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冬奧會共有92個國家和地區參賽，韓朝體育代表團排在第91個，也是最後一個入場。這是韓朝雙方自2007年長春亞洲冬運會之後，時隔11年再次共舉「朝鮮半島統一旗」入場。1998年，南韓實現了歷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甫就任韓國總統的在野領袖金大中，延續他在七〇年代初所提出分「和平共處、和平交流、和平統一」三個階段，實現朝鮮半島統一的構想，推出「陽光政策」並放寬南韓企業對朝鮮投資的限制。「陽光政策」雖因沒能擺脫美韓軍事安全架構而不被朝鮮當局全面認同，但在政經分離的基礎上，仍然開啟了雙方民間交流與重啟對話的契機，推動南北之間的和解與合作，同時也促成了朝韓體育代表團在2000年雪梨奧運開閉幕式上，首度共持「半島統一旗」攜手進場的歷史畫面。

令人遺憾的是，「陽光政策」雖然經過金大中、盧武鉉兩任領導人的努力，不僅在2000年、2007年兩度成功的與朝鮮政府在平壤舉行高峰會談、召開「民族統一大會」，並先後簽署了《南北共同宣言》、《民族統一宣言》和《北南關係發展與和平繁榮宣言》。但是，2008年由美國本土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風暴，卻打亂了朝鮮半島的和平進程。隨著美國東亞戰略朝向「亞太再平衡」的對抗政策轉移，2010年朝鮮半島爆發了迄今真相不明的「天安號」沉船事件，隨後就傳出繼任韓國總統的李明博與歐巴馬達成協議，將美國歸還韓國戰時指揮權的時間推延到2015年底（朴槿惠就任後再度推遲到2020年），接下來便是一系列劍指朝鮮的美韓聯合軍演行動。朝核危機再度升溫，「陽光政策」就此胎死腹中。

朝鮮半島問題向來被視為是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火藥庫之一，它的歷史起點雖始於1910年日本對朝鮮的併吞，但其邏輯的起點卻與美國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戰略利益息息相關。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美國為了擴展海外市場，一方面在東亞扶持日本作為利益代理人，抵抗英、法、德、俄等列強；一方面在發動美西戰爭，佔領菲律賓和關島作為武裝基地，提出「門戶開放」政策，染指中國。因此，時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1872年在美國駐日公使德朗的引薦下出任日本外交顧問，並提出日本應先兼併琉球，再以保護「國民」的名義攻打台灣的倡議。根據日本海軍部的檔案顯示，李仙得在1873年提供給日本軍部的備忘錄中指出，「日本、朝鮮、琉球、台灣這個半月形地區，在日本領導下，將是亞洲現代化的重心，為了亞洲未來的繁榮，日本向台灣用兵，既是應然，也是必然的（日本海軍部JN-R34-F44937-451873文件）。」從此開啟了日本進行戰爭積累和侵略東亞的野心。

正是在李仙得的精心擘劃和美國戰爭物資的的供應下，日本有恃無恐的發動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並於 1910 年8 月迫使朝鮮政府簽訂《日韓合併條約》，正式吞併朝鮮。日本吞併朝鮮後，搞「武斷政治」，實行憲兵、警察統治，大肆進行土地掠奪，扼殺民族資本的形成與發展；強制施行奴化教育，禁止朝鮮人學習和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不准講授朝鮮的歷史和地理。再加上象徵民族獨立的朝鮮皇帝李熙突然中毒死亡，爆發了朝鮮人民追求民族獨立、民主解放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史稱「三一運動」。

這個歷史起點，意味著朝鮮民族的命運將取決於外部環境的變化和內部結構的重建。首先，在外部環境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導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帶動了世界範圍內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興起。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解決戰後問題的「十四點計劃」中，就包括了殖民地「住民自決」的主張，鼓舞了殖民地受壓迫人民追求民族獨立的新思潮；其次，就內部結構而言，受到日俄戰爭的衝擊和日本的侵略的影響，朝鮮半島內部的社會及政治權力體系七零八落，「三一運動」被鎮壓後，朝鮮半島內外就冒出了至少5個「民國臨時政府」。其中雖以1919年在中國上海成立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較具代表性，但由於內部派系紛爭，實際工作又脫離人民群眾，他們只能將恢復國家獨立的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而朝鮮半島以金日成為代表的反日武裝鬥爭，主要分散在中國東北和蘇聯東部，受到中共和蘇共的影響較大。這種社會破碎使得朝鮮人民一直缺乏領導民族自救的核心，再加上對外部力量的過度依賴，埋伏了戰後朝鮮半島政治分裂的禍根。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達會議中達成以北緯38度線為界，由美國軍隊和蘇聯紅軍分南北兩路出兵朝鮮半島對日作戰的協議，決定了南北雙方在美國和蘇聯的支持下，於1948年分別建立了「大韓民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局面，導致在1950年爆發試圖以武力統一半島的朝鮮戰爭。1953年交戰雙方簽訂停戰協議，38度線再度成為朝鮮半島的軍事分界線，更成為朝鮮人民半個多世紀來不可逾越的鴻溝。冷戰結束後，東亞出現和平局勢。美國一方面加強對半島的攻勢，企圖將冷戰期間建立起來的美韓聯盟、美日軍事同盟連成一氣；另一方面對朝鮮採取軟硬兼施的方針，試圖將朝鮮納入美國所設計的發展軌道。朝核危機正是這種和平趨勢與霸權邏輯對撞的產物，隨著美國東亞戰略的轉移而時起時伏。

有鑑於此，為了防止這個危機朝向軍事對抗升溫，文在寅在入主青瓦台之後，展現驚人的智慧和靈活性，一方面藉口獨島問題和慰安婦爭議，巧妙的推遲了美日韓軍事同盟的進程，避免激化鬥爭；一方面繼承金大中的「陽光政策」表達重啟接觸、談判的意願，推動朝韓關係改善。平昌冬奧，在金正恩釋出善意的前提下，順勢利導讓睽違已久「朝鮮半島統一旗」重現江湖，正是文在寅在處理朝鮮半島問題上試圖保持一定程度獨立性的展現。

歷史的發展，雖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其內在規律也只有通過人的自覺活動才能夠表現出來，因此，一個領導人或政治集團的器識和擔當就不可避免的，在一時一地，對歷史的進程起促進或阻礙的作用。看著朝韓運動員手持「朝鮮半島統一旗」混合編隊入場，成功地緩解了一場劍拔弩張的代理人戰爭的畫面。我們是否應該問問蔡英文當局，只要是對人民有利、對維護兩岸和平有利，為什麼要害怕對岸的善意？

支持與反對，兩造雖各有所執，其實是一個事物的兩個面向，反映出台灣社會看待大學價值的工具化傾向：一部分人認為，高等教育的衡量標準是學生的技能獲取和就業安置。當台灣高等教育面臨少子化和全球化的衝擊，選校長就像一間好公司選CEO，我們不再需要「傅斯年」。行走於產官學綜合體的「管爺」，絕對是台大校長的不二人選；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教育職司意識形態再生產，一所好的大學不僅要向青年人提供精準履行其社會分工的各種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將具有支配地位的價值、規範和觀念體系制度化，將青年人整合進入主流的文化，藉以維持其政治體系的賡續。民進黨好不容易全面執政，蔡英文的「台灣價值」才是主流，台灣大學怎可背道而馳。

平心而論，此番台大校長遴選所引發的諸多爭議，什麼利益迴避的程序正義和論文抄襲的學術倫理都只是虛像，當中所涉及的藍綠惡鬥和省籍矛盾的憯台詞也不是問題的根本。當整個社會失去了「集體價值」的追求，標榜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大學精神就不再是一個社會所必須捍衛的殿堂，這才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台灣是一個分裂的社會，如果整個社會都在比腕力，看看誰的牙齒尖、爪子利，誰就能夠決定價值、詮釋真理，那麼我們就不該期待大學校園會是現代叢林裡的一個例外。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大學。

台灣大學的建校，肇始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旨在於將台灣收編為日本帝國南進擴張基地，培養南進人才。為了配合南進政策，台灣總督府一方面積極的充實高等教育內容，著重於熱帶醫學、商業和農業研究，以及華南一帶資源與語言的調查，以培養南進人才；另一方面，全力推動「皇民化運動」廢除漢文，強行推行「國語普及運動」，並於1943年開始實施義務教育制度，獎勵「國語家庭」，以求達到台灣人民「皇民化」的目的。

在這一段時期，知識青年面對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剝削和社會上的不公平待遇，其民族意識非但沒有在帝國主義同化政策的催折下消滅，相反的，通過近代的科學教育，接受了新的知識、文化和思想，歷史性的掌握了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理論武器。1943年，受到「開羅宣言」的鼓舞，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為軸心的學運份子開始串連集結，投入反法西斯戰爭行列，並積極籌畫各種「響應祖國抗日、迎接台灣回歸」的活動，爆發了1944年「台北二中學生與謝娥反日事件」。隨後，日本憲兵隊更以「研讀漢語、習國語、抗日」的名義，在北部校園大舉逮捕郭琇琮等近千名抗日愛國學生，造成學生領袖蔡忠恕、雷燦南的犧牲。

戰後初期的學生運動，正是以這次的檢舉事件做為前史，以台北帝大醫學部學生領袖郭琇琮為中心，成立戰後台灣第一個自發性的學生組織——「台灣學生聯盟」。遺憾的是，台灣同胞歡欣鼓舞所迎接來的祖國，畢竟是一個被封建地主、官僚以及買辦資產階級所把持的反動化的中國，因此，「台灣學生聯盟」在尚未形成統一的組織和行動綱領的時候，就不得不投入戰後台灣最大的一場民眾自發的抗暴事件——「二‧二八事件」。在事件中，絕大多數未經組織生活洗禮的青年學生慘遭殘殺；郭琇琮、陳炳基、吳克泰、葉紀東、楊建基、陳金木等自日據末期便已活躍於反帝人民運動當中的學運份子則轉入地下，認同「紅色祖國」。根據藍博洲先生的調查，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犧牲的校園菁英，光是台大和師院兩校起碼就有100人以上，而目前已公布的資料中有案可考者，就有88位。戰後台灣學生運動的主要領袖：許強、鍾浩東、郭琇琮等知識菁英，也都在這場肅清中慷慨犧牲。

回顧歷史，不管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反帝民族民主解放運動、光復後的「二二八人民起義」、還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肅清，以及繼之而來的，在長期軍事戒嚴體制下的黨外民主運動中，都有台大師生為了正義和真理挺身而出的身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是台灣大學除了學術貢獻之外，之所以在台灣人民心中享有崇隆而不可取代的地位的根源，是前人用他們的青春和鮮血所堆疊起來的榮耀。

反觀今日的台大，校地佔了台灣百分之一的土地，每年享受超過160億的政府預算，並掌控台大醫院一年新台幣300億至360億元的收入。在時代變遷下，大學的地位與功能已逐漸庸俗化，向企業募款、向政府要錢、向學生收錢，開EMBA教企業主如何快速撈錢，活脫是一個金錢所堆疊起來的殿堂。一座文學院的人文館幾十年還搞不定，最會賺錢的校友倒是為電機系捐建了四棟大樓。那種通過歷史、文學和藝術可以悸動人心，幫助青年人幫進入一種更有知覺、更縝密的存在的喜悅，竟然是一種奢侈。

如今的台大，更是一個權力的競技場，以前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現在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當官」。台灣的內閣博士比率向來是全球最高，其中又數台大師生最受青睞。有多少教授學者選擇性地使用西方二手知識，曲迎上意，終日栖栖惶惶的等待層峰關愛的眼神，就有多少學生大搞民粹，整天尋事，排資論輩的等著出頭。曾幾何時，大學校園不再以她獨特價值去影響社會、引領風尚，反倒是成為社會的俘虜。

1919年，面對北洋政府對五四運動學生的鎮壓，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憤而離京，發表《不願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並得到北京各大專院校校長集體的響應。恰恰是蔡元培這種「不甘心再仰官僚的鼻息」、「不願意受政治的干預，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不肯再到北京這個臭蟲窩出任北大校長，當個逐臭之夫」的風骨，挺直了戰後播遷來台，如傅斯年、殷海光等一代知識份子的脊梁，造就了冷戰後台大人自以為傲的自由主義傳統。如今，台大行政大樓前的「傅鐘」依舊，傅斯年仍然是許多台大師生心目中的校長典範。但是，校園自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的大學精神，卻被民粹地簡化成數人頭的選舉民主，甚至在政治干預下再度淪為蔡元培眼中的臭蟲窩。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在政治民粹化的整體氛圍下，要求政治不要介入校園不過是一句空話，大學本身就政治，台大更是民粹主義政治的根源。

應該說，是台大師生先否定了自己，民進黨才能如此放肆大膽的羞辱台大。怨得了誰？

12月19日，美國總統川普公佈了任內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系統的描述了美國在國家安全、經濟實力、全球地位和世界影響等方面所面臨的危機以及應對之策，堪稱「川普主義」的完整呈現。在這份長達68頁的文件中，保護國土安全、促進美國繁榮、以實力維持和平和提升美國影響力，被列為「四大戰略支柱」。其中最突出的，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將「經濟安全」認定為國家安全議題，主張以放鬆監管、推進稅改和發展基礎建設等一系列手段來重振美國經濟。川普認為，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經濟活力、經濟增長和國內繁榮對美國在海外的影響力來說是絕對必要的。任何一個為了安全而放棄繁榮的國家最終都會失去一切。

因此，在報告中川普毫不客氣譴責中國對美國進行「經濟侵略」，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章，竊取美國公司智慧財產權，強迫在中國投資的美國公司科技轉移，並以不公平的貿易手段每年賺取4,000億美元的中美貿易順差。不僅把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定性為試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的「戰略競爭對手」，還將之形容為挑戰美國主導的既有世界秩序的「修正主義者」，毫不掩飾地暴露美國不願他國染指超級大國地位霸權主義心態和單邊干涉主義色彩，折射出美國實力相對衰落後對中國全面崛起及俄羅斯強勢地緣外交的嚴重恐慌。

許多人將這份報告視為是川普政府「回歸冷戰」的訊號，其實是對川普主義的過度解讀。事實上，這個報告並沒有偏離美國主流社會和政治精英在傳統上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戰略觀點，只是更加凸顯了「川普主義」的本質——「美國優先」和「美國例外」。戰後美國的全球戰略，向來把俄羅斯與中國視為是意識形態和制度競爭的戰略對手，認為俄羅斯的戰略西擴和中國在東亞的崛起是威脅美國全球霸權的核心要素。即便是在9·11之後進入全球反恐合作的新時期，從小布希、柯林頓到歐巴馬，都直接或間接地將中國和俄羅斯定性為戰略對手，只是為了因應反恐戰略和遏制朝鮮核擴散的需要，刻意將之粉飾為「利益攸關者」並強調雙邊或多邊合作。川普的國安報告基本上繼承了上述「競爭與合作」基調，只不過在「美國優先」的前提下，將中國的出口過剩視為是掏空美國製造業基礎和就業機會的罪魁禍首，措辭強硬地誇大了競爭的面向。

川普「有原則的現實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可視為是對近年來中美大國關係動態變化的反應。首先，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伴隨著美國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衰微，中國大陸的綜合國力普遍上升，不僅是在經濟總量上躍居世界第二，其中間階層的購買力也逐漸在超趕美國，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減弱，大國博弈的手段明顯的增強；其次，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技術與科技含量的急速躍升，中美產業分工和經貿關係的互補性減弱，競爭性加強，面臨來自中國全面甚至全球性的追趕乃至部分超越，美國已多少有些力不從心。再加上，不管是七〇年代著眼於「聯中抗蘇」，還是後冷戰時期資本全球化下的經濟合作，中美戰略合作的基礎如今都已不復存在。

特別是近年來，中國以經濟實力為後盾，不僅在國際組織中擴大政治話語權，實現人民幣國際化，而且通過倡導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以及設立亞投行、絲路基金和金磚銀行等投融資平台，正在引領新型全球化，成為全球直接投資和帶動經濟增長的領頭羊。這個進程不僅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多樣性價值觀和發展道路的選擇，還強烈吸引了西方發達國家的跟進，即便是向來作為美國東亞利益代理人的日本也被迫尋思改善與中國關係，準備搶搭中國發展的順風車，對美國統轄的世界秩序構成了嚴峻挑戰和局部顛覆。

因此，川普在國安戰略報告中除了對所謂中國「經濟侵略」採取強烈措辭外，還徹底否定了過去20年來歷屆政府的對華政策。報告中指出，「在冷戰時期自由民主的顯著勝利之後，美國成為世界上擁有巨大優勢和勢頭的唯一超級大國。」「當我們把我們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優勢視為理所當然的時候，其他行動者就穩步實施了挑戰美國的長期計劃，並推進了與美國、我們的盟友和我們的合作夥伴相對立的議程。」報告認為，中國和俄羅斯「決心讓經濟變得更加不自由、不公平，發展軍隊，控制信息和數據，以便壓制社會，並擴大它們的影響力。」「這些競爭要求美國重新考慮過去20年的政策——它們建立在與競爭對手接觸，並將其納入國際機構和全球商業體系，從而讓它們變成有利的參與者和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的假設基礎上。在很大程度上，這個假設證明是錯誤的。」

也就是說，川普認為，從上個世紀七〇年代以來，歷屆政府將中國納入國際經貿體系的戰略構想，非但並沒有改變中國的行為，現在更形成對美國國家利益的挑戰，也讓中國利用機會侵蝕美國本土的安全與繁榮。因此這份報告除了指責國際經貿體系以及若干國際組織，揚言退出多邊協定重啟談判之外，也不再認為美中經貿是互蒙其利的事實，不管是中國輸入廉價的生活用品幫美國降低通膨壓力，或是後來認為中國輸美產品及赴中投資是維繫美國人民就業等說法，這份報告基本是採取否定的態度。

川普國安戰略報告並沒有新思維，唯一值得觀察的是，美國更加清晰地把中國和俄羅斯當做戰略競爭對手，儘管這種競爭從來不排除基於共同利益的合作。美國2017版《國家戰略安全報告》的一個「憯台詞」就是，中俄已經對美元造成了威脅，是促進歐亞大陸一體化和石油人民幣經濟秩序的關鍵因素。事實上，美元霸權體系的威脅來自於石油美元的崩解，而中東問題的糜爛化必然導致石油交易體系的碎片化，沙烏地阿拉伯發行熊貓債卷和伊朗宣布剔除美元與歐元進行石油結算，就是一個警訊。

美國不曾反省數十年來在中東問題上一手遮天，恣意妄為的干涉主義，反倒歸咎於中國與俄羅斯的挑戰，說明了即使冷戰結束，冷戰思維從來沒有離開這個世界，還是一個便宜的答案。從這個角度看，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利用台海衝突來遏制中國發展，不過是「讓美國再次偉大」鐵鎚人綜合症候群的再一次展現而已。台灣當局的戰略誤判，恐怕會給自身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12月3日，美國總統川普推出被稱為30年來最大規模的減稅改革方案，主要內容涵蓋調降個人及企業所得稅、逐年廢除遺產稅、公司稅課徵基礎改為「屬地主義」、未匯回海外盈餘視為已匯回且課徵一次性稅率，以及廢除公司最低稅負制等。消息一出就立刻引起世界主要經濟體的騷動，擔憂美國稅改會刺激美國全球企業將匿藏海外估計高達2.6萬億美元的未稅盈餘匯回美國，並帶動美國海外直接投資回流，造成各國資金外流壓力，加速各國貨幣貶值和刺激大規模的減稅競賽。

事實上，美國政府的稅改政策並非從今天伊始，早在冷戰時期為了因應嚴重國際收支赤字，抑制資金外流，在1963年和1981年先後推行過兩次大規模的減稅政策。上個世紀六〇年代，美國的貿易順差雖有大幅增長，但由於海外軍事干涉和援助計劃，加上私人資本為了減少稅賦，紛紛把海外盈餘轉投資到繁榮而又高利率的歐洲經濟共同體，導致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持續惡化。當時的甘迺迪政府一方面為了避免用美國資產（黃金或其他財貨）來清償國際收支赤字；一方面為了抑制失業率上升，拒絕以提高利率、緊縮貨幣來抑制國民消費和國內投資，反而採行降低企業營利所得稅的方式來鼓勵投資，但由於歐洲國家的主要稅收是銷售稅，所得稅向來低於美國，反而造成長期資本大量流向歐洲共同市場。

雖然國際收支赤字對美國國民經濟並非一無是處，適當的國際支出赤字恰恰是「通貨膨脹輸出」的絕佳手段。但是，但在「美元/黃金匯兌體制」下，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增長，意味著黃金儲備的流失，也就意味著美元國際地位的動搖。一個沒有了黃金保證的國際貨幣體系，它的固定匯率是釘在紙上，而不是水泥牆上。1971年5月，國際貨幣體系在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重壓下開始走向崩潰，德國、荷蘭、比利時、瑞士和奧地利等國宣布關閉外匯市場。8月15日美國政府被迫宣布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布雷敦森林貨幣體系瀕臨解體，其代價就是先進工業化國家經濟成長陷於停滯，導致以凱因斯主義政策和福特制為手段，以高工資、高就業為契機的內向型積累出現破綻，加上兩次石油危機，出現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現象，也就是「滯膨危機」。

80年代以英國的佘契爾政府和美國的雷根政府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就是為了因應上述的危機而出現的。雷根政府，一方面高唱「強大的美國」復活挑起和蘇聯之間的軍備競賽，以「軍需凱因斯主義」替代「福利主義」來進行內部積累，並引誘蘇聯消耗國力使其陷入崩潰局面；一方面高唱自由主義經濟，廢除對資本流動的規制和高稅賦，削減高所得累進稅率和財政赤字等手段，與佘契爾聯手在世界範圍內推動國營企業私有化風潮，為資本全球化剷平基地。雖然雷根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抑制了通貨膨脹並且刺激了景氣循環，但也帶來了利率上昇和美元升值，導致美國的經常帳赤字和財政赤字擴大化，引發在經濟停滯下的金融投機、國際貨幣和證券市場的混亂。影響所及，不僅是美國國內經濟，也把整個世界經濟拖入停滯和混亂的深淵中（例如，1997年東亞金融／貨幣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

雷根主義開啟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的序幕，埋伏下今天在全球範圍，特別是在美國社會財富兩極化的難題。根據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在歐巴馬執政期間，美國1%的富人已經掌握了美國社會40%的財富。2017年，40%的美國民眾幾乎處於無資產狀態（不擁有任何股票和房地產）；70%的民眾只佔了社會7%的財富。這和1970年的情況剛好相反。1970年，美國前1%的富人只佔全美國財富的9%，中產階層佔全社會人口的比率為61%左右（最高曾達70%左右）。

川普的崛起，號稱代表著在過去30年多年來資本全球化過程中被邊緣化的中下階層利益，是美國底層民眾（不單是白人，還包含非裔族群）對全球化菁英的反撲。但弔詭的是，川普所提供的稅改方案，表面上是雨露均霑，實際上金字塔頂端的富人才是最大的受益者。根據美國國會稅收聯合委員會的估計，在2018 ~ 2027年間，新的稅改方案將為美國家庭及企業減稅1.4萬億美元，其中有超過60%的利益將由收入最高的1%群體所享有，最低收入群體的稅負將略微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稅負幾乎不變，較高收入群體的稅負卻將減少。因此，西方一些觀察家把川普稅改稱之為「富豪民粹主義」，就是說，這次稅改只符合大資本的利益，而非美國社會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在推動税改的過程中，川普政府始終援引前總統雷根的減稅政績作為說帖，高舉「雷根經濟學」的大旗。所謂「雷根經濟學」是假定通過減稅降低商業活動的障礙能鼓勵民間投資，讓市場取代政府主導經濟活動，資源能配置在更有效率的地方，使生產者能以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務，消費者也會從中受益。因此，雖然稅率更低，稅收反而會增加。但是，1963年和1981年兩次稅改的時候，美國還是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基地，但今天主導美國經濟的是華爾街金融資本主義，川普稅改就算能夠有效的吸引美國海外資金回流，大部分資本可能流向金融資本，而非實體經濟，是否還能兌現雷根經濟學所謂的「滴漏效應」，實在可疑。

更何況，正如某些學者指出，「雷根經濟學」之所以奏效，並不在供給學派所提供的方案，而在於美元霸權體系。後者利用財政與貿易雙赤字政策，造成美元大量的溢流海外，提供美聯儲在大規模地放寬了貨幣政策的同時，又能成功控制通貨膨脹的條件。倘若川普的稅改政策無法帶來美國稅基的擴大，以今日美債高達20萬億美元，美元霸權體系岌岌可危的現狀而言，或許會是埋伏下一波金融危機因子。我們竭誠的歡迎美國回到實體經濟，通過製造業的振興「讓美國再一次偉大」，讓美國人民重新加入全球勞動大軍共同為人類社會創造物質福音，而不是重蹈過去數十年來通過美元霸權體系和金融操作大搞通貨膨脹輸出，掠奪全世界人民的勞動成果，挑動地緣政治安全熱點，重啟軍備競賽發戰爭財，卻將全球秩序推向新一波金融動盪和軍事對抗的深淵。

人是時代的產物，不管是無意識地接受規訓，或自覺的批判與反抗，甚至是汲汲於名利的推波助瀾，沒有人能自外於歷史，都帶著時代的印記。余光中在文學中的鄉愁敘事，在那個兩岸隔絕，「反共無望」的年代，安撫著許多被禁錮在島嶼暗夜焦躁不安的靈魂，與同樣被阻隔於對岸不得返家的台灣同胞遙念故鄉的〈鼓浪嶼之波〉相互映照，共同記錄了近半個世紀民族分斷的悲哀，深沈而悠遠，本就是中國近現代文學翻不過去的一個章節。但是，為什麼詩人對彼岸鄉土的想望，卻要用對此岸鄉土的禁絕作為代價，相信連詩人自己都說不出個道理來。

1977年8月，在國民黨反共文化旗手彭歌一連串點名指控陳映真、王拓、尉天聰、楊青矗、黃春明等人的鄉土文學是在鼓動「地方意識」、「省籍問題」和「階級矛盾」的系列文章之後，余光中緊接著在《聯合報》發表了〈狼來了〉一文，大量引述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觀點，藉以說明台灣鄉土文學的思想根源，影射台灣鄉土文學是大陸的「工農兵文藝」，並在文末強調「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

在那個反共肅殺的年代，就連「馬克吐溫」的藏書都會被認為是「馬克思的弟弟」而被捕入獄的荒謬的年代，詩人的語言是何等的殺伐陰狠。新儒家大纛、一生反共的徐復觀在《評台北 「鄉土文學」之爭》一文中就尖銳指出：余光中「之所謂『狼』是指這些年輕人所寫的是工農兵文學，是毛澤東所說的文學，這種文學是『狼』，是『共匪』。」「這位給年輕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拋到頭上，便會人頭落地。」幸好，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文學整肅運動，在胡秋元、徐復觀與鄭學稼等人的仗義庇護下才悄然落幕，但甫發新苗的現實主義鄉土文學就在人人自危，「除了荒蔓的恐懼和義忿，一無所有。」（陳映真語）的處境下日益衰微，也讓自認為可以「當千年作家」的余光中留下永世不滅的污點。

有人說，「當年余光中〈狼來了〉一文所反映的，無非是一個外省籍反共人士內心的擔憂，對鄉土小說專談作品中反映的社會病態而不談小說藝術的疑慮」「這些論戰的言詞或許過於操急，但無非是反共理念的展示，並非反對文學中對台灣本土的書寫。只不過在那個風聲鶴唳的時代，他的疑慮造成了政戰系統的戒備。」2004年，余光中在接受廣州《羊城晚報》的專訪中也自我辯解：「去港不久，因為我在詩中批評文革，招來左報、左刊的圍剿，攻擊我的文字當在十萬字以上，致我的心情相當孤憤。」「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麼整肅運動。」其中，還扯出他曾向當年權傾一時，主控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告密陳映真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公案」。

對此，陳映真先生的回應值得我們深思。他在〈惋惜〉／余光中〈向歷史自首?〉一文中，敘述了日本殖民統治對臺灣新文學的心靈和精神上劃下至今猶未癒合的傷口，以及戰後台灣在外力介入所建立的反共國家安全體系，如何將二、三〇年代以降至四〇年代末的臺灣的和大陸的文學、哲學、社會科學非法化。以國家安全爲名的密告、政治上的冤、假案泛濫，恨共、仇共的教育不知何時轉化爲對中國、中國人的醜詆、怨恨和對立。時至今日，這慘痛的民族傷口，因缺少反省、清理的條件，不但至今不曾痊好，而且一方面任人強加勒索性的昂貴軍購，把自已捆綁在別人的戰略前沿利益，一步步癡狂地走上危險的民族內戰。

陳映真表示，應該把余光中先生1977年的〈狼來了！〉和那「一封長信」擺到這個框架上來認識，而不是個人恩怨。他認為「在交織著民族內戰和國際冷戰的歷史，人受其影響，限制了認識力，做出了遺憾的言動，是很可以理解的。」因此，對於余光中先生的歷史問題，陳映真先生願意以「歷史主義」的認識，「即從人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的歷史影響去面對。具體下來，從戰後內戰與冷戰的雙重結構和民族分裂對峙下的臺灣，理解余光中先生的〈狼來了！〉和那〈一封長信〉，並且從今日回眸面對過去的余光中先生的態度，去清理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留下的傷口。」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之所以甘冒「死者為大」的不諱重提舊事，不是要揭人之短，我們要追究的不僅是個人在歷史過程中的是非功過，而是那個制約人的認識與行為的時代構造，以及探討這個構造是否依然支配著我們的今天，乃至我們的未來。鑒諸於近日來綠色執政所推出的一連串國安法案和粗暴的作為，我們能不感慨，或許，一個詩人死了，一個時代過去了，但國家恐怖主義的政治肅殺並沒有遠逷，只不過依然是在「反共國家安全」的藉口下，更加的理直氣壯而無所顧忌。新黨的王炳忠等四位青年朋友被以違反國安法搜查拘提，就是一個案例。

當歷史的傷口不被清理，被壓迫者一旦穿起壓迫者的朝衣，兩者的面貌又是何其的相像，甚至更加猙獰。

何副秘書長認為，目前為數一百多萬家的中小企業體系，養活了相當多的人口，且是支撐台灣高就業率的關鍵。去年十二月的「一例一休」修法，對中小企業的衝擊非常大，現在修法是要給中小企業緩衝時間與喘息空間，在過程中讓它們慢調適，否則結果就是關廠、倒店，進而讓台灣走向大資本大財團壟斷的經濟模式。所以，她認為民進黨現在是執政黨，如果把有關勞動議題在內的在野主張全面落實，會與社會現實有所扞格，落入「左傾幼稚病」的窠臼。

撇開這樣的表述，無疑是公開承認蔡英文的競選承諾不過是一場「高明的騙術」不說。探究何秘書長的原意，應該還包含兩個層次：一是、中小企業一直以來都是民進黨的社會基礎；二是，過去的一段時間來，民進黨的政策悖離了這個社會基礎。因此，如何通過修改僅僅執行九個月的「一例一休」，在勞動政策上「回饋」這些傳統的支持者，就成為當前黨內應該務實和勇敢面對的問題。

何副秘書長的發問，一語中的，確實指出民進黨當局在「一例一休」勞基法修惡所面臨兩面不討好、進退失據的困境，並企圖提出一套「反壟斷」的政治修辭來為行政院當局緩頰。但考察民進黨的前世今生，她所說的或許是個「真問題」，但絕對是「假命題」。當前民進黨在政策上與中小企業群體最大的扞格是出在兩岸政策，而不是出在勞工政策。只有勇敢的面對和修正民進黨的「兩岸對抗路線」，回復兩岸關係的正常往來，才能防止台灣製造業在東亞分工中與大陸的產業鏈斷裂，以及，因陸客驟減而造成旅遊餐飲和流通零售業的蕭停，而不是在已經乾癟得不成人形的勞工身上榨油，借以攏絡中小企業群體的選票，反過頭來抑制了在地消費的能力和需求。

黨外民主運動時期的「民進黨」（主要是美麗島系），確實是伴隨著土地改革之後日漸崛起的中小企業主的不滿情緒，以及都市中間階層日益增長的民主要求而發展壯大。1949年國府撤退來台，為安置隨蔣介石政權轉移來台的170餘萬人，阻斷了台籍人士的發展機會，加上隨後的土地改革和農村破產，導致喪失封建土地保障的地主階級菁英，只有引進日本所淘汰的工業設施或產品代理，才能取得營生的手段（日後發展成數以百萬計的中小企業主），否則就只有淪為勞動階級的命運。土地改革，以及隨之而來的勞力密集出口導向工業化，在冷戰東亞分工美日台三角貿易結構下，造就了七〇年代黨外民主運動「親美、媚日、仇蔣、反共」的基本性格。

再加上，七〇年代美國採取「聯中制蘇」的戰略轉移，將大陸納入世界市場，台灣就成為冷戰反共堡壘上鬆脫掉落下來的第一塊磚頭。為了因應這個變局，銳意革新的蔣經國，一方面通過十大建設來實現石化、鋼鐵兩大產業的重工業化（第二次進口替代）；另一方面推動行政革新並啟用台籍菁英，試圖以「親美、反共、革新保台」來延續其政權的合法性。但由於石化、鋼鐵工業先天上存在著原料和市場「兩頭在外」的產業特性，位居金字塔上端的一次加工（黨國資本）和二次加工（民營資本）又享有壟斷利潤。因此作為台灣出口大宗，在量上又佔台灣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小企業，既要滿足上游工業的壟斷利潤，又要獨自承擔國際市場的價格風險，便日漸匯流成為一股反對黨國資本、反對壟斷事業的社會力量，成為何秘書長口中不離不棄的政治基礎。

但是，這個社會基礎早在上個世紀八〇年代，就與解嚴後的民進黨逐漸分流。八○年代中期，台灣中小企業在台美貿易談判、台幣升值的壓力下，大舉轉移到中國大陸，代表中小企業利益，具有濃厚反壟斷情緒的「美麗島集團」日漸喪失其經濟基礎。長期享有壟斷利益而日漸坐大的民營企業集團，表面上維持著對國民黨政權的拳拳服膺，暗地裡卻開始資助「美麗島辯護律師團」的個別成員，並將之扶持成為反對運動的政治明星，奪取民進黨的領導權。再以民進黨作為其政治上的代表，利用美國霸權國家在全球範圍推動新自由經濟的大氣候，以「民營化、自由化、去管制化」為口實來挑戰黨國資本的壟斷地位，藉以染指一級產業（如輕油煉解、煉鋼廠）、金融服務業和航空運輸業等經濟戰略的管制高地。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國企民營化和二次金改，正是民進黨悖離中小企業，向大資本財團靠攏的體現。

如今，留在台灣為數123.5萬家的中小企業，85%是流通零售與餐飲服務業，早就不具有反壟斷的政治色彩。少數堅持在製造業領域的廠商，也是以和大陸台資企業維持垂直分工和水平鏈結，透過零部件和中間原料的出口，每年在兩岸貿易中為台灣爭取到近千億美元的順差。他們的命脈是建立在兩岸關係和區域一體化，而不是「勞基法」。對此，中研院學者林宗弘就指出，「台灣的經濟結構已改變，中小企業逐年衰退、萎縮，原因跟現在要推的彈性工時政策更毫無關係，即便現在做了也無法改善他們困境；但民進黨卻抱著經濟舊思維，不但救不了中小企業，還犧牲了年輕的勞動者，這樣只會再犧牲一個世代，導致惡性循環。」

坦白說，相對於工資問題存在著個別行業甚至個別企業的差異性，工時問題作為一種法的的規定，具有普遍性，最能體現出一個社會的階級分化，以及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勞資爭議一旦涉及工時問題，資本家和勞工就不再是以個人的身份，而是以一個社會集團的身份在捍衛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的整體利益。也因此，通過工時鬥爭，一個政治組織、一個黨派的階級屬性就毫無保留的暴露出來，很難隱藏。捫心自問，民進黨政府惡改勞基法，將台灣的勞動標準退回到十九世紀的血汗化，真的是為了帶有小生產者反壟斷性格的中小企業請命嗎？今天的民進黨還是昔日那個代表中小企業利益，想要跟工農階級聯合搞「反壟斷聯盟」的民進黨嗎？

事實的真相恐怕是，民進黨以照顧中小企業主的利益為口實，召喚民粹來鎮壓勞工，藉以模糊化民進黨早已暴露的，向金融與工業寡頭靠攏的階級傾向；抑或是，在堅持「兩岸對抗政策」導致本土製造業面臨與大陸分工斷鏈的危機下，企圖割勞工身上的肉來餵養資產階級禿鷹，以成就民進黨長期執政的「功德」。何副秘書長口中說的「左傾幼稚病」，要不是引喻失義，就是睜眼說瞎話。

中共十九大所展現的格局和氣象可以視而不見，美國總統川普亞洲之行卻無法掉以輕心。川普為期12天的亞太之行是歷屆美國總統之最，前後卻只談兩件事：一是藉口朝鮮軍事威脅，向東北亞軍事盟友兜售軍火；一是「重新設定」中美關係，以平衡貿易逆差為口實，大發貿易財。亞太之行充分體現了川普本人「現實主義」的決策模式和商人性格，一切以「美國利益為優先」。非但一反選前對中國的諸多指控，還多次盛讚習近平的熱情接待，更絕口不提前任歐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只是臨去秋波的在出席APEC峰會時提到「自由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區域」（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略作姿態。

美國東亞政策的現實主義轉向，對於一向打算依附在「美日軍事同盟」的羽翼下來跟北京叫板的民將黨當局來說，無疑是一場災難。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中拒絕承認「九二共識」，意圖在「區域和平與集體安全架構」中處理兩岸關係的假想，至此可以說是全面落空。民進黨的災難還不僅於此，不只是在中美台三角關係中押錯寶，在對內政策上也犯了「殺破貪」。轉型正義清算黨產，企圖一舉打趴國民黨，執事者卻急功近利，逾越了行政與司法的憲政分際；軍公教年金改革自毀基石，政府機器鬆脫掉鏈士氣低迷，基層公務員就等著看民進黨政府出糗。現在，就連「一例一休」的勞工政策也棄甲曳兵，蔡英文一句「勞工是民進黨心中最軟的一塊」恐怕將成為今年度最大的政治笑話。

按照行政院所提出「一例一休」的修法版本，如果立法院通過，未來勞工可能要一天上班12小時，而且在極端的情況下，可能連續上班24天不休假。從草案來看，勞資雙方只要完成「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等程序，即可使得各行各業勞工連續工作12天休2天，輪班間隔休息時間自11小時調降為8小時。可以試想，勞工每天上完大夜班，休息8小時後接續上早班，這樣連續12天的血汗模式是合法的，而過勞的健康危害後果，卻是由勞工自己承擔。

對此，陳水扁時代的新自由主義旗手、民進黨首席經濟顧問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張清溪以契約自由角度指出，依照憲法第23條，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政府不得現制人民權利。其中，人民工作權也是受保障的，因此，限制人民工作、加班的「一例一休」或「7休1」都是違憲的。他基本上反對政府擴權干涉人民自由。這種觀點就和有人主張「人有自願為奴的權力」，政府制定「使人為奴隸罪」是違反人權也違反憲法規定的工作權和自由權一樣的荒謬。奴隸主愛護他的奴隸，就像愛護他的牲口一樣，因為那是他們的財產，餓著凍著都意味著是奴隸主私人財富的損失。人民想要吃飽穿暖，政府不能反對他們有當「奴隸」的自由。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教授的倡導下，「一個人是另一個人的奴隸」的時代或許是結束了，但是「一個人是一切人的奴隸」的時代，或者，更具體的說，是「一個人是一切掌握資本要素的人的奴隸」的時代卻從此拉開了黑幕。

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勞動力作為一種商品，其價值規律與一般商品沒有兩樣，都是由生產與再生產這種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勞動力再生產是以維持工人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為條件，因此，工資作為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換形式，決定於維持工人及其家庭物質文化生活所必需的那一部分生活資料的價值。資本家在經濟停滯與危機階段，刻意壓低工資進行不等價交換，迫使工人為了維持基本生活所需而延長工時，執政者再以「工人喜歡加班」為口實，放寬法定工時的規定，實在是一個吃人不吐骨頭的彌天大謊。

其次，所謂的法定工時，指的是由國家法律規定的各企業普遍實行的工作日。在現行資本主義的體制下，法定工時的確定，通常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長期鬥爭的結果。這裡存在著一個二律背反：在等價交換下，資本家既然足額的付了工人一天的工資，他就認為有權利佔有工人一天的勞動，在一個工作日的範圍內最大限度的使用勞動力；而工人出賣勞動力的前提，是必須保證明天他還有同等質量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再賣給你。工作日的任意延長，將侵佔工人成長、發育和維持健康所需要的時間，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堅決反對過度延長工作日，要求把工時限定在一定範圍內。因此，工作日的現實長度，就取決於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力量的對比，其解決方式要不就是國家介入，制定最低限度的勞動保障法令，以防止社會再生產的破壞。不然，就只有訴諸革命，用一套新的國家型態和法的規定來解決問題。

台灣的問題出在於，1984年頒布實施的「勞動基準法」並不是台灣工人作為一個自為的階級進行抗爭的成果，而是美國為了調整東亞分工，打算把勞力密集產業擠壓到中國市場，從而通過台美貿易談判強行施壓的結果。所以當美國東亞政策再度轉移，不再強調以提高勞動標準來平衡台美貿易，勞動基準法就形同具文，任由資本家和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表蠶食鯨吞。這就說明了兩件事情：一、台灣工人自發性的組織力量薄弱，受雇勞動者的工會參與率只有7%，在總數140萬家的企業中，只有4.96%的企業有開過「勞資會議」。雖然，台灣在發展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體系的同時，也發展了數量龐大的現代無產階級，但是，過去在反共軍事戒嚴體系下，歷史提供他們走上社會舞台的條件，但是卻沒有提供他們走上政治舞台的機會；二、台灣的工人做為一個自在的階級，必沒有發展成為掌握工人階級世界觀的自為的階級，進一步用他們自己的形象來創造歷史。解嚴後，廣大的受薪勞動者在國家和資本的雙重壓迫下，長期停留在經濟鬥爭，不自覺的成為藍綠惡鬥的群眾基礎，模糊了自身的階級意識和立場。

我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活在怎樣的一個時代，但起碼不是19世紀。在那個血汗工廠的時代，為了防止工人階級的反抗，還有勞動檢查員代表著英國政府在維持一個最低度的勞動標準和起碼的「社會正義」。馬克思在撰寫「資本論」的時代，歐洲的工人運動已經爭取到10小時工時制的自由，今天台灣的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上的扈從，卻在爭取12小時工時制的自由。看來，我們確實不是活在19世紀，根本是活在「前現代」。

上個月底，中共19大閉幕。26日蔡英文在出席「兩岸交流30年回顧與前瞻」研討會致詞時，呼籲「兩岸的領導人應該秉持圓融中道的傳統政治智慧，尋求兩岸關係的突破，為兩岸人民創造長久的福祉，並且永遠消除敵對及戰爭的恐懼。」並將打破兩岸僵局的「老兵返鄉探親」納為己躬，說是「民進黨做為一個在野黨，對兩岸關係邁向正常化，所做的第一份努力」，強調「海峽兩岸應該展現新的思維，透過雙方的各自努力及共同合作，為區域的和平及繁榮發展，為全球化的持續推進及改善，也為兩岸共榮發展的美好願景，做出貢獻。」言詞愷切，但卻昧於事實。

蔡英文在講話中細數民進黨在「老兵返鄉探親」和「三通直航」兩岸開放交流上的諸多貢獻，但卻刻意遺忘當年為老兵返鄉呼籲奔走的費希平、傅正、林正杰、楊祖珺等人是如何被視為「統派」除之而後快？也閉口不談「老兵返鄉促進會」何文德與王曉波為何連袂與中華雜誌、夏潮聯合會和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籌組中國統一聯盟，公開站在「台獨黨綱」的對立面？更絕口不提主張「大膽西進」的前主席許信良是如何被污名化而幾度進出民進黨？就連受命奔走兩岸，企圖建立綠營與北京高層對話關係的洪奇昌，也因呼應蘇起的「九二共識」而遭新潮流除名。捫心自問，今天的民進黨，真的是蔡英文口中那個「以人民為本的兩岸政策的核心理念」的民進黨嗎？

最近，綠營大老許信良、張俊宏拋出邀請習近平來台的議題，希望通過兩岸領導人的直接會面，共同商討如何解決兩岸問題。許信良認為，「馬習會」就是建立兩岸領導人直接處理兩岸事務的先例，以後可以變成常例，成為處理事情的機制；蔡英文呼籲兩岸建立互動新模式，正是「由兩岸領導人在既有的政治基礎之上，突破過去的禁忌，處理兩岸事務，解決兩岸僵局」。對此，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在回應時表示，要想解開兩岸關係目前的僵局十分簡單，就是台灣當局回到承認「九二共識」、認同兩岸同屬一中這樣的政治基礎上來，兩岸才有可能開展良性互動，推動兩岸關係持續健康發展。

大陸學者黃嘉樹日前在「學習十九大對台工作指導思想學術研討會」中指出，雖然習近平「兩岸關係融合發展」尚未寫入十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但他認為「融合的思維概念和範式已被納入到和平統一的工程設計思考之中。」黃嘉樹指出，大陸對和平統一的路徑模式的探索發生了從「招安型統一」到「融合型統一」的轉變。早期大陸提出的「和平解放」、「一綱四目」等對台政策主張，實際上和古人的和平統一模式區別不大，本質上是以「招安」的方式來處理割據局面，主要的工作對象是在台灣佔有統治地位的「上層人士」。隨著兩岸形勢的變化，大陸對台戰略思維漸漸走向一條「融合型統一」的新探索道路。「融合型統一」直接以台灣2300萬人民為訴求對象，既要爭取上層人士，更重要是爭取民心、轉變民意結構，為統一後降低治理成本所預做的民心基礎工程，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工作思路。

從「招安思維」到「融合發展」，說明了中共在十九大以後對台政策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不變，「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基本路徑不變，但在具體的做法、思維和對象上起了巨大的變化。舉例來說，對比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的政治報告，我們可以輕易的發現，整個《十九大報告》就明顯少了三句話：一是，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二是、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三是、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前景。上述的三句話，都是建立在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原則的政治基礎上，通過兩岸當局的「對等協商」才得以實現。少了這三句話，民進黨政府在《十九大報告》中就沒有「位置」，所剩下的只是習近平強調「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政治宣示。

中共《十九大報告》所消失的「三句話」，清楚的標示著，只要當蔡英文政府拒絕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北京當局就不可能將台灣當局視為是「平等協商」的對象，從而轉向台灣人民直接喊話，強調將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尊重台灣現有的社會制度和台灣同胞生活方式，願意率先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當前兩岸關係陷入「冷對抗」的僵局，民進黨內的有識之士提出「蔡習會」的倡議為兩岸關係緩頰，固然是用心良苦，但希冀在沒有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強度關山，就顯得是一廂情願的無濟於事。

這固然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長期的執政地位，也因為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在全球治理上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中國是當前世界上主要國家中，唯一一個不走西方的政治體制和發展道路而讓自己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實現偉大飛躍的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可惜的是，幾天下來，西方媒體大多把目光投注在習近平的權力鞏固和中共高層人事的更迭，各種派系傾軋的謠言到處流竄，卻刻意迴避習近平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核心要義（台灣媒體當然也不例外）。這一方面是基於西方社會對中國近現代化過程的不理解，也因為在意識形態上對共產黨的頑固成見。壓迫者永遠不可能了解被壓迫者的痛苦。

習近平在報告中回顧了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為了追求民族獨立，完成國家統一，實現民族復興的艱苦歷程。從帶領中國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根本上扭轉了中華民族的命運；再到破除思想和體制障礙，推行改革開放，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讓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的東方。說明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每一個中國人的夢想，也是中國共產黨人自覺承擔的歷史使命，每一個屆別的領導集體都要為這個基本路線服務。這是歷史的選擇，也是人民的要求。

在習近平的報告中，最值得關注，也是最具有全局性的觀點，是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的新論斷。這是繼1981年中共十一大六中全會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表述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從而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黨和國家工作的中心以來，另一次重大的歷史性變化。正確分析和判斷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主要矛盾，根據主要矛盾來確定現階段的政治任務和施政目標，是中國共產黨的傳統。習近平的新論斷，是在中國社會發生深刻變化的基礎上所做出的科學判斷，不但清楚的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在集中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大成就，宣告一個新時代的來臨，也實事求是的指出「要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就要將著力解決中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的任務和使命。

不可諱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在各項經濟指標上實現了飛躍性的增長。根據資料顯示，從1978年至2016年，中國人均GDP由156美元躍升至8,028美元，38年間增長了50.5倍，總量也增長了204倍，躍居世界第二； 2016年的進出口額36,643億美元居世界首位，是1978年（206億美元）的178倍；外匯儲備從1978年末的1.67億美元增加到30,105億美元，增加了18,026倍；財政收入也從1978年的1,132億元（人民幣）增長到2016年的159,552億元（人民幣），增加了141倍。此外，城鎮化比率由17.9%提高為57.4%；高校錄取新生從27.3萬人成長到748.6萬人；汽車年產量從14.9萬輛發展到2811.9萬輛；糧食生產也從1953年實施「定量供應制度」的缺糧狀況，增長到2016年糧產6.1624億噸，出現了糧食過剩的現象。可以說，中國大陸用了三十幾年的時間，讓幾億人口擺脫貧困，解決溫飽，開始走向全面小康，是中國對人類社會的最大貢獻！

但是，一個矛盾的解決必然伴隨著新的矛盾的產生，反過頭來成為制約經濟持續增長與社會全面發展的新因素。首先，金融深化指數（M2/GDP）從1992年的0.90，不斷攀升至2014年的1.93，造成了資源配置效率降低，導致經濟「脫實向虛」，房地產泡沫化，嚴重影響到產業結構的升級；其次，中國大陸的勞動報酬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GNI）近年來雖有回升（51%上下），但相較於80年代中期的60%，還有巨大的落差。同時，職工工資總額佔GDP比重，也從1978年的16%下降至2014年的13%，遠低於先進國家佔比50%左右的水平，反映出經濟結構變遷中投資與消費結構失衡加劇；再則，中國大陸居民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城鄉收入差距。雖然，1978年至1983年期間，中國城鄉收入比曾短暫的由2.570降到1.822，之後便呈現出逐漸上升態勢。2011年城鄉人均收入差距為14,832.5元，城鄉收入比為3.13∶1，是歷史的高點。近年來，雖然採取惠農富農的政策，但2014年城鄉收入比仍然較高達2.72∶1，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差額擴大到21,253元（人民幣）。

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影響到經濟增長模式的戰略轉型，並固化城鄉二元化的經濟結構，體現了今天中國大陸「不平衡發展和不充分發展」的現實。以較能反映城鄉居民因經濟增長所享受到實際好處的聯合國「人文發展指數（HDI）」來說，儘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人文發展指數從1978年0.407顯著提高到2013年的0.719，進入「高人文發展國家」行列，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不僅總體水平低（美國是0.914、韓國是0.891，連巴西都有0.744）而且發展也不均衡（東部沿海地區與西部欠發達地區呈兩極分化趨勢）。最發達的京、滬、津與葡萄牙相當，而西部欠發達地區的青、甘、雲、貴、藏就與加納、赤道幾內亞等低度人文發展的國家處於同一個水平。

誠如大陸學者金燦榮在接受媒體訪問時所說的，「西方國家的近代史是歷時性的，中國是共時性的，當下中國是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的問題都集中在一起，這導致有些地區非常落後，有些地區又非常先進，就整體來講，中國還是處在發展中國家階段，這也是主要矛盾想要表達的意思，也是新時代的特徵。」正是這個時代特徵，說明了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只是發生轉化，但不是出現質的變化，發展依然是解決矛盾的主要路徑。習近平在報告中強調，「我們要在繼續推動發展的基礎上，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就是個硬道理。

上個世紀的最後10年，伴隨著原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體系的瓦解，原來為兩體制對立的意識形態鬥爭所掩蓋的民族與宗教衝突再次顯現，加上霸權國家的外部干涉和強權政治所造成的國際關係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以「民族自決」為依據的民族分離運動再一次地走上國際政治舞台。但是，與二戰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地區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反帝民族解放運動不同的是，這一波的民族運動更多的表現為「多民族國家」內部某個非主體民族要求獨立建國的運動（如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或是散居於多個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某個非主體民族謀求分別從其所屬國家脫離，從而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訴求（如中東地區的庫德族獨立運動）。

本月初，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不顧西班牙中央政府反對舉行「獨立公投」。儘管投票前的民調顯示，「獨立公投」並未得到自治區公民普遍的認同，西班牙憲法法庭也宣布加泰隆尼亞議會所通過的「公投法」違反國際法和西班牙憲法，但自治區政府仍然執意為之。投票的結果，雖然有90.9%的參與公投選民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建國，但投票率僅達42%。也就是說，如果加泰隆尼亞自治政府據此宣佈「獨立」，那將有超過60%反對獨立或消極抵制獨立公投的加泰隆尼亞人將在自己的家中成為「外國人」，特別是從西班牙其他省份移居來該地區從事勞務的工人階級。因此，這個週末，有近百萬自稱是「沉默多數」的加泰隆尼亞人在打破了沉默走上街頭，反對獨立、反對脫離西班牙，高喊「西班牙萬歲」「加泰隆尼亞萬歲」。

加泰隆尼亞位於西班牙東部，靠近地中海，在歷史上曾長期保持獨立，但在15世紀通過王室的通婚成為西班牙王國的一部分。20世紀初，加泰隆尼亞曾享有自治權，隨後在弗朗哥當政30多年期間受到打壓，一直要到1978年民主化後，自治政府才得以重建。晚近獨立運動的興起，導源於2006年加泰隆尼亞議會通過了新的自治章程，賦予自治政府更大的司法和財政自治權，並以公投方式通過。此一章程得到西班牙議會和中央政府的認可，但最終被憲法法院判定部分條款違憲，並否定加泰隆尼亞的國家（nation）地位，引起該地區民眾的強烈不滿，對西班牙憲法法庭的抗議最終演變成為持續至今的獨立風潮。

加泰隆尼亞分離運動的理論根據，是導源於美國獨立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民族國家」概念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建立和平秩序的「十四點計畫」。前者，以「一個民族的生活空間與政治空間的同一」為理想，強調一個民族要在世界上取得「自然法則」和「自然神明」所賦予的獨立與平等地位，就要解除其與另一個民族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後者主張以「民族自決權」解決戰敗國家海外殖民地及戰敗國境內各民族問題的原則，強調尊重「殖民地人民的公意」。但是，真實的世界是一塊大理石蛋糕，而不是千層派，可以做精準的切割。當今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民族國家是一個多民族混合的國家，只有少數的太平洋島嶼國家稱得上是「單一民族國家」，任何人為的切割都無法保證錯牙雜居於該地區的少數族裔平等的公民權益。人們將某些西方沿海國家賦予民族國家的地位是出於歷史的謬誤（如19世紀的英國和18世紀的法國），但也是出於這種對歷史的誤讀，人們將種族同一的民族理想和國家概念重疊在一起，才造成當今世界的許多民族分離主義訴求。

「民族自決」原則的提出，最初用意是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殖民地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往的聯合國文件都認定民族自決權僅適用於殖民地地區，從未宣布適用於一國主權下的民族地區，強調外部勢力不能干涉國家主權和他國內政。聯合國大會1514號決議案第六條就規定：「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部分裂一國國家統一或領土完整之行動，均與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目的相牴觸。」在多民族國家，民族自決權的根本目的是個民族在平等的基礎上的聯合與團結，而不是分離。「民族自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時期，作為對殖民主義壓迫的反抗，它屬於民族解放運動，具有進步性和合法性。在後冷戰時期的多民族國家，強調「民族自決」只會導致離心力和對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的破壞，最終危及世界和平和自身的發展。

加泰隆尼亞是西班牙經濟發達地區，佔全國約16%的人口卻貢獻了25％出口產值和19%的GDP，其經濟總量相當於一個葡萄牙，成為尋求獨立的底氣。金融海嘯後，加泰隆尼亞對西班牙的經濟貢獻，遠遠大於其從西班牙國庫拿到的撥款，導致加泰隆尼亞人普遍的抱怨。加上，近年來西班牙深陷經濟危機並執行節樽政策，加泰隆尼亞狀況雖然相對較好，但2016年的失業率也高達15.7%，負債更是達到770多億歐元。在此背景下，許多人將「獨立建國」視為是解決問題的良方，相信「沒有西班牙，明天會更好」。問題是，加泰隆尼亞的商品及服務的主要市場是西班牙，多達35.5%的貨品是輸往西班牙內地，獨立後出口將遭切斷，同時，新政府需花費大量資金建立新的公共機構，經濟將面臨斷崖式下滑。

特別是，西班牙是歐盟成員國。歐盟於公投翌日發表聲明強調，西班牙的內部事務依照西班牙的憲法程序處理；如果加泰隆尼亞獨立於西班牙之外，將不是歐盟會員國。也就是說，獨立後的加泰隆尼亞若想加入歐盟必須重新申請，而且需要西班牙的同意才能成事。屆時，其人民將失去歐盟各國自由出入境、升學、就業等等的便利，出口貨物將被徵收75％巨額關稅，勢必造成外資與本地工商業者的大舉外移。西班牙財相金多斯（Luis de Guindos）就警告，獨立後加泰隆尼亞GDP將下跌25至30％，失業率則會上升一倍。而且，加泰隆尼亞政府目前債務是770億歐元，占該地區國內生產總額(GDP)的34.5%，當中520億歐元的債主是西班牙政府。

真正的「民族自決」應該是在國家主權範圍內，進行自我管理和自我發展的權利。在多民族國家中，非主體民族可以通過不同的區域自治和地方自治，實現和保障自身的合法權益，建設多元一體的國家格局。從加泰隆尼亞的案例，我們可以省思，「自決公投」或許是基於一時的義憤或激情，是無限制的自我意志的表達，但決不是解決問題的萬靈丹，甚至將在缺乏外部勢力的支持下，成為孤島，不可避免地成為自我淪喪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