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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問題的背後(五) 

 張在賢(澳洲墨爾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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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海峽評論》第二十期—1992年8月號
十、一個謊言

  達賴喇嘛自傳的正書名是(流亡中的自由) (Freedom in Exile),副書名是(西藏達賴喇嘛自傳),用英文撰寫,一九九○年由英國Hodder and Stoughton出版公司出版。全書分為十五章,用第一人稱敘述他自己從出生到五十五歲的親身經歷,和他自己對人生、政治、宗教和哲學的認識和批評。文字平易流暢,是有趣味而可讀性又高的一本傳記文學著作,在目前以西藏為主題的西方對華冷戰中,這本長達三百頁有爆炸性的自傳成為一本世界暢銷書是可以預料得到的。

  在一些西方人的心目中,達賴喇嘛是一個活神,是「失去王座的君王」,是「受迫害者」。不問是否符合事實,這三個頭銜多年來已是流亡的達賴喇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政治資本。再加上他那一套美麗動聽的說詞,和他在國際友人策劃下進行的全球反華活動,使一些天真的西方人對他都十分傾慕,十分心折。這些都使他的自傳成為一本很賣錢的書。但賣錢並非他的主要目的,他在書中用了很巧妙的手法,瞞過一些對西藏有歪曲認識或一無所知的白種人,是這本書的最大成就,達賴本人也自然是很引以為榮。

  知道一些歷史的人看了達賴喇嘛在他自傳中所表演的戲法,都不難看出他的漏洞來。總起來說,一方面他在書中隱瞞許多事實,另一方面又歪曲了許多事實。歪曲事實等於是說謊,說謊是無法原諒的。

  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後,多年來在他的演講中、記者招待會中和自傳中,都口口聲聲說,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國,在政治上,和中國有過密切往來,但並非主從關係,自然從未隸屬於中國的版圖之內。在他這個認識下,中國中央政府歷代歷次派軍入藏都變成了無可饒恕的「武裝侵略」。一九五一年解放軍根據十七點協定進入西藏自然也是如此。這是一個天大的謊言。

  今天的西藏就是唐朝時立國的吐藩王朝。王朝創建者松贊幹佈於公元六四一年請求和唐室聯姻,娶唐朝宗女文成公主為妻。後來於公元七一○年唐朝和吐蕃王朝二次聯姻,唐宗女金城公主嫁給當時的吐蕃王赤德祖贊。這期間,漢藏兩族人民已在文化、經濟和政治上有了逐漸密切的聯繫。在唐朝的近三百年中,唐蕃會盟一共有過幾次,最早的一次是七○六年的神龍會盟,最後一次是八二二年的長慶會盟。長慶會盟碑至今仍保存於拉薩大昭寺前的石階旁。盟文中有「社稷山川如一,煙塵不揚,各安本土,互不侵擾」的話,是歷史上有名的「唐蕃舅甥和盟碑」,但這種會盟並不代表唐室和吐蕃王朝在政治上有主從關係,只是古代的一種「兩國友好互不侵犯條約」。有人把唐蕃聯姻和會盟解釋為唐時西藏已入中國版圖,這是很牽強的說法。宋王朝在武功上遠不及唐代盛時,只能和吐蕃王朝崩潰後的西藏各個封建地方政權維持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聯繫。今天的西藏真正隸屬於中國版圖是元朝建立前後開始的。成吉斯汗於一二三九年指派皇子闊端牽軍入藏,此後西藏就併入了元朝大帝國的領土之內。一二六○年和一二六九年,忽必烈兩次封喇嘛教薩迦派領袖八思巴為「國師」、「大元帝師」和「大寶法王」等封號,並指令把西藏全境交付給八思巴替元世祖治理。這位八思巴就是以設計「八思巴字母」蒙文新字而名滿中外的元代語言學家,他的字母在後來漢藏語言學上佔重要的地位。

  元朝在中央政府中設有宣政院,處理境內少數民族事務,宣政院之下設有一些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其中的三個是專司吐蕃事務的。朝廷規定各藏區人民均須向朝廷納稅和服徭役。明朝時也設立了西安行都指揮使,下設烏斯藏都司(轄今之西藏),和朵甘都司(轄今之青海和四川西部)。明朝歷代皇帝封西藏政教領袖封賜最多,主要是籠絡他們,使他們聽從明朝的管轄。明太祖於一三七二年封西藏噶舉派第二任領袖甲央為西藏法王,令其統治西藏。此後,歷代法王均由明室正式加封。藏族政教領袖對明帝的封號也非常重視,有了這樣的封號就可以鞏固他們在西藏的統治地位。十五世紀中,從西藏前往北京朝覲討封的絡繹不絕於途,每年有三四千人之多。明朝使用懷柔政策,未在西藏用兵。

  清朝初年,在北京的清王朝取得了他們在西藏的更加鞏固的統治地位。中央政府中設立了理藩院,相當於今天的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或蒙藏委員會。直接治理西藏的是駐藏大臣衙門,地位和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同等,代表朝廷總理西藏一切政務。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經幾次在西藏用兵,其中的一次是一七一九年清軍入藏驅逐侵藏的蒙古准噶爾部,另一次是一七九一年進兵日喀則擊敗尼泊爾的廓爾喀入侵部隊。這兩次用兵都是應西藏地方政府的請求。在遇有外國武力入侵時,西藏照例向北京要求出兵保護,這已是主從關係的明證。不幸的是,清朝末年國力一蹶不振,英帝國主義者於一八八八年和一九○四年先後兩次武力侵藏,沒落的清王朝自己已經岌岌不保,完全失去了援藏的能力。西藏人民只好派軍奮戰,使用火繩槍、大砍刀、弓彈和拋石器和手持洋槍洋砲入侵的英國遠征軍交戰。藏人在武器窳劣的條件下,兩次都作了持久的保衛戰,尤其是一八八八年的隆吐山戰役,藏軍英勇奮戰,堅持了五個月才告結束,戰死有四五千人,但英國也遭到很大的傷亡。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對兩次英國入侵,血腥屠殺,隻字未提,這又是為了什麼呢?後來於一九一四年,衣冠楚楚的英國紳士們在錫姆拉會議桌上大聲疾呼,為西藏人爭自治,爭獨立,他們如何可以忘記兩次血洗西藏的可恥罪行?

  一九一一年十月,中國國內發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這時候,達賴喇嘛十三世正流亡於印度,同年十二月在英國的印度總督的煽惑下,單方面宣佈西藏獨立,在英國軍隊的保護中返回西藏,駐藏清軍被迫解除武裝。這是西藏第一次上演「獨立」鬧劇,是屬於低姿態的一齣戲,沒有大張旗鼓,至少是沒有像一九三二年「滿州國」那一齣那麼有聲有色。

  一九一二年,在北京的袁世凱大總統宣佈西藏為中華民國領土,下令給四川督軍尹昌衝率軍入藏,討伐西藏獨立份子。英國人聽到了,便立刻派英軍三千人從印度經江孜進入西藏,又經由英國在北京的公使館向中國政府提出照會,抗議中國派軍「侵略」西藏。實際上中國軍隊還剛進入西藏境內,英國的三千人早已抵達拉薩。袁世凱在強敵壓境下也只好罷兵。此後的幾十年,中國本土一直陷於重重的內憂外患之中,和西藏地方政權之間只能維持了不即不離的曖昧關係。一九二四年,達賴十三在英國人的慫恿下挑起他和班禪九世之間的權力鬥爭,班禪無法立足,還是跑到北京去求援,北京那時正在軍閥混戰時期,那裡有能力幫他恢復他在藏的權利?只能讓他留在北京過流亡生活。

  一九四六年,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臨時國民大會,制訂中華民國憲法,西藏代表是參與其事的,但在大會表決憲法時,西藏代表又藉故不出席,表示西藏是否是中國領土尚有待商酌。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會中,達賴十四世和班禪十世自始至終都是出席的,在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時,他們也都投了同意票。事後,達賴還幾次發表熱情洋溢的談話,表示回藏以後要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貢獻。一九五九年逃亡到印度後,這些話當然也都一筆勾消了。但,無論如何,都無奈於西藏隸屬中國版圖的事實,因為那是從一二六八年元朝立國時就已確定了。一九五四年,達賴和班禪在人大中參與制憲,投同意票,也是對國家機體的一種嚴肅承諾,不是逃到印度後矢口否認就可以了事的。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和夏威夷是美國領土並無兩樣。夏威夷於一八八二年以前仍是一個由波裡尼西亞人建立的王國,有他們自己的女王。美國用了不光榮的政治軍事手段推翻了這個王朝,把夏威夷據為已有,但儘管如此,今天如果夏威夷土著片面宣佈脫離美國而獨立,也是美國憲法所不允許的。

  英國執行舊殖民主義政策時期,曾經就西藏歸屬問題和中國糾纏了近一百年,但從未說過西藏曾是獨立國。在一九一四年那臭名昭著的西姆拉會議上,英國提出許多無理要求,但仍承認中國在西藏有「宗主權」。十九世紀末,英俄帝國主義者勢力伸向中亞,發生利害衝突,一九○七年的英俄條約上也承認中國在西藏有「宗主權」,並同意有關西藏問題直接向中國政府交涉。中國自然不承認宗主權的立場,但最少表示列強沒有承認西藏是獨立國。最近的三十幾年,美國為了反華,也只在「西藏人權」的問題上糾纏,未曾公開主張西藏應該獨立。自一九七八年起,美國國務院曾經多次直接間接申明西藏是中國領土。一九八八年十月,國務卿舒爾茲在國會作證時說,美國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

  近幾年來,美國眾議院以派爾為首的幾個民主黨議員,對西藏的獨立運動十分熱心,在國際上為達賴的「獨立」主張大事奔走,促成了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達賴到美國國會人權委員會作證,發表演說,提出了他那很得意的「五點計劃」。在實質上,這個「五點」還是沒離開「西藏獨立」的基本立場,只是沒有使用「獨立」的字眼罷了。事情竟有這樣湊巧,「五點」發表後的七天,也就是當年的九月二十七日,拉薩發生了規模不小的喇嘛暴動,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十日在拉薩又發生同樣的示威暴動。幾次暴動中都有傷亡、放火、搶劫、逮捕的事情發生。這自然在西方又構成中國在西藏「踐踏人權」的「真贓實據」。但搶劫和放火的都是暴動份子,死傷的有一部份是藏族的治安人員。我們不能否定今天的西藏仍有「仇漢」、「反漢」的情緒存在,但是如果沒有來自喜瑪拉雅山南麓的流亡份子前來煽動和導演,遊行和暴動就鬧不起來。在西藏本土上鬧事,而且有傷亡,可以給流亡的達賴集團增加不小的聲勢,鞏固他們在海外的流亡地位。雖然是要花費一些成本,甚至犧牲一些天真的藏族同胞,對他們來說還是很有收穫。

  今年五月初達賴喇嘛和他的高級幕僚又到澳洲作第二次訪問。這是他最近配合美國友人發動的最新對華冷戰活動的一個環節。在澳洲的兩週期間,他一再聲明他是作文化宗教訪問,但在每一城市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和公開演講中,都沒有離開政治這個課題,而且一有機會就強調「西藏獨立國覆亡」的說法。在一些白種人的心目中,他在佛教(應該說喇嘛教)中的領袖地位和羅馬教宗在天教中一樣,一般人自然不會懷疑到他的誠懇,他也正好利用某些白人對他的尊敬而暢所欲言,不必計較說的是否都符合事實。

  他在西方國家的訪問,對他來說,每次都很成功,賺取了不少的同情和支援,但也暴露了西方社會多數人的「政治無知」,和少數人以反華為主,以反共為副的種族和政治偏見。

十一、西藏大帝國狂想曲

  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附了兩張使我們大開眼界的地圖,一張是亞洲大陸圖,圖中顯示西藏在亞洲的位置,另一張是西藏全圖。仔細看去,達賴喇嘛繪製的西藏圖竟比一般見於中外地圖集中的西藏大了許多,約為原來西藏的兩倍半到三倍。對照之下,不難看出「西藏大帝國」是怎樣膨脹起來的。

  在這張地圖上,原來青海省的全部,以及甘肅省的西北部和內蒙自治區的西部都納入了西藏的版圖,這樣一來,西藏在西北就和外蒙古毗鄰而居,蘭州也變成了和西藏接壤的邊疆都市。在東部,今天四川省大金川以西地區和雲南省的西北地區(包括大金川和金沙江交匯處以西,現在的麗江納西族自治縣、寧蒗彝族自治縣和中緬邊境高黎貢山以東地區)也都在達賴的地圖上歸入了西藏。另外一個值得注目的是西藏的東南和印度在歷史上有爭議的邊境,在他的地圖上都按著那臭名昭著的麥克馬洪線把原來應該隸屬西藏的土地一律劃歸給印度。這真是一張別開生面的新地圖,我們不得不慎重研究一下。

在歷史上,今天青海省的大部份就是王莽時代的西海郡,在唐初屬羌族的吐谷渾國。公元六六三年,吐谷渾為來自今天西藏的吐蕃國所滅。公元六七○年,吐蕃國出兵攻西域四郡(龜茲、于闐、焉耆和疏勒),唐高宗用薛仁貴為帥,率兵十餘萬人與吐蕃軍戰於今天青海共和縣一帶,唐軍敗績,只好罷兵講和。自此以後吐蕃國就把吐谷渾的舊地納入了他們的版圖之內,也就是今天的青海省大部份。從唐初至元朝立國的六百多年中,今之青海地區的隸屬因政治和軍事的演變而有過多次變化,並非都在舊吐蕃國的統治之下。元朝建國後把今天的青海、西藏和四川成都以西地區劃作一個行政單位,叫做宣政院轄地,但今天的西藏和今天的青海及四川西部分別屬於不同的宣慰司,在建制上,宣慰司都是平行的,彼此並無隸屬關係,而且都由宣政院直接統轄。達賴喇嘛所繪製的「西藏大帝國」地圖自然也是參考了這些史料,不過又加以歪曲罷了。實際的情況是自元代始,藏族的主體就從北從東退居到今天的西藏境內,留在青海和四川等地區的藏族,在近八百年的種族人口遷移的多種變化中,變成了一個絕對少數。

從近幾百年的人文地理上看,我們也絲亳沒有理由支援青海和四川大金川以西都是西藏土地的主張。下面我們用中國於一九八二的人口普查資料作一個說明:

  一九八二年的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數字顯示,青海全省總人口為三百八十五萬九千六百九十五人,漢族人口為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九百○九人,佔全青海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藏族人口為七十五萬三千八百九十七人,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十九‧三五,其他包括回、蒙、維吾爾等少數民族人口為七十四萬六千八百八十九人,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十九‧三三,幾乎和藏族相等。由此可知,藏族在青海的人口尚不到五分之一。

  四川省的全人口是九千九百七十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六人,漢族人口為九千六百○五萬一千七百一十六人,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六‧三,彝族人口為一百五十二萬六千七百○七人,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一‧五三;藏族人口是九十二萬一千九百四十八人,佔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九二,少於百分之一,而還在彝族之後,更是一個少數。在這種情形下,達賴喇嘛所繪製的「西藏大帝國」的地圖就變成一種遐想,我們姑且稱之為「西藏大帝國狂想曲」的前奏曲吧。

  一九八二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又提供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到一九八二年,居住於西藏自治區境內的藏族人口是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六百人,而居住於西藏境外(青海,四川,甘肅等地)是二百○七萬五千四百五十四人,兩相比較,西藏境外的藏人超過西藏境內藏族人口達三十一萬多人。

  讓我們假定,明天就讓西藏「獨立」,讓達賴喇嘛回藏恢復他的喇嘛王朝,那這住在西藏境外的二百零七萬藏人究該如何處理呢?若按達賴的構想,青海和四川西部等地都在西藏的版圖之內,這問題就不會發生,但青海和四川西部等地歸屬了西藏,這些地區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又該如何處理呢?是不是都要移入內地或其他地區呢?還是留在原地做達賴的順民?若按目前的省界為根據,西藏「獨立」後,這二百零七萬藏民是否都要遣返到西藏境內去呢?若有人擁護西藏獨立而又不主張遣返,這種「獨立」的主張就完全失去了依據。那豈不是「只許我打你,不許你還手」的強梁作風?

  我們今天在紙上和達賴打土地官司是無濟於事的,各說各話,很難談清楚誰是誰非。讓我找出兩個洋人來評判一下。在許多問題上,我本來很不信服洋人,但這次是一個例外。

  一九二四年,退休已久的前英國駐中國公使,約翰‧約旦爵士在「皇家中亞學會」的會議上發表演說時說:「按我的意見,西藏人的領土要求很不合理。他們要求把打箭爐(康定)和巴塘地區歸屬於西藏,誰都知道這些地區早已在中國境內」。約旦爵士當年做駐華公使時,在西藏問題上曾向中國提出許多無理要求,但退休後卻說了實話。

  另一個說實話的是當時英國的中國專家威婁畢准將。他在同一個學會的會議上說:「在我們歐洲地圖上把青海湖劃入西藏境內是錯誤的。在達賴喇嘛的統治下,西藏在東北方只伸展到唐古拉山脈」。這唐古拉山脈就是今天青海和西藏的省界所在。他們這兩個人的觀點等於是替中國否定了達賴喇嘛對青海和四川西部領土的要求。

十二、農牧奴是怎麼一回事?

  近三十年來,隨著國際西藏熱的升高,達賴喇嘛變成了一個重要的風雲人物,經常奔走於西方各大都市之間,發表演說,招待記者,會晤各國政要。每逢遇有這樣的場合,總不免要亮出隨身攜帶的「中國在西藏違背人權」這件輕型武器來,作用自然也是有一些,至少是達到了宣傳的目的。但是,使我們感到不解的是:西方媒體都只談中國在西藏的人權問題,把達賴過份渲染的控訴奉為圭臬,但沒有人談歷代達賴喇嘛當政時期的西藏人權問題。達賴在海外訪問時,對這問題則更是諱莫如深,遇有好奇的記者提出這種問題時,他總是枉顧左右而言他,從不正面答覆。現在讓我們越俎代庖,為他回答一些這樣的問題。

  西藏地處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稱,平均高度都在海拔四千公尺左右。這樣的地理環境造成了幾千年來西藏和境外半隔絕的狀態。在這種封閉條件下,西藏境內發展了他們特有的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類型。維持了將近八百年的「政教合一」和「偉大的農奴制度」(他們自己這樣說),都是在這半封閉的狀態中孕育出來的。

  簡單地說,政教合一就是一種用宗教支配政治的社會制度。歐洲在中世紀時也出現過類型不同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的政教合一起於十一世紀,到了十三世紀,八思巴當政時,政教合一制度已經臻於成熟。後來喇嘛教噶舉派掌握政權,規定僧侶為地方政權的當然執行人,並得到明朝皇帝的認可,此一制度就鞏固下來,一直到一九五九年達賴逃亡後才告瓦解。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和西藏的寺院制度和農奴制度是分不開的,在這種三位一體的情形下就產生了三大領主(僧侶、貴族和官僚)和農牧奴之間的階級對立。

  在過去西藏神權設教的社會中,法律上有明文規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等中又分上、中、下三級。這樣就出現一個三等九級制: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級劃分嚴格,不容有所變更,所以人一出娘胎就已承受了他父母傳下來的等級,貴族永遠是貴族,農奴永遠是農奴。上等人都享有世襲特權,下等人非但沒有任何權利,連人身權也屬於他們的主人。上等人中,喇嘛是第一特權階級,他們都屬於大大小小的寺院(共有二千七百多所),寺院都擁有多寡不等的土地。官吏都來自世家和土司家系,貴族也都是世襲的,也有從達賴和班禪家屬中升上來的,解放前,世家貴族約有二百家,其中最大的世家不到二十家。

  農牧民都屬於農奴階級,都沒有土地。全西藏的耕種土地有百分之三十七屬於寺院,百分之二十五屬於貴族世家,百分之三十八屬於各級政府,造成千百年來「耕種者絕無土地,有土地者絕不耕種」的世界罕有現象。寺院都擁有土地,以哲蚌寺為例,寺中於解放前擁有耕地五萬一千克(每克約為一華畝),等於擁有全藏耕地的六十分之一。該寺有莊園一百八十五個,牧場三百個,農奴二萬五千人,牧奴一萬六千人。每個莊園都是一個獨立的農業生產單位,由寺院派喇嘛或專人管理。

  農牧奴中又分「差巴」、「堆窮」和「朗生」三種。「差巴」是較富裕的農奴,耕種土地面積較大。「堆窮」是更窮困的農奴,生活比「差巴」還差,最壞的是「朗生」,「朗生」就是家奴,階級和奴隸相差無幾。「朗生」生下來的子女自然也都是「朗生」,永無翻身之日。農奴向業主繳納的租賦分為兩項。一項是實物租賦,就是農奴把收穫物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交給業主。另一項是勞役租賦,就是農奴在業主的自用土地上服耕作勞役。<註1>

  以下舉一個實例說明:

  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的一個農奴於一九五○年前後承領該寺土地四十二克,是較為富裕的「差巴」戶。這家農奴除了每年繳實物租賦之外,還要出一個全勞動力經年在該寺的自用土地上服耕作勞役。此外,從每年七月六日到十二月二十日,還要備另一勞動力為業主服勞役租賦。在這之外,該寺還規定他家出第三個勞動力給寺院服役六十天。<註2>

  農牧奴除了向業主繳納實物租賦和勞役租賦之外,還需要為業主服兵役和其他雜役。地方集團或寺院土司之間有了械鬥或戰爭時,業主徵招農奴為他們當兵打仗,還要自備武器和馬匹,戰死或負傷的沒有撫恤。服勞役藏語叫做「烏拉」,種類繁多,除了耕種之外,還有建房、搬運、送貨、揹水、揹人、砍柴、煮飯、做家中雜務等,不一而足。服勞役時還要自備馬匹、工具和飲食,完全沒有報酬。

  農奴不經業主許可不得脫離農田,逃跑者一經捕獲,要受嚴厲肉體處罰。地主有權審訊他們的農奴牧奴和判罪,有的寺院和莊園都有自己的牢房。肉體處罰有鞭笞、拷打、割鼻、挖眼、砍手砍腳、剝皮、凌遲等等。常見的刑具有槍刀、皮鞭、皮巴掌等。

  農牧奴終年勞動也難得一飽,生活痛苦自不待言,但這些善良溫和的受害者對於他們的不幸遭遇,大多都採取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態度,個別的反抗是常見的,大規模的暴動在本世紀前一半也有過幾次,但都被統治集團所摧毀。奴隸們沒有大舉反抗是喇嘛教起了穩定作用。藏人絕大多數信仰喇嘛教。他們深信,享福和受難都由前世註定,今生的受苦是前世為非作歹的報應,反抗是不濟事的,這種認識大大緩和了西藏的階級對立,西藏的特權階級才得無憂無慮地統治西藏近一千年。

  據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顯示,解放前的西藏人口約是一百一十萬,農牧奴人口在一百萬左右,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僧侶貴族只佔百分之五,另外的百分之五是奴隸、匠工、乞丐等,他們的地位比農牧奴還低。

<註1>所謂自用地就是業主在分配土地時,把產量高的土地留給自己使用,但自用地上的耕種勞力全部由農奴負擔,作為向業主繳納勞役租賦。自用地上的收穫全部歸業主所有。
<註2>這個個別例子見於Melvyn C. Golstein所著"A History of ModernTibet"一書之第三頁至第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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