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顯示了世界歷史上的一個異常獨特的轉變：在一個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裡，罷工運動範圍之廣和力量之大在世界上第一次達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單單1905年頭一個月的罷工人數就等於以往十年（1895─1904年）平均每年罷工人數的十倍，而且從1905年1月到10月，罷工還在不斷和急劇地發展。由於許多完全特殊的歷史條件，落後的俄國第一個向世界不僅表明了被壓迫群眾在革命時的主動精神的飛躍增長（在一切大革命中都是如此），而且表明無產階級的作用大大超過了它在人口中所佔的比例，表明經濟罷工怎樣和政治罷工結合，而政治罷工又怎樣變成武裝起義，表明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各階級怎樣創造出了蘇維埃這種群眾鬥爭和群眾組織的新形式。
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使蘇維埃在全國範圍內得到了全面的發展，後來又使它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中獲得了勝利。不到兩年功夫就顯示出：蘇維埃具有國際性質，這種鬥爭形式和組織形式已經擴展到全世界的工人運動，蘇維埃的歷史使命是充當資產階級議會制以及整個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掘墓人、後繼人和接替人。
不僅如此，工人運動的歷史現在表明：在一切國家中，工人運動都必然（而且已經開始）經歷一種鬥爭，即正在成長、壯大和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運動首先而且主要是同各自的（對每個國家來說）“孟什維主義”，也就是同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鬥爭；其次是同“左傾”共產主義的鬥爭（這可以說是一種補充的鬥爭）。第一種鬥爭看來已經毫無例外地在一切國家內展開了，這就是第二國際（目前事實上它已被擊潰）和第三國際之間的鬥爭。第二種鬥爭則存在於德國、英國、意大利、美國（至少“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和無政府工團主義各派還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堅持左傾共產主義的錯誤，雖然他們幾乎普遍地、幾乎絕對地承認蘇維埃制度）和法國（如一部分過去的工團主義者對於政黨及議會活動採取不正確態度，雖然他們也承認蘇維埃制度），也就是說，毫無疑義，這種鬥爭不僅在國際這個組織範圍內存在，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都存在。
然而，每個國家的工人運動在取得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之前雖然都要預先經過本質上相同的鍛煉，但這一發展過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來完成的。在這條道路上，先進的資本主義大國走得比布爾什維主義快得多；布爾什維主義在歷史上用了15年時間才使它這個有組織的政治派別作好奪取勝利的準備。第三國際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裡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擊潰了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第二國際；而第二國際僅僅在幾個月以前，還遠比第三國際強大，還顯得堅強有力，還得到全世界資產階級各方面的，即直接和間接的、物質上（部長的肥缺、護照、報刊）和思想上的幫助。
現在全部問題就是要使每個國家的共產黨人十分自覺地既考慮到同機會主義以及“左傾”學理主義進行鬥爭這個主要的基本任務，又考慮到這種鬥爭由於各國經濟、政治、文化、民族構成情況（例如愛爾蘭等）、所屬殖民地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征而具有的並且必然具有的具體特點。現在到處都可以感到對第二國際的不滿，這種不滿正在蔓延和增長，這既是由於它推行機會主義，又是由於它不善於或沒有能力建立一個真正集中的、真正能進行指導的中心，一個能在革命無產階級為建立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進行的鬥爭中指導無產階級的國際策略的中心。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領導中心無論如何不能建立在鬥爭策略準則的千篇一律、死板劃一、彼此雷同之上。只要各個民族之間、各個國家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還存在（這些差別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以後，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國際策略的統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樣性，消滅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運用共產黨人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時，把這些原則在某些細節上正確地加以改變，使之正確地適應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針對這些差別正確地加以運用。在每個國家通過具體的途徑來完成統一的國際任務，戰勝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和左傾學理主義，推翻資產階級，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都必須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點和特征，這就是一切先進國家（而且不僅是先進國家）在目前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爭取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使它轉向蘇維埃政權而反對議會制度，轉向無產階級專政而反對資產階級民主，在這方面主要的（當然這還遠遠不是一切，然而是主要的）事情已經做到了。現在要把一切力量、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個步驟上，也就是說，要找到轉向或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這個步驟看來似乎比較次要，並且從某種觀點上說，也的確比較次要，但是在實踐上卻更接近於實際完成任務。
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思想上已經被爭取過來了。這是主要的。沒有這一點，那就連走向勝利的第一步都邁不出去。可是，這離勝利還相當遠。單靠先鋒隊是不能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群眾還沒有採取直接支持先鋒隊的立場，或者還沒有對先鋒隊採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並且完全不會去支持先鋒隊的敵人時，叫先鋒隊獨自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要真正使整個階級，真正使受資本壓迫的廣大勞動群眾都站到這種立場上來，單靠宣傳和鼓動是不夠的。要做到這一點，還需要這些群眾自身的政治經驗。這是一切大革命的一條基本規律，現在這條規律不僅在俄國，而且在德國都得到了十分有力而鮮明的証實。不僅沒有文化、大都不識字的俄國群眾，而且文化程度高、個個識字的德國群眾，都必須親身體驗到第二國際騎士們的政府怎樣懦弱無能、毫無氣節、一籌莫展、對資產階級奴顏婢膝、卑鄙無恥，親身體驗到，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就必然是極端反動分子（俄國的科爾尼洛夫、德國的卡普之流）的專政，然後才能堅決轉到共產主義運動方面來。
國際工人運動中覺悟的先鋒隊，即各個共產主義政黨、小組和派別的當前任務就是要善於引導廣大的（現在大半還是沉睡、消沉、因循守舊、尚未覺醒的）群眾採取這種新的立場，確切一點說，就是不僅要善於領導自己的黨，而且要善於在這些群眾走向和轉向新立場的過程中領導他們。如果說從前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徹底戰勝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就不能完成第一個歷史任務（把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爭取到蘇維埃政權和工人階級專政方面來），那麼，現在不肅清左傾學理主義，不徹底克服和擺脫左傾學理主義的錯誤，也就不能完成已經提到日程上來的第二個任務，即善於引導群眾採取能夠保証先鋒隊取得革命勝利的新立場。
以前的問題是（而現在在很大程度上也還是）把無產階級先鋒隊爭取到共產主義運動方面來，因而宣傳工作就提到了第一位；這時候甚至那些帶有小組習氣種種弱點的小組，也是有益的，也能做出成績來。但是現在是群眾實際行動的時候了，是部署（假使可以這樣說的話）百萬大軍，配置當今社會的一切階級力量，進行最後的鬥爭的時候了，這時候單憑宣傳的本領，單靠重復“純粹”共產主義的真理，是無濟於事的。這時候已不能像還沒有領導過群眾的小組的宣傳員實際上所做的那樣，以千來計算群眾；這時候要以百萬、千萬來計算了。這時候我們不僅要問自己，我們是不是已經把革命階級的先鋒隊說服了，而且要問，當今社會一切階級（必須是一切階級，一無例外）的起歷史作用的力量是不是已經部署就緒，以至決戰時機已經完全成熟，也就是說：（1）一切與我們敵對的階級力量已經陷入困境，它們彼此進行混戰，而力不勝任的鬥爭已經使它們疲憊不堪；（2）一切猶豫動搖、不堅定的中間分子，即和資產階級不同的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已經在人民面前充分暴露了自己，由於在實踐中遭到破產而醜態畢露；（3）在無產階級中，群眾支持採取最堅決、最奮勇的革命行動來反對資產階級，這種情緒已經開始產生並且大大高漲起來。那時候，革命就成熟了；那時候，如果我們正確地估計到上面所指出的、所粗略勾畫的一切條件，並且正確地選定了時機，我們的勝利就有保証了。
邱吉爾之流和勞合─喬治之流（這種政治類型的人各國都有，只是依國家不同而稍有差別）的分歧以及韓德遜之流和勞合─喬治之流的另一種分歧，從純粹共產主義，即抽象共產主義，也就是從還沒有成熟到採取實際的、群眾性的政治行動的共產主義的觀點來看，完全是無關緊要、無足輕重的。但是從群眾這種實際行動的觀點來看，這些分歧卻是極其極其重要的。一個共產黨人如果不僅想做一個覺悟的、信仰堅定的、思想先進的宣傳家，而且想在革命中做一個群眾的實際領導者，那他的全部工作、全部任務就是要估計到這些分歧，確定這些“朋友”之間不可避免的、使所有這些“朋友”一齊削弱的衝突完全成熟的時機。應當把對共產主義思想的無限忠誠同善於進行一切必要的實際的妥協、機動、通融、迂回、退卻等等的才幹結合起來，以加速韓德遜之流（如果不指名道姓的話，那就是第二國際的英雄們，即自稱為社會黨人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代表們）的政權的建立和倒台；加速他們在實踐中的不可避免的破產，從而啟發群眾接受我們的觀點，轉到共產主義運動方面來；加速韓德遜之流、勞合─喬治之流、邱吉爾之流相互之間（即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立憲民主黨人、君主派之間，謝德曼之流、資產階級、卡普派之間，等等）不可避免的摩擦、爭吵、衝突和徹底分裂；並且正確地選擇這些“神聖私有制的支柱”分崩離析的時機，來發起無產階級堅決的進攻，把它們全部打垮，把政權奪過來。
全部歷史，特別是歷次革命的歷史，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象的更富有內容，更形式多樣，更範圍廣闊，更生動活潑，“更難以捉摸”。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只能體現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象；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高度和集中地調動起來的時刻，由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所激發的人們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象來實現的。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很重要的實際結論：第一，革命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任務，必須善於毫無例外地掌握社會活動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奪取政權以後，有時還要冒著巨大的風險和危險去做它在奪取政權以前沒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階級必須準備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種形式來代替另一種形式。
一支軍隊不準備掌握敵人已經擁有或可能擁有的一切鬥爭武器、一切鬥爭手段和方法，誰都會認為這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這一點對於政治比對於軍事更為重要。在政治上更難預先知道，將來在這種或那種條件下，究竟哪一種鬥爭手段對於我們是適用的和有利的。倘若我們不掌握一切鬥爭手段，當其他階級的狀況發生了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變化，從而把我們特別沒有把握的一種活動形式提到日程上來的時候，我們就會遭到巨大的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失敗。如果我們掌握了一切鬥爭手段，哪怕當時情況不容許我們使用對敵人威脅最大、能最迅速地給予致命打擊的武器，我們也一定能夠勝利，因為我們代表著真正先進、真正革命的階級的利益。由於資產階級經常（尤其是在“平靜”時期，非革命時期）用合法鬥爭手段欺騙和愚弄工人，沒有經驗的革命者往往就以為合法鬥爭手段是機會主義的，而不合法鬥爭手段才是革命的。然而，這是不對的。至於1914─1918年那樣的帝國主義戰爭時期，當時最自由民主的國家的資產階級採取聞所未聞的蠻橫無恥的手段欺騙工人、禁止人們說這場戰爭具有掠奪性這一真理，有些政黨和領袖卻不善於或不願意（不要說“我不能”，還是說“我不想”吧）採用不合法鬥爭手段，在這種情況下說他們是機會主義者，是工人階級的叛徒，那是對的。但是那些不善於把不合法鬥爭形式和一切合法鬥爭形式結合起來的革命家，是極糟糕的革命家。在革命已經爆發、已經熱火朝天的時候，什麼人都來參加革命，有的是由於單純的狂熱，有的是為了趕時髦，有的甚至是為了個人飛黃騰達，在這種時候做一個革命家是不難的。而在這以後，在勝利以後，無產階級要“擺脫”這種糟透了的革命家卻要費極大氣力，可以說要歷盡千辛萬苦。要在還沒有條件進行直接的、公開的、真正群眾性的、真正革命的鬥爭的時候，善於做一個革命家，要在非革命的、有時簡直是反動的機構中，在非革命的環境裡，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須採取革命的行動方法的群眾中，善於捍衛革命的利益（通過宣傳、鼓動和組織），那就困難得多，因而也可貴得多。善於找到、善於探索到和正確判定能夠引導群眾去作真正的、決定性的、最後的偉大革命鬥爭的具體道路或事變的特殊轉變關頭──這就是西歐和美國目前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任務。
拿英國來說吧。我們無法知道，而且任何人也無法預先斷定，什麼時候那裡將要爆發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什麼緣由最能喚醒、激起和推動目前還在沉睡的非常廣大的群眾去進行鬥爭。所以我們必須做好我們的全部準備工作，把四只腳都釘上馬掌（正如已故的普列漢諾夫在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時候所愛說的那樣）。能“衝開缺口”、“打破堅冰”的也許是議會危機，也許是由極端錯綜複雜、日益惡化和日益尖銳的殖民地的矛盾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所引起的危機，也許是什麼別的，等等。我們談的不是哪一種鬥爭將決定英國無產階級革命命運的問題（這個問題，任何一個共產主義者都不會發生疑問，這個問題對於我們大家來說，已經解決了，並且徹底解決了），我們談的是什麼緣由將喚起目前還在沉睡的無產階級群眾行動起來，並且把他們一直引向革命的問題。我們不要忘記，譬如資產階級的法蘭西共和國，當時無論從國際或國內環境來說，革命形勢都不及現在的百分之一，但是，只要有反動軍閥千萬次無恥行徑中的一次（德雷福斯案件），只要有這樣一個“意外的”、“小小的”緣由，就足以把人民徑直引向國內戰爭！
在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堅持不斷、始終不渝地利用議會選舉，利用不列顛政府的愛爾蘭政策、殖民地政策和全球性的帝國主義政策所遇到的波折，利用社會生活中其他一切領域、一切部門和一切方面，並且要在所有這些方面，用新的方式，用共產主義的方式，照第三國際那樣而不是照第二國際那樣來進行工作。在這裡，我沒有時間也沒有篇幅來敘述“俄國式的”、“布爾什維克式的”參加議會選舉和議會鬥爭的方法，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訴外國的共產黨人說，這和通常的西歐議會活動是完全不同的。人們往往由此得出結論說：“是啊，那是在你們俄國，我們這裡，議會活動卻是另一個樣子。”這個結論是不正確的。世界上所以要有共產黨人，第三國際在各國的擁護者，正是要在各個系統，在生活的各個領域裡，把舊的、社會黨的、工聯主義的、工團主義的議會工作，改造成新的、共產主義的議會工作。過去在我國的選舉中，機會主義的和純粹資產階級的、專講實利的、資本主義招搖撞騙的情況也是屢見不鮮的。西歐和美國的共產主義者必須學會創造一種新的、不尋常的、非機會主義的、不貪圖祿位的議會活動，使共產黨能夠提出自己的口號，使真正的無產者能在沒有組織的、備受壓抑的貧民的幫助下傳送和散發傳單，走訪工人住所，走訪農村無產者和窮鄉僻壤（好在歐洲大陸的窮鄉僻壤比俄國要少得多，英國就更少）農民的茅舍，走進最下層的平民酒館，進入真正的平民會社、團體，參加他們的臨時集會，不用學者口吻（也不要太帶議會腔）跟人民說話，絲毫也不追求議會的“肥缺”，而是到處啟發思想，發動群眾，抓住資產階級說過的話，利用資產階級設立的機構，利用它規定的選舉以及它向全體人民發出的號召，並使人民了解布爾什維主義，而在資產階級統治下，除了選舉期間，是從來沒有這種機會的（大罷工當然例外，因為在大罷工時期，這樣的全民鼓動機構在我國曾經更緊張地工作過）。在西歐和美國，要做這些事情是很困難的，是萬分困難的，但這是可以做到而且應該做到的，因為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切任務不花氣力都是無法完成的，而氣力必須花在完成日益多樣化的、日益涉及社會生活各部門的、從資產階級手中逐一奪取各個部門、各個領域的實際任務上。
在英國，還應當在軍隊中，在“本”國被壓迫的、沒有平等權利的民族（如愛爾蘭和各殖民地）中，按新的方式（不是按社會黨的方式，而是按共產主義的方式，不是用改良辦法，而是用革命辦法）來進行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要知道，在整個帝國主義時代，尤其是在戰後的今天，當各國人民受盡戰爭的煎熬而迅速地擦亮眼睛，認清了真相（真相就是：幾千萬人死亡和殘廢只是為了解決應由英國強盜還是德國強盜掠奪更多的國家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社會生活的所有這些領域都布滿了易燃物，可以觸發衝突和危機、激發階級鬥爭的機會也特別多。目前在世界性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影響下，在一切國家中都有無數火星從各方面迸發出來，我們不知道而且也無法知道，哪點星星之火能燃起熊熊之燄，就是說，能夠徹底喚醒群眾，因此我們必須本著我們新的、共產主義的原則，去“耕耘”一切園地，甚至包括最陳腐的、臭氣熏人的、看來毫無指望的園地，不然我們就將肩負不起自己的任務，不能照顧到各個方面，不能掌握一切種類的武器，既不能準備好去戰勝資產階級（資產階級過去按自己的方式安排了各方面的社會生活，現在又按它自己的方式把它們破壞了），也不能準備好在戰勝資產階級之後按共產主義的方式去改造全部生活。
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之後，這個革命在國際範圍內取得了出乎資產階級和庸人們意料的若干勝利之後，全世界現在已經變了樣，各處的資產階級也都變了樣。資產階級被“布爾什維主義”嚇壞了，對它恨得咬牙切齒，正因為如此，資產階級一方面在加速事態的發展，另一方面把注意力集中在用暴力鎮壓布爾什維主義上，因而削弱了自己在其他許多方面的陣地。一切先進國家的共產黨人在自己的策略中應當估計到這兩種情況。
俄國立憲民主黨人和克倫斯基在對布爾什維克發動瘋狂攻擊（特別是從1917年4月起，而到6月和7月就更加猖狂）的時候，做得“太過火了”。發行數百萬份的資產階級報紙用各種腔調痛罵布爾什維克，這就幫助了群眾來認識布爾什維主義；正是由於資產階級的“熱心”，不但是報紙，而且整個社會生活都充滿了就布爾什維主義進行的爭論。現在各國百萬富豪在國際範圍內的所作所為，使我們不能不對他們衷心感謝。他們正同過去克倫斯基之流一樣，全力惡毒攻擊布爾什維主義；他們同克倫斯基一樣，在這方面也做得“太過火了”，同樣也幫助了我們。法國資產階級把布爾什維主義當作競選鼓動的中心問題，責罵比較溫和的或動搖不定的社會黨人，說他們傾向布爾什維主義；美國資產階級則完全喪失了理智，以涉嫌布爾什維主義為理由把成千成萬的人抓起來，並到處散布關於布爾什維克陰謀的消息，造成人心惶惶的氣氛；世界上“最老練的”英國資產階級，盡管它很有頭腦，很有經驗，卻也幹著難以置信的蠢事，建立各種經費充足的“反布爾什維主義協會”，出版專門抨擊布爾什維主義的書報，增雇很多學者、鼓動家、神父來同布爾什維主義作鬥爭，──為此我們應該對這些資本家先生鞠躬致謝。他們在為我們效勞。他們在幫助我們使群眾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實質和意義問題發生興趣。他們現在也不可能有別的做法，因為要用“緘默”來扼殺布爾什維主義他們已經辦不到了。
但是同時，資產階級看到的幾乎只是布爾什維主義的一個方面：起義、暴力、恐怖；因此資產階級特別在這一方面極力準備進行反擊和抵抗。在個別場合，在個別國家，在某些短時期內，資產階級也許能夠得逞，我們必須估計到這種可能性；然而，即使它能得逞，對我們來說也決沒有什麼可怕的。共產主義確實正在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生長出來”，它的幼芽確實到處可見，“傳染病”（這是資產階級及其警察很喜歡用的最“得意的”比喻）已經深深侵入機體並且感染了整個機體。即使煞費苦心，“堵住”一處，“傳染病”也會從另一處，有時甚至是最意外的一處冒出來。生活總是會給自己開辟出道路的。就讓資產階級瘋狂掙紮，暴跳如雷，肆意橫行，幹出許多蠢事來吧！讓它對布爾什維克殺一儆百，錯殺（在印度、匈牙利、德國等國）幾百、幾千以至幾十萬個明天的或昨天的布爾什維克吧！資產階級這樣做，正和歷史上一切注定要滅亡的階級所做的一樣。共產黨人應當知道，未來終究是屬於他們的，因此我們可以（而且應當）把進行偉大革命鬥爭的最大的熱情同對資產階級的瘋狂掙紮的最冷靜最清醒的估計結合起來。1905年，俄國革命被殘酷地鎮壓下去了；1917年7月，俄國布爾什維克也遭到過鎮壓；謝德曼和諾斯克伙同資產階級和君主派將軍們用巧妙的挑撥手段和狡詐的陰謀詭計殺害了15000多個德國共產黨人；芬蘭和匈牙利的白色恐怖十分猖獗。然而無論在什麼情況下，在所有的國家裡，共產主義運動都在經受鍛煉和日益發展；它已經如此根深蒂固，種種迫害削弱不了它，損害不了它，反而加強了它。我們要更有信心、更堅定地向勝利前進，現在只缺一點，這就是一切國家的一切共產黨人要普遍而徹底地認識到必須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靈活性。特別是先進國家中蓬勃發展著的共產主義運動，目前缺少的就是這種認識，就是在實踐中運用這種認識的本領。
考茨基、奧托．鮑威爾等等這樣通曉馬克思主義和曾經忠於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領袖們的經歷可以（而且應當）作為有益的教訓。他們完全認識到必須採取靈活的策略，他們自己學習過並向別人傳授過馬克思的辯証法（他們在這方面的著作，有許多東西永遠是社會主義文獻中有價值的成果），但是他們在運用這種辯証法的時候，竟犯了這樣的錯誤，或者說，他們在實踐中竟成為這樣的非辯証論者，竟成為這樣不會估計形式的迅速變化和舊形式迅速注入了新內容的人，以致他們的下場比海德門、蓋得和普列漢諾夫好不了多少。他們破產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只是“死盯著”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某一形式，而忘記了這個形式的片面性，他們不敢正視由於客觀條件的改變而必然發生的急劇變化，而繼續重覆那種簡單的、背熟了的、初看起來是不容爭辯的真理：三大於二。然而政治與其說像算術，不如說像代數，與其說像初等數學，不如說更像高等數學。實際上，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切舊形式中都已注入了新內容，因此在數字前面出現了一個新符號即“負號”，可是我們那些聖哲仍然（現在還在）固執地要自己和別人相信：“負三”大於“負二”。
應該設法使共產黨人不再犯“左派”共產黨人所犯的同樣的、不過是從另一方面犯的錯誤，確切一點說，要較早地糾正，較快地、使機體較少受損害地消除這一同樣的、不過是從另一方面犯的錯誤。不僅右傾學理主義是一種錯誤，左傾學理主義也是一種錯誤。當然，目前共產主義運動中左傾學理主義錯誤同右傾學理主義（即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錯誤比較起來，其危害性和嚴重性不及後者的千分之一，然而這只不過是由於左傾共產主義是一種剛剛產生的還很年輕的思潮。只是因為這個緣故，這種病癥在一定條件下容易治好，但是必須用最大的努力去醫治。
舊形式破裂了，因為舊形式裡面的新內容，即反無產階級的反動的內容有了過度的發展。現在我們工作的內容（爭取蘇維埃政權、爭取無產階級專政），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看來，是這樣紮實，這樣有力，這樣宏大，它能夠而且應該在任何形式中，不論新的或舊的形式中表現出來，能夠而且應該改造、戰勝和駕馭一切形式，不僅是新的，而且是舊的形式，──這並不是為了同舊形式調和，而是為了能夠把一切新舊形式都變成使共產主義運動取得完全的、最終的、確定無疑和不可逆轉的勝利的手段。
共產黨人要竭盡全力來指導工人運動以及整個社會發展沿著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蘇維埃政權在全世界的勝利，走向無產階級專政。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來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會變成錯誤。只要像德國和英國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那樣，說我們只承認一條道路，一條筆直的道路，說我們不容許機動、通融和妥協，這就犯了錯誤，這種錯誤會使共產主義運動受到最嚴重的危害，而且共產主義運動部分地已經受到或正在受到這種危害。右傾學理主義固執地只承認舊形式，而不顧新內容，結果徹底破產了。左傾學理主義則固執地絕對否定某些舊形式，看不見新內容正在通過各種各樣的形式為自己開辟道路，不知道我們共產黨人的責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學會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種形式去補充另一種形式，用一種形式去代替另一種形式，使我們的策略適應並非由我們的階級或我們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種形式的更替。
慘絕人寰、卑鄙齷齪的帝國主義世界戰爭和它所造成的絕境，極其有力地推動和加速了世界革命，這場革命向廣度和深度的發展如此迅猛，更替的形式如此豐富，在實踐上對一切學理主義的駁斥如此富有教益，使人有充分的理由指望能夠迅速而徹底地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共產主義者的幼稚病醫治好。
1920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