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對哥本哈根社會民主黨學生之演講）
資料來源：先驅社
我親愛的聽眾：
讓我於開始時表示誠實的歉意，因我不能用丹麥語在哥本哈根的聽眾前面演說，我們不必問聽眾是否會受損失。至於就演講者本人來說，他的不懂丹麥文使他沒有可能直接了解斯堪的納維亞的生活和用原文讀斯堪的納維亞的文學，這是一大損失。
我所恃以傳達意見的德文是豐富而有力的。然而我的德文程度頗屬有限，而且要討論複雜的問題，只有用本人母語才有所需的自由。所以我必須預先請聽眾原諒。
我第一次到哥本哈根是參與國際社會黨大會，我所帶走的是貴城市的最可愛的回憶。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在那以後，在松德峽（Ore-Sund）和在峽灣（Ejords）中的水已有不少改變，而且不僅是海水有改變。戰爭打斷了舊的歐洲大陸的脊梁。歐洲的河海已洗去了不少的血。人類，尤其是歐洲的人類，已受過嚴重的考驗，已變得更憂鬱與更殘酷。每一衝突都變得更激烈與無情了。世界已走進大變化的時期。其最極端的表現便是戰爭和革命。
在我開始講我的本題，俄國革命以前，我認為我應該對於這一會議的組織者，即哥本哈根社會黨的學生團體，表示謝意，這是一政治的反對者之感謝。自然，我的講演是為了歷史科學的而非政治的目的。我要從一開始著重這點。但是我們不能在說到產生蘇維埃共和國的革命時，沒有政治的立場。我現在講演時與我過去參加革命事變時，是在同一的旗幟之下。
大戰以前，布爾雪維克的黨是屬於社會民主黨。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國社會民主黨投票贊成戰爭借款，將這種聯繫一下子便永久的斷絕了，以後即開始了布爾雪維克主義反對社會民主黨的，不斷的與不可調和的鬥爭時期。但這是否說這一集會的組織者請我講演是做錯了呢？關於這一點，聽眾只能在我講演之後下判斷。為了說明我之接受此可感的邀請來做關於俄國革命的報告之正當，讓我指出以下的事實，即是在我三十五年的政治生活中，俄國革命問題是我的興趣和我的行動之實踐的和理論的中心。我住在土耳其的四年主要是致力於俄國革命問題之歷史研究。或者這一事實給我以某種權利，希望我至少能部份地幫助不僅朋友和同情者，而且幫助反對者更多了解他們從前所未注意的特點。無論如何，我的講演的目的是：幫助了解。我不想為革命進行宣傳和勸你們加入革命。我想解釋革命。
我不知道在斯堪的納維亞的神廟中有否一司叛亂的女神！不見得有罷！無論如何我們今天將不要她的眷顧。我們將置我們的講演在Snotra，即司知識的老女神之標識下。雖然革命之為熱情的戲劇乃是一活的事變，我們將努力如解剖學家一樣的冷靜地研究它。假使講演者因為這樣而乾燥些，讓我們希望聽眾注意及這一點。
讓我們從一些淺近的社會學的原則開始，無疑地你們都知道，但我們在研究像革命那樣的複雜現象時，必須在記憶中將這些原則溫習一下。
人類社會的歷史起源於合作，這是在為生存和為傳種的鬥爭中所需要的，社會的性質為它的經濟的性質所決定。它的經濟的性質是為它的生產勞動的資料所決定。
在生產力發展中的每個大時代，即有一與之相符合的確定的社會制度。每一社會制度，直到現在為止，都是將極大的利益，給予統治階級。
從以上所說的，我們可以明瞭每一社會制度不是永久的。他有歷史的起源，以後成為對於進步的束縛。「凡是興起的都應當毀滅」。
但是沒有統治階級自願地或和平地讓位。在生死攸關的問題上，基於理智的辯論，永不能代替實力的辯論。這或者是可惋惜，但事實是如此。這一世界不是我們所造的，我們只能就它現在的這樣來認識它。
革命即是改變社會制度的意義。它將政權由一個枯竭的階級之手移轉於正在興起的別一階級之手。暴動是兩階級為政權爭鬥的最尖銳與最緊張的時機。暴動只有依靠進步的階級（這一階級能團結壓倒的大多數人民於其周圍）時，才能達到革命的真正勝利和建立新秩序。
革命與自然行程不同，她是人所幹的，靠人力幹出來的。但是在革命過程中，人也是受社會狀況的影響而行動，這狀況不是他們所自由選擇的，而是從過去傳下來的，它強制地指出人所必須走的道路。因這理由，也只因這理由，革命必然遵守某一些法則。
但是人類意識不僅被動地反映它的客觀狀況。它慣於對客觀狀況作積極的反應。有些時候這一反應帶有一種緊張的、熱情的和群眾的性質。公理與強權之間的障礙被摧折了。群眾之積極干涉歷史的事變，事實上，是革命的最不可少的要素。
但即使是最激劇的活動也能停在示威或叛亂的階段，而不昇到革命的高度。群眾的暴力必須達到推翻一階級的統治和建立別一階級的統治。只有那時候才是一整個的革命。一個群眾的暴動不是人們高興即可以在任何時候能喚起的孤立行動。它是在革命發展中，為一客觀所決定的原素，正和革命也是社會發展中客觀所決定的行程一樣。但假如暴動的必要條件已經存在，人們不能僅僅消極地張著嘴等待，如像莎士比亞所說的，「在人事中有一種浪潮，假使在其高漲時跟隨它即可引人發財。」
為掃除已過時的社會制度，進步的階級必須了解它的時機到了，即以奪取政權為自己的任務。由這裏開始是自覺的革命行動的領域，先見與計算要和意志與勇敢結合在一起。換言之，由此處開始便是黨的行動的領域。
革命的政黨團結進步的階級之精華。假如沒有一個政黨能在環境中間隨機應變，估計事變之進展與韻律，早些獲得群眾的信任，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這是暴動與革命中客觀的與主觀的因素之相互關係。
在有思想的人的心中，十月革命提出了那些問題呢？
1. 這一革命是何以並如何發生的？更具體些說，何以無產階級革命在歐洲的一個最落後的國家勝利了呢？
2. 十月革命的結果是甚麼？
3. 十月革命經得起考驗嗎？
第一問題、關於原因的部份，現在可以多少詳盡地回答它了。我已企圖在我的「革命史」中詳細的回答它，此地我只能說出最重要的結論。
在舊日沙皇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中，無產階級第一次獲得政權的事實，最初看來似乎是神秘的；實際它與歷史的法則完全符合。人們是能預言它的，而且也有人預言過它。更有甚者，基於這一事實的預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決定的事變之前好久，建立起了他們的戰略。
最初與最一般的說明是：俄國是落後的國家，但只是世界經濟的一部份，只是資本主義世界系統中之一原素。在這意義上說，列寧已用這一金玉的公式打破了俄國革命之謎，「鎖鍊在最弱的一環破裂」。
一個粗略的說明：大戰為世界帝國主義矛盾之結果，他將許多發展階段不同的國家捲入漩渦，但對於一切參加者均作同樣的要求，很明瞭的，戰爭的負擔，對於最落後的國家更其不可忍受。俄國是第一個被迫脫離戰場的。但是要退出戰爭，俄國人民須推翻其統治階級。這樣，戰爭的鎖鍊在其最弱的一環破裂。
再者，戰爭並不是像地震一樣的，從外面來的災難，而是如老克勞則維次（Clausewitz）所說，是政治用別的手段之繼續。在最近一次戰爭中，帝國主義系統在和平時代的主要傾向只是表現得更加粗野。一般的生產力愈高，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愈緊張，對抗愈尖銳，軍備競爭愈瘋狂，如此則對於較弱的參加者愈困難。正因這理由，落後國家在崩潰之順序中佔第一位。世界資本主義的鎖鏈永久是傾向於在其最弱的一環破裂的。
假使，由於例外的或異常不順利的環境之結果──讓我們說，外來的軍事干涉成功，或蘇維埃政府犯了不可挽救的錯誤──資本主義又在這無限廣闊的蘇維埃領土之上興起了，與他在一起必然也興起它的歷史的不合宜，這樣的資本主義，其自身將很快成為那些引起一九一七年爆裂的同樣矛盾的犧牲品。假使俄國身上沒有懷著革命的孕，就不會有策略的藥方能喚起十月革命性之存在。革命黨就其最後的分析說，只能盡產婆的作用，他不得不訴之於剖腹產子的手術。
有人或者會回答說：「你的一般意見固可以適當地解釋，舊俄國何以必須有觸礁之厄，因為它是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和在貧窮的農民頭頂上加以寄生的貴族與腐敗的帝制的國家。譬喻這是鎖鏈在其最弱一環的破裂，還不能提供解釋真正的謎的鑰匙：社會主義革命如何能在落後國家勝利呢？歷史上儘有這樣的例子，舊的階級崩潰，可是找不出進步的繼承者來代替它們，於是國家與文化也衰敗了。舊俄國的崩壞，在第一眼看來，多半應當將國家變為資本主義的殖民地，而不是變成社會主義的國家。」
這一反對意見是極有趣的。他直接引我們到整個問題的中心。然而這一反對是錯誤的；我可以說，它缺乏內在的均衡。一方面，它從誇大俄國之落後的概念出發；另一方面由於在理論上錯誤地了解一般歷史落後的現象。
生物，連人在內，自然依他們的年齡通過相似的發展階段。一個常態的五歲兒童的重量，身體各部的大小和內部的器官是有一種相稱的。但當我們研究及人的意識時，情形就不同。心理學與生理學、解剖學相反，無論其為個人的或團體的心理，其特色是異常的吸收力、伸縮力與富於彈性；這即是人之超過於其動物的最近親屬如猿類的高貴稟賦。富於吸收性和彈性的心靈為歷史進步的必要條件，對於所謂社會的「有機體」（Organism）（與真正的生物的有機體不同）的內部結構賦予以異常的可變性。在民族與國家（特別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的發展中，既沒有甚麼相似性，也沒有甚麼整齊性。不同階段的文化，甚至是相反的兩極的文化，在同一國家的生活內彼此相接近並相互錯綜。
讓我們不要忘記，歷史的落後性是一相對的概念。既有落後的與進步的國家，即有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即有進步國家對於落後國家之壓力，落後國家即有趕上進步國家的需要，借用他們的技術、科學或其他。這樣即產生了綜合的發展之形態：落後的諸特點，與世界的技術與世界的思想之最新的發明相結合。最後，歷史上落後的國家，為了脫離他們的落後狀態，常常被迫要跑到各國的前面。
社會意識之伸縮性，使它在某些條件下，能在社會領域內完成在個人心理學中所稱為的「克服自卑意識」的結果。在這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十月革命是俄國人民用以克服他們自己低劣的經濟和文化的英勇手段。
但是讓我們不要談這些歷史哲學的，或者有點太抽象的原則，而以具體的形式提出同樣的問題，即是，在活的經濟事實之剖面圖中提出問題。俄國的落後在二十世紀之初表示得最明顯：工業比較起農業來，城市比較起鄉村來，無產階級比較起農民來，在國內都佔很小的比例。整個來說，這是全國勞動生產率之低下。我們只須說，在大戰前夕，當沙皇的俄國達到了其幸運之頂點時，全國的收入比美國低八倍至十倍。這是在數字上表示出來的它的落後之廣度，假使我們對於落後也可以用廣度兩字。
同時，綜合發展的法則，在經濟領域中，每一步，無論是在簡單和複雜的現象中都表現其自己。俄國在幾乎沒有官道時就被迫修鐵路。沒有經過手工業與製造業的階段，直接過渡到機械化的生產。跳過中間階段是落後國家的命運。
當農民的農業停在十七世紀的水平時，俄國的工業，假如不是就範圍，至少就形態說，立在進步國家的水平上，並在幾方面跑過它們的前面。我們只需說，美國有一千以上僱員的大企業，所用工人共佔產業工人全數不到百分之十八，而在俄國則佔百分之四十一以上。這一事實與對於俄國經濟落後的習慣的概念是很難調和的。但另一方面，它不能駁倒有關落後的說法，而是辯證地補足它。
俄國階級的結構表示出同樣的矛盾性質。歐洲的財政資本將俄國經濟迅速地工業化。由此工業資產階級帶有大規模資本主義的和反民眾的性質。而且外國的股票所有人住在俄國以外，另一方面，工人則自然是俄國人。所以在數量很弱的，沒有民族根基的俄國資產階級之前，立著一較強的無產階級，在人民深處有其強固的根基。
無產階級的革命性更為以下的事實所促進，即是俄國為一落後的國家，在其被迫趕上其對手時，無論在社會和政治方面都沒有來得及變成保守的。歐洲的實際也是全世界的最保守的國家，而且大家認為是正確的說法──正是最老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最沒有保守主義的歐洲國家，多半即是俄國。
但是幼稚的、新鮮的、堅決的俄國無階級還只構成國民的極少數。它的革命力量之後備軍在無產階級自身之外，即在生活在半農奴狀況的農民與被壓迫的民族中。
革命的底層是土地問題。舊的封建帝制制度，在新的資本主義剝削的情形下，變得加倍的不能忍受。俄國農民的耕地約有一億四千萬俄畝，但是三萬大地主，平均所有約在二千俄畝以上的，共有七千萬俄畝，即是說，和一千萬農戶，或五千萬農民人口所有的一樣多。這些土地所有的統計，構成農民暴動的現成的政綱。
貴族波科爾金於一九一七年寫信給最後一次的市議會議長勞強可爵士說：「我是一地主，我想不出何以我必須失去我的土地以供社會主義學說的試驗。」但是革命的任務正是在完成統治階級所想不出的。
一九一七年的秋季幾乎全國成了農民暴動的舞台。舊俄的六百四十二省中，有四百八十二省即百分之七十七受這運動的影響。鄉村的焚燒之火照耀著城市暴動的戰場。
但是農民反對地主的戰爭──你們將回答我說──是資產階級革命的而非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典型原素。
絕對的正確，我回答──過去的確如此。但是資本主義社會在歷史上落後國家之不能生存，正為這事實所表示，即農民暴動不能推動俄國的資產階級前進，而是相反地推動他們走進反動的陣營。假使農民不願意完全破產，則他除了與工業無產階級攜手以外沒有別的道路。這兩個被壓迫階級之革命的攜手，是為列寧的天才所預見，並為他在很久以前所準備的。
假使資產階級能勇敢地解決土地問題，俄國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顯然不能拿到政權。但是貪婪和怯懦的俄國資產階級，出現在舞台上太遲，出現以後，很早就衰老了，不敢舉起手反對封建財產。因此它將權力交給了無產階級，並連帶將處分資產階級社會的命運的權利交給了它。
所以，為了蘇維埃國家之能誕生，必須兩個歷史性質不同的因素合作：農民戰爭，即是成為資產階級發展黎明期的特徵的運動，和無產階級暴動，即是宣告資產階級發展的衰落的運動。這便是俄國革命的綜合性質。
一旦農民之熊以它的一雙後足站起來時，它的憤怒是極其可怕的。但是它不能給它的憤怒以自覺的表現。他需要一個領袖。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暴動的農民在無產階級身上找著了忠實的領袖。
四百萬產業和運輸工人領導了一萬萬的農民。這是革命中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相互關係。
無產階級的第二個革命後備軍為被壓迫民族所構成，他們的大部份也是農民。與俄國的歷史的落後緊相連繫著的是國家發展的廣袤，它從莫斯科的中心擴張到外圍，像脂肪的斑點一樣。在東方它奴役比它更落後的民族，以它們為基礎，以便窒息西方的更發達的民族。在七千萬主要的大俄羅斯人口之外，逐漸加上了「別的民族」共九千萬人。
帝國即是這樣興起的，在其成份中，統治的民族只佔百分之四十三，其餘的百分之五十七是文明的程度與法律上被剝奪的程度互不相同的各民族。民族的壓迫在俄國比在鄰近國家──不僅西方邊境以外的國家，而且也是東方邊境以外的國家──要無比的粗野些。這給民族問題以可怕的爆炸力。
俄國的自由資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以及在土地問題上的主張，都不外在壓迫的與暴力的制度中做些改良。密留可夫和克倫斯基的「民主」政府，反映大俄羅斯資產階級與官僚的利益，他們在存在的八個月中，只是加速自己在不滿的民族中這樣的印象：「你們要得到甚麼，只有用暴力去奪取。」
列寧早已注意離心力的民族運動發展之必然性。布爾雪維克的黨，若干年來都為民族自決權，──一直到完全脫離的權利──作頑強的鬥爭。只有這一在民族問題上勇敢的立場，俄國無產階級才能漸漸獲得被壓迫民族的信仰。民族獨立運動以及農民運動必然變得反對官式的民主主義，鞏固無產階級，並流入十月劇變之主流。
這樣，歷史上落後國家發生無產階級革命之謎，失去了其神秘之罩。
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早已在事變前好久，預言了革命的前途，和年輕的俄國無產階級的歷史作用。請允許我在此引述我自己在一九零五年的著作之一段：
「在經濟落後的國家，無產階級能比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早些得到政權……
「俄國革命創造出一些使政權能夠（假使革命成功則必須）轉移於無產階級的條件，甚至於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沒有得到機會充分展開其統治才能以前。
「農民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的命運……與整個革命的命運連繫在一起，即是說，與無產階級的命運連繫在一起。無產階級一旦取得政權，將在農民之前表現其為解放農民的階級。
「無產階級以國民的革命代表，以人民在與專制主義和農奴制野蠻主義鬥爭中公認的領袖資格加入政府。
「無產階級政制，將從一開始，即主張解決與俄國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命運有關的土地問題。」
我冒昧地引了這些話以證明我今日所呈獻的十月革命理論不是偶然的倉卒編製，不是事後在事變的壓力下造出來的。不是的，就其政治預測的形式說，它在十月革命之前有好久。你們一定同意，理論之有價值，只因其幫助人預見發展的行程和有目的地去影響它。一般的說，這是馬克思主義作為辨別社會與歷史的方向之最可貴的武器的地方。我很可惜因講演的有限時間，不許我大事發揮以上的引語。所以我簡略地概括一下從一九零五年開始的全部著作，即可以滿意了。
依照其直接任務說，俄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但是俄國資產階級是反對革命的，所以革命的勝利只有成為無產階級的勝利才有可能。但是勝利的無產階級將不停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政綱，它將走到社會主義的政綱。俄國革命將成為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第一階段。
這即是在一九零五年我所提出的不斷革命的理論，此後即在「托洛次基主義」名義下被人們最嚴厲地批評。
更精確些說，這只是這理論的一部份，其另一部份特別適合於現在時機的，是說：
現在的生產力之增長早已超過了國家的界限。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在國家的界限內成立。無論孤立的工人國家的經濟成績如何大，「一國社會主義」的綱領終歸是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只有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歐洲聯邦，以後是世界聯邦，才是諧和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園地。
今日，在事變的證驗以後，我更看不出放棄這一理論的理由。
有了以上所說的話，我們還值得提及一個法西斯作家馬拉巴特（Malaparte）嗎？他把離開戰略而獨立的策略的想法歸之於我，據說這種策略相等於一堆暴動的技術方法，可以應用於一切經度和緯度。幸而，這一不幸的政變論家的名字使我們很容易將他與政變的勝利的實行家分別出來；所以沒有人會冒將馬拉巴特與邦拿巴特（Bonaparte）混合的危險。〔註：按此處係名詞遊戲。邦拿巴特即拿破侖，法文原意為好運氣，而馬拉巴特則原意為壞運道。──譯者〕
沒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武裝暴動，蘇維埃國家將不能存在。但是暴動自身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十月革命必須有一系列歷史前提。
一．舊統治階級──貴族、帝制、官僚之腐朽。
二．在人民群眾中沒有生過根的資產階級之政治軟弱。
三．農民問題之革命性。
四．被壓迫民族問題之革命性。
五．無產階級之重要的社會份量。
在這些有機的先決條件之外，我們必須加上某些最重要的當時形勢的條件：
六．一九零五年革命是一偉大的學校，或者照列寧的話說，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預演。蘇維埃之為革命中的無產階級聯合戰線的不能代替的組織形式，是第一次在一九零五年創造出來的。
七．帝國主義戰爭將一切矛盾尖銳化，將落後群眾從他們的消極狀況中拯拔出來，這樣準備了大規模的鉅變。
但上述一切條件，在造成革命的爆發上是十分充足的，卻不足以保障無產階級的革命勝利。為這一勝利更需要一個條件：
八．布爾雪維克的政黨。
當我列舉這條件為這一串中最後的條件時，我只是因為它跟隨邏輯秩序的必要，而不是在重要的次序上認其為最次要的。
我完全不是這樣想。固然，自由資產階級能不參加鬥爭而取得政權，且不止一次的這樣取得了政權，它有攫取勝利的機體，這些機體異常適合於這目的。但是工人階級的地位不同，他們長久是習於「予」，而不習於「取」。他們勞動，盡可能地長久忍耐、等待希望，接著失去了他們的忍耐，起來爭鬥，然後是死亡，將勝利交給別人。他們為人所叛賣，於是垂頭喪氣，又埋首勞動。這是人民群眾在一切政制下的歷史。為了穩固而確實地把政權拿到自己的手中，無產階級需要一個政黨，其思想之明瞭和革命的堅決要比別的政黨超越多多。
布爾雪維克的政黨曾不止一次地並完全適當地被人描寫為人類史上最革命的政黨，它是俄國近代史的活的結晶，俄國史中一切活的東西都在裏面。推翻沙皇早已成為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為解決這一任務所需要的力量還不夠。資產階級害怕革命，知識分子想使農民站起來。農民不能將自己的貧苦與他的目的概括起來，不理會知識分子向他的呼籲，知識份子以炸彈武裝自己，在這鬥爭中燒掉了一整代的人。
一八八七年三月一日，亞力山大•烏利揚諾夫進行了最後一次大恐怖陰謀。暗殺亞力山大第三的企圖失敗了。烏利揚諾夫和別的參加者被處了死刑。以化學製成物來代替革命階級的企圖觸了礁。甚至最英勇的知識分子，沒有群眾，也算不了甚麼的。在這些事實與結論的印象之下，烏利揚諾夫的兄弟，以後的列寧，長大起來，這是俄國歷史中最偉大的人物。即在他的幼年時，他即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並面向無產階級。他一刻也不忽視鄉村，他接近農民的道路是經過工人。他從他的革命前輩承繼了他們的堅決，承繼了他們的自我犧牲精神，和他們的願意鬥爭到底。列寧早年即成為新時代知識分子與先進工人的老師。在罷工與街頭戰鬥中，在監獄與充軍地，工人們受到必需的鍛鍊。他們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探照燈，在專制主義的黑暗下照耀他們的歷史道路。
一八八三年，在亡命者中發生了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小團體。一八九八年的一次秘密會議，宣告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成立（我們在那些日子都稱自己為社會民主黨）。一九零三年發生了布爾雪維克與門雪維克的分裂。一九一二年布爾雪維克的小組織最後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
它學習了在鬥爭中，在十二年的偉大事變中（一九零五──一九一七）認識社會的階級結構。它教育了幹部能出主意，又能服從。它的革命行動之紀律是基於它的學說之統一，基於共同鬥爭的傳統，和基於對它的已證驗過的領導之信仰。
這是一九一七年時黨的情形，它為官式的「輿論」所輕視，知識分子報紙如打雷一般的攻擊它，它使自己適應於群眾的運動。它堅固地將工廠與軍營中的力量保存在自己的手中，農民群眾愈益傾向它。假使我們了解的國民不是有特權的頭目，而是大多數的人民，即是說，工人與農民，則布爾雪維克主義在一九一七年的進程中，是一真正的俄國國民的黨。
一九一七年九月，被迫藏匿起來的列寧，發出信號：「危機成熟了，暴動的時間走近了。」他是正確的。統治階級在戰爭、土地與民族解放的諸問題方面都走進了死巷。資產階級最後喪失了它的頭腦。民主的政黨──門雪維克與社會革命黨──將群眾對於它們所殘餘下來的一點信仰都浪費於擁護帝國主義戰爭，浪費於和資產階級與封建財產所有者無效的妥協與讓步。已覺醒的軍隊再不要為帝國主義的異已的目的而戰爭。不顧民主派的忠告，農民們縱火把地主從莊園裏趕出去了。在邊區的被壓迫民族起來反抗彼得格勒的官僚。在最重要的工兵蘇維埃中，布爾雪維克都佔上風。工人和兵士們要求行動。潰瘍是成熟了，它需要開刀一割。
只有在這些社會與政治的條件下，暴動才是可能。而且這樣它也變成不可免。但是我們不要玩弄暴動。正如用刀的醫生一不留心即應倒霉。暴動是一種藝術。它有它的法則與規則。
黨以冷靜的計算和火熱的堅決實行了十月暴動。由此它幾乎沒有犧牲而獲得勝利。布爾雪維克經過蘇維埃的勝利，得以領導佔地球六分之一的國家。
我假定現在聽講諸君的多數，在一九一七年時還完全沒有從事過政治。這更好。在青年人的前面會有許多有趣的雖非很容易的事情。但在座的有老一代的人，一定記得布爾雪維克的奪取政權被人如何看待：當作奇聞，當作一次誤會，當作一件醜事，最普遍是當它為一夢魘，在黎明的頭幾道光線發出時，一定會消失不見的。布爾雪維克將維持二十四小時、一禮拜、一個月、一年。時間須不斷延長。……全世界的統治者武裝著自己以反對第一個工人國家，國內戰爭被挑動起來，干涉以後繼以干涉、封鎖。這樣過了一年又一年。然而在此期間歷史已登記了蘇維埃政權十五年的存在。
反對者會說「是的，十月的冒險已表示它比我們許多人所想的結實得多。或者那也不是甚麼冒險。然而以下的問題仍然保存其力量：用這樣的高價完成了甚麼？布爾雪維克在革命之前夕所宣告的那些耀人眼目的任務已完成了沒有？」
在我們回答這些想象的反對者以前，讓我們說：問題本身並不新鮮的。恰恰相反，它緊跟著十月革命的腳跟，從它的誕生日起即已發生。
法國新聞記者阿涅在革命時正在彼得格勒，早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寫道：
「最高綱領派（法國人那時稱布爾雪維克的名稱）已取得了政權，偉大的日子終於到來了，我向自己說，我會看見對於我們應允了這多年的社會主義樂園將實現。……多令人羨慕的的冒險！有幸目睹它又是多麼得天獨厚！」如此類推，在這種譏諷的恭維之背後有如何誠實的憤恨！在冬宮被攻下的那天早晨，反動的新聞記者趕快去訂一張票，準備進社會主義樂園。革命以後又過了十五年。我們的敵人們更不客氣地表現惡意的喜悅，因為蘇維埃國家，即在現在也不大像一般人都有幸福的園地。為甚麼要革命和為甚麼犧牲呢？
親愛的聽眾們！我覺得蘇維埃制度的矛盾、困難、錯誤與需要，我明白得並不比別人壞。我個人無論在文字與演說中從未隱藏過。我過去相信，現在仍是這樣的相信，革命的政治和保守的政治不同，不能建立在隱瞞上，「是怎樣即說出怎樣」，必須成為工人國家的最高原則。
在批評中以及在創造的活動中，看到前途是必要的。主觀主義是一個壞顧問，特別是在大問題中。時間觀念必須與任務而不是與個人的幻想相稱。十五年！在個人的生命中這是如何長的時間！在那一時期，我們的一世代有不少人進了墳墓，活著的也加了無數的斑白頭髮。但是這同一的十五年──在民族的生命中是如何微不足道的時間！只是歷史時計上的一分鐘而已。
資本主義在與中古時代鬥爭中需要數世紀以維持自己，以提高科學與技術的水平，建造鐵路，擴張電線。以後呢，人類為資本主義投入戰爭與危機的地獄中。但是社會主義的敵人，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只許社會主義以十五年時間去在世界上建立天堂和一切現代的設備。我們從未承擔這種責任。我們從未定出這樣的時期。大變化的行程必須用與它相合的尺度來量它。我不知道社會主義的社會是否像聖經上的天堂。我是懷疑的。但是蘇聯現在還沒有社會主義。在那裏盛行的情形是過渡的情形，充滿了矛盾，肩荷著過去遺產的重負，並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敵視的壓迫之下。十月革命已宣告了新社會的原則。蘇維埃共和國只表示出其實現的第一階段。愛迪生的第一個電燈是極壞的。我們必須知道如何在第一次社會主義建設的錯誤與過失中辨別其將來。
但是那些落在活人身上的不快樂呢？革命的結果能解釋其所引起的犧牲之正當嗎？這是一無結果的問題，徹頭徹尾是修詞上的問題（即根本不需要答覆的──譯註）；好像歷史的行程可以允許我們作會計的損益計算書！鑒於人類生存的困難與痛苦，我們也可以同樣問：「人生出來是合算的嗎？」海涅對於這問題回答說：「只有蠢材等著回答……」。這些愁緒不能阻礙人類之被生與生產。甚至在無比的世界危機的這些日子，幸而自殺也只構成不重要的百分數。但是民族從沒有訴之於自殺的。當他們的負擔不能忍受時，他們從革命中找出路。此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犧牲者表示憤怒的又是誰呢？往往是那些為帝國主義戰爭的犧牲者開路，謳歌大戰，或至少，是那些迎合戰爭的人們。現在也輪到我們問：「戰爭是值得的嗎？它給了我們甚麼？他教訓了我們甚麼？」
反動的歷史家泰因（Hippolyte Taine），在他的反對法國大革命的十一卷小冊子中，不無惡意的喜悅地描寫法國人民在雅各賓專政及以後諸年的痛苦。最壞的是城市的下層階級，平民們，他們是無套褲漢（Sansculottes），為了革命，犧牲了他們的最好分子。現在他們和他們的妻子整個冬夜在麵包坊門口排班，回到自己的爐火已熄的家庭去時仍是空手。在革命的第十年，巴黎比革命開始以前還要窮些。泰因用小心選擇的，人工地揀出的事實，作為他對革命作死刑宣判的理由。看呵！貧民要做專政者，他們卻降落在貧苦的深淵！
我們很難想像比這更平庸的道德說教。首先，假使革命將國家陷於貧苦深淵，我們主要應當責備那些逼人民起來革命的統治階級。第二，法國大革命並沒有在麵包坊前的饑餓隊伍中耗竭自己。整個的近代法國，在許多方面，連整個的近代文明都是由法國革命的浴血中生長出來的。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在國內戰爭過程中，犧牲了五十萬人。這些犧牲是值得的嗎？
從美國奴隸所有者，和與他們在一伙的英國統治階級的觀點看來，是不值得的。從黑人或從英國工人階級的觀點看來，是絕對值得的！從全人類發展的觀點看來，這是毫無可疑的。現在的美國以及其無限的實際創造力，它的合理化的技術，它的經濟的奮發有為，都是從六十年代的國內戰爭產生出來的。在美國這些成績之上，人類將建設新的社會。
十月革命比其任何前輩要更侵入到社會的神聖事物之最神聖的中間去──即侵入社會財產關係中。因此它所需要的時間要更長些，以便在生活的一切領域中顯示革命之創造的後果。但是革命巨變的一般趨勢已明瞭：蘇維埃共和國沒有任何理由在它的資本主義的控告者之前低頭和說道歉的話。
從人類發展的觀點上估量新制度的價值，我們必須先回答：「社會進步如何表現其自己？我們如何測量它？」
以最深的、最客觀的和最不可爭的標準說，進步能用社會勞動生產率之生長來測量。從這一觀點，經驗已對十月革命作了估價。社會主義的組織原則在歷史中已第一次表現其能力，能在短時間內在生產中記錄空前的結果。
俄國工業發展的曲線表現在粗製的指數中如下；以大戰前一年一九一三年為一百。一九二零年，國內戰爭最高點的一年，也是產業中最低點的一年，只有二十五，即佔戰前生產的四分之一。一九二五年增至七十五，即戰前生產的四分之三；在一九二九年約二百，一九三二年約三百，換言之，即三倍於大戰之前夕。
若使用國際指數，整個圖象更為顯著。由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二年德國的工業生產已降落了一倍半，美國降低了兩倍，蘇聯則增加了四倍。這些數字足以說明自己。
我沒有意思否認或隱藏蘇聯經濟弱的一面。工業指數的結果異常受農業不順利發展的影響，換言之，即受那根本還未上升到社會主義方法的領域影響，而這領域未經充足的準備即官僚地而非技術地被引到集體化路上了。這是一大問題，但已超出了我的講演範圍之外。
以上所引的指數需要另一重要的保留。蘇維埃工業化的無可爭論的、而且就自己說是最好的結果，需要從經濟的不同成分之互相配合，他們的動態的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生產能力的觀點，再來一下經濟的覆核。在這方面，大困難，甚至於挫折，是不可免的。社會主義並不是從五年計劃中一產生出來，即已有了完成的形式，像敏諾華（Minerva）從朱庇特（Jupiter）的頭上出來，或維納斯（Venus）（註）從海的泡沬中出來一樣。在社會主義以前需要有幾十年的堅毅工作，錯誤，糾正和重整。此外我們不要忘記社會主義建設依其本來性質言，只能在國際的戰場上達到完成。但縱使到現在為止的結果，在經濟的損益結算上是最不順利的，也只能表示最初計算之不正確，計劃的錯誤與領導的錯誤，但完全不能駁斥在經驗上已經確立的事實，即是若得社會主義方法之助，可以提高集體勞動的生產率到空前的高度。這一世界歷史重要的成就，是任何人或任何物都不能從我們拿走的。
說了以上的話以後，諒已不必再花時間去回答那種抱怨，說十月革命毀滅了俄國文化。那是吵鬧不安的統治王朝和時髦社會的聲音。無產階級暴動所推翻的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文明」，只是鍍金的野蠻主義。俄國的人民固然親近不到它，它也沒有給人類寶庫以甚麼新東西。
但即使談到被白軍亡命客所痛惜的文化，我們也必須精確地提出問題──在那種意義上說它是毀滅了呢？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極少數人對於文化寶藏之獨佔被摧毀了。但是舊俄文明中凡屬有文化價值的東西都沒有被侵犯。布爾雪維克的蠻子既未摧毀心智的勝利品，又未毀壞藝術的創造。恰恰相反，他們小心地收集了人類創造性的紀念碑，以模範的秩序把它們排列好。帝制、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文化現在已成了博物院的文化。
人民熱心地參觀這些博物院。但他們並不生活在裏面。他們學習。他們建設。十月革命教俄國人民，教沙皇的俄國之下的十幾種民族讀書寫字，只這一事實，比整個舊俄溫室的文化要高無數倍。
十月革命已建立了新文明的基礎，這文明不是為出類拔萃的少數，而是為全體人類。全世界的群眾感覺這點。因此他們對蘇聯的同情，正如他們從前對沙皇俄國之憤恨一樣熱烈。
親愛的聽眾，你們知道人類的語言是不可代替的工具，不僅給事變以名稱，而且給它們以估價。在濾去了一切偶然的、枝節的、人工的東西以後，它吸收一切主要的、特色的和非常重點的──試注意文明國家的語言如何細緻地分別出俄國發展之兩個時代。貴族的文化在世界通用的是如此野蠻的字，如沙皇、哥薩克、Pogrom（燒殺）、Nagaika（鞭笞）。你們知道這些字是甚麼意思。十月革命在世界語言中加入的字為布爾雪維克、蘇維埃、Kolkhpz（集體農場）、Gosplan（國家計劃）、Piatiletka（五年計劃）。這裏，實用的語言做了歷史的最高裁判官。
那偉大革命最深的意義，但也是最難直接測量的意義，是它形成和陶鑄了民族的品性。普遍的認識，總以為俄國人民是遲鈍、消極、憂傷與神秘的，這不是偶然。它在過去有其根源。但在西方國家直到現在，還未充分注意到革命在民族品性中所起的改變。又怎能不如此呢？
每一個有生活體驗的人，都能回憶他所知的某一青年的形象：敏悟的、富感受性的、抒情的，以後突然在有力的道德的衝擊之影響下，變成堅強得不可辨認了。在整個民族的發展中，這種道德轉變乃為革命所造成。
二月發生了反專制的暴動，然後是反貴族的、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要和平，要土地，要民族平等，接著是十月暴動，推翻資產階級，也推翻那想與資產階級妥協的諸黨，三年來在五千哩長的前線上的國內戰爭，封鎖、饑餓、貧窮和瘟疫的年代，緊張的經濟重建、新困難與刻苦的諸年──這些構成了一個艱辛的但是很好的學校。一個重鐵錘可以打碎玻璃，但也能鍊鋼。革命的錘則鍛鍊出鋼的民族品性。
在革命後不久，一個沙皇的軍官，查列夫斯基憤怒地寫道：「誰會相信一個看門的人或一個更夫突然變成一個法官，醫院的侍者做院長，理髮匠做官，伍長做總司令，日工做市長，鎖匠做工廠經理呢？」
「誰會相信呢？」他們不得不相信。當伍長擊敗了將軍，當市長──舊日的日工──打破了舊官僚抵抗，車上擦油的人將運輸系統恢復，做經理的鎖匠將工廠恢復得能工作時，他們除了相信外，別無他法。「誰會相信呢？」讓他們且試一試不相信看。
為了解釋蘇聯人民群眾在革命年代中始終表示異常的堅忍，許多外國觀察家，仍依照舊日的習慣，靠俄國人品性的「消極」來解釋。嚴重的時代錯誤！革命群眾耐性地忍受他們的痛苦，但不是消極地。他們正用他們的手創造一較好的將來，他們不惜任何代價要創造它。讓階級的敵人只試一試將他們的意志，從外面強加於這些忍耐的群眾之上罷！但他最好是不要做這種嘗試罷！
讓我們在完結時，試確定十月革命不僅在俄國史上，而且在世界史上的位置。在一九一七年八個月的期間，兩個歷史的曲線相交叉。二月革命──即過去幾世紀在荷蘭、英國、法國，幾乎全歐洲大陸領土上所進行的偉大鬥爭之延遲的回聲──它的地位是在一連串資產階級革命中。十月革命則宣佈並開始無產階級的支配。正是世界資本主義在俄國領土上第一次遭到大失敗。鎖鏈在其最弱的一環破裂。但破裂的是鎖鏈，不僅是一環而已。
資本主義之為一世界系統已過了時。它已不能實踐其主要的使命：增加人的能力與人的財富。人類不能停止於已達到的水平。只有生產力強有力的增加和健全的、計劃的即社會主義的組織生產和分配，才能保障人類──全人類──體面的生活標準，同時賦予他們駕馭自己的經濟活動的寶貴自由。這種自由可分為兩個方面。第一，人將不再被迫用一生大部份時間致力於體力勞動。第二，他將不再依賴於市場法則，即，那些在他背後生長起來的盲目的與黑暗的勢力。它將自由建立起他的經濟，即是，依照著計劃，手上有指南針。這次是將社會的形體用愛克斯光線透視，發現其一切秘密，讓它的一切功能都受集體的人類的理智和意志支配。在這一意義上，社會主義在人類歷史進展上必成為一新步驟。在我們最初用石斧武裝著自己的祖先看來，整個自然界是秘密而又敵視的各種力量之結合。自那時以後，自然科學與實用的技術攜手，已將自然的最秘密的深處都光照到了。物理學家用電力裝置去判斷原子核。科學將容易解決鍊金術家的任務──將糞土變為黃金，將黃金變為糞土──那時候已不在遠。從前自然界是為妖魔所主宰的地方，現在則為人的工業意志所愈益勇敢地支配著了。
但當人與自然角力獲得勝利時，他幾乎像蜂蟻一樣盲目地建立起他與別人的關係。他緩慢地和最不堅決地去接觸人類社會的問題。他以宗教開始，過渡到政治。在長久被僵死的傳統所統治的領域中，宗教改革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和唯理主義第一次的勝利。批評的思想由針對教會過渡到針對國家。與專制主義及中世紀的等級鬥爭而誕生的主權在民和民權的學說，愈益變得強有力。議會制度即由此而生。批評思想又侵入政府行政的領域。民主主義之政治的唯理主義，是革命的資產階級之最高成就。
但在自然與國家之間有經濟生活。技術將人從地、水、火、風這些古老原素的專制下解放出來，結果只是將他隸屬於自己（技術）的專制之下。人不做自然的奴隸了，卻做了機器的奴隸，更壞的是做了供給與需要的奴隸。現在的世界危機特別悲劇地證明：能下沉海洋之底，能上升到平流層的高空，能在電波上與兩極的人作談話的人，這驕傲而勇敢的自然之主宰者，仍是他自己的經濟的盲目力量之奴隸。我們時代的歷史任務正在於用合理的計劃代替未被監督的市場作用；在於馴服生產的力，強迫它們諧合地一齊工作，並順從地服役於人類之需要。只有在這一新的社會基礎之上，人才能舒展他疲倦的肢體，使每個男人及每個婦人，而不僅是出類拔萃的少數，都能在思想領域中變成一個完全的公民。
但這還不是路程的完結。不是，那只是開始。人稱他自己為創造之王。它有權利這樣稱自己。但是誰說過，今日的人，是人的種類中最後和最高的代表呢？不是的，在身體上與精神上，他離開完成還很遠，他在生物學上還是不成熟的早產，思想貧弱，又沒有新的有機平衡。
固然人類不止一次地產生出思想與行動的巨人，高舉在其同時代的人之上，如像綿延的山脈中之高峰一樣。人類有權利因為有亞里斯多德、莎士比亞、達爾文、貝多芬、歌德、馬克思、愛迪生、和列寧而自豪。但是何以他們是如此稀少呢？首先因為他們幾乎沒有例外地是從上等與中等階級中出來的。除了極稀有的例子外，在人民的被壓迫深處的天才的火花，尚未能爆發為火焰之前即被窒息了。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創造、發展、和教育一個人的過程，過去和現在仍是偶然的事情，未為理論與實踐所照耀，不受意識與意志的驅使。
人種學、生物學、生理學、和心理學，已累積了山高的材料，在人類面前提出完成和發展身體與精神的全部任務。心理分析，借弗洛依特的高明的手，已揭開了詩歌上稱為「靈魂」的泉源的蓋子。啟示了甚麼呢？我們自覺的思想，只是黑暗的心理作用的一小部份。有學問的潛水家降到海底，攝取神秘的魚類照片。人的思想降到他自己的心理源泉之底，必能闡發靈魂的最神秘的動力，使這些動力受理智與意志的支配。
一旦人去掉了他自己的社會之無政府的力量，人將開始把自己放在化學家的杵與蒸溜管中加以處理。人類將第一次視自己為原料，或最多只是生理的與心理的半製成品。社會主義在另一意義上說，亦將是由必然的領域到自由的領域的躍進，即是今日的人，儘管有種種矛盾，缺乏諧和，但將為新的與更快樂的人類開闢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