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準備年代（1903─1905年）。處處都感到大風暴即將到來。一切階級都動了起來，準備應變。國外的僑民報刊，從理論上提出了革命的一切基本問題。三個主要階級的代表，即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它掛著“社會民主”派和“社會革命”派的招牌）和無產階級革命派這三個主要政治派別的代表，在綱領觀點和策略觀點上進行著十分激烈的鬥爭，預示著和準備著行將到來的公開的階級鬥爭。1905─1907年間以及1917─1920年間導致群眾武裝鬥爭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而且應當）在當時報刊上找到它們的最初提法。自然，在這三個主要派別之間，還有無數中間的、過渡的、搖擺的派別。確切些說，在各機關報刊、各政黨、各派別、各集團之間所展開的鬥爭中，逐漸形成真正代表階級的各種思想政治派別；各階級都在為未來的戰鬥鍛造自己的思想政治武器。
革命年代（1905─1907年）。一切階級都公開登台了。一切綱領觀點和策略觀點都受到群眾行動的檢驗。罷工鬥爭的廣泛和激烈是世界上前所未見的。經濟罷工發展為政治罷工，政治罷工又發展為起義。領導者無產階級同動搖不定的被領導者農民之間的相互關系，受到了實際檢驗。蘇維埃這種組織形式在自發的鬥爭進程中誕生了。當時關於蘇維埃的意義的爭論，就預示了1917─1920年間的偉大鬥爭。議會鬥爭形式和非議會鬥爭形式的更替，抵制議會活動的策略和參加議會活動的策略的更替，合法的鬥爭形式和不合法的鬥爭形式的更替，以及這些鬥爭形式的相互關系和聯系──這一切都具有異常豐富的內容。這個時期的每一個月，就群眾和領袖、階級和政黨所受的政治科學原理的訓練來說，可以等於“和平”“憲政”發展時期的整整一年。沒有1905年的“總演習”，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
反動年代（1907─1910年）。沙皇制度勝利了。一切革命黨和反對黨都失敗了。消沉、頹喪、分裂、渙散、叛賣和色情代替了政治。追求哲學唯心主義的傾向加強了；神秘主義成了掩蓋反革命情緒的外衣。但同時正是這一大失敗給革命政黨和革命階級上了真正的和大有教益的一課，上了歷史辯証法的一課，上了使它們懂得如何進行、善於進行和巧妙地進行政治鬥爭的一課。患難識朋友。戰敗的軍隊會很好地學習。
勝利了的沙皇制度，不得不加速破壞俄國資本主義以前的宗法制度殘余。俄國資產階級性質的發展突飛猛進。非階級的、超階級的幻想，認為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幻想，都破滅了。階級鬥爭採取了完全新的、更加鮮明的形式。
革命政黨應當補課。它們學習過進攻。現在必須懂得，除了進攻以外，還必須學會正確地退卻。必須懂得──而革命階級也正在從本身的痛苦經驗中領會到──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卻，就不能取得勝利。在所有被擊敗的反對黨和革命黨中，布爾什維克退卻得最有秩序，他們的“軍隊”損失得最少，骨幹保存得最多，發生的分裂最小（就其深度和難於挽救的程度來說），頹喪情緒最輕，他們最廣泛、最正確和最積極地去恢復工作的能力也最強。布爾什維克所以能夠如此，只是因為他們無情地揭露了並且驅逐了口頭革命家，這些人不願意懂得必須退卻，必須善於退卻，必須學會在最反動的議會、最反動的工會、合作社、保險會等組織中進行合法工作。
高潮年代（1910─1914年）。高潮起初來得非常緩慢，1912年勒拿事件後，稍微快了一些。經過1905年，整個資產階級看清了孟什維克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於是千方百計來支持他們反對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克服了聞所未聞的困難，才打退了他們。但是，如果布爾什維克不是運用了正確的策略，即既要進行不合法的工作，又必須利用“合法機會”，那他們是永遠做不到這一點的。在最反動的杜馬中，布爾什維克把整個工人選民團都爭取過來了。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1914─1917年）。在“議會”極端反動的條件下，合法的議會活動使布爾什維克這一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獲得了極大的益處。布爾什維克代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社會帝國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社會愛國主義、不徹底的和徹底的國際主義、和平主義以及反對和平主義幻想的革命主張──所有這些形形色色的觀點，都在我們的僑民報刊上充分反映出來了。第二國際中的書呆子和老懦夫，看到俄國社會主義運動內鄰“派別”繁多，鬥爭劇烈，都高傲地嗤之以鼻，可是戰爭把一切先進國家中夸耀一時的“合法性”奪去以後，他們甚至連近似俄國革命家在瑞士和其他一些國家裡組織自由（秘密）交換意見和自由（秘密）探索正確觀點這樣的事情，都沒有做到。正因為如此，各國公開的社會愛國主義者也好，“考茨基主義者”也好，都成了最惡劣的無產階級叛徒。布爾什維主義所以能在1917─1920年間獲得勝利，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它從1914年底就開始無情地揭露社會沙文主義和“考茨基主義”（法國的龍格主義以及英國的獨立工黨首領、費邊派和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的見解，也同“考茨基主義”一樣）的卑鄙齷齪和下流無恥，而群眾後來根據自身的經驗，也日益相信布爾什維克的觀點是正確的。
俄國第二次革命（1917年2月至10月）。沙皇制度的極端腐朽和衰敗（加上極其痛苦的戰爭的打擊和負擔）造成了一種摧毀這個制度的極大力量。在幾天之內，俄國就變成了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自由（在戰爭環境裡）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反對黨和革命黨的領袖，也同在最“嚴格的議會制”共和國內一樣，出來組織政府；而且議會（盡管是反動透頂的議會）反對黨領袖的身分，使這種領袖在革命中容易繼續發揮作用。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幾個星期內就對第二國際的歐洲英雄們、內閣派以及其他機會主義渣滓的那套方法和手腕、那套論據和詭辯十分精通了。我們現在讀到有關謝德曼和諾斯克之流、考茨基和希法亭、倫納和奧斯特爾利茨、奧托．鮑威爾和弗里茨．阿德勒、屠拉梯和龍格、英國費邊派及獨立工黨領袖等人的一切評述，總覺得是（事實上也是）舊調重彈，索然無味。所有這些我們已經在孟什維克那裡見過了。歷史真是開了個玩笑，竟使一個落後國家的機會主義者搶到許多先進國家機會主義者的前面去了。
如果說第二國際的一切英雄都破了產，他們在蘇維埃和蘇維埃政權的意義和作用這個問題上丟了臉，如果說現在脫離了第二國際的三個非常重要的政黨（即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法國龍格派的黨和英國獨立工黨）的領袖們，在這個問題上也特別“光彩地”丟了臉而且變得糊塗透頂，如果說所有這些人都成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偏見的奴隸（同1848年自命為“社會民主派”的小資產者一模一樣），那麼這一切我們已經在孟什維克身上看到了。歷史開了這樣的玩笑：1905年俄國產生了蘇維埃；在1917年2月到10月間，孟什維克篡改了蘇維埃，他們由於無法理解蘇維埃的作用和意義而破產了；現在，蘇維埃政權的思想已經在全世界誕生，並且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各國無產階級中間傳播開來，而第二國際的老英雄們也像我國孟什維克一樣，由於無法理解蘇維埃的作用和意義而到處遭到破產。經驗証明，在無產階級革命某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上，一切國家都必然要做俄國已經做過的事情。
布爾什維克發動反對議會制（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反對孟什維克的勝利鬥爭，是極其審慎的，所作的準備也絕不像現在歐美各國所常常認為的那樣簡單。在這一時期的初期，我們沒有號召去推翻政府，而是說明，不預先改變蘇維埃的成分並且扭轉蘇維埃的情緒，是不能推翻政府的。我們沒有宣布抵制資產階級的議會，即立憲會議，而是說，並且從我們黨的四月（1917年）代表會議起就用黨的名義正式說，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比沒有立憲會議的好，而“工農”共和國即蘇維埃共和國，則要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即議會制共和國好。沒有這種謹慎的、周到的、細致的和長期的準備，我們就既不能取得1917年10月的勝利，也不能鞏固住這個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