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台灣光復八十周年座談會】

今年是台灣光復八十周年，同時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暨中國對日抗戰勝利八十周年。兩岸不可分割，始終血脈相連，這不僅是歷史事實、法理事實，也是文化、經濟、生活上的事實，不會因為一時的政治紛擾或政客挑撥而改變。我們應當正視，「台灣光復」已八十年，我們不能始終在家門口徘徊，不能因為外國勢力的干涉而遲遲不敢邁步。我們誠懇邀請各位朋友，一同紀念「台灣光復八十周年」，緬懷台灣抗日先民和全民族共同抗戰的英勇先賢先烈，為即將到來的台灣光復節慶，共譜一首讚歌。

■日期：9月20日(六) 下午1:30-5:0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三樓 3A會議室
（臺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座談會主題：紀念台灣光復八十周年
1. 台灣光復與青年歷史教育
潘朝陽（中華奉元書院理事長）
區桂芝（中學教師）
周 湧（勞動黨副發言人）
2. 台灣人抗日事蹟
藍博洲（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張健豐（歷史研究者）
莫那能（夏潮聯合會評議長）
■策劃：台灣社會共好論壇籌備會
■主辦：夏潮聯合會/人間出版社/辜金良文化基金會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

「轉型正義」在台灣雖然頗為時尚，也非常「政治正確」。但是「轉型正義」概念本身，由於沾染了島內政黨惡鬥的黨派色彩，導致以「轉型正義」為名義的法案與機構，並沒有獲得廣泛的社會共識，甚至有可能還成為社會裂解的始作俑者。今年的白色恐怖秋祭大會提出「反對新威權、兩岸要和解、紅利同共享」的主題，表達了許許多多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及其家屬的共同心聲。針對當前兩岸的政治困局、台灣的社會困境，秋祭大會也提出一份宣言，呼籲台灣社會正視台灣的困局與困境，共同找到一條解救之路。

以下是秋祭宣言：

一、 我們主張「轉型正義」除了「歷史正義」外更應該包括「分配正義」、「居住正義」、「勞動正義」、「原住民土地正義」等一切站在普羅大眾立場的正義觀，並全面批判與清理島內的「殖民有功論」、「反共國策」與「去中國化史觀」。

二、 我們認為承認兩岸同屬一中的「九二共識」是保證台灣安全的根本，為落實民主人權與社會和解等轉型正義的核心理念，我們正告執政當局應立刻停止以「國家安全」為名義的各種違反人權的修法與做法，並徹底修正由戒嚴時期違憲法令借屍還魂而來的「國家安全法」。

三、 我們支持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應該由「補償」改為「賠償」，並無差別、無歧視的對待包括外省籍受難人及其大陸家屬在內的一切受迫害者，以同一賠償標準、同一賠償方式獲得真正的司法平反。

四、 我們反對全面以「冤案」形式對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除罪化」，而抹煞了政治受難人當年以各種形式反抗威權體制的正當性與正義性。

五、 我們呼籲「促轉會」的組成與運作必須經得起社會的檢驗，而不是淪為政黨的「政治提款機」，加深台灣內部族群的撕裂，成為台灣社會的亂源而陷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及其家屬於不義的局面。

讓我們一起向台灣的執政當局提出呼聲：

1、遲來的正義不能扭轉為黨爭工具。
2、內戰敵對是白色恐怖的歷史根源。
3、記取歷史教訓，揚棄內戰思維。
4、促進社會和解，珍惜兩岸和平交流。

——記2018年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秋祭活動

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台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

「1020馬場町秋祭活動」適逢六張犁棄葬區發現25週年，因此活動現場同時舉辦了「紅色青春、白色恐怖」圖文展，內容包括「秋祭活動的舉辦史」、「六張犁無聲的證言」、「白色恐怖平反運動」，以及介紹受難人事蹟的「青春戰鬥曲」等四個部分。希望透過圖文展的舉辦，在秋祭活動現場讓參與的公眾進一步明瞭白色恐怖發生的前因後果，以史為鑒，知未來興替。

今年的「秋祭」提出「反對新威權、兩岸要和解、紅利同共享」的主題，主要是政治受難前輩們有感於政黨輪替兩年多來，台灣內部更加對立，兩岸更加緊張，經濟更加蕭條，希望透過秋祭活動公開向執政當局，向台灣社會提出建言。誠如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林燿呈總會長在秋祭現場致詞時所指出：「互助會的受難前輩與家屬作為白色恐怖的見證者，確實感受到目前執政的民進黨不斷地利用並製造兩岸的緊張情勢，以國安名義打壓『異己』，『抹紅』政治對手，甚至試圖限縮人民的權利。」同時，更讓前輩們不安的是，兩岸的敵對恰好是過去台灣「威權政治」的溫床，而當前兩岸關係由過去8年的和平發展轉成冷對抗，甚至有可能進一步惡化的情況下，台灣離新的「威權政治」還遠嗎？台灣人民能不警惕事態的發展嗎？

2018年的秋祭恰逢台灣地方選舉進入最後的競選階段，「人心思變」幾乎是本次地方選舉的主旋律。其中所思之「變」就是希望台灣能夠擺脫投資不足、長期低薪、觀光收入銳減等經濟停滯的困局。而事實也證明了，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台灣經濟活絡的重要因素之一，任何在政治上進行兩岸對抗的企圖，都會使台灣經濟受到傷害。因此，今年秋祭提出「兩岸要和解」、「紅利同共享」的訴求，正是有感於台灣民眾人心思變，人心望治，人心望富的企盼。但是，令政治受難前輩感到惋惜的是，執政的民進黨當局到如今還不能正視人民求安全，求發展，求富裕的合理要求，假借推動轉型正義謀黨爭之利，不僅刻意迴避歷史真相，甚至還在用「兩岸對抗」來消費台灣的民主選舉，還在販賣兩岸的政治仇恨，還在鼓動族群間的隔閡。白色恐怖受難人及其家屬不得不在秋祭活動中，站出來呼籲台灣社會不要再被「仇恨政治」綁架，只有相互的理解與開放，才是台灣避免不斷沉淪的解藥。

今年的秋祭活動現場，不但有鹿窟案的受難遺族代表發言，也有青年代表、勞工代表與原住民代表針對秋祭主題、兩岸與台灣現狀發言。同時，也有詩人楊渡、李疾、詹澈等為秋祭寫的詩，分別由少年朗誦隊、工人朗誦隊獻詩。還有由遺屬、遺孀、女工、新住民所組成的「和平歌詠隊」獻唱「青春戰鬥曲」等歌曲。

與會者包括來自台灣各地的四十多位五零年代政治受難人前輩與四百多位家屬，青年學生與社會人士外，國家人權館陳俊宏館長與促轉會葉虹靈委員也全程參加了秋祭，同時來自各界的民間社團代表，工會代表也到現場向受難前輩致意。

12月3日，美國總統川普推出被稱為30年來最大規模的減稅改革方案，主要內容涵蓋調降個人及企業所得稅、逐年廢除遺產稅、公司稅課徵基礎改為「屬地主義」、未匯回海外盈餘視為已匯回且課徵一次性稅率，以及廢除公司最低稅負制等。消息一出就立刻引起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騷動，擔憂美國稅改會刺激美國全球企業將匿藏海外估計高達2.6萬億美元的未稅盈餘匯回美國，並帶動美國海外直接投資回流，造成各國資金外流壓力，加速各國貨幣貶值和刺激大規模的減稅競賽。

事實上，美國政府的稅改政策並非從今天伊始，早在冷戰時期為了因應嚴重國際收支赤字，抑制資金外流，在1963年和1981年先後推行過兩次大規模的減稅政策。上個世紀六〇年代，美國的貿易順差雖有大幅增長，但由於海外軍事干涉和援助計劃，加上私人資本為了減少稅賦，紛紛把海外盈餘轉投資到繁榮而又高利率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導致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持續惡化。當時的甘迺迪政府一方面為了避免用美國資產（黃金或其他財貨）來清償國際收支赤字；一方面為了抑制失業率上升，拒絕以提高利率、緊縮貨幣來抑制國民消費和國內投資，反而採行降低企業營利所得稅的方式來鼓勵投資，但由於歐洲國家的主要稅收是銷售稅，所得稅向來低於美國，反而造成長期資本大量流向歐洲共同市場。

雖然國際收支赤字對美國國民經濟並非一無是處，適當的國際支出赤字恰恰是「通貨膨脹輸出」的絕佳手段。但是，但在「美元/黃金匯兌體制」下，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增長，意味著黃金儲備的流失，也就意味著美元國際地位的動搖。一個沒有了黃金保證的國際貨幣體系，它的固定匯率是釘在紙上，而不是水泥牆上。1971年5月，國際貨幣體系在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重壓下開始走向崩潰，德國、荷蘭、比利時、瑞士和奧地利等國宣布關閉外匯市場。8月15日美國政府被迫宣布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布雷敦森林貨幣體系瀕臨解體，其代價就是先進工業化國家經濟成長陷於停滯，導致以凱因斯主義政策和福特制為手段，以高工資、高就業為契機的內向型積累出現破綻，加上兩次石油危機，出現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現象，也就是「滯膨危機」。

80年代以英國的佘契爾政府和美國的雷根政府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就是為了因應上述的危機而出現的。雷根政府，一方面高唱「強大的美國」復活挑起和蘇聯之間的軍備競賽，以「軍需凱因斯主義」替代「福利主義」來進行內部積累，並引誘蘇聯消耗國力使其陷入崩潰局面；一方面高唱自由主義經濟，廢除對資本流動的規制和高稅賦，削減高所得累進稅率和財政赤字等手段，與佘契爾聯手在世界範圍內推動國營企業私有化風潮，為資本全球化剷平基地。雖然雷根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抑制了通貨膨脹並且刺激了景氣循環，但也帶來了利率上昇和美元升值，導致美國的經常帳赤字和財政赤字擴大化，引發在經濟停滯下的金融投機、國際貨幣和證券市場的混亂。影響所及，不僅是美國國內經濟，也把整個世界經濟拖入停滯和混亂的深淵中（例如，1997年東亞金融／貨幣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雷根主義開啟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的序幕，埋伏下今天在全球範圍，特別是在美國社會財富兩極化的難題。根據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歐巴馬執政期間，美國1%的富人已經掌握了美國社會40%的財富。2017年，40%的美國民眾幾乎處於無資產狀態（不擁有任何股票和房地產）；70%的民眾只佔了社會7%的財富。這和1970年的情況剛好相反。1970年，美國前1%的富人只佔全美國財富的9%，中產階層佔全社會人口的比率為61%左右（最高曾達70%左右）。

川普的崛起，號稱代表著在過去30年多年來資本全球化過程中被邊緣化的中下階層利益，是美國底層民眾（不單是白人，還包含非裔族群）對全球化菁英的反撲。但弔詭的是，川普所提供的稅改方案，表面上是雨露均霑，實際上金字塔頂端的富人才是最大的受益者。根據美國國會稅收聯合委員會的估計，在2018 ~ 2027年間，新的稅改方案將為美國家庭及企業減稅1.4萬億美元，其中有超過60%的利益將由收入最高的1%群體所享有，最低收入群體的稅負將略微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稅負幾乎不變，較高收入群體的稅負卻將減少。因此，西方一些觀察家把川普稅改稱之為「富豪民粹主義」，就是說，這次稅改只符合大資本的利益，而非美國社會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在推動税改的過程中，川普政府始終援引前總統雷根的減稅政績作為說帖，高舉「雷根經濟學」的大旗。所謂「雷根經濟學」是假定通過減稅降低商業活動的障礙能鼓勵民間投資，讓市場取代政府主導經濟活動，資源能配置在更有效率的地方，使生產者能以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務，消費者也會從中受益。因此，雖然稅率更低，稅收反而會增加。但是，1963年和1981年兩次稅改的時候，美國還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基地，但今天主導美國經濟的是華爾街金融資本主義，川普稅改就算能夠有效的吸引美國海外資金回流，大部分資本可能流向金融資本，而非實體經濟，是否還能兌現雷根經濟學所謂的「滴漏效應」，實在可疑。

更何況，正如某些學者指出，「雷根經濟學」之所以奏效，並不在供給學派所提供的方案，而在於美元霸權體系。後者利用財政與貿易雙赤字政策，造成美元大量的溢流海外，提供美聯儲在大規模地放寬了貨幣政策的同時，又能成功控制通貨膨脹的條件。倘若川普的稅改政策無法帶來美國稅基的擴大，以今日美債高達20萬億美元，美元霸權體系岌岌可危的現狀而言，或許會是埋伏下一波金融危機因子。我們竭誠的歡迎美國回到實體經濟，通過製造業的振興「讓美國再一次偉大」，讓美國人民重新加入全球勞動大軍共同為人類社會創造物質福音，而不是重蹈過去數十年來通過美元霸權體系和金融操作大搞通貨膨脹輸出，掠奪全世界人民的勞動成果，挑動地緣政治安全熱點，重啟軍備競賽發戰爭財，卻將全球秩序推向新一波金融動盪和軍事對抗的深淵。

人是時代的產物，不管是無意識地接受規訓，或自覺的批判與反抗，甚至是汲汲於名利的推波助瀾，沒有人能自外於歷史，都帶著時代的印記。余光中在文學中的鄉愁敘事，在那個兩岸隔絕，「反共無望」的年代，安撫著許多被禁錮在島嶼暗夜焦躁不安的靈魂，與同樣被阻隔於對岸不得返家的台灣同胞遙念故鄉的〈鼓浪嶼之波〉相互映照，共同記錄了近半個世紀民族分斷的悲哀，深沈而悠遠，本就是中國近現代文學翻不過去的一個章節。但是，為什麼詩人對彼岸鄉土的想望，卻要用對此岸鄉土的禁絕作為代價，相信連詩人自己都說不出個道理來。

1977年8月，在國民黨反共文化旗手彭歌一連串點名指控陳映真、王拓、尉天聰、楊青矗、黃春明等人的鄉土文學是在鼓動「地方意識」、「省籍問題」和「階級矛盾」的系列文章之後，余光中緊接著在《聯合報》發表了〈狼來了〉一文，大量引述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觀點，藉以說明台灣鄉土文學的思想根源，影射台灣鄉土文學是大陸的「工農兵文藝」，並在文末強調「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

在那個反共肅殺的年代，就連「馬克吐溫」的藏書都會被認為是「馬克思的弟弟」而被捕入獄的荒謬的年代，詩人的語言是何等的殺伐陰狠。新儒家大纛、一生反共的徐復觀在《評台北 「鄉土文學」之爭》一文中就尖銳指出：余光中「之所謂『狼』是指這些年輕人所寫的是工農兵文學，是毛澤東所說的文學，這種文學是『狼』，是『共匪』。」「這位給年輕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拋到頭上，便會人頭落地。」幸好，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文學整肅運動，在胡秋元、徐復觀與鄭學稼等人的仗義庇護下才悄然落幕，但甫發新苗的現實主義鄉土文學就在人人自危，「除了荒蔓的恐懼和義忿，一無所有。」（陳映真語）的處境下日益衰微，也讓自認為可以「當千年作家」的余光中留下永世不滅的污點。

有人說，「當年余光中〈狼來了〉一文所反映的，無非是一個外省籍反共人士內心的擔憂，對鄉土小說專談作品中反映的社會病態而不談小說藝術的疑慮」「這些論戰的言詞或許過於操急，但無非是反共理念的展示，並非反對文學中對台灣本土的書寫。只不過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時代，他的疑慮造成了政戰系統的戒備。」2004年，余光中在接受廣州《羊城晚報》的專訪中也自我辯解：「去港不久，因為我在詩中批評文革，招來左報、左刊的圍剿，攻擊我的文字當在十萬字以上，致我的心情相當孤憤。」「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麼整肅運動。」其中，還扯出他曾向當年權傾一時，主控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告密陳映真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公案」。

對此，陳映真先生的回應值得我們深思。他在〈惋惜〉／余光中〈向歷史自首?〉一文中，敘述了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新文學的心靈和精神上劃下至今猶未癒合的傷口，以及戰後台灣在外力介入所建立的反共國家安全體系，如何將二、三〇年代以降至四〇年代末的臺灣的和大陸的文學、哲學、社會科學非法化。以國家安全爲名的密告、政治上的冤、假案泛濫，恨共、仇共的教育不知何時轉化爲對中國、中國人的醜詆、怨恨和對立。時至今日，這慘痛的民族傷口，因缺少反省、清理的條件，不但至今不曾痊好，而且一方面任人強加勒索性的昂貴軍購，把自已捆綁在別人的戰略前沿利益，一步步癡狂地走上危險的民族內戰。

陳映真表示，應該把余光中先生1977年的〈狼來了！〉和那「一封長信」擺到這個框架上來認識，而不是個人恩怨。他認為「在交織著民族內戰和國際冷戰的歷史，人受其影響，限制了認識力，做出了遺憾的言動，是很可以理解的。」因此，對於余光中先生的歷史問題，陳映真先生願意以「歷史主義」的認識，「即從人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的歷史影響去面對。具體下來，從戰後內戰與冷戰的雙重結構和民族分裂對峙下的臺灣，理解余光中先生的〈狼來了！〉和那〈一封長信〉，並且從今日回眸面對過去的余光中先生的態度，去清理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留下的傷口。」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之所以甘冒「死者為大」的不諱重提舊事，不是要揭人之短，我們要追究的不僅是個人在歷史過程中的是非功過，而是那個制約人的認識與行為的時代構造，以及探討這個構造是否依然支配著我們的今天，乃至我們的未來。鑒諸於近日來綠色執政所推出的一連串國安法案和粗暴的作為，我們能不感慨，或許，一個詩人死了，一個時代過去了，但國家恐怖主義的政治肅殺並沒有遠逷，只不過依然是在「反共國家安全」的藉口下，更加的理直氣壯而無所顧忌。新黨的王炳忠等四位青年朋友被以違反國安法搜查拘提，就是一個案例。

當歷史的傷口不被清理，被壓迫者一旦穿起壓迫者的朝衣，兩者的面貌又是何其的相像，甚至更加猙獰。

何副秘書長認為，目前為數一百多萬家的中小企業體系，養活了相當多的人口，且是支撐台灣高就業率的關鍵。去年十二月的「一例一休」修法，對中小企業的衝擊非常大，現在修法是要給中小企業緩衝時間與喘息空間，在過程中讓它們慢調適，否則結果就是關廠、倒店，進而讓台灣走向大資本大財團壟斷的經濟模式。所以，她認為民進黨現在是執政黨，如果把有關勞動議題在內的在野主張全面落實，會與社會現實有所扞格，落入「左傾幼稚病」的窠臼。

撇開這樣的表述，無疑是公開承認蔡英文的競選承諾不過是一場「高明的騙術」不說。探究何秘書長的原意，應該還包含兩個層次：一是、中小企業一直以來都是民進黨的社會基礎；二是，過去的一段時間來，民進黨的政策悖離了這個社會基礎。因此，如何通過修改僅僅執行九個月的「一例一休」，在勞動政策上「回饋」這些傳統的支持者，就成為當前黨內應該務實和勇敢面對的問題。

何副秘書長的發問，一語中的，確實指出民進黨當局在「一例一休」勞基法修惡所面臨兩面不討好、進退失據的困境，並企圖提出一套「反壟斷」的政治修辭來為行政院當局緩頰。但考察民進黨的前世今生，她所說的或許是個「真問題」，但絕對是「假命題」。當前民進黨在政策上與中小企業群體最大的扞格是出在兩岸政策，而不是出在勞工政策。只有勇敢的面對和修正民進黨的「兩岸對抗路線」，回復兩岸關係的正常往來，才能防止台灣製造業在東亞分工中與大陸的產業鏈斷裂，以及，因陸客驟減而造成旅遊餐飲和流通零售業的蕭停，而不是在已經乾癟得不成人形的勞工身上榨油，借以攏絡中小企業群體的選票，反過頭來抑制了在地消費的能力和需求。

黨外民主運動時期的「民進黨」（主要是美麗島系），確實是伴隨著土地改革之後日漸崛起的中小企業主的不滿情緒，以及都市中間階層日益增長的民主要求而發展壯大。1949年國府撤退來台，為安置隨蔣介石政權轉移來台的170餘萬人，阻斷了台籍人士的發展機會，加上隨後的土地改革和農村破產，導致喪失封建土地保障的地主階級菁英，只有引進日本所淘汰的工業設施或產品代理，才能取得營生的手段（日後發展成數以百萬計的中小企業主），否則就只有淪為勞動階級的命運。土地改革，以及隨之而來的勞力密集出口導向工業化，在冷戰東亞分工美日台三角貿易結構下，造就了七〇年代黨外民主運動「親美、媚日、仇蔣、反共」的基本性格。

再加上，七〇年代美國採取「聯中制蘇」的戰略轉移，將大陸納入世界市場，台灣就成為冷戰反共堡壘上鬆脫掉落下來的第一塊磚頭。為了因應這個變局，銳意革新的蔣經國，一方面通過十大建設來實現石化、鋼鐵兩大產業的重工業化（第二次進口替代）；另一方面推動行政革新並啟用台籍菁英，試圖以「親美、反共、革新保台」來延續其政權的合法性。但由於石化、鋼鐵工業先天上存在著原料和市場「兩頭在外」的產業特性，位居金字塔上端的一次加工（黨國資本）和二次加工（民營資本）又享有壟斷利潤。因此作為台灣出口大宗，在量上又佔台灣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小企業，既要滿足上游工業的壟斷利潤，又要獨自承擔國際市場的價格風險，便日漸匯流成為一股反對黨國資本、反對壟斷事業的社會力量，成為何秘書長口中不離不棄的政治基礎。

但是，這個社會基礎早在上個世紀八〇年代，就與解嚴後的民進黨逐漸分流。八○年代中期，台灣中小企業在台美貿易談判、台幣升值的壓力下，大舉轉移到中國大陸，代表中小企業利益，具有濃厚反壟斷情緒的「美麗島集團」日漸喪失其經濟基礎。長期享有壟斷利益而日漸坐大的民營企業集團，表面上維持著對國民黨政權的拳拳服膺，暗地裡卻開始資助「美麗島辯護律師團」的個別成員，並將之扶持成為反對運動的政治明星，奪取民進黨的領導權。再以民進黨作為其政治上的代表，利用美國霸權國家在全球範圍推動新自由經濟的大氣候，以「民營化、自由化、去管制化」為口實來挑戰黨國資本的壟斷地位，藉以染指一級產業（如輕油煉解、煉鋼廠）、金融服務業和航空運輸業等經濟戰略的管制高地。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國企民營化和二次金改，正是民進黨悖離中小企業，向大資本財團靠攏的體現。

如今，留在台灣為數123.5萬家的中小企業，85%是流通零售與餐飲服務業，早就不具有反壟斷的政治色彩。少數堅持在製造業領域的廠商，也是以和大陸台資企業維持垂直分工和水平鏈結，透過零部件和中間原料的出口，每年在兩岸貿易中為台灣爭取到近千億美元的順差。他們的命脈是建立在兩岸關係和區域一體化，而不是「勞基法」。對此，中研院學者林宗弘就指出，「台灣的經濟結構已改變，中小企業逐年衰退、萎縮，原因跟現在要推的彈性工時政策更毫無關係，即便現在做了也無法改善他們困境；但民進黨卻抱著經濟舊思維，不但救不了中小企業，還犧牲了年輕的勞動者，這樣只會再犧牲一個世代，導致惡性循環。」

坦白說，相對於工資問題存在著個別行業甚至個別企業的差異性，工時問題作為一種法的的規定，具有普遍性，最能體現出一個社會的階級分化，以及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勞資爭議一旦涉及工時問題，資本家和勞工就不再是以個人的身份，而是以一個社會集團的身份在捍衛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的整體利益。也因此，通過工時鬥爭，一個政治組織、一個黨派的階級屬性就毫無保留的暴露出來，很難隱藏。捫心自問，民進黨政府惡改勞基法，將台灣的勞動標準退回到十九世紀的血汗化，真的是為了帶有小生產者反壟斷性格的中小企業請命嗎？今天的民進黨還是昔日那個代表中小企業利益，想要跟工農階級聯合搞「反壟斷聯盟」的民進黨嗎？

事實的真相恐怕是，民進黨以照顧中小企業主的利益為口實，召喚民粹來鎮壓勞工，藉以模糊化民進黨早已暴露的，向金融與工業寡頭靠攏的階級傾向；抑或是，在堅持「兩岸對抗政策」導致本土製造業面臨與大陸分工斷鏈的危機下，企圖割勞工身上的肉來餵養資產階級禿鷹，以成就民進黨長期執政的「功德」。何副秘書長口中說的「左傾幼稚病」，要不是引喻失義，就是睜眼說瞎話。

中共十九大所展現的格局和氣象可以視而不見，美國總統川普亞洲之行卻無法掉以輕心。川普為期12天的亞太之行是歷屆美國總統之最，前後卻只談兩件事：一是藉口朝鮮軍事威脅，向東北亞軍事盟友兜售軍火；一是「重新設定」中美關係，以平衡貿易逆差為口實，大發貿易財。亞太之行充分體現了川普本人「現實主義」的決策模式和商人性格，一切以「美國利益為優先」。非但一反選前對中國的諸多指控，還多次盛讚習近平的熱情接待，更絕口不提前任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只是臨去秋波的在出席APEC峰會時提到「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區域」（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略作姿態。

美國東亞政策的現實主義轉向，對於一向打算依附在「美日軍事同盟」的羽翼下來跟北京叫板的民將黨當局來說，無疑是一場災難。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中拒絕承認「九二共識」，意圖在「區域和平與集體安全架構」中處理兩岸關係的假想，至此可以說是全面落空。民進黨的災難還不僅於此，不只是在中美台三角關係中押錯寶，在對內政策上也犯了「殺破貪」。轉型正義清算黨產，企圖一舉打趴國民黨，執事者卻急功近利，逾越了行政與司法的憲政分際；軍公教年金改革自毀基石，政府機器鬆脫掉鏈士氣低迷，基層公務員就等著看民進黨政府出糗。現在，就連「一例一休」的勞工政策也棄甲曳兵，蔡英文一句「勞工是民進黨心中最軟的一塊」恐怕將成為今年度最大的政治笑話。

按照行政院所提出「一例一休」的修法版本，如果立法院通過，未來勞工可能要一天上班12小時，而且在極端的情況下，可能連續上班24天不休假。從草案來看，勞資雙方只要完成「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等程序，即可使得各行各業勞工連續工作12天休2天，輪班間隔休息時間自11小時調降為8小時。可以試想，勞工每天上完大夜班，休息8小時後接續上早班，這樣連續12天的血汗模式是合法的，而過勞的健康危害後果，卻是由勞工自己承擔。

對此，陳水扁時代的新自由主義旗手、民進黨首席經濟顧問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張清溪以契約自由角度指出，依照憲法第23條，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政府不得現制人民權利。其中，人民工作權也是受保障的，因此，限制人民工作、加班的「一例一休」或「7休1」都是違憲的。他基本上反對政府擴權干涉人民自由。這種觀點就和有人主張「人有自願為奴的權力」，政府制定「使人為奴隸罪」是違反人權也違反憲法規定的工作權和自由權一樣的荒謬。奴隸主愛護他的奴隸，就像愛護他的牲口一樣，因為那是他們的財產，餓著凍著都意味著是奴隸主私人財富的損失。人民想要吃飽穿暖，政府不能反對他們有當「奴隸」的自由。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教授的倡導下，「一個人是另一個人的奴隸」的時代或許是結束了，但是「一個人是一切人的奴隸」的時代，或者，更具體的說，是「一個人是一切掌握資本要素的人的奴隸」的時代卻從此拉開了黑幕。

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勞動力作為一種商品，其價值規律與一般商品沒有兩樣，都是由生產與再生產這種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勞動力再生產是以維持工人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為條件，因此，工資作為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換形式，決定於維持工人及其家庭物質文化生活所必需的那一部分生活資料的價值。資本家在經濟停滯與危機階段，刻意壓低工資進行不等價交換，迫使工人為了維持基本生活所需而延長工時，執政者再以「工人喜歡加班」為口實，放寬法定工時的規定，實在是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彌天大謊。

其次，所謂的法定工時，指的是由國家法律規定的各企業普遍實行的工作日。在現行資本主義的體制下，法定工時的確定，通常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長期鬥爭的結果。這裡存在著一個二律背反：在等價交換下，資本家既然足額的付了工人一天的工資，他就認為有權利佔有工人一天的勞動，在一個工作日的範圍內最大限度的使用勞動力；而工人出賣勞動力的前提，是必須保證明天他還有同等質量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再賣給你。工作日的任意延長，將侵佔工人成長、發育和維持健康所需要的時間，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堅決反對過度延長工作日，要求把工時限定在一定範圍內。因此，工作日的現實長度，就取決於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力量的對比，其解決方式要不就是國家介入，制定最低限度的勞動保障法令，以防止社會再生產的破壞。不然，就只有訴諸革命，用一套新的國家型態和法的規定來解決問題。

台灣的問題出在於，1984年頒布實施的「勞動基準法」並不是台灣工人作為一個自為的階級進行抗爭的成果，而是美國為了調整東亞分工，打算把勞力密集產業擠壓到中國市場，從而通過台美貿易談判強行施壓的結果。所以當美國東亞政策再度轉移，不再強調以提高勞動標準來平衡台美貿易，勞動基準法就形同具文，任由資本家和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表蠶食鯨吞。這就說明了兩件事情：一、台灣工人自發性的組織力量薄弱，受雇勞動者的工會參與率只有7%，在總數140萬家的企業中，只有4.96%的企業有開過「勞資會議」。雖然，台灣在發展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體系的同時，也發展了數量龐大的現代無產階級，但是，過去在反共軍事戒嚴體系下，歷史提供他們走上社會舞台的條件，但是卻沒有提供他們走上政治舞台的機會；二、台灣的工人做為一個自在的階級，必沒有發展成為掌握工人階級世界觀的自為的階級，進一步用他們自己的形象來創造歷史。解嚴後，廣大的受薪勞動者在國家和資本的雙重壓迫下，長期停留在經濟鬥爭，不自覺的成為藍綠惡鬥的群眾基礎，模糊了自身的階級意識和立場。

我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活在怎樣的一個時代，但起碼不是19世紀。在那個血汗工廠的時代，為了防止工人階級的反抗，還有勞動檢查員代表著英國政府在維持一個最低度的勞動標準和起碼的「社會正義」。馬克思在撰寫「資本論」的時代，歐洲的工人運動已經爭取到10小時工時制的自由，今天台灣的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上的扈從，卻在爭取12小時工時制的自由。看來，我們確實不是活在19世紀，根本是活在「前現代」。

上個月底，中共19大閉幕。26日蔡英文在出席「兩岸交流30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致詞時，呼籲「兩岸的領導人應該秉持圓融中道的傳統政治智慧，尋求兩岸關係的突破，為兩岸人民創造長久的福祉，並且永遠消除敵對及戰爭的恐懼。」並將打破兩岸僵局的「老兵返鄉探親」納為己躬，說是「民進黨做為一個在野黨，對兩岸關係邁向正常化，所做的第一份努力」，強調「海峽兩岸應該展現新的思維，透過雙方的各自努力及共同合作，為區域的和平及繁榮發展，為全球化的持續推進及改善，也為兩岸共榮發展的美好願景，做出貢獻。」言詞愷切，但卻昧於事實。

蔡英文在講話中細數民進黨在「老兵返鄉探親」和「三通直航」兩岸開放交流上的諸多貢獻，但卻刻意遺忘當年為老兵返鄉呼籲奔走的費希平、傅正、林正杰、楊祖珺等人是如何被視為「統派」除之而後快？也閉口不談「老兵返鄉促進會」何文德與王曉波為何連袂與中華雜誌、夏潮聯合會和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籌組中國統一聯盟，公開站在「台獨黨綱」的對立面？更絕口不提主張「大膽西進」的前主席許信良是如何被污名化而幾度進出民進黨？就連受命奔走兩岸，企圖建立綠營與北京高層對話關係的洪奇昌，也因呼應蘇起的「九二共識」而遭新潮流除名。捫心自問，今天的民進黨，真的是蔡英文口中那個「以人民為本的兩岸政策的核心理念」的民進黨嗎？

最近，綠營大老許信良、張俊宏拋出邀請習近平來台的議題，希望通過兩岸領導人的直接會面，共同商討如何解決兩岸問題。許信良認為，「馬習會」就是建立兩岸領導人直接處理兩岸事務的先例，以後可以變成常例，成為處理事情的機制；蔡英文呼籲兩岸建立互動新模式，正是「由兩岸領導人在既有的政治基礎之上，突破過去的禁忌，處理兩岸事務，解決兩岸僵局」。對此，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在回應時表示，要想解開兩岸關係目前的僵局十分簡單，就是台灣當局回到承認「九二共識」、認同兩岸同屬一中這樣的政治基礎上來，兩岸才有可能開展良性互動，推動兩岸關係持續健康發展。

大陸學者黃嘉樹日前在「學習十九大對台工作指導思想學術研討會」中指出，雖然習近平「兩岸關係融合發展」尚未寫入十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但他認為「融合的思維概念和範式已被納入到和平統一的工程設計思考之中。」黃嘉樹指出，大陸對和平統一的路徑模式的探索發生了從「招安型統一」到「融合型統一」的轉變。早期大陸提出的「和平解放」、「一綱四目」等對台政策主張，實際上和古人的和平統一模式區別不大，本質上是以「招安」的方式來處理割據局面，主要的工作對象是在台灣佔有統治地位的「上層人士」。隨著兩岸形勢的變化，大陸對台戰略思維漸漸走向一條「融合型統一」的新探索道路。「融合型統一」直接以台灣2300萬人民為訴求對象，既要爭取上層人士，更重要是爭取民心、轉變民意結構，為統一後降低治理成本所預做的民心基礎工程，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工作思路。

從「招安思維」到「融合發展」，說明了中共在十九大以後對台政策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不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基本路徑不變，但在具體的做法、思維和對象上起了巨大的變化。舉例來說，對比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的政治報告，我們可以輕易的發現，整個《十九大報告》就明顯少了三句話：一是，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二是、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三是、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前景。上述的三句話，都是建立在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上，通過兩岸當局的「對等協商」才得以實現。少了這三句話，民進黨政府在《十九大報告》中就沒有「位置」，所剩下的只是習近平強調「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政治宣示。

中共《十九大報告》所消失的「三句話」，清楚的標示著，只要當蔡英文政府拒絕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北京當局就不可能將台灣當局視為是「平等協商」的對象，從而轉向台灣人民直接喊話，強調將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尊重台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台灣同胞生活方式，願意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當前兩岸關係陷入「冷對抗」的僵局，民進黨內的有識之士提出「蔡習會」的倡議為兩岸關係緩頰，固然是用心良苦，但希冀在沒有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強度關山，就顯得是一廂情願的無濟於事。

兩岸和解，迎來解嚴；

解嚴三十年，也是兩岸和平交流三十年。

回到對抗老路，只會再現下一個戒嚴體制。

針對文化部將於7月15日舉辦「715解嚴日紀念會」，邀請本會在內的政治受難人相關團體共同出席紀念，本會第十五屆第八次常務代表會決議拒絕參加，發表聲明表達拒絕出席。聲明如下：

我們認為，執政當局當前的國安政策，包括不承認九二共識，漠視維持兩岸和平交流的政治基礎，推動「保防工作法」，意圖緊縮人身自由，言論自由，遷徙自由等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人權，推動去中國化的文化台獨政策…等等，在在緊縮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無異走回反共戒嚴時期對抗與敵對的老路。對戒嚴期間乃至解嚴三十年來追求社會民主、經濟公平，以及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而奮鬥犧牲的廣大民眾而言，不僅是最大的瀆辱；同時是破壞和平，激化兩岸關係對抗與阻礙社會發展的主因。

今年是台灣地區解嚴三十年，同時也是兩岸從「戰爭狀態」轉為開放交流的30年。回顧歷史，對日抗戰勝利後，由於國共兩黨對國家發展道路的爭議，演變為全面內戰，打出新民主主義的共產黨取得最後的勝利，當時主政的國民黨將中華民國政府搬遷到對日抗戰勝利後收歸中國版圖的台灣，復加受到國際冷戰的外來干預，才有所謂的「動員戡亂」和長達38年的戒嚴，以及伴隨而來對台灣社會民主與進步力量的壓殺。

我們是戒嚴體制、白色恐怖歷史的受難者，也是國共內戰歷史的見證者，我們認為紀念解嚴30週年必須誠實面對兩岸關係的歷史脈絡，也應深刻體會兩岸關係與台灣社會的政經發展所具有的緊密關聯。

歲月推移，歷史長河已遠離了內戰慘烈肅殺的歷史場景，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也將兩岸推向和平交流的進程。同時，島內的政治民主化改革經過好幾世代同胞的奮鬥傳承，也實現了常態化的政黨輪替。

今天在解嚴30週年的紀念日，我們呼籲台灣的執政當局，不能只談所謂的「轉型正義」卻漠視兩岸關係的歷史正義，唯有確認兩岸同屬一中的法理關係，重建兩岸和平交流的政治互信基礎，如此才能維護得來不易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局面。

民進黨全面執政已逾一周年，蔡英文民調「雪崩式」下滑至新低，乃至於不敢出面發表「周年談話」。過去一年來蔡政府種種政策，已開始引發全面性的民生危機，食品安全方面企圖開放日本核汙染食品進口、擬放寬農藥檢驗標準、經濟和產業陷入空轉、勞工低薪過勞血汗依舊、汙名化軍公教的年金改革甚至引起社會對立與不安、轉型正義出現「保防法」和「反滲透法」的歷史反動倡議，引發倒退回「反共戒嚴體制」的社會隱憂，「親美、媚日、仇中」的政治操作更讓兩岸關係走上「冷對抗」的回頭路。

種種現況都已經表明，蔡英文在大選前就喊出的「維持現狀」不但是一句空想，並且也已經全面破產，不斷丟出的改革議題只是以虛耗來掩飾社會全面倒退的煙幕彈，這才是蔡英文民調「雪崩」的根本原因。社會改革需要基礎，但蔡英文政府卻在改革的同時不斷拆毀它，年金改革剝奪了軍公教與勞工對人生未來的期待，於反對力量的汙名化阻卻了社會大眾自體制參與政治的途徑，原住民成為轉型正義口號的裝飾品，在弱勢的結構中繼續沉倫，走不出去的新南向政策使得島內產業參與國際分工的斷鏈，媚日的意識型態則使台日漁業談判節節退敗、福島核食進口使民眾健康遭受威脅、在日本右翼團體支持下大舉復建的日本神社更混淆了文化認同。更重要的是親美的政治盤算，使蔡英文寄望以對美軍購換取區域保護傘，不惜掏空政府財源以潛艦自造，大力建軍來加入美日聯盟，自甘淪為美國東亞戰略的棋子，卻毫無準備地在川蔡斷線後成為棄子。綜觀以上種種蔡政府執政周年的困局，可看出蔡政府已禁錮在利用島內外的矛盾發動全面性對抗的權謀思維中，導致社會基礎全面「雪崩」。

我們認為，台灣社會縱有前述種種矛盾待解，根本仍歸結於經過政黨二次輪替後，已突顯出台灣代議政治的失能，在「維持現狀」的迷思中，下一輪政黨輪替亦不可期待。台灣的政黨政治、兩岸關係與國際地位，在長期的冷戰桎梏中的偏安格局，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過去8年來的兩岸關係的「去冷戰化」，是台灣60多年來唯一跳脫內外被動格局的和平發展期，而蔡政府全面執政一年多的社會崩壞，終將迫使整個台灣社會無法再以「維持現狀」為藉口，來逃避思考台灣出路的政治選擇。唯有回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道路，才足以重新夯實社會基礎、化解結構僵局。蔡英文在任滿周年仍未交出的答卷，固然面對的是兩岸與世界的提問，但其實最需要答案的卻始終是島內民眾。

因此我們呼籲：

一、蔡英文政府應承認「九二共識」的「一個中國」政治內涵，重建兩岸互信，維護與鞏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

二、台灣社會應尋求藍綠政治格局之外，能反映中下層民眾訴求、基及促進和平統一的政治聯盟，以擺脫既有政黨輪替僵局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