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在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中。機會主義在1914年徹底變成社會沙文主義，徹底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這自然是布爾什維主義在工人運動內部的主要敵人。現在這個敵人在國際範圍內仍然是主要敵人。對於這個敵人，布爾什維主義過去和現在都給予極大的注意。布爾什維克在這方面的活動，現在就是國外也知道得很清楚。

　　關於布爾什維主義在工人運動內部的另一個敵人，就不能這樣說了。國外還極少知道布爾什維主義是在同小資產階級革命性作長期鬥爭中成長、成熟和得到鍛煉的。這種革命性有些像無政府主義，或者說，有些地方照搬無政府主義；它在任何重大問題上，都背離無產階級進行堅韌的階級鬥爭的條件和要求。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上完全認定，並且歐洲歷次革命和革命運動的經驗也充分証實：小私有者，即小業主（這一社會類型的人在歐洲許多國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著），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直受到壓迫，生活往往異常急劇地惡化，以至遭到破產，所以容易轉向極端的革命性，卻不能表現出堅韌性、組織性、紀律性和堅定性。被資本主義摧殘得“發狂”的小資產者，和無政府主義一樣，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所固有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革命性動搖不定，華而不實，而且很容易轉為俯首聽命、消沉頹喪、耽於幻想，甚至轉為“瘋狂地”醉心於這種或那種資產階級的“時髦”思潮──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革命政黨光在理論上抽象地承認這些真理，還絲毫不能避免重犯舊錯誤，這種錯誤總是會由於意想不到的原因，以稍微不同一點的形式，以前所未見的打扮或裝飾，在獨特的（多少獨特一點的）環境裡重新表現出來。

　　無政府主義往往是對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罪過的一種懲罰。這兩種畸形東西是互相補充的。如果說俄國的無政府主義在兩次革命（1905年與1917年）及其準備時期的影響都比較小（盡管俄國居民中的小資產階級成分大於西歐各國），那麼毫無疑義，這不能不部分地歸功於布爾什維主義一貫對機會主義進行了最無情最不調和的鬥爭。我所以說“部分地”，是因為削弱俄國無政府主義勢力的，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因素，這就是無政府主義在過去（19世紀70年代）曾盛極一時，從而徹底暴露了它是不正確的，不適合作革命階級的指導理論。

　　布爾什維主義在1903年誕生時，便繼承了同小資產階級的、半無政府主義的（或者是迎合無政府主義的）革命性作無情鬥爭的傳統；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向來就有這種傳統，而在1900─1903年俄國革命無產階級的群眾性的政黨奠基期間，這種傳統在我們這裡已特別鞏固。布爾什維主義繼承並繼續了同表現小資產階級革命性傾向最厲害的政黨即“社會革命”黨的鬥爭，這一鬥爭表現在下列三個主要之點上。第一，這個黨否認馬克思主義，頑固地不願（說它不能，也許更確切一些）了解在採取任何政治行動之前必須對各種階級力量及其相互關系作出極客觀的估計。第二，這個黨認為自己特別“革命”特別“左”，因為它肯定個人恐怖、暗殺手段，而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卻堅決屏棄這種做法。我們屏棄個人恐怖，自然只是出於對這種手段是否適當的考慮，如果有人竟在“原則上”譴責法國大革命的恐怖行為，或者譴責已經獲得勝利的革命政黨在全世界資產階級的包圍下所採取的任何恐怖手段，那麼這類人早在1900─1903年間，就已經受到當時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革命家的普列漢諾夫的嘲笑和唾棄了。第三，在“社會革命黨人”看來，“左”就是嘲笑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比較輕微的機會主義罪過，而在某些問題上，例如在土地問題或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卻又效法這個黨的極端機會主義者。

　　附帶說明一點，歷史現在已經在廣大的、世界歷史的範圍內証實了我們始終堅持的那個意見：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請注意，普列漢諾夫早在1900─1903年間就要求把伯恩施坦開除出黨，後來布爾什維克始終繼承這種傳統，在1913年揭穿了列金的全部卑鄙、下流和叛賣行為）同革命無產階級取得勝利所必需的那種政黨最相近。現在1920年，在戰爭期間和戰後最初幾年中發生的一切可恥的破產和危機之後，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歐各黨中正是革命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才產生了最優秀的領袖，並且比別的黨更早地恢復了元氣和健康，重新鞏固了起來。無論在斯巴達克派那裡，或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左翼，即無產階級一翼那裡，都可以看到這種情形。這一翼正在對考茨基、希法亭、累德堡、克里斯平之流的機會主義和毫無氣節進行堅定不移的鬥爭。如果我們現在大致回顧一下從巴黎公社到第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十分完整的歷史時期，那麼，關於馬克思主義對無政府主義的態度，便可以得到一個十分明確的毫不含糊的輪廓。歸根到底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雖然無政府主義者曾經正確地指出在多數社會黨內所盛行的國家觀是機會主義的，但是，第一，這種機會主義是同曲解甚至公然隱匿馬克思的國家觀（我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已經指出，恩格斯給倍倍爾的一封信，曾經異常鮮明、尖銳、直接、明確地揭穿了社會民主黨內所流行的國家觀是機會主義的，可是這封信竟被倍倍爾從1875年到1911年擱置了36年）分不開的；第二，正是歐美社會黨中最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派別才最迅速最廣泛地糾正了這種機會主義觀點，承認了蘇維埃政權及其對資產階級議會制民主所具有的優越性。

　　布爾什維主義同自己黨內“左”傾的鬥爭，有兩次規模特別大：一次是1908年關於是否參加最反動的“議會”和是否參加受最反動法律限制的合法工人組織的問題；另一次是1918年（締結布列斯特和約時）關於可否容許某種“妥協”的問題。

　　1908年，“左派”布爾什維克由於頑固地不願意了解參加最反動的“議會”的必要性而被開除出黨。那時“左派”──其中許多人是優秀的革命者，後來還光榮地成了（而且現在仍然是）共產黨員──特別援引1905年抵制議會成功的經驗作為論據。當1905年8月沙皇宣布召集咨議性的“議會”時，布爾什維克同一切反對黨和孟什維克相反，曾經宣布抵制，而1905年的十月革命果然掃除了這個議會。那次抵制所以正確，並不是因為根本不參加反動議會是正確的，而是因為正確地估計到，當時的客觀形勢正在由群眾罷工迅速轉為政治罷工，進而轉為革命罷工，再進而轉為起義。而且當時的鬥爭內容是：讓沙皇去召集第一個代表機構呢，還是設法把這個召集權從舊政權手中奪過來？後來情況不同，既然沒有把握並且也不可能有把握斷定是否存在著同樣的客觀形勢，以及這種形勢是否按照同樣的方向和同樣的速度向前發展，那麼抵制便不再是正確的了。

　　1905年布爾什維克對“議會”的抵制，使革命無產階級增加了非常寶貴的政治經驗，表明在把合法的同不合法的鬥爭形式、議會的同議會外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的時候，善於放棄議會的鬥爭形式，有時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條件下和不同的環境裡盲目地、機械地、不加批判地搬用這種經驗，那就大錯特錯了。1906年布爾什維克抵制“杜馬”，雖然是一個不算大的、易於補救的錯誤[1]，但畢竟已經是一個錯誤。至於1907年、1908年以及以後幾年中的抵制，就是極其嚴重而難於補救的錯誤了，因為當時一方面不能期望革命浪潮會非常迅速地高漲並轉為起義，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君主制度正在維新的整個歷史環境，使我們必須把合法的工作同不合法的工作配合起來。現在如果回顧一下這個十分完整的歷史時期（它同以後各時期的聯系也已經完全顯示出來了），就會特別清楚地看出：假使布爾什維克當時沒有在最嚴酷的鬥爭中堅持一定要把合法的鬥爭形式同不合法的鬥爭形式結合起來，堅持一定要參加最反動的議會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動法律限制的機構（如保險基金會等），那麼他們就決不可能在1908─1914年間保住（更不用說鞏固、發展和加強）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堅強核心。

　　1918年事情沒有弄到分裂的地步。那時“左派”共產主義者只是在我們黨內形成了一個特殊集團，或者說“派別”，而且為時不久。“左派共產主義者”最有名的代表，如拉狄克同志、布哈林同志，在1918年這一年就已公開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他們原來認為，布列斯特和約是同帝國主義者的妥協，對於革命無產階級政黨說來，在原則上是不能容許的而且是有害的。這的確是同帝國主義者的妥協，但這種妥協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恰恰是必要的。

　　現在當我聽到人們，例如“社會革命黨人”，攻擊我們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策略的時候，或者當蘭斯伯里同志和我談話，講到“我們英國工聯的領袖們說，既然布爾什維克可以妥協，那他們也可以妥協”的時候，我通常是先用一個簡單的“通俗的”比喻來回答：

　　假定您坐的汽車被武裝強盜攔住了。您把錢、身分証、手槍、汽車都給了他們，於是您擺脫了這次幸遇。這顯然是一種妥協。“Dout des”（“我給”你錢、武器、汽車，“是為了你給”我機會安全脫險）。但是很難我到一個沒有發瘋的人會說這種妥協“在原則上是不能容許的”，或者說實行這種妥協的人是強盜的同謀者（雖然強盜坐上汽車又可以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我們同德帝國主義強盜的妥協正是這樣一種妥協。

　　而俄國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德國的謝德曼派（考茨基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樣），奧地利的奧托．鮑威爾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更不用說倫納之流的先生們了），法國的列諾得爾和龍格之流，英國的費邊派、“獨立黨人”、“工黨分子”（“拉布分子”）等，在1914─1918年間以及1918─1920年間，同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強盜，有時甚至同“盟國的”資產階級強盜實行妥協，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所有這班先生才真是強盜的同謀者。

　　結論很清楚：“原則上”反對妥協，不論什麼妥協都一概加以反對，這簡直是難於當真對待的孩子氣。一個政治家要想有益於革命無產階級，正是應當善於辨別出那種不能容許的、蘊涵著機會主義和叛賣行為的具體的妥協，並善於對這種具體的妥協全力展開批判，猛烈地進行無情的揭露和不調和的鬥爭，決不容許那班老於世故的“專講實利的”社會黨人和老姦巨滑的議員用泛談“一般的妥協”來推卸和逃避責任。英國工聯以及費邊社和“獨立”工黨的“領袖”先生們，正是這樣來推卸他們實行叛賣所應負的責任，推卸他們實行那種確實意味著最惡劣的機會主義、變節和叛賣的妥協所應負的責任。

　　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一個妥協或每一種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於的禍害和便於後來捕獲、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入伙分贓。這在政治上決不總是像這個極其簡單的例子那樣容易分辨。但如果有人異想天開，要替工人們打一張包票，能包治百病，或者能保証在革命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中不會遇到任何困難和任何錯綜複雜的情況，那他簡直就是一個江湖騙子。

　　為了不給人留下曲解的余地，我想把一些基本情況提出來（即使是十分簡要地），以便對具體的妥協進行分析。

　　通過簽訂布列斯特和約而同德帝國主義者實行妥協的黨，從1914年底起就以行動履行自己的國際主義。它敢於提出使沙皇君主政府失敗的主張，敢於痛斥在兩伙帝國主義強盜的戰爭中“保衛祖國”。這個黨的議會代表，寧願流放到西伯利亞，也不願走可以登上資產階級政府大臣寶座的道路。革命在推翻了沙皇政府和建立了民主共和國以後，又使這個黨受到了新的、極大的考驗：它不同“本國的”帝國主義者實行任何妥協，而是作了推翻他們的準備，並且果真把他們推翻了。這個黨取得政權以後，便徹底摧毀了地主和資本家的所有制。這個黨一面公布和廢除了帝國主義者締結的秘密條約，一面向各國人民建議媾和，只是在英、法帝國主義者破壞了媾和而布爾什維克為加快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已經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以後，它才屈服於布列斯特強盜的暴力。大家都愈來愈清楚地看到，這樣的黨在這樣的情況下實行這樣的妥協是完完全全正確的。

　　俄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同1914─1920年間世界上第二國際的一切領袖一樣），一開始就實行叛賣，直接間接地為“保衛祖國”即保衛本國的資產階級強盜辯護。後來他們又進一步實行叛賣，同本國的資產階級聯合，同本國的資產階級一起來反對本國的革命無產階級。他們在俄國起初同克倫斯基和立憲民主黨人結成同盟，後來又同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結成同盟，正如他們國外的同道者同各自國家的資產階級結成同盟一樣，都是倒向資產階級一邊反對無產階級。他們同帝國主義強盜的妥協，自始至終都表明他們已淪為帝國主義強盜的同謀者。

[1]	關於個人所說的話，作適當的修改，也適用於政治和政黨。聰明人並不是不犯錯誤的人。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聰明人是犯的錯誤不太大同時又能容易而迅速地加以糾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