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階級在俄國奪取政權（1917年10月25日，即公歷11月7日）後的最初幾個月，人們可能覺得，由於落後的俄國同先進的西歐各國有巨大的差別，西歐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同我國的革命將很少有相似之處。現在我們已經有相當豐富的國際經驗，它十分明確地說明，我國革命的某些基本特點所具有的意義，不是局部地區的、一國特有的、僅限於俄國的意義，而是國際的意義。我這裡所說的國際意義不是按廣義來說的，不是說：不僅我國革命的某些基本特點，而且所有基本特點和許多次要特點都具有國際意義，都對所有國家發生影響。不是的，我是按最狹義來說的，就是說，所謂國際意義是指我國所發生過的事情在國際上具有重要性，或者說，具有在國際範圍內重演的歷史必然性，因此必須承認，具有國際意義的是我國革命的某些基本特點。

　　當然，要是誇大這個真理，說它不限於我國革命的某些基本特點，那是極大的錯誤。如果忽略另外一點，同樣也是錯誤的，那就是：只要有一個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取得了勝利，就很可能發生一個大變化，那時，俄國很快就不再是模範的國家，而又會成為落後的（在“蘇維埃”和社會主義的意義上來說）國家了。

　　但在目前歷史時期，情況正是這樣：俄國這一模範向所有國家展示了它們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會發生某些事情，而且是極重大的事情。各國先進工人早就懂得了這一點，而在更多的情況下，與其說是懂得了這一點，不如說是他們憑著革命階級的本能而領悟到了這一點，感覺到了這一點。因此蘇維埃政權以及布爾什維主義的理論原理和策略原理具有國際的“意義”（按狹義來說）。第二國際的“革命”領袖們，如德國的考茨基、奧地利的奧托．鮑威爾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不懂得這一點，因此他們成了反動分子，成了最壞的機會主義和背叛社會主義的行為的辯護人。例如，1919年維也納出版的一本沒有署名的小冊子《世界革命》（《Weltrevolution》）（《社會主義叢書》伊格納茨．勃蘭德出版社版第11冊），就異常清楚地表明了這些人的整個思路和整套思想，更確切些說，表明了他們的困惑、迂腐、卑鄙和對工人階級利益的背叛，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而這一切又都是用“捍衛”“世界革命”的思想作幌子的。

　　但是，對於這本小冊子的詳細評論，要等以後有機會時再說了。這裡我們只想再指出一點：在很久以前，當考茨基還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叛徒的時候，他曾經以一個歷史學家的態度看問題，預見到可能會有一天，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將成為西歐的模範。這是1902年的事，當時考茨基在革命的《火星報》上寫了一篇題為《斯拉夫人和革命》的文章。他是這樣寫的：

　　“現時〈與1848年不同〉可以認為，不僅斯拉夫人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而且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動的重心也愈來愈移向斯拉夫人那裡。革命中心正從西向東移。19世紀上半葉，革命中心在法國，有時候在英國。到了1848年，德國也加入了革命民族的行列……　揭開新世紀序幕的一些事變使人感到，我們正在迎接革命中心的進一步轉移，即向俄國轉移……　從西歐接受了這麼多的革命首創精神的俄國，也許現在它本身已有可能成為西歐革命動力的源泉了。轟轟烈烈的俄國革命運動，也許會成為一種最強有力的手段，足以鏟除在我們隊伍中開始蔓延的萎靡不振的庸俗習氣和鼠目寸光的政客作風，促使鬥爭的渴望和對我們偉大理想的赤誠重新燃起熊熊的火燄。俄國對於西歐來說早已不再是反動勢力和專制制度的堡壘了。現在的情況也許恰恰相反。西歐正變成支持俄國反動勢力和專制制度的堡壘……　俄國的革命者如果不是同時必須跟沙皇的同盟者──歐洲資本作戰，也許早就把沙皇打倒了。我們希望，這一次他們能夠把這兩個敵人一起打倒，希望新的‘神聖同盟’比它的前驅垮得更快一些。但是不管俄國目前鬥爭的結局如何，那些在鬥爭中犧牲的烈士（不幸的是，犧牲的人會很多很多）所流的鮮血和所受的苦難，決不會是白費的。他們將在整個文明世界中培育出社會革命的幼苗，使它們長得更茂盛、更迅速。1848年時，斯拉夫人還是一股凜冽的寒流，摧殘了人民春天的花朵。也許現在他們注定要成為一場風暴，摧毀反動勢力的堅冰，以不可阻擋之勢給各國人民帶來新的幸福的春天。”（卡爾．考茨基《斯拉夫人和革命》，載於1902年3月10日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革命報紙──《火星報》第18號）

　　卡爾．考茨基在18年前寫得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