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所要講的那些德國共產黨人，他們不是把自己叫作“左派”，而是叫作──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原則上的反對派”。但是他們卻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癥候，這從下面的闡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有一本持這個反對派觀點的小冊子，叫作《德國共產黨（斯巴達克聯盟）的分裂》，是由“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地方組織”出版的；這本小冊子把這一反對派的觀點的實質，敘述得極其鮮明、確切、清楚、扼要。我們只要從中引証幾段，就足以使讀者了解這一實質了。
“共產黨是進行最堅決的階級鬥爭的政黨……”
“……從政治方面來看，這個過渡時期〈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
“……現在發生這樣一個問題：誰應當是專政的執行者，是共產黨，還是無產階級？…… 原則上應該力求實現的是共產黨的專政，還是無產階級的專政？……”
（引文內的著重標記全錄自原文。）
往下小冊子的作者責難德國共產黨“中央”，說這個“中央”在尋求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結成聯盟的途徑，說這個“中央”提出“原則上承認”鬥爭的“一切政治手段”（包括參加議會活動）“的問題”，只是為了掩飾它想同獨立黨人結成聯盟這一真正的和主要的意圖。小冊子接著說道：
“反對派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它認為共產黨的統治和黨的專政問題只是一個策略問題。不管怎樣，共產黨的統治是一切政黨統治的最後形式。原則上應該力求實現無產階級的專政。黨的一切措施、黨的組織、黨的鬥爭形式、黨的戰略和策略，都應該適應這一目的。因此，凡是同其他政黨妥協，凡是回頭再去採用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的議會制鬥爭形式，凡是實行機動和通融的政策，都應當十分堅決地拒絕。”“無產階級所特有的革命鬥爭方法應該大力加以強調。為了把那些應當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的無產階級各行業各階層的最廣大群眾吸收進來，就必須在最廣泛的基礎上和最廣大的範圍內建立新的組織形式。這種匯集一切革命分子的場所，便是以工廠組織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工人聯合會。凡是響應‘退出工會！’這一口號的工人，都應當聯合在這裡。在這裡，正在鬥爭的無產階級組成最廣大的戰鬥隊伍。凡承認階級鬥爭、蘇維埃制度和專政的人，都可以加入。至於進一步對正在鬥爭的群眾進行政治教育和在鬥爭中進行政治指導，則是站在工人聯合會之外的共產黨的任務……”
“……於是，現在有兩個共產黨彼此對立著：
一個是領袖的黨，它力圖從上面來組織和指揮革命鬥爭，不惜實行妥協和參加議會活動，以便造成一種形勢，使他們可以參加掌握專政大權的聯合政府。
另一個是群眾的黨，它等待革命鬥爭從下面高漲起來，為了進行這一鬥爭，它只知道並且只採用一個明確地引向目的的方法，而排斥任何議會方法和機會主義方法；這個唯一的方法就是無條件地推翻資產階級，以便隨後建立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來實現社會主義……”
“……那裡是領袖專政，這裡是群眾專政！這便是我們的口號。”
這就是表明德國共產黨內反對派觀點的最重要的論點。
凡是自覺參加過或仔細觀察過1903年以來布爾什維主義發展過程的布爾什維克，讀了這些議論，一定會立刻說：“這是多麼熟悉的陳詞濫調！這是多麼‘左的’孩子氣！”
不過，我們還是來進一步考察一下這些議論吧。
“是黨專政還是階級專政？是領袖專政（領袖的黨）還是群眾專政（群眾的黨）？”──單是問題的這種提法就已經証明思想混亂到了不可思議的無可救藥的地步。這些人竭力要標新立異，結果卻弄巧成拙。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只有把不按照生產的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區分的大多數同在生產的社會結構中佔有特殊地位的集團對立時，才可以把群眾和階級對立起來；在通常情況下，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這都是簡單明了的道理。何必再另來一套胡說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呢？一方面，大概是由於黨的合法狀態和不合法狀態的迅速更替破壞了領袖、政黨和階級之間那種通常的、正常的和簡單的關系，人們面對這種難於理解的情況，思想便發生了混亂。在德國，也像在歐洲其他國家那樣，人們過分習慣於合法狀態，習慣於由政黨定期舉行的代表大會自由地正常地選舉“領袖”，習慣於通過議會選舉、群眾大會、報章雜志，通過工會和其他團體的情緒變化等方便辦法來檢驗各政黨的階級成分。但是，由於革命的急劇發展和內戰的展開，不得不放棄這種通常的辦法，而迅速轉為交替使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方式，結合使用這兩種方式，採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來推選或組成或保留“領導集團”，在這個時候，人們不知所措，開始臆想出一些荒謬絕倫的東西。大概荷蘭共產黨某些黨員由於不幸生在一個具有特別優越和特別穩定的合法狀態的傳統和條件的小國，根本沒有見過合法狀態和不合法狀態的相互更替，因此思想上發生了混亂而不知所措，助長了這種荒謬的臆想。
另一方面，很明顯，這不過是未經很好考慮就胡亂使用“群眾”和“領袖”這類當今“時髦”的字眼而已。這些人時常聽到並切實學會了怎樣攻擊“領袖”，怎樣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但是他們卻不能想一想究竟是怎麼回事，不能把事情弄清楚。
在帝國主義戰爭末期和戰後時期，在一切國家裡，“領袖”和“群眾”的分離表現得特別明顯而突出。產生這種現象的基本原因，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1892年間曾以英國為例作過多次說明。英國的壟斷地位使“群眾”分化出一部分半市儈的機會主義的“工人貴族”。這種工人貴族的領袖們總是投靠資產階級，直接間接地受資產階級豢養。馬克思所以光榮地被這班壞蛋痛恨，就是因為他公開地斥責他們是叛徒。現代（20世紀的）帝國主義造成了某些先進國家的壟斷特權地位，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第二國際中紛紛出現了叛徒領袖、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這樣一種人，他們只顧自己這個行會的利益，只顧自己這個工人貴族階層的利益。於是機會主義的政黨就脫離了“群眾”，即脫離了最廣大的勞動階層，脫離了大多數勞動者，脫離了工資最低的工人。不同這種禍害作鬥爭，不揭露這些機會主義的、背叛社會主義的領袖，使他們大丟其醜，並且把他們驅逐出去，革命無產階級就不可能取得勝利；第三國際所實行的正是這樣的政策。
為此竟把群眾專政和領袖專政根本對立起來，實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們在“打倒領袖”這一口號掩飾下，實際上竟把一些胡說八道、滿口謬論的新領袖拉出來代替那些對普通事物還能持常人見解的老領袖。德國的勞芬貝格、沃爾弗海姆、霍納、卡爾．施勒德爾、弗里德里希．文德爾、卡爾．埃勒，就是這樣的新領袖。[1]埃勒企圖使問題“深入一步”，他宣稱政黨是根本不需要的，是“資產階級性”的，這真是荒謬絕頂，簡直使人啼笑皆非。如果堅持錯誤，深入一步地來為錯誤辯護，把錯誤“堅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錯鑄成駭人聽聞的大錯了。
否定政黨和黨的紀律，──這就是反對派得到的結果。而這就等於完全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而有利於資產階級。這也恰恰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散漫、動搖、不能堅持、不能團結、不能步調一致，而這些一旦得到縱容，就必然斷送無產階級的任何革命運動。從共產主義的觀點看來，否定政黨就意味著從資本主義崩潰的前夜（在德國）跳到共產主義的最高階段而不是進到它的低級階段和中級階段。我們在俄國（推翻資產階級後的第三年）還剛處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即向共產主義低級階段過渡的最初階段。階級還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都還要存在好多年。也許，在沒有農民（但仍然有小業主！）的英國，這個時期可能會短一些。消滅階級不僅意味著要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個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著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可是這種人不能驅逐，不能鎮壓，必須同他們和睦相處；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這只有通過很長期、很緩慢、很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他們用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各方面來包圍無產階級，浸染無產階級，腐蝕無產階級，經常使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以及由狂熱轉為灰心等舊病在無產階級內部復發起來。要抵制這一切，要使無產階級能夠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發揮自己的組織作用（而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無產階級政黨的內部就必須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沒有鐵一般的在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黨，沒有為本階級一切正直的人們所信賴的黨，沒有善於考察群眾情緒和影響群眾情緒的黨，要順利地進行這種鬥爭是不可能的。戰勝集中的大資產階級，要比“戰勝”千百萬小業主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用他們日常的、瑣碎的、看不見摸不著的腐蝕活動制造著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那種惡果。誰哪怕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稍微削弱一點（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事實上就是在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
除了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間的相互關系問題外，還必須提出“反動”工會的問題。但是先讓我根據我們黨的經驗講幾句話來結束前一問題。在我們黨內，對於“領袖專政”的攻擊是一直都有的。我記得這樣的攻擊最早是在1895年，那時黨還沒有正式成立，但是彼得堡的中心小組已經開始形成，並且就要負起領導該城各區小組的責任。在我們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1920年4月）上，有一個小小的反對派，也聲言反對“領袖專政”，反對“寡頭政治”等等。所以德國“左派共產黨人”的“幼稚病”是毫不足怪的，既沒有什麼新東西，也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這種病沒有什麼危險，一經治癒，機體甚至會更加強壯。另一方面，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的迅速更替，正是要求我們特別要把總指揮部，把領袖們“藏起來”，隱蔽起來，這有時就使我們黨內產生十分危險的現象。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細馬林諾夫斯基混進了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他斷送了幾十個上百個極優秀極忠實的同志，使他們去服苦役，並使其中許多人過早去世。他所以沒有能夠造成更大的禍害，是因為我們的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得正確。為了取得我們的信任，馬林諾夫斯基作為黨中央委員和杜馬代表，曾不得不幫助我們創辦合法的日報，這些日報即使在沙皇制度下也能進行反對孟什維克機會主義的鬥爭，並且能採用適當的隱蔽方式宣傳布爾什維主義的原理。馬林諾夫斯基一隻手把幾十個上百個極優秀的布爾什維克活動家送去服苦役，使他們喪生，另一只手又不得不通過合法報刊來幫助培養成千上萬個新的布爾什維克。對於這個事實，那些必須學會在反動工會裡進行革命工作的德國同志（以及英國、美國、法國、意大利的同志），不妨好好地考慮一下。[2]
在許多國家裡，包括最先進的國家在內，資產階級無疑正在派遣而且今後還會派遣姦細到共產黨裡來。對付這種危險，辦法之一就是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結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