和間接渠道向西藏統治集團施加壓力，要他們從速派代表到北京談判。西藏方面則使用一種半推半就的拖延策略。一方面答應派代表團前往，卻又遲遲不行，一方面又在國際上施展花招，把希望寄托於美、英、印和聯合國身上，希望他們挺身而出，為「西藏的獨立主持公道」，甚至希望他們進行軍事援助或軍事干預。在這前後，西藏的國際遊說和干預已經進入了高潮。一九四八年初，西藏派了一個訪問團體，打著「西藏商務代表團」的幌子，到美國和英國等處進行活動，在華盛頓和倫敦聯絡感情，回來時也拿了幾張不兌現的支票。美英的原則，到必要時兩國可以考慮給予經濟上和軍事上的支援，但是，由於當時東西冷戰的微妙局勢，他們沒有對西藏作出肯定的承諾。一九四八年八月，美國的神祕人物勞埃爾‧湯瑪斯(Lowell Thomas)父子以私人名義祕密訪問拉薩，和西藏政要們有兩個月的頻繁接觸，回美以後，向杜魯門總統報告經過，小湯瑪斯發表了『在這世界之外』(Out of This World)一書，書中公開承認他們和西藏當局具體談到支援和訓練西藏遊擊武力、供應軍火、為西藏申請加入聯合國等問題。能具體談到這些問題，他們的「民間身份」就很可疑了。這些來自國際上的支持，雖然一時不能兌現，但也給了西藏統治者一劑定心丸。一九五○年前後，印度北部的小城加林旁忽然熱鬧起來，變成國際遊說情報人員的活動中心，其中有西藏統治階級的高層代表，美國人、英國人，印度人和中國人。他們的身份包括新聞記者，軍火商人，假商人，各國政府人員，代表情報人員，外交官等，不一而足。活躍於他們之間的首腦人物有當今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號召「獨立」運動的康娃‧澤旺饒登和赤江‧羅桑益西。英國方面則有英國和印度駐西藏專員理查遜(Hugh E. Richardson)和英國新聞記者帕德遜(George Patterson)。這些「國際友人」的主要任務是設法阻止西藏當局和中國談判，商談軍火生意，為西藏代表和西方列強之間作穿針引線工作等。在這樣的情形下，西藏政府就舉棋不定，左右為難，一再拖延派代表去北京談判的日期，認為需要等待，等待對他們有好處。


把格達活佛毒死

　到了一九五○年的下半年，中國方面認為和平談判已經完全無望，再拖下去便更會導致國際軍事干預的出現，便於十月毅然採取軍事行動，從當時的西康省向西推進，在金沙江東岸以強大兵力施行敵前渡河，朝著昌都方面進軍。昌都是藏東的重鎮，歷代以來，漢藏之間對這一地區有過多次的領屬糾紛，還在此地區進行過多年的戰爭。一九五○年前後，西藏當局已經料到這一地區可能有事，在昌都一帶作了軍事部署。當時，西藏正在積極擴軍，軍力已經有了十七個代本（團級單位），總數約八千到九千人。在昌都配置了五千人的精銳部隊，武器除步槍外，還有足夠的輕重機槍和少量的山砲，子彈供應充足，武器全部是英製，由印度供應，軍隊訓練均由英國人和印度人擔任，還配備了幾組美製的無線電台，由一個名叫福特(Robert Ford)英國人操使，實際上他是軍事參謀人員。當時在昌都的藏軍統帥就是現在北京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阿沛‧阿旺晉美。他原是西藏政府的一位噶倫（政務委員），接任統帥不久，戰事就爆發了。他本來對戰爭就沒有信心，是在勉為其難的情況下就任軍司令官的。

　在昌都戰役開始前不久，北京最高當局仍然沒有放棄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努力。正好這時有一個甘孜白利寺的格達活佛自動要求從甘孜地區前往拉薩，勸說西藏最高當局放棄武力對抗中國的政策，用和平手段達成統一。格達活佛是一個很有遠見的愛國份子，自知此行可能對他有很大的危險，但還是不顧個人安危而出發了。到了昌都就被親英人份子和那位名義上掌管無線電台的福特扣留了，不許他前往拉薩，在戰事接近昌都時，他們下了毒手，把格達活佛用毒葯毒死，事後還焚屍滅跡。後來在昌都戰役中，這位英國軍師和西藏軍一起被俘。在審訊中，他坦白承認毒殺格達活佛的事實，被中國判了無期徒刑，幾年之後獲釋，回到英國寫了一本回憶錄一類的書，書中一口否認他參與謀殺格達活佛的罪行，是否是出於「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心態呢﹖那只有他自己知道。

　格達被害後，中國方面知道和平已經無望，就於十月七日向昌都地區大舉進攻，幾天後把五千人的藏軍精銳部隊完全打垮，到了十月十九日這場昌都解放戰就全部結束。阿沛‧阿旺晉美率殘軍投降。照他後來回憶所說，被俘後自忖必死。根據藏人過去的經驗，每次和清軍或民國時代軍閥們的軍隊作戰，被俘的藏人很少有生還的。當初這些漢人軍隊的屠殺行為大致是真實的，並非藏人捏造，我們也無需替他們辯護。但這次使阿沛‧阿旺晉美感到十分驚訝，被俘的幾千個藏人官兵，非但沒有一個被殺，而且都得到了充足的食宿和醫療照顧，遣散前還給每人發了安全通行證和足夠的回家路費。中國部隊對戰俘和老百姓親切友好的態度使他們大為感動，由感動而衷心欣佩。阿沛‧阿旺晉美和他很多屬下後來堅絕反對分裂，全心全力為西藏回歸祖國而貢獻力量，可能在俘後不久就已下定決心。一個人到了因感召而改變認識的時候，他的改變常常是一百八十度的。四十年來，據我們所知，有千千萬萬的西藏人都作了這樣選擇。


勝方是北京和達賴喇嘛

　昌都戰役結束後，國際上有了一些反應。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華盛頓記者招待會上把中國在昌都的平亂行動說成是「侵略」，還說：「美國認為這是一件最不幸最嚴重的事件」。十一月十五日，紐約的「紐約時報」在社論中呼籲聯合國「進行干預中國在西藏的軍事行動」。同年十月三十一日，英國的「泰晤士報」也發表類似的論調，認為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要求是不正確的。在這些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言論的背後，都有一個不可告人的隱密：為了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西藏必須永遠置於殖民主義者的支配之下。他們的這隱私不只適用於西藏，也適用於今天的新疆、蒙古，甚至於台灣。

　昌都戰役也在聯合國大會中引起來一次小小的風波。美國為了要實現對西藏政府的諾言，想要在聯合國大會中提出譴責中國在西藏的軍事行動，但又不願為這件事和蘇聯在大會中針鋒相對，於是想出來一條妙計，慫恿南美一個蕞爾小國而和西藏問題毫無關聯的薩爾瓦多提出來譴責案，不料英國臨陣退縮，推說西藏問題的法律依據尚未清楚，而不願支持，印度更怕會引起中國的不快，也不願看到譴責案的通過，這事就這樣不了了之，反倒使美國碰了一鼻子灰。

　昌都戰役中，西藏軍隊的主力全部土崩瓦解，給上層統治集團帶來了分裂。以攝政大扎活佛為首的親外勢力，在他們的外國軍師策劃下，挾持了十五歲的達賴喇嘛於昌都戰役敗後，從拉薩逃到了藏南離印度邊境不遠的亞東，觀看動靜。這一舉動引起了在西藏政治上有絕對影響的三大寺的反對，他們的堪布（主持）到亞東和大扎活佛會談，展開了一場西藏統治階級的權力鬥爭。最後，大扎被迫交出政權，由達賴自己親政。過了不久，他們就派了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五人代表團前往北京，進行談判。

　談判是一九五一年三月在北京開始的。西藏方面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北京當局以李維漢為首席。談判中，因為各自立場不同遇到了一些困難，雙方都作了較大的讓步，大體上，談判是順利的。五月中談判圓滿結束，五月下旬，雙方在北京簽訂了有重大歷史意義十七點「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協議的主要精神是：西藏回歸祖國；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西藏實行民族自治；西藏保持現行政體不變；恢復班禪喇嘛原有的政教地位；維護宗教自由，保護寺院；發展西藏教育、農牧工商業；西藏政府應自動進行政治改革，中央不予強迫；中央統一處理外交事務；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選用西藏地方人士參加工作。協議中有兩個突出重點：一是「驅除帝國主義者」（第一條），一是不改變西藏政體和不強迫政治改革。驅帝是維護中國領土完整；不改變西藏內政是避免引起動亂，北京當局的用心是很良苦的了。這一回合的勝方是北京和達賴喇嘛，經過多年的對立，漢藏兩方又終於言歸於好；負方是西藏的分裂主義份子和他們國際友人，但他們並沒有因此罷休，已經早在著手安排下一步棋著了。



二、達賴排除了親外份子的反對

　十七點協議於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北京簽字，完成了中國除了台灣以外的全國統一。在這前後，以加林旁為活動中心的各路說客英雄又在開始表演他們的解數。西藏的上層分裂主義份子，以魯康娃‧澤旺饒登、赤江‧羅桑益西和索康‧旺清格勒為首的「獨立運動」領袖，在西藏和國際上展開了大規模的反統一的活動。駐在加林旁的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和逃亡到亞東的西藏政府聯絡頻繁，他透過了那位自稱是記者，但又身份曖昧不明的帕德遜，和美國進行了非正式的接觸，談判的結果是：美國歡迎達賴喇嘛逃離西藏，到一個東方國家組織流亡政府，於必要時，美國考慮給予西藏政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支援，協助籌組武裝游擊力量，但條件是西藏政府必須公開否定十七點協議，美方認為，有十七點協議存在，他們謀取西藏的企圖就會落空。與此同時，暗中鼓動達賴出走到印度的陰謀已經進入高潮，反華首腦人物索康‧旺清格勒等人在加林旁加緊籌備，必要時要透過外人的協助，劫持達賴離開亞東，前往印度。這時候，中國方面也在德里、加林旁和拉薩展開了他們一連串的磋商活動。中國駐西藏代表張經武於七月中到達亞東，會見了達賴喇嘛和其他政府領導，面交了毛澤東致達賴的親筆信。這時達賴已經親政，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自己要承擔這樣大的政治壓力，也真難為他，但他的表現很令人欣佩，他毅然排除了他左右的親外份子的反對，於八月十七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行動離開了亞東，回到拉薩，這一回合又是北京和向心勢力得到了勝利。

　同年十月二十六日，也就是達賴和他的政府從亞東遷回拉薩之後的兩個多月，中國武裝部隊進入了拉薩。這是十七點協議中所規定的，也是自清末以來中國軍隊第一次到達拉薩。

　從表面上看，問題好像都得到了解決，其實沒有。從一九五一年的和平解放到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層社會的武裝暴動，西藏一直是處於一種風雨飄搖危機重重的狀態之中。魯康絓‧澤旺饒登和他的同黨把他們的叛亂指揮中心遷到加林旁，加緊他們的國際活動，籌組西藏境內的游擊武裝，準備再度大舉起事。北京方面從一九五一以後採取一種溫和的觀望態度，以為西藏既已解放，事情總可以慢慢商量著解決。十七點協議中需要中央政府要做的，諸如維護宗教自由，保護寺院，發展教育，發展農牧工商業，成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吸收西藏籍工作人員等，均已在逐步實施。在解放後的頭八年中，中央方面在西藏境內投入了可觀的人力物力，修築了全長七千公里的康藏、青藏、新藏和拉亞（拉薩至亞東）公路，修建了拉薩河大橋，年楚河大橋，黑河大橋，拉薩水力發電站，鐵工廠，血清廠，皮革廠，汽車修配廠和日喀則的火力發電廠。此外還建立了幾所醫院，一大批中小學，發放大量無息農牧貸款，免費供應醫療和農具和救濟水災難民等項工作，都是些西藏人千百年來作夢也沒有想到過的東西。


五％的人佔有一○○％的土地

　這些早期的建設，比起八十年代西方快速飛躍的物質進展，是微不足道的，但當時也感動了千千萬萬的下層的農牧階級，從他們一向的「仇漢」一變而為「親漢」。西藏解放之初，入藏的軍事，民政和建設工作人員，在他們極端貧困的物質享受條件下，刻苦工作，默默耕耘，做出這些成績來，很快就爭取到西藏勞動階級的衷心同情和支持。有不少西藏人，在後來解放軍鎮暴行動中，自動出來效力，這就說明他們都是很有是非感和正義感的。但是，也正因為如此，西藏上層的僧侶和貴族階級感到了莫大的恐慌。像這樣下去，他們那享受了一千一百年的既得利益看情形就要保不住了。為維護他們的獨佔特權，他們也別無選擇，只有起來反抗一條路，但這反抗到最後還是歸於失敗，一九六○以後，隨著大刀闊斧的改革，他們的那個輝煌時代就永遠一去不返，幾十年前那種百分之五的人口佔有百分之百土地的罕有現象，在任何情形也不會再出現。

　到一九五九年武裝暴動時，十七點協議中規定西藏地方政權要做的，連一件也沒有做。尤其是關於政治改革的第十一條，他們不想，也不敢實施政治改革。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牧奴階級沒有得到他們所想望的解放，仍和以往一樣，在重重剝削中過著非人的牛馬生活，自然不免感到失望。中央也不願對上層施加壓力，很擔心那百分之五的地主階級會被逼得造反，但也許就是因為中央的這種委屈求全態度，放任了他們，鬧事者終於鬧起事來。一九五二年，在魯康娃和羅森扎西的操縱下，一個小集團在拉薩引發了一個小風波。為數不多的一夥人打著「人民會議」的旗號在拉薩街上示威遊行，包圍阿沛‧阿旺晉美的住宅，要求解放軍撤出西藏，反對十七點協議。這件事及時被官方壓了下去，沒有造成流血事件。事後，西藏政府在中央的壓力下宣佈「人民會議」為非法組織，並撤消了魯康娃和羅桑扎西的「司曹」職位。事情雖然沒有鬧大，但已是大暴風雨來臨的先兆。

　這裡我們必須指出一個事實。近一個世紀以來，西藏的上層統治集團一直是一個分裂的局面。跟外國勢力沆瀣一氣的是一個集團，傾向祖國的又是另一個集團。這兩派自二十年代起就已進行激烈的生死鬥爭。達賴喇嘛十三世本人就是徘徊在兩大勢力之間的一位精神領袖，最後，親英勢力佔了上風，他就毫無選擇地倒入他們的懷抱。他於一九三三年死去，由年輕的熱振活佛擔任攝政。熱振是一位開明而有遠見的人士，極力反對親英，上台後把葛廈中親英份子一律罷黜或判刑，也因此而種下了他在一九四七年的殺身之禍。熱振當政後主張和南京的國民政府恢復友好關係，因而自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一年他去職時，西藏和祖國維持了較為融洽的關係，較之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後的那種嚴重對立要好多了。熱振於一九四一年辭去攝政職務，一九四七年被捕下獄，同年在獄中慘遭毒殺，主其事者都是當時的親美英份子。他的被害和一九五○年格達活佛的被害是同出一轍，都在帝國主義者覬覦西藏的過程中做了犧牲者。和平解放後，西藏最高統治階層的兩大集團從未停止過鬥爭。和外國勢力勾結而得到實際的物質報酬的，除了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魯康娃和赤江等人以外，還有前攝政大扎活佛、葛倫宇妥‧扎托頓珠和夏格巴‧汪秋德敦等人。在傾向祖國的陣營中有班禪喇嘛十世、葛倫阿沛‧阿旺晉美、桑頓‧才旺仁增和堪窮‧索朗降措等上層領導份子。


西方記者的美麗謊言

　在海外的新聞媒介中，我們常常看到「西藏上層反華統治階級」這樣的字眼兒，這樣的說法很容易使人誤會，以為西藏上層統治階級一律都是反華份子。還有些西方新聞報導故意突出達賴喇嘛的精神領袖地位，而不提或貶低班禪喇嘛的地位。這可能是出於無知（根本不知道有班禪喇嘛的存在），也可能是別有用心。今天，事實證明，四十年來，搞西藏獨立的只是上層社會中的一小部份人。他們都因「反華」、「反共」而得到了豐厚的物質報酬變成一些西藏流亡人士所嚮往的一種高級職業，外國勢力所操縱也正是他們這一夥人。新聞報導中說他們代表西藏的大多數，那真是一個美麗的謊言，但這謊言也能騙得過大多數西方新聞讀者們，因為他們對東方事務知道得太少。（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