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塔西佗說﹐德意志人是人口眾多的民族。我們從凱撒的著作中可以得出一個關于各德意志民族人數的大致概念﹔他認為住在萊茵河左岸的烏濟佩特人和鄧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婦女和兒童在內﹐共為１８萬人。因而﹐每個民族大約有１０萬人 [1]﹐這已經大大超過例如易洛魁人在其全盛時代的總數﹐那時易洛魁人不到２萬人﹐但已成為自大湖至俄亥俄河和波托馬克河整個地區的可怕力量。如果我們根據現有材料﹐把萊茵河附近定居的大家知道得比較確切的民族試著劃分一下﹐那麼每一個這樣的民族在地圖上所佔的面積平均約等于普魯士的一個行政區﹐即約為１萬平方公里﹐或１８２平方地理里。但是﹐羅馬人的Germania Magna〔大日耳曼尼亞〕﹐直到維斯瓦河為止﹐佔有依整數計共５０萬平方公里的面積。如果一個民族的平均人口為１０萬人﹐那麼整個大日耳曼尼亞的人口總數﹐應達５００萬﹔對于野蠻時代的民族集團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數目﹐而就今日的情況來說──１平方公里１０人﹐或１平方地理裡５５０人──這是極其微小的數目。但是這並不包括生活在那個時候的全部德意志人。我們知道﹐沿喀爾巴阡山脈直至多瑙河口﹐都居住著哥特系統的德意志民族──巴斯塔爾人､佩夫金人等等﹐──它們的人數非常之多﹐因而﹐普林尼認為他們是德意志人的第五個大系統﹐而這些在公元前１８０年已經替馬其頓王柏修斯做過僱佣兵的德意志人﹐還在奧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進到阿德里安堡附近了。假定他們的人數只有１００萬人﹐那麼到公元初﹐德意志人的大概數目﹐就至少有６００萬了。

　　在他們定居日耳曼尼亞以後﹐人口一定是日益迅速地增長的﹔單是上面提到的工業方面的進步﹐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在石勒蘇益格沼地所發現的古物﹐就其中的羅馬鑄幣來判斷﹐是屬于３世紀的。由此可見﹐到這個時候﹐在波羅的海沿岸金屬業和紡織業已經很發達了﹐跟羅馬帝國已有頻繁的往來﹐比較有錢的人已享有某些奢侈品﹐──這一切都是人口更為稠密的跡象。而在這個時期﹐德意志人在萊茵河､羅馬邊牆和多瑙河全線﹐從北海起到黑海止﹐也開始了總進攻﹐──這也是人口日益增多﹐竭力向外擴張的直接證明。斗爭持續了３００年﹐在斗爭期間﹐哥特民族的整個大系統（斯堪的納維亞的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除外）向東南推進﹐形成了漫長的進攻線的左翼﹔進攻線的中央是高地德意志人（赫米奧南人）﹐沿多瑙河上游突進﹔右翼是易斯卡伏南人即現今所謂法蘭克人﹐沿萊茵河突進﹔征服不列顛﹐則是印格伏南人的事情。到５世紀末﹐羅馬帝國已是那麼衰弱﹐毫無生氣和束手無策﹐因而為德意志人的入侵敞開了大門。

　　上面我們是站在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搖籃旁邊。這裡我們卻站在這一文明的棺木旁邊了。羅馬的世界霸權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區已經有數百年之久。凡在希臘語沒有進行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語言都不得不讓位于被敗壞的拉丁語﹔一切民族差別都消失了﹐高盧人､伊比利亞人､利古里亞人､諾里克人都不復存在﹐他們都變成羅馬人了。羅馬的行政和羅馬的法到處都摧毀了古代的血族團體﹐這樣也就摧毀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後殘余。新出爐的羅馬公民身分並沒有提供任何補償﹔它並不表現任何民族性﹐它只是民族性欠缺的表現。新民族〔neue Nationen〕的要素是到處都具備的﹔各行省的拉丁方言差別越來越大﹔一度使意大利､高盧､西班牙､阿非利加成為獨立區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覺得到。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備能夠把這些要素結成新民族〔neue Nation〕的力量﹐任何地方都還沒有顯示出發展能力或抵抗力的痕跡﹐更不用說創造力了。廣大領土上的廣大人群﹐只有一條把他們自己聯結起來的紐帶﹐這就是羅馬國家﹐而這個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卻成了他們最凶惡的敵人和壓迫者。各行省消滅了羅馬﹐羅馬本身變成了行省的城市﹐像其他城市一樣﹔它雖然有特權﹐但已經不再居于統治地位﹐已經不再是世界帝國的中心了﹐甚至也不再是皇帝和副皇帝的所在地了﹐他們現在住在君士坦丁堡､特里爾､米蘭。羅馬國家變成了一架龐大的復雜機器﹐專門用來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稅､國家徭役和各種代役租使人民大眾日益陷于窮困的深淵﹔地方官､收稅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壓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羅馬國家及其世界霸權引起了這樣的結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權建立在對內維持秩序對外防御野蠻人的基礎上﹔然而它的秩序卻比最壞的無秩序還要壞﹐它說是保護公民防御野蠻人的﹐而公民卻把野蠻人奉為救星來祈望。

　　社會狀況同樣也是絕望的。從共和制的末期起﹐羅馬統治的目的已經放在殘酷剝削被征服的各行省上了﹔帝制不但沒有消除這種剝削﹐反而把它變成了常規。帝國越是走向沒落﹐捐稅和賦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無恥地進行掠奪和勒索。商業和工業向來不是統治著各民族的羅馬人的事業﹔只有在高利貸方面﹐他們做到了空前絕後。商業所得到所保持的東西﹐都在官吏的勒索下毀滅了﹔而殘存下來的東西﹐僅在帝國東部的希臘部分才有﹐不過﹐這一部分不在我們研究範圍之內。普遍的貧困化﹐商業､手工業和藝術的衰落﹐人口的減少﹐都市的衰敗﹐農業退回到更低的水平──這就是羅馬人的世界霸權的最終結果。

　　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現在它更是這樣了。在意大利﹐從共和制衰亡的時候起就幾乎遍布全境的面積巨大的大莊園（Latifundien）﹐是用兩種方法加以利用的﹕或者當作牧場﹐那裡居民就被牛羊所代替﹐因為看管牛羊只用少數奴隸就行了﹔或者當作田莊﹐那裡使用大批奴隸經營大規模的園藝業﹐──一部分為了滿足主人的奢侈生活﹐一部分為了在城市市場上出售。大牧場保存了下來﹐甚至還擴大了﹔但田莊田產及其園藝業卻隨著主人的貧窮和城市的衰落而衰敗了。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大莊園經濟﹐已經不再有利可圖﹔而在當時它卻是大規模農業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現在小規模經營又成了唯一有利的形式。田莊一個一個地分成了小塊土地﹐分別租給繳納一定款項的世襲佃農﹐或者租給分成制農民﹐這種分成制農民只能獲得他們一年勞動生產品的１／６﹐或者僅僅１／９﹐他們與其說是佃農﹐勿寧說是田產看管人。但是這種小塊土地主要是交給隸農﹐他們每年繳納一定的款項﹐被束縛在土地上﹐並且可以跟那塊土地一起出售﹔這種隸農雖不是奴隸﹐但也不是自由的﹐他們不能和自由民通婚﹐他們相互間的婚姻也不被看作完全有效的﹐而是像奴隸的婚姻一樣﹐只被看作簡單的同居（contubernium）。他們是中世紀農奴的前輩。

　　古典古代的奴隸制﹐已經過時了。無論在鄉村的大規模農業方面﹐還是在城市的工場手工業方面﹐它都已經不能提供值得費力去取得的收益﹐因為它的產品市場已經消失了。帝國繁榮時代的龐大的生產已經收縮為小農業和小手工業﹐這種小農業和小手工業都不能容納大量奴隸了。只有富人的家庭奴隸和供他們顯示豪華的奴隸﹐在社會上還有存在余地。但是﹐日趨滅亡的奴隸制仍然能夠使人認為﹐一切生產勞動都是奴隸的事﹐讓自由的羅馬人來做有失他們的身分﹐而現在人人都是這種自由的羅馬人了。結果﹐一方面﹐多余而成了累贅的被釋奴隸的人數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隸農的人數﹐破產的自由民（類似美國從前各蓄奴州的白種貧民）的人數﹐也日益增多。基督教對于古典古代奴隸制的逐漸滅亡是完全沒有罪過的。它在羅馬帝國和奴隸制同流合污達數世紀之久﹐以後也從來沒有阻止過基督徒買賣奴隸﹐──既沒有阻止過德意志人在北方或威尼斯人在地中海買賣奴隸﹐也沒有阻止過後世買賣黑奴 [2]。奴隸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滅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隸制卻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視自由民的生產勞動。在這裡羅馬世界就陷入了絕境﹕奴隸制在經濟上已經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勞動卻在道德上受鄙視。前者是已經不能再作為社會生產的基本形式﹐後者是還不能成為這種形式。只有一次徹底革命才能擺脫這種絕境。

　　各行省的情況﹐也不見得好些。我們所有的材料﹐以關于高盧的為最多。在這裡﹐與隸農並存的﹐還有自由的小農。他們為了不受官吏､法官和高利貸者的侵害﹐往往托庇于有權勢者以求保護﹔不僅農民個人這樣做﹐而且整個公社也這樣做﹐以致４世紀的皇帝們屢次發布命令﹐禁止這種行為。但是尋求保護的人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保護者向他們提出了這樣的條件﹕他們把自己那塊土地的所有權轉讓給他﹐而他則保證他們終身使用這塊土地﹐──這也就是神聖的教會所心領神會的﹐並且在９和１０世紀竭力仿效以擴張神的國家即教會地產的詭計。誠然﹐在那個時候﹐即公元４７５年左右﹐馬賽的主教薩爾維安還對這種掠奪表示憤慨﹐並且說﹐羅馬官吏和大地主的壓迫已經如此嚴重﹐以致許多“羅馬人”紛紛逃往野蠻人所佔領的地方﹐而移居那裡的羅馬公民最怕的是重新落入羅馬統治之下。關于那時父母常常因貧窮而把自己的子女賣為奴隸的事情﹐為禁止這種行為而頒布的法律就證明了這一點。

　　德意志野蠻人把羅馬人從他們自己的國家裡解放了出來﹐為此他們便強奪了羅馬人全部土地的２／３在自己人當中分配。這一分配是按照氏族制度進行的﹔由于征服者的人數相對來說較少﹐仍有廣大的土地未被分配﹐一部分歸全體人民佔有﹐一部分歸各個部落和氏族佔有。在每個氏族內﹐則用抽簽方法把耕地和草地平均分給各戶﹔後來是否進行過重新分配﹐我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這樣的做法在羅馬各行省不久就取消了﹐單塊的份地變成了可以轉讓的私有財產即自主地。森林和牧場始終沒有分配而留作共同使用﹔這種使用﹐以及被分配下去的耕地的耕種方式﹐都是按照古代的習俗和全體的決定來調整的。氏族在自己的村落裡定居越久﹐德意志人和羅馬人越是逐漸融合﹐親屬性質的聯系就越是讓位于地區性質的聯系﹔氏族消失在馬爾克公社中了﹐但在馬爾克公社內﹐它起源于各成員的親屬關系的痕跡往往還是很顯著的。可見﹐至少在保存著馬爾克公社的各個國家──在法國北部﹐在英國﹐在德國﹐在斯堪的納維亞﹐──氏族制度不知不覺地變成了地區制度﹐因而才能夠和國家相適應。但是﹐它仍保存了它那種自然形成而為整個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質﹔甚至在它後來被迫蛻變的時候﹐也還留下了氏族制度的片斷﹐從而在被壓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種武器﹐直到現代還有其生命力。

　　這樣﹐如果說氏族中的血緣紐帶很快就喪失了自己的意義﹐那麼﹐這是血緣紐帶的各種機關在部落和整個民族內由于征服而同樣發生蛻變的結果。我們知道﹐對被征服者的統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在這裡我們可以很普遍地看到這一點。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羅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須把所征服的地區組織管理起來。但是﹐它們既不能把大量的羅馬人吸收到氏族團體裡來﹐又不能通過氏族團體去統治他們。必須設置一種代替物來代替羅馬國家﹐以領導起初大都還繼續存在的羅馬地方行政機關﹐而這種代替物只能是另一種國家。因此﹐氏族制度的機關必須轉化為國家機關﹐並且為時勢所迫﹐這種轉化還非常迅速。但是﹐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軍事首長。被征服地區對內對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權力。于是軍事首長的權力轉變為王權的時機來到了﹐這一轉變發生了。

　　就拿法蘭克王國來說﹐在這裡﹐勝利了的撒利法蘭克人不僅完全佔有了廣大的羅馬國有領地﹐而且完全佔有了一切不曾分配給大大小小的區域公社和馬爾克公社的大片土地﹐特別是全部較大的林區。從一個普通的最高軍事首長變成了真正君主的法蘭克國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這種人民的財產變為王室的財產﹐從人民方面把它盜竊過來而贈送或賞賜給他的扈從隊。這種起初由他的私人軍事扈從以及其余的下級軍事首長組成的扈從隊﹐不久就膨脹了起來﹐這不僅由于補入了羅馬人即羅馬化的高盧人﹐這些人因為能書寫､有教養﹐懂得羅曼口語､拉丁文言和當地法律很快就變成他所離不開的人﹐而且還由于也補入了奴隸､農奴和被釋奴隸﹐這些人構成了他的宮廷﹐他就從他們中間挑選自己的寵兒。所有這些人都得到了大片的人民的田地﹐這些田地起初多半是贈送給他們﹐後來就以采邑的形式賞賜給他們──起初多半是享用到國王去世時為止。這樣﹐就靠犧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貴族的基礎。

　　不僅如此﹐由于王國幅員廣闊﹐就不能利用舊的氏族制度的手段來管理了﹔氏族酋長議事會即使沒有老早消失﹐也已經不能召集了﹐它很快就被國王的固定親信所代替﹔舊的人民大會還繼續存在著做做樣子﹐但是也越來越變成純粹是下級軍事首長和新貴的會議。佔有土地的自由農民﹐即法蘭克人的主體﹐正如以前共和制末期的羅馬農民一樣﹐也由于連年內戰和征服戰爭､特別是查理大帝時期的征服戰爭而弄得疲憊不堪和貧困衰敗了。這種起初構成全部軍隊﹐而在征服法蘭西地區以後﹐又構成該地的核心的農民﹐到９世紀之初﹐已窮困到五個人之中難得抽出一個人出去作戰了。以前由國王直接召募的自由農民的衛國軍﹐現在已經由新貴的仆從所組成的軍隊代替。在這些仆從中﹐還有一些依附農民﹐他們是那些先前只知有國王而不知有主人﹐而更早一點根本不知有任何主人﹐甚至也不知有國王的農民的後裔。在查理大帝的後代統治時﹐由于國內戰爭､王權的削弱和相應的貴人跋扈（在這種貴人之中還加上了查理大帝所任命的那些力圖把自己的職位變成世襲的郡守）最後﹐還由于諾曼人的侵犯﹐法蘭克的農民等級就完全破產了。查理大帝死後５０年﹐法蘭克王國便毫無反抗地匍匐在諾曼人的腳下﹐正和４００年前羅馬帝國匍匐在法蘭克人的腳下一樣。

　　不僅對外軟弱無能﹐而且內部的社會秩序（不如說是社會無秩序）﹐差不多也是一樣。自由的法蘭克農民陷入了與他們的前輩即羅馬的隸農一樣的處境。他們被戰爭和掠奪弄得破產﹐不得不去乞求新貴或教會的保護﹐因為國王的權力太弱了﹐已經不能保護他們﹔不過這種保護使他們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價。像以前高盧農民那樣﹐他們必須將自己那塊土地的所有權交給保護人﹐再以各種不同的和變化的形式──不過總不外是力役和代役租──從他那裡把這塊土地作為租地而租回來。一旦陷入這種依附形式﹐他們也就逐漸地喪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過不了幾代﹐他們大多數已經都是農奴了。自由的農民等級滅亡得多麼迅速﹐這從伊爾米農所編的聖日爾曼─德─普雷修道院（當時在巴黎附近﹐現在巴黎市內）的地產登記冊中可以得到證明。這個修道院的地產散布四周﹐面積極為廣大﹐還在查理大帝在世的時候﹐就住有２７８８戶人家﹐差不多全是取德意志名字的法蘭克人。其中２０８０戶是隸農﹐３５戶是黎特﹐２２０戶是奴隸﹐只有８戶是自由的佃農﹗保護人讓農民把自己那塊土地交歸他所有﹐然後僅僅是再將這塊土地交回農民終身使用﹐這個曾被薩爾維安宣布為背神行為的習俗﹐如今到處被教會施加在農民身上了。現在日益盛行的徭役﹐其原型既是羅馬的安加利﹐即為國家所服的強制勞役﹐又是德意志馬爾克公社成員為修橋､筑路﹐以及其他共同目的而出的工役。這樣一來﹐居民的主體在過了４００年以後好像完全又回到起初的狀況去了。

　　然而﹐這不過證明兩點﹕第一﹐沒落時期羅馬帝國的社會分化和財產分配﹐是跟當時的農業和工業的生產水平完全相適應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第二﹐這一生產水平在以後４００年間﹐並沒有根本性的下降和上升﹐因此﹐才以同樣的必然性重新產生了同樣的財產分配和同樣的居民階級。在羅馬帝國的最後數百年間﹐城市喪失了它從前對鄉村的統治﹐而在德意志人統治的最初數百年間﹐也沒有把它恢復起來。這是由農業與工業的發展程度很低決定的。這樣一個總的狀況﹐必然產生居于統治地位的大地主和依附的小農。要把使用奴隸勞動的羅馬大莊園經濟或使用徭役的新的大規模經營嫁接在這種社會上面是多麼不可能﹐這可以從查理大帝用著名皇室田莊所作的幾乎沒有留下痕跡的龐大實驗中得到證明。只有修道院才又繼續了這種實驗﹐也只是對修道院說來才獲益甚豐﹔但是修道院是以獨身生活為基礎的非正常的社會團體﹔它們可能會有例外的成績﹐然而正因為如此﹐才不能不永遠是一個例外。

　　但在這４００年間﹐畢竟是繼續前進了。即使我們在這一時期末所看到的主要階級差不多跟初期一樣﹐但構成這些階級的人卻已經不同了。古典古代的奴隸制已經消失﹔破產的､貧窮的､輕視勞動為奴隸賤事的自由民也已經消失。介于羅馬隸農和新的農奴之間的是自由的法蘭克農民。奄奄一息的羅馬世界的“無益的回憶與徒然的斗爭”已經死亡並且被埋葬了。９世紀的社會階級﹐不是在垂死文明的沉淪中﹐而是在新文明誕生的陣痛中形成的。新的世代﹐無論是主人還是仆從﹐跟他們的羅馬前輩比較起來﹐已經是成年人的世代了。有權勢的地主和服勞役的農民之間的關系﹐對羅馬前輩來說曾經是古典古代世界毫無出路的沒落形式﹐現在對新的世代來說則是新發展的起點。其次﹐不論這４００年看起來多麼沒有成果﹐可是卻留下了一個重大的成果﹕這就是一些現代的民族〔moderne Nationalitaten〕﹐亦即西歐人類為了未來的歷史而實行的分化和改組。德意志人確實重新使歐洲有了生氣﹐因此﹐日耳曼時期的國家解體過程才不是以諾曼─薩拉秦人的征服而告終﹐而是以採邑制度和保護關系（依附制度）的進一步發展為封建制度而告終﹐而人口也有了這樣巨大的增長﹐以致能夠完好無恙地經受了不到２００年後的十字軍遠征的大流血。

　　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麼神秘的魔法﹐給垂死的歐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們的沙文主義的歷史編纂學所虛構的那樣﹐德意志種族天生有一種特別的魔力呢﹖決不是。德意志人﹐尤其在當時﹐是一個天資高的雅利安族系﹐並且正處在生機勃勃的發展中。但是使歐洲返老還童的﹐並不是他們的特殊的民族特點﹐而只是他們的野蠻狀態﹐他們的氏族制度而已。

　　他們的個人才能和勇敢﹐他們的自由意識﹐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作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總之﹐是羅馬人所喪失的一切品質﹐而僅僅這些品質就能從羅馬世界的污泥中造成新的國家﹐培養出新的民族〔neue Nationalitaten〕──所有這一切﹐如果不是高級階段野蠻人的特徵──他們的氏族制度的果實﹐又是什麼呢﹖

　　如果說﹐德意志人改革了專偶制的古代形式﹐緩和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統治﹐給了婦女以比古典世界任何時期都更高的地位﹐那麼﹐使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如果不是他們的野蠻狀態､他們的氏族習慣﹐如果不是他們仍有母權制時代的遺風﹐又是什麼呢﹖

　　如果說﹐他們至少在三個最重要的國度──德國､法國北部和英國──以馬爾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來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並把它帶到封建國家裡去﹐從而使被壓迫階級即農民甚至在中世紀農奴制的最嚴酷條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團結即一個抵抗的手段﹐而這一手段無論在古典古代的奴隸那裡或者在近代的無產階級那裡都沒有這樣現成﹐那麼﹐造成這種情況的﹐如果不是他們的野蠻狀態､如果不是他們的純粹野蠻人的按血族定居的方式﹐又是什麼呢﹖

　　最後﹐如果說﹐他們能把那種在他們的故鄉已經實行的比較溫和的隸屬形式──在羅馬帝國﹐奴隸制也日益轉化為這種形式──發展起來﹐並使之成為唯一的形式﹐而這種隸屬形式﹐正如傅立葉最早強調指出的﹐給被奴役者提供了一個使自己作為階級而逐漸獲得解放的手段（fournit aux cultivateurs des moyens d'affranchissement collectif et progressif）﹐因此之故﹐這種形式大大勝過奴隸制──在奴隸制下﹐只能有單個人不經過過渡狀態而立即獲得釋放（古代是沒有用勝利的起義來消滅奴隸制的事情的）﹐而中世紀的農奴實際上卻作為階級而逐漸實現了自己的解放﹐──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這一切如果不是歸功于他們的野蠻狀態（由于這種野蠻狀態﹐他們還沒有達到形成了的奴隸制﹕既沒有達到古典古代的勞動奴隸制﹐也沒有達到東方的家庭奴隸制）﹐又歸功于什麼呢﹖

　　凡德意志人給羅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帶來生命的東西﹐都是野蠻時代的東西。的確﹐只有野蠻人才能使一個在垂死的文明中掙扎的世界年輕起來。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遷徙之前已經達到並努力開拓的野蠻時代高級階段﹐對于這一過程恰好最為適宜。這就說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