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9月4日，當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國而幾乎立刻受到法蘭西舉國一致歡呼的時候，有一伙鑽營祿位的律師──梯也爾是他們的政治家，特羅胥是他們的將軍──占據了市政廳。那時他們的頭腦裡充滿著這樣一種迷信，即巴黎在一切歷史危機時期負有代表全法國的使命，所以他們以為只要出示他們業已失效的巴黎議員証書，就足以使他們僭取到的法蘭西統治者頭銜合法化。在這伙人上台五天以後，我們在關於上次戰爭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經向妳們說明他們究竟是些什麼人了。但是，當時巴黎處在措手不及狀態下，工人階級的真正領袖們還關在波拿巴的監獄里，而普魯士軍隊又已經向巴黎開來，所以巴黎容忍了這些人掌握政權，不過附有一個明确的條件，就是他們只能為國防的目的運用這個政權。然而要保衛巴黎，就不能不武裝它的工人階級，把他們組織成為一支有戰鬥力的軍事力量，并且就在戰爭中鍛煉他們的隊伍。可是，武裝巴黎無异是武裝革命。巴黎戰胜普魯士侵略者，無异是法國工人戰胜法國資本家及其國家寄生蟲。國防政府在民族義務和階級利益之間的這一沖突中，沒有片刻的猶豫便把自己變成了賣國政府。
他們所采取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派梯也爾遍訪歐洲各國宮廷，以把共和國換成王國為條件，乞求調解。巴黎被圍四個月以後，他們就認為開始談論投降的适當時机已經到來了，那時特羅胥在一次有茹爾﹒法夫爾及其他同僚在場的場合，向聚會的巴黎區長們講了如下一席話：
“我的同僚們在9月4日當晚向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巴黎究竟有沒有可能經受住普魯士軍隊的圍困？我當時毫不遲疑地作了否定的答复。現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會証明我說的是實話，并且會同意我堅持這個看法。我那時對他們就是這樣說的：在目前的情況下，巴黎想要經受住普魯士軍隊的圍困，那將是一件蠢舉。當然，我當時加了一句：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舉，但終究不過是蠢舉而已...... 事變的發展〈由他自己策划的〉并沒有推翻我的預見。”
特羅胥的這篇美妙而簡短的演講詞，後來由當時在場的一位區長科爾邦先生公布了。
可見，還在共和國宣告成立的當天晚上，特羅胥的同僚已經知道他的“計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國防真的不僅僅是梯也爾和法夫爾一流人圖謀私人統治地位的幌子，那麼9月4日一步登天的那些人在9月5日就應該引退，把特羅胥的“計划”告訴巴黎人民，讓他們要麼立即投降，要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那些無恥的騙子并沒有這樣做，而是決定要讓巴黎飽嘗饑餓和殘殺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愛干英勇蠢舉的毛病，同時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來欺蒙它，說特羅胥這個“巴黎總督是永遠不會投降的”，外交部長茹爾﹒法夫爾“決不會讓出我們的一寸領土，決不會讓出我們碉堡上的一塊石頭”。而這同一個茹爾﹒法夫爾在給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卻承認說，他們“防御”的不是普魯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被特羅胥十分高明地委以巴黎軍權的那些波拿巴匪徒們，在整個巴黎被圍期間，在他們自己人相互的通信里，用粗鄙的語言對他們深知內幕的這种滑稽防御大加嘲笑（見公社《公報》上公布的巴黎衛戍軍炮兵司令、榮譽軍團大十字勛章獲得者阿爾丰斯﹒西蒙﹒吉奧寫給炮兵師將軍蘇桑的信）。到1871年1月28日，騙子們終於丟開了假面具。國防政府投降了，它視极度的自甘屈辱為真正的英雄行為，變成了由俾斯麥的俘虜組成的法國政府──這樣一個屈辱的角色，甚至連路易﹒波拿巴在色當時都未敢承當。這批投降派在三月十八日事變以後倉皇逃往凡爾賽，把足以証明他們的賣國勾當的一些文件遺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致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樣，為了銷毀這些文件，
“這些人不惜把巴黎變為淹沒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礫”。
國防政府的一些主要成員之所以一心要造成這樣的結局，還有一些极特殊的個人原因。
在停戰協定簽訂以後不久，國民議會的一位巴黎議員米里哀爾先生（現在已經被茹爾﹒法夫爾專門下令槍斃了）公布過許多确鑿的法律文件，証明茹爾﹒法夫爾在与一個逗留在阿爾及爾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時，前後若干年間大膽地拼湊偽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私生子女的名義謀得了一大筆遺產，因而變成了一個財主﹔後來在合法繼承人提出訴訟時，只是由於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才沒有被揭穿。既然無論花多大力气進行詭辯也抹殺不了這些無可辯駁的法律文件，於是茹爾﹒法夫爾就生平第一次不開口，靜待國內戰爭爆發，准備到那時候大罵巴黎人民是一幫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財產的逃犯。正是這個偽造文据犯在9月4日後剛一掌權，就出於同情而立即釋放了皮克和塔伊費，這兩個人是在帝國時代就在《旗幟報》丑聞中因偽造文件而被判了罪的。這兩位先生中的一位，即塔伊費，竟敢在公社時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又把他送回了監獄。而這個時候，茹爾﹒法夫爾卻在國民議會講壇上大聲喊叫：巴黎正在釋放一切囚犯！
厄內斯特﹒皮卡爾，國防政府中的這位約﹒密勒，在帝國時代曾鑽營內務大臣而沒有成功，現在自封為共和國的財政部長。他是一個叫作阿爾圖爾﹒皮卡爾的人的哥哥。那個阿爾圖爾﹒皮卡爾曾因詐騙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見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報告），并且因在任動產信用公司的一個分公司（帕勒斯特羅街5號）經理時盜用30萬法郎被判有罪，犯罪事實是他自己供認的（見1868年12月11日警察局的報告）。厄內斯特﹒皮卡爾正是指派這個阿爾圖爾﹒皮卡爾擔任他主辦的《自由選民》的主筆。財政部的這份報紙用官方謊言來誤導一般的交易所投机者，而阿爾圖爾﹒皮卡爾則在財政部和交易所之間不斷來來往往，利用法國軍隊的慘敗發財。這一對寶貝兄弟的全部財務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爾﹒費里在9月4日以前是個一文不名的律師，在圍城期間以巴黎市長身分千方百計地利用饑謹搜刮了大筆錢財。他將來不得不交代他亂政失職的那一天，就是他受制裁的一天。
這些人只能夠在巴黎變成廢墟時得到假釋證[1]﹔他們正好是俾斯麥所需要的人。經過一番重新擺布，一向躲在幕後操縱政府的梯也爾現在成了政府的首腦，而假釋犯們則成了部長。
梯也爾這個侏儒怪物，將近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受法國資產階級的傾心崇拜，因為他是這個資產階級的階級腐敗的最完備的思想代表。還在他成為國家要人以前，他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就已經顯露出說謊才能了。他的政治生涯的記錄就是一部法國災難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統治時代，他背棄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謀得了首相的位置。為了獻媚於國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動來反對僧侶，因而使奧塞魯瓦的圣日耳曼教堂和大主教的宅邸遭受了搶劫﹔并且在對付貝里公爵夫人這件事情上充當了密探大臣和檢查她身体的監獄產婆的角色。特朗斯諾南街上屠殺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著頒布的針對新聞出版和結社權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干出的。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修建巴黎防御設施的計划震惊了全法國。在共和党人指責這個計划是一個危害巴黎自由的惡毒陰謀時，他在眾議院中答复道：
“什麼話？妳們竟以為一修建城防設施就會危害自由！首先，對任何一個可能存在的政府來說，妳們如果假定它有朝一日會企圖用炮轟首都的辦法來保全自己，那妳們就是在誹謗它...... 殊不知這樣一個政府在胜利後將會比在胜利前更加百倍地不可能存在。”
是的，除了預先已將炮台交給普魯士人的政府，再沒有哪一個政府敢於從這些炮台轟擊巴黎。
1848年1月，當炮彈國王在巴勒莫城動手的時候，早已沒有官位的梯也爾又在眾議院中發表了演說：
“諸位先生！妳們都知道在巴勒莫發生的事情。一聽說有一個大城市竟被連續轟擊了48小時之久，妳們大家都感到震惊〈從議會的意義上說〉。是被誰轟擊的呢？是被行使戰爭權利的外敵轟擊的嗎？不是的，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轟擊的。為什麼？就是因為這個不幸的城市要求享有自己的權利。好啊，就是為了要求享有自己的權利，就遭受了48小時的轟擊...... 請允許我向歐洲的輿論呼吁。挺身而出，從這個也許是歐洲最偉大的講壇上，用憤怒的言辭〈不錯，是用言辭〉來斥責這种行動，這就是對人類的一個貢獻...... 當為自己的祖國效過勞〈這是梯也爾先生從來沒有做過的〉的埃斯帕特羅攝政王，想以炮轟巴塞羅那城來鎮壓那里的起義時，全世界各地都發出了共同的憤怒的呼聲。”
過了一年半，梯也爾先生已經是法軍炮擊羅馬的最狂熱的辯護者之一了。其實，炮彈國王的過錯看來只是在於他的轟擊沒有超過四十八小時而已。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被基佐弄得長期沒官做沒財發而滿腹忿懣的梯也爾，一嗅到人民風暴將臨的气息，就用那曾使他獲得“蠅子米拉波”綽號的假英雄腔調在眾議院中聲稱：
“我屬於革命党，不但屬於法國的革命党，而且也屬於全歐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溫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這個政府落到了激烈人物以至激進派的手中，我也決不因此放棄我的事業，我將永遠屬於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發了。革命沒有像這個小矮子所夢想的那樣，把基佐內閣換成梯也爾內閣，而是以共和國代替了路易－菲力浦。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躲藏了起來，豈知工人們對他的鄙視已使他不會受到他們泄恨的處置了。雖然如此，盡管他有神奇的勇气，他還是繼續避免在公共場所拋頭露面，直到六月屠殺為他這种人的活動掃清道路的時候為止。那時，他就成了秩序党及其議會制共和國的首腦。這個議會制共和國是一种無名的空位王朝，在這個空位王朝時期，統治階級的所有爭權奪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結起來壓制人民，同時它們又因各自企圖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傾軋。梯也爾那時也如現在一樣責備共和党人，說他們是鞏固共和國的唯一障礙﹔他那時也如現在一樣，對共和國說過當初劊子手對唐﹒卡洛斯說過的話：“我要殺妳，是為了妳好。”現在也和那時一樣，他在取得胜利以後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呼：帝國大業已成。盡管梯也爾滿口都是關於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虛偽說教，而且他還對路易﹒波拿巴怀有私怨，因為路易﹒波拿巴愚弄過他并一腳踢開了議會制度──而這個小矮子心中明白，离開了議會那种人為的气氛他就變得一錢不值──盡管如此，第二帝國所干的一切可恥勾當都有他的參与：從法國軍隊占領羅馬直到對普魯士作戰。他為對普戰爭煽風點火時拼命咒罵德國的統一──并不是把德國的統一看作掩蓋普魯士專制制度的假面具，而是看作對法國固有的保持德國分裂狀態的權利的侵犯。他喜歡用他那侏儒之臂在歐洲面前揮舞拿破侖第一的寶劍──他在自己的歷史著作中就一味替拿破侖第一擦皮靴──可是他的對外政策始終是把法國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從1840年的倫敦公約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這場內戰都是如此。在這場內戰中，他得到俾斯麥的特許，驅赶色當和梅斯的俘虜去攻打巴黎。雖然他有隨机應變的本事，雖然他的主張反复無常，但是此人一生都极端墨守陳規。不言而喻，現代社會深層次的暗潮流他永遠閉眼不看，而表面上明擺著的最清楚不過的變化，也是這樣一個把頭腦的全部活力都用來耍嘴皮的人所深惡痛絕的。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偏离法國陳舊的保護關稅制度的東西都指斥為瀆犯神明。他在當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時，曾經嘲罵鐵路是荒誕的怪物﹔當他在路易﹒波拿巴時代處於反對派的地位時，他把任何改革法國陳腐的軍事制度的嘗試都斥為大逆不道。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從來沒有辦過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實際好處的事情。梯也爾始終不忘的，只是對財富的貪得無厭和對財富生產者的憎恨。他第一次當路易－菲力浦的內閣首相時，窮得和約伯一樣，而到离職時已經成了百萬富翁。在這同一個國王手下最後一次當首相時（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眾議院中被人公開指責侵吞公款。對於這個指責，他就報以眼淚了事。眼淚這种東西對他也像對茹爾﹒法夫爾和任何別的鱷魚一樣，是隨時都能拿出來的貨色。在波爾多的時候，他為了使法國避免即將來臨的財政崩潰而采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給自己規定了300萬法郎的年俸﹔這就是他1869年在他的巴黎選民們面前當作前景描繪出的那個“節儉共和國”的全部內容。他的一個從前1830年的眾議院同僚貝累先生（本人是一個資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個忠誠的委員），最近在一篇公開聲明中對梯也爾說了如下一番話：
“使勞動受資本的奴役，一向是妳的政策的基礎。從妳看到勞動共和國在巴黎市政廳內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妳就沒有停止過向法國叫喊：這些人都是罪犯！”
梯也爾是一個謀划政治小騙局的專家，一個背信棄義和賣身變節的老手，一個在議會党派鬥爭中施展細小權朮、陰謀詭計和卑鄙伎倆的巨匠﹔在野時毫不遲疑地鼓吹革命，掌權時毫不遲疑地把革命投入血泊﹔他只有階級偏見而沒有思想，只有虛榮心而沒有良心﹔他的政治生涯劣跡昭彰，他的私生活同樣為人所不齒──甚至在現在，他處在法蘭西之蘇拉的位置上，仍難免要以其炫富夸貴之可笑襯托其所作所為之可恨。
不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國都拱手交給普魯士的巴黎投降一舉，是歷時很久的一連串通敵賣國陰謀勾當的總收場，這些陰謀勾當，正如特羅胥自己所說，是9月4日的竊國大盜們在竊得政權的當天就開始推行的。另一方面，這次投降又是他們在普魯士支持下對共和國和巴黎發動內戰的開端。陷阱在投降條件中就已經布設好了。那時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國土陷於敵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聯系已被切斷，一切交通聯絡處於混亂狀態。在這种情況下，要選出法國的真正代表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充分的時間進行准備。正因為這樣，所以在投降書中就規定國民議會必須在一周之內選出﹔結果法國許多地區只是在選舉前夕才得到要進行選舉的消息。并且，根据投降書中的一項明确條文，選舉這個國民議會唯一的目的就是為了決定和与戰的問題，最後可能還要簽訂和約，就由它來簽訂。人民不能不感覺到：停戰條款已經使戰爭根本不可能繼續下去，而為了批准俾斯麥強加給法國的和約，法國最壞的人便是最佳人選。但這些預先采取的辦法還不能使梯也爾放心，於是他在停戰的祕密尚未曉示巴黎以前，就動身到各省去作競選旅行，以便在那些地方把正統派复活起來。必須讓這一派和奧爾良派一起替換當時已無法立足的波拿巴派。梯也爾對他們并不害怕。這個正統派成為現代法蘭西政府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為敵手也就微不足道﹔而它在行動時，用梯也爾自己的話（1833年1月5日在眾議院的發言）來說，
“一向只靠三個招數：入侵別國、發動內戰、制造無政府狀態”。
可見，充當反革命工具，還有哪個党派比這個党派更合适呢？正統派當真相信，他們期望已久的昔日的千年王國就要重現。真的，法國已淪於外敵的鐵蹄之下，帝國被推翻了，波拿巴被俘虜了，而正統派則重新站起來了。顯然，歷史的車輪已經向後倒轉，回到了1816年的“無雙議院”。在1848─1851年的共和國時期的國民議會中，代表正統派的是他們中一些頗有素養和富有議會鬥爭經驗的人物﹔現在擠進來的都是這個党派的尋常庸碌之輩，即法國的所有布索那克。
當這個“鄉紳議會”在波爾多剛剛開會的時候，梯也爾甚至沒有讓他們進行議會辯論就干脆告訴他們，必須立刻接受初步和約的條款，因為只有這樣，普魯士才會准許他們發動反對共和國及其堡壘巴黎的戰爭。反革命勢力實在不能再耽擱時間了。第二帝國已使國債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背上了沉重的地方債務。戰爭极度地加重了債負，無情地耗盡了全國的財源。造成徹底崩潰的是，普魯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養他在法國土地上的50萬軍隊的糧餉，要求支付他的億賠款，對其中留待以後分期交付的款額加收5%的利息。由誰來支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國，財富占有者才有希望把他們自己所發動的戰爭的費用轉嫁到財富生產者的肩上。所以，法國的大破產就促使地產和資本的這班愛國的代理人，在外國侵略者的監視和卵翼下把對外戰爭變成一場國內戰爭──一場奴隸主叛亂。
有一個巨大的障礙阻撓這個陰謀的實現，這就是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裝，是保証成功的首要條件。因此，梯也爾要求巴黎放下武器。接著就發生了一系列令巴黎人憤慨的事情：“鄉紳議會”進行瘋狂的反共和國示威活動﹔梯也爾本人對共和國的合法地位含糊其詞﹔巴黎面臨砍去頭篱取消首都地位的威脅，奧爾良分子被任命為駐外使節﹔杜弗爾就商業票据超期和房租拖欠問題提出的法令給巴黎工商業帶來破產﹔普耶－克爾蒂埃要求不論任何出版物一律每本征稅兩生丁﹔布朗基和弗路朗斯被判死刑﹔共和派報紙被查禁﹔國民議會遷到凡爾賽﹔當初由八里橋伯爵宣布而在9月4日取消了的戒嚴又重新恢复﹔十二月分子維努瓦被任命為巴黎總督，帝國時期的憲兵瓦朗坦被任命為警察局長，耶穌會會士奧雷爾﹒德﹒帕拉丹將軍被任命為巴黎國民自衛軍總司令。
現在我們要向梯也爾先生和他手下的國防人士們提出一個問題。大家知道，梯也爾通過他的財政部長普耶－克爾蒂埃先生談妥了一項為數20億的借款。我們要問：
（１）据說在這筆生意中，安排了几億傭金以飽梯也爾、茹爾﹒法夫爾、厄內斯特﹒皮卡爾、普耶－克爾蒂埃和茹爾﹒西蒙的私囊，此事是真是假？
（２）据說只有在“平定”巴黎以後才支付這筆借款，此話是虛是實？
無論如何，此事必為某种原因所迫，因為梯也爾和茹爾﹒法夫爾已用波爾多議會大多數的名義毫不羞愧地乞求普魯士軍隊立即占領巴黎。但是，俾斯麥的算盤不是這樣打的，他回到德國以後對法蘭克福那些衷心嘆服的庸人們公開發表的那一番嘲諷性的言論就表明了這一點。
武裝的巴黎是實現反革命陰謀的唯一嚴重障礙。因此必須解除巴黎的武裝。在這一點上，波爾多議會是很坦率的。如果鄉紳議員們的狂暴鼓噪還令人聽不出所以然，那麼梯也爾把巴黎交給十二月分子維努瓦、波拿巴憲兵瓦朗坦和耶穌會會士奧雷爾﹒德﹒帕拉丹將軍三人擺布，則已令人不能再有絲毫怀疑了。但是，陰謀分子們在狂傲地擺出解除巴黎武裝這一真正目的的同時，卻以一种极端露骨、极端卑劣的謊言作為要求巴黎放下武器的借口。梯也爾說，巴黎國民自衛軍的大炮是屬於國家的，必須交還給國家。事實是這樣的：從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嚴加戒備，因為在投降的時候，俾斯麥的俘虜們一方面簽字歸押把法國拱手交出，一方面卻為自己保留了一支人數眾多的警衛部隊，目的毫不含糊，就是為了威脅巴黎。國民自衛軍進行了改組，把最高指揮權交給了由國民自衛軍全体官兵（某些舊波拿巴軍隊殘部除外）共同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在普軍開進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員會設法把投降派故意遺棄在普軍即將進駐的那些街區及其附近的大炮和机關槍運到了蒙馬特爾、貝爾維爾和拉維萊特。這些武器是由國民自衛軍籌款置備的。在1月28日的投降書中，正式承認這些武器是國民自衛軍自有的財產，因而沒有列入應該繳給胜利者的屬於政府的武器總數之內。梯也爾實在找不出什麼借口，哪怕是最易被識破的借口來對巴黎開戰，因此他只好采用明目張膽地撒謊的手段，說什麼國民自衛軍的大炮是國家的財產！
奪取大炮顯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裝，因而也就是解除9月3日革命武裝的一個開端。可是，這次革命已經成為法國的合法局面。這次革命所產生的共和國，已在投降書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認。在投降以後，它又取得了外國列強的承認﹔并用它的名義召集了國民議會。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爾多國民議會及其行政當局的唯一合法根据。如果沒有9月4日的革命，這個國民議會就得立即讓位給1869年在法國人統治下而不是在普魯士人統治下由普選產生的、後來被革命強迫解散的立法團。梯也爾和他的那幫假釋犯們就得設法求得一張由路易﹒波拿巴簽發的護身証件，以免長途跋涉前往卡宴。握有全權可以同普魯士媾和的國民議會，不過是這次革命中的一個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現者仍然是武裝的巴黎。正是巴黎發動了這次革命，為這次革命忍受了五個月的圍困和饑餓的災難，并且不顧特羅胥的計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進行頑強的自衛戰爭。而現在，這個巴黎或者是按照波爾多那幫叛逆奴隸主的羞辱命令放下武器，承認9月4日的革命只不過意味著使政權從路易﹒波拿巴手里轉到那些同他競爭的保皇党人手里﹔或者是必須挺身而出，以自我犧牲的精神來保衛法國。但是，如果不用革命手段消除那些產生了第二帝國并在帝國庇護下達到徹底腐朽地步的政治條件和社會條件，要拯救法國於危亡并使之獲得新生是不可能的。受過五個月饑餓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沒有猶豫。它英勇無畏地決心經受抗擊法國陰謀分子的一切風險，盡管當時有普魯士的大炮從它自己的炮台上威脅著它，也在所不顧。但是，中央委員會极不愿巴黎被推入一場內戰，因此，不管國民議會如何挑釁，不管行政當局如何僭越權限，也不管軍隊在巴黎城內和巴黎周圍的集結造成多大威脅，它仍然堅持采取純粹防御的立場。
於是梯也爾發動了內戰：他派維努瓦率領一大群警察和几個戰鬥團去夜襲蒙馬特爾，企圖出其不意地奪走國民自衛軍的大炮。大家知道，由於國民自衛軍的抵抗和戰鬥團士兵對人民的同情，這個企圖沒有得逞。奧雷爾﹒德﹒帕拉丹事先已經印好了胜利公報，梯也爾也已經預備好了宣布他的政變措施的告示。現在這些只好都換成梯也爾的一項聲明。聲明說，他作出了寬容的決定：讓國民自衛軍保留他們的武器。他并且還說，相信國民自衛軍會拿著這些武器團結在政府周圍來反對叛亂分子。在30萬國民自衛軍中，只有300人響應了這個號召，團結在小矮子梯也爾的周圍來反對他們自己。光榮的3月18日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中央委員會就是革命的臨時政府。歐洲一時似乎怀疑它新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經歷的惊人巨變到底是真的，還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夢幻。
從3月18日到凡爾賽軍隊進入巴黎，無產階級的革命完全沒有出現像“上等階級”的革命，特別是反革命中极為常見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敵人除了抓住勒孔特和克萊芒﹒托馬兩將軍的被殺和旺多姆廣場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來表示憤慨的。
勒孔特將軍是參加夜襲蒙馬特爾的波拿巴軍官之一，他曾四次命令第八十一戰鬥團幵槍射擊聚集在皮加爾廣場上的手無寸鐵的群眾，而當士兵們拒絕執行他的命令時，他就百般辱罵他們。是他自己的士兵沒有射擊婦孺而把他槍斃了。士兵們在工人階級的敵人的訓練下所養成的根深蒂固的習性，自然不可能在他們轉到工人方面來的一剎那間就改變。克萊芒﹒托馬也是被這些士兵處死的。
克萊芒﹒托馬“將軍”過去是一個不得志的軍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統治的後期進入共和派的《國民報》報館，為這家非常好鬥的報紙充當責任代理人（gerant responable）和決鬥打手的雙重角色。二月革命以後，《國民報》這派人掌握了政權，他們便讓這位先前的軍需中士搖身一變而成為將軍。這是六月屠殺前夕的事情。他和茹爾﹒法夫爾一樣，是這次事件的陰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這次屠殺的最卑鄙的劊子手之一。在此以後，他帶著他的將軍頭銜隱沒了很久，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出頭露面。在這前一天，被執於市政廳中的國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代表庄嚴地允諾，把他們篡奪的政權轉交給將由巴黎自由選出的公社。但是，國防政府并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卻驅使特羅胥的布列塔尼部隊──他們現在代替了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隊──去蹂躪巴黎。只有塔米西埃將軍一人不愿以這种背信棄義的勾當來玷污自己的名譽，辭去了國民自衛軍總司令的職務。代替他擔任這個職務的克萊芒﹒托馬便又當上了將軍。他在任總司令的整個期間，不向普軍作戰，而向巴黎國民自衛軍作戰。他阻撓巴黎國民自衛軍全面武裝，挑動國民自衛軍中的資產階級營和工人營互相爭鬥，他清洗反對特羅胥“計划”的軍官，而且偏偏把那些英勇善戰、現在連最凶頑的敵人也為之震惊的無產階級營，誣蔑為怯陣而加以解散。克萊芒﹒托馬感到十分得意的是，他又重新贏得了他在六月屠殺事件中享有的巴黎工人階級大仇人的殊榮。就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陸軍部長勒夫洛呈遞了他一手炮制的“徹底消滅巴黎暴民之la fine fluer（精粹）”的計划。在維努瓦吃了敗仗以後，他卻偏偏要到場充當業余密探。中央委員會和巴黎工人對克萊芒﹒托馬和勒孔特兩人被殺應負的責任，就像威爾士親王夫人駕臨倫敦時對被擠死者的命運應負的責任一樣。
所謂在旺多姆廣場上屠殺赤手空拳的公民，那是個神話。梯也爾先生和鄉紳議員們在議會中決不提及此事，只讓那些歐洲報界的走卒去傳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動分子，聽到3月18日胜利的消息時嚇得全身發抖。在他們看來，這是人民報复的時刻終於到來的信號。從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慘遭他們殺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都浮現在他們眼前。但他們受到的懲罰僅僅是這場惊嚇。甚至警察也沒有受到應有的處置──解除武裝關起來，反而是巴黎為他們敞開城門，讓他們安然撤往凡爾賽。不僅沒有触動“秩序人物”一根毫毛，反而容忍他們集結起來并在巴黎的正中心悄悄地占据不止一個据點。中央委員會的這种寬容態度，武裝工人的這种寬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作風差异太大了，以致“秩序党”竟誤認為這只是工人自感軟弱的表現。於是他們就產生了一個愚蠢的計划──試圖在舉行徒手的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維努瓦用大炮和机關槍所沒有做到的事情。3月22日，從富人區里吵吵鬧鬧地走出了一群派頭十足的人物，隊伍里全都是紈肖闊少，領頭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貢、昂利﹒德﹒佩恩之流這樣一些著名的帝國豬仔。這一幫流氓膽怯地以和平示威游行作幌子，暗中攜帶殺人凶器，在街上列隊行進，遇到單獨值勤的國民自衛軍巡邏兵和哨兵，就加以凌辱并繳械。他們走出和平街時高喊著“打倒中央委員會！打倒殺人犯！國民議會萬歲！”企圖沖過崗哨的警戒線，出其不意地占領設在旺多姆廣場上的國民自衛軍總部。國民自衛軍在受到手槍射擊後，按常規發出 sommations（在法國相當於英國的騷扰取締令），此措施無效，國民自衛軍的將領才下令開槍。一排槍就打得這群愚蠢的花花公子抱頭鼠竄，而這些家伙本來以為只要一擺出他們的“派頭”來，就會對巴黎革命產生出像約書亞的羊角聲對耶利哥城牆所產生的那种影響。國民自衛軍方面有兩人被這些竄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傷（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員會委員）。在這幫家伙這次建功立業的現場，到處都拋棄有手槍、匕首和手杖刀這類証明他們“徒手”舉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証物。當1849年6月13日國民自衛軍為抗議法軍窮凶极惡地襲擊羅馬而舉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時，當時的秩序党的將軍尚加爾涅曾被國民議會特別是被梯也爾先生推崇為社會救星，因為他讓自己的軍隊從四面八方沖擊赤手空拳的群眾，用槍擊、刀斬和馬踏來對付他們。巴黎當時宣布了戒嚴。杜弗爾急忙在國民議會通過了許多新的鎮壓法令。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統治開始了。但是現在“下等階級”處理這樣的事情卻迥然不同。1871年的中央委員會干脆就沒有去理會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們，結果僅僅過了兩天他們就又能夠糾合在一起，在海軍上將賽塞率領下來了一次武裝示威。人所共知，那次示威以竄逃凡爾賽收場。當梯也爾通過偷襲蒙馬特爾已經發動了內戰的時候，中央委員會卻不肯把這場內戰打下去，因而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即沒有立刻向當時毫無防御能力的凡爾賽進軍，一舉粉碎梯也爾和他的那幫鄉紳議員們的陰謀。中央委員會沒有這樣做，反而容許秩序党在3月26日的公社選舉中再次進行較量。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區政府同他們的過分寬宏的戰胜者互道溫和的和解之詞，可他們內心里卻咬牙切齒地發誓，時机一到定要將對方消滅干凈。
現在來看看這幅圖畫的背面吧。梯也爾在四月初第二次對巴黎開戰。被送到凡爾賽去的第一批巴黎俘虜，受到了令人發指的殘酷虐待，而厄內斯特﹒皮卡爾則兩手插在褲袋里，在他們面前踱來踱去，恣意耍笑他們，梯也爾夫人和法夫爾夫人由她們的貞（？）女們簇擁著，站在陽台上拍手喝采，欣賞凡爾賽匪徒的暴行。被俘的戰鬥團士兵都被冷酷地屠殺。我們英勇的朋友、鑄工杜瓦爾將軍沒有經過任何審訊就被槍決了。加利費──這是個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國鬧宴上無恥賣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飯的人──在一篇公告中夸耀，他曾下令把被他的士兵突襲繳械的一小隊國民自衛軍連同隊長和副隊長一并殺害。維努瓦這個逃跑者，因發布把在公社戰士當中抓到的戰鬥團士兵一律槍斃的通令，被梯也爾授予榮譽軍團大十字勛章。憲兵德馬雷也被授勛，因為他忘恩負義，像屠夫一樣把高尚而豪爽的弗路朗斯，即在1870年10月31日救了國防政府頭目們的命的那個弗路朗斯，剁成了碎塊。梯也爾在國民議會揚揚自得地大談這次屠殺事件的“令人興奮的細節”。議會里的一個小矮子居然得以扮演跛帖木兒的角色，他因此而忘乎所以，對敢於向他這個卑劣渺小的人物造反的人，竟剝奪他們依文明戰爭議則所應享有的一切權利，救護站中立權也包括在內。再沒有比伏爾泰所預見的這种得以暫時恣意發揮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惡的了（見附錄第３５頁）。
4月7日的公社法令宣布采取報复措施，聲明公社有責任“保護巴黎不受凡爾賽匪幫的野蠻虐殺，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在公社頒布了這個法令以後，梯也爾并未停止對被俘者的野蠻虐待，甚至在他的公報上這樣侮辱他們說：“正直人士還從未這樣痛心地目睹過代表一种墮落的民主制的如此墮落的面孔”──所謂正直人士就是像梯也爾和他的內閣里的假釋犯那樣的人。不過，槍殺俘虜還是暫時停止了一下。但是，當梯也爾和他的那些十二月將軍們發現公社的報复法令只不過是空洞的威脅，連在巴黎抓到的假扮國民自衛軍的憲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燒彈的警察都得到了饒命，他們立刻就又開始大批槍殺俘虜，并且直到殺完為止。躲藏有國民自衛軍的房屋，被憲兵團團圍住，澆上煤油（此种辦法在這場戰爭中首次使用），縱火焚燒﹔燒焦的尸体後來被特爾納街區的印刷厂救護隊運走了。4月25日，有四名國民自衛軍在貝爾－埃皮納向一隊騎兵投降，後來被這隊騎兵的隊長（加利費的好部下）開槍一個個打倒在地。這四個受害者中有一個被認為已打死了的名叫舍弗爾的人，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點，向公社的一個委員會証實了此事。當托倫就這個委員會的報告向陸軍部長勒夫洛提出質問時，鄉紳議員們用叫喊聲蓋住他的發言，并且不讓勒夫洛回答。對於他們“光榮的”軍隊說來，談論它的行為就是對它的侮辱。梯也爾的公報宣布在穆蘭－薩凱用刺刀殺死睡夢中的公社戰士和在克拉馬進行集体槍殺這种事件時所用的輕率口气，甚至使不大敏感的倫敦《泰晤士報》也為之震惊。但是今天要試圖一一列舉出那些轟擊巴黎、在外國侵略者卵翼下發起奴隸主叛亂的人們剛剛才開始的暴行，那是可笑的。面對這一切慘象，梯也爾忘記了他曾用議會辭令表白他對自己侏儒之肩所負的重任感到誠惶誠恐，居然在自己的公報上揚揚得意地說 l'Assemblee siege paisiblement（議會一片和平气氛），他還不斷地大擺筵席，時而同他的十二月將軍們狂飲，時而同德國王公們歡宴，以此來証明他依然健啖如初，甚至勒孔特和克萊芒﹒托馬兩人的鬼魂也沒有敗壞他的胃口。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萬歲！”的雷鳴般的呼聲惊醒了。公社，這個使資產階級的頭腦怎麼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麼呢？
中央委員會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寫道：“巴黎的無產者，目睹統治階級的無能和叛賣，已經懂得：由他們自己親手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以挽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 他們已經懂得：奪取政府權力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和絕對權利。”
但是，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机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連同其遍布各地的机關，即常備軍、警察局、官廳、教會和法院──這些机關是按照系統的和等級的分工議則建立的──起源於專制君主制時代，當時它充當了新興資產階級社會反對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領主權利、地方的特權、城市和行會的壟斷以及地方的法規等這一切中世紀的垃圾還阻礙著它的發展。18世紀法國革命的大掃帚，把所有這些過去時代的殘余都掃除干凈，這樣就從社會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礙建立現代國家大廈這個上層建築的最後障礙。現代國家大廈是在第一帝國時期建立起來的，而第一帝國本身又是從半封建的舊歐洲反對現代法國的几次同盟戰爭中產生的。在以後各個時期的政治体制下，政府都被置於受議會控制，即受有產階級直接控制的地位。它不但變成了巨額國債和苛捐重稅的溫床，不但由於擁有令人傾心的官職、金錢和權勢而變成了統治階級中各不相讓的党派和冒險家們彼此爭奪的對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質也隨著社會的經濟變化而同時改變。現代工業的進步促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對立更為發展、擴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國家政權在性質上也越來越變成了資本借以壓迫勞動的全國政權，變成了為進行社會奴役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變成了階級專制的机器。每經過一場標志著階級鬥爭前進一步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的純粹壓迫性質就暴露得更加突出。1830年的革命使政權從地主手里轉到了資本家手里，也就是從离工人階級較遠的敵人手里轉到了工人階級的更為直接的敵人手里。資產階級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義奪取了國家政權，并且利用這個政權進行了六月屠殺，從而向工人階級証明，“社會”共和國就是保証使他們遭受社會奴役的共和國﹔向資產階級的大批保皇派和地主階級証明，他們盡可以放心地讓資產階級“共和党人”去操治理國家之心，得治理國家之利。但是，資產階級共和党人在建樹了他們唯一的六月勛業以後，不得不從“秩序党”的前列退居後列──“秩序党”是一個由占有者階級的所有相互傾軋的党派构成的一個聯盟，是在這些党派現在公開宣布的同生產者階級的對抗中形成的。他們合股執政的最适當的形式就是由路易﹒波拿巴任總統的議會制共和國。他們這個議會制共和國是一個公開實行階級恐怖和有意侮辱“群氓”的体制。如果說，像梯也爾所講的那樣，議會制共和國“使他們〈統治階級的各個派別〉最不易分裂”，那麼，它在這個人數很少的階級和這個階級以外的整個社會之間卻挖了一道鴻溝。在以往各种体制下，統治階級內部的分裂還使國家政權受到制約，現在由於這個階級的聯合，這种制約已經消失了。由於存在著無產階級起來造反的危險，聯合起來的統治階級已在殘酷無情地大肆利用這個國家政權作為資本對勞動作戰的全國性武器。但是，統治階級對生產者大眾不斷進行的十字軍討伐，使它不僅必須賦予行政机關以越來越大的鎮壓之權，同時還必須把它自己的議會制堡壘──國民議會──本身在行政机關面前的一切防御手段一個一個地加以剝奪。結果，這個体現於路易﹒波拿巴其人之身的行政机關把統治階級一腳踢開了。“秩序党”共和國的自然產物就是第二帝國。
這個以政變為出生証書、以普選為批准手續、以寶劍為權杖的第二帝國，聲稱它倚靠農民階級，即倚靠沒有直接卷入勞資鬥爭的廣大生產者群眾。它聲稱它通過打破議會制度并因而打破政府公開為有產階級當奴仆的局面而拯救了工人階級。它聲稱它以支持有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經濟統治而拯救了有產階級。最後，它聲稱它通過為所有的人恢复了國家榮譽的幻覺，而把一切階級聯合了起來。事實上，帝國是在資產階級已經喪失統治國家的能力而工人階級又尚未獲得這种能力時唯一可能的統治形式。全世界都歡驗這個帝國，認為它是社會救主。在它的統治下，資產階級社會免除了各种政治牽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夢想不到的高度發展。工商業擴展到极大的規模﹔金融詐騙風行全世界﹔民眾的貧困同無恥的驕奢淫逸形成鮮明對比。表面上高高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國家政權，實際上正是這個社會最丑惡的東西，正是這個社會一切腐敗事物的溫床。它本身的腐朽性以及它所拯救了的那個社會的腐朽性，恰恰被一心想把這個統治制度的最高司令部從巴黎搬到柏林去的普魯士的刺刀盡行戳穿了。帝國制度是國家政權的最低賤的形式，同時也是最後的形式。它是新興資產階級社會當作自己爭取擺脫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開始締造的﹔而成熟了的資產階級社會最後卻把它變成了資本奴役勞動的工具。
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就是公社。巴黎無產階級在宣布二月革命時所呼喊的“社會共和國”口號，的确是但也僅僅是表現出這樣一种模糊的意向，即要求建立一個不但取代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公社正是這個共和國的毫不含糊的形式。
既是舊政權中央政府所在地同時又是法國工人階級社會大本營的巴黎，手執武器奮起反抗了梯也爾和鄉紳議員們恢复并鞏固帝國留給他們的這個舊政權的企圖。巴黎所以能夠反抗，只是由於被圍困使它擺脫了軍隊并用主要由工人組成的國民自衛軍來代替它。現在必須使這一事實成為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武裝的人民。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通過普選選出的市政委員組成的。這些委員是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階級代表。公社是一個實干的而不是議會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關，同時也是立法机關。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們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職能，而變為公社的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的工作人員。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門的官員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都隨著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會公職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們的私有物。不僅城市的管理，而且連先前由國家行使的全部創議權也都轉歸公社。
公社在鏟除了常備軍和警察這兩支舊政府手中的物質力量以後，便急切地著手摧毀作為壓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侶勢力”。方法是宣布教會与國家分离，并剝奪一切教會所占有的財產。教士們要重新過私人的清修隱遁的生活，像他們的先驅者即使徒們那樣靠信徒的施舍過活。一切學校對人民免費開放，完全不受教會和國家的干涉。這樣，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學也擺脫了階級偏見和政府權力的桎梏。
法官的虛假的獨立性被取消，這种獨立性只是他們用來掩蓋自己向歷屆政府奴顏諂媚的假面具，而他們對於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盡忠，然後又依次背叛的。法官和審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務人員一樣，今後均由選舉產生，要負責任，并且可以罷免。
巴黎公社自然是要為法國一切大工業中心作榜樣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級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來，那麼，在外省，舊的集權政府就也得讓位給生產者的自治政府。在公社沒有來得及進一步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綱要上說得十分清楚，公社將成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備軍在農村地區也將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國民軍來代替。每一個地區的農村公社，通過設在中心城鎮的代表會議來處理它們的共同事務﹔這些地區的各個代表會議又向設在巴黎的國民代表會議派出代表，每一個代表都可以隨時罷免，并受到選民給予他的限權委托書（正式指令）的約束。仍須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為數不多但很重要的職能，則不會像有人故意胡說的那樣加以廢除，而是由公社的因而是嚴格負責任的勤務員來行使。民族的統一不是要加以破壞，相反地，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組織上加以保証，要通過這樣的辦法加以實現，即消滅以民族統一的体現者自居同時卻脫离民族、凌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這個國家政權只不過是民族軀体上的寄生贅瘤。舊政權的純屬壓迫性質的机關予以鏟除，而舊政權的合理職能則從僭越和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當局那里奪取過來，歸還給社會的負責任的勤務員。普遍選舉權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由統治階級中什麼人在議會里當人民的假代表，而是為了服務於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個人選擇權服務於任何一個為自己企業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員的雇主一樣。大家都很清楚，企業也像個人一樣，在實際業務活動中一般都懂得在适當的位置上使用适當的人，萬一有錯立即糾正。另一方面，如果用等級授職制去代替普選制，那是最違背公社精神不過的。
一般說來，全新的歷史創舉都要遭到被誤解的命運，即只要這种創舉与舊的、甚至已經死亡的社會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處，它就會被誤認為是那些社會生活形式的對應物。所以，這個新的、摧毀了現代國家政權的公社，就恰恰被誤認為是那最初產生於現代國家政權之先、爾後又成為現代國家政權基礎的中世紀公社的翻版。公社体制被誤認為是企圖把大國的統一──這种統一雖然最初由政治暴力所造成，但現已成為社會生產的強大因素──化為孟德斯鳩和吉倫特派所夢想的那种許多小邦的聯盟。公社与國家政權的對抗被誤認為是反對過分集權這一古老鬥爭的過分擴大了的形式。可能是特殊的歷史條件阻礙了像在法國出現過的那种資產階級政權形式的典型發展，并使得像英國那樣的情況能夠存在：龐大的中央國家机构在城市里有腐敗的教區委員會、鑽營私利的市議員、凶暴的濟貧所監護員為其補充，在鄉村里有實際上是世襲的治安法官為其補充。公社体制會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國家這個寄生贅瘤迄今所奪去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机体。僅此一舉就會把法國的复興推動起來。法國外省城市的資產階級在路易－菲力浦時期控制著鄉村，在路易－拿破侖時期，他們對鄉村的控制為鄉村對城市的虛假統治所取代。現在他們以為公社就是企圖恢复他們過去的那种對鄉村的控制。事實上，公社体制是把農村的生產者置於他們所在地區中心城市的精神指導之下，使他們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為他們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本身自然而然會帶來地方自治，但這种地方自治已經不是用來牽制現在已被取代的國家政權的東西了。只有俾斯麥這個除了策划鐵血陰謀之外，總是喜歡重操最适合於他的智力的舊業即給《喧聲》雜志（柏林的《笨拙》雜志）撰稿的人，才會异想天開，以為巴黎公社要仿效普魯士的市政体制。普魯士的市政体制不過是1791年法國舊的市政組織的拙劣仿制品，它把城市管理机构降低為普魯士國家警察机器上的輔助輪子。
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這一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個最大的開支項目，即常備軍和國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君主制已不复存在。君主制是，至少在歐洲是階級統治的應有的贅瘤和不可或缺的外衣。公社給共和國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但是，無論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國”，都不是它的終极目標，而只是它的伴生物。
人們對公社有多种多樣的解釋、多种多樣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這証明公社完全是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舊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壓迫性。公社的真正祕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鬥爭的產物，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沒有最後這個條件，公社体制就沒有實現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談。生產者的政治統治不能与他們永久不變的社會奴隸地位并存。所以，公社要成為鏟除階級賴以存在、因而也是階級統治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杠桿。勞動一解放，每個人都變成工人，於是生產勞動就不再是一种階級屬性了。
說也奇怪，雖然近年來出現了大量的關於勞動解放的高調大話和著作，可是只要工人在什麼地方決心由自己來做這件事，那些替以資本和雇傭奴隸為兩极的現代社會（地主現在只不過是資本家的馴順伙伴）說話的喉舌，立刻就出來大唱辯護之歌，仿佛資本主義社會還處在童貞和白璧無瑕的狀態，仿佛它的對立還沒有發展，它的欺人假象還沒有被戳穿，它的丑惡現實還沒有被揭露！他們叫喊說，公社想要消滅构成全部文明的基礎的所有制！是的，先生們，公社是想要消滅那种將多數人的勞動變為少數人的財富的階級所有制。它是想要剝奪剝奪者。它是想要把現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剝削勞動的手段的生產資料、土地和資本完全變成自由的和聯合的勞動的工具，從而使個人所有制成為現實。但這是共產主義、“不可能的”共產主義啊！然而，統治階級中那些有足夠見識而領悟到現存制度已不可能繼續存在下去的人們（這种人并不少），已在拼命地為實行合作制生產而大聲疾呼。如果合作制生產不是一個幌子或一個騙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聯合起來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計划調節全國生產，從而控制全國生產，結束無時不在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性的動蕩這樣一些資本主義生產難以逃脫的劫難，那麼，請問諸位先生，這不是共產主義、“可能的”共產主義，又是什麼呢？
工人階級并沒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跡。他們不是要憑一紙人民法令去推行什麼現成的烏托邦。他們知道，為了謀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時創造出現代社會在本身經濟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趨歸的那种更高形式，他們必須經過長期的鬥爭，必須經過一系列將把環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歷史過程。工人階級不是要實現什麼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舊的正在崩潰的資產階級社會本身孕育著的新社會因素。工人階級充分認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滿怀完成這种使命的英勇決心，所以他們能夠笑對那些搖筆桿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謾罵，笑對好心腸的資產階級空談家的訓誡，這些資產階級空談家總是滔滔不絕地宣講他們那一套無知的陳詞濫調和頑固的宗派主義謬論，口气儼如科學真理在手的圣哲一般。
當巴黎公社把革命的領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時候，當普通工人第一次敢於侵犯他們的“天然尊長”的執政特權，在空前艱難的條件下虛心、誠懇而卓有成效地進行他們的工作，而所得報酬最高額還不及科學界高級權威人士所建議的倫敦國民教育局祕書最低薪額的五分之一的時候──舊世界一看到象征勞動共和國的紅旗在市政廳上空飄揚，便怒火中燒，捶胸頓足。
然而這是使工人階級作為唯一具有社會首創能力的階級得到公開承認的第一次革命﹔甚至巴黎中等階級的大多數，即店主、手工業者和商人──唯富有的資本家除外──也都承認工人階級是這樣一個階級。公社拯救了這個中等階級，因為公社采取英明措施把總是一再出現的中等階級內部糾紛之源，即債權和債務問題解決了。正是中等階級的這一部分人在1848年為鎮壓六月工人起義出過力之後，立即被制憲議會毫不客气地交給他們的債主們去任意宰割。但這還不是他們現在靠攏工人階級的原因。他們感覺到他們只能在公社和不管打著什麼招牌的帝國之間進行抉擇。帝國在經濟上毀了他們，因為它大肆揮霍社會財富，慫恿大規模的金融詐騙，支持人為地加速資本的集中，從而使他們遭受剝奪。帝國在政治上壓迫了他們，它的荒淫無度在道義上震惊了他們﹔帝國侮辱了他們的伏爾泰思想，因為它把教育他們子弟的事情交給無知兄弟會﹔帝國激怒了他們作為法蘭西人的民族感情，因為它把他們一下子推入這樣一場戰爭，這場戰爭制造了那麼多毀滅性災難，得到的結果只有一個──帝國滅亡。事實上，在波拿巴派和資本家這樣一些高等流氓從巴黎逃跑以後，真正的中等階級秩序党就以共和聯盟的形式出現，站到了公社的旗幟下，并且反駁梯也爾的胡編亂造，保衛公社。至於這一大部分中等階級的感激心情能否經得住目前的嚴峻考驗，將來自有分曉。
公社對農民說，“公社的胜利是他們的唯一希望”，這是完全正确的。炮制於凡爾賽、由光榮的歐洲報界文丐一傳再傳的所有謊言中最惊人的就是：鄉紳議員代表法國農民。試想一想，法國農民對於他們在1815年以後不得不付予10億賠償金的人們竟產生了愛戴心情！在法國農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對他們1789年的胜利果實的侵犯。1848年，資產者們對農民的那塊土地加上了每法郎生丁的附加稅，而那時候他們還是以革命的名義這樣做的﹔現在他們則挑起了反對革命的國內戰爭，借以把他們約定要付給普魯士人的50億賠款的主要重擔轉嫁到農民身上。与此相反，公社在最初發表的一項公告里就已經宣布，戰爭的費用要讓真正的戰爭發動者來償付。公社能使農民免除血稅，能給他們一個廉价政府，能把現今吸吮著他們鮮血的公証人、律師、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換成由他們自己選出并對他們負責的領工資的公社勤務員。公社能使他們免除鄉警、憲兵和省長的殘暴壓迫，能用啟發他們智慧的學校教師去代替麻痹他們頭腦的教士。而法國農民首先是善於算賬的人。他們會發現，付給教士的錢不由稅吏們強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區的居民依其宗教情感自愿捐贈，那是极為合情合理的。這些都是公社的統治──也只有這种統治──使法國農民馬上就能得到的巨大好處。所以這里用不著細講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夠而且必須以有利於農民的方式加以解決的更复雜但极重要的問題，例如：農民那小片土地負擔著壓得他們查不過气來的抵押債務，proletarat foncier（農村無產階級）因此而与日俱增，農民的土地恰恰由於現代農業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農業經營的競爭而以越來越快的速度被剝奪。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國農民選為共和國總統的，第二帝國則是秩序党的作品。在1849年和1850年，法國農民就開始表示出他們實際需要的是什麼了。他們的表達方式就是：以自己的區長對抗政府的省長，以自己的學校教師對抗政府的教士，親自出來与政府的憲兵周旋。秩序党在1850年1月和2月所制定的一切法律，都是明目張膽壓迫農民的措施。農民曾經是波拿巴派，因為在他們的眼中大革命及其帶給農民的所有利益都体現在拿破侖的身上。這种在第二帝國時代迅速破滅的（而且就其本質而言是和鄉紳議員相敵對的）幻覺，這种過去時代的偏見，怎麼能夠抵得住公社對農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重視所具有的號召力呢？
鄉紳議員知道（并且實際上也最害怕這一點），如果公社治理下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來，那麼不出三個月就會引起一場農民大起義，所以他們才急於對巴黎實行警察封鎖，以阻止這种傳染病的蔓延。
可見，公社是法國社會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國民政府，而另一方面，它作為工人的政府，作為勞動解放的勇敢鬥士，同時又具有十足國際的性質。普魯士軍隊使法國的兩個省歸屬於德國，而就在這支軍隊的眼前，公社使全世界的工人都歸屬於法國。
第二帝國曾是集普天下坑蒙拐騙之大成的盛世。世界各國的壞蛋都響應了它的號召，赶來參加它的鬧宴和對法國人民的掠奪。甚至此時此刻梯也爾也還是以瓦拉几亞的流氓加內斯科為右手，以俄國的暗探馬爾科夫斯基為左手。公社則使一切外國人都能享有為不朽事業而犧牲的榮譽。資產階級由於它自己的叛變而招致了對外戰爭的失敗，又同外國侵略者勾結挑起了國內戰爭，它在這兩次戰爭的間隙找到了机會來表現他們的愛國熱情，其表現方式就是派警察搜捕在法國的德國人。公社則委任了一個德國工人擔任自己的勞動部長。梯也爾、資產階級、第二帝國都不斷欺騙波蘭人，口頭上冠冕堂皇地對他們表示同情，實際上把他們出賣給俄國，替俄國干壞事。公社則請波蘭的英雄兒子榮任巴黎捍衛者的領導人。為了使公社所自覺地開辟的歷史新紀元取得一個鮮明的標志，公社一方面當著普魯士胜利者的面，另一方面當著由波拿巴派將軍們率領的波拿巴軍隊的面，推倒了象征戰爭光榮的龐然巨物──旺多姆圓柱。
公社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項具体措施，只能顯示出走向屬於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這類措施是：不准讓面包行業的幫工做夜工﹔用嚴懲的辦法禁止雇主們以各种借口對工人罰款以減低工資──雇主們在這樣做的時候集立法者、審判官和執行吏於一身，而且以罰款飽私囊。另一個此類的措施是把一切已關閉的作坊或工厂──不論是資本家逃跑了還是自動停了工──都交給工人協作社，同時給企業主保留獲得補償的權利。
公社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明智而溫和的財政措施，只能是與圍城狀態相适應的措施。鑑於各大金融公司和承包商們在歐斯曼[2]庇護下掠奪了巴黎大量錢財，公社要是沒收他們的財產，其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沒收奧爾良家族的財產充足萬倍。霍亨索倫家族和英國的政治寡頭們的財產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掠奪教會得來的，而公社才僅僅從沒收教會財產上得到8000法郎，他們就對此大為憤慨，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凡爾賽政府剛剛恢复了一點元气，便采取最殘暴的手段對付公社。它在全法國壓制言論自由，甚至禁止來自各大城市的代表舉行集會﹔它在凡爾賽和法國其他各地設置暗探，遠遠超過第二帝國時代﹔它的像宗教裁判官一樣的憲兵焚毀一切在巴黎出版的報紙，檢查一切來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國民議會中，誰如果斗膽要替巴黎說句話，立刻就會被呵叱住，這种情形甚至在1816年的“無雙議院”里也未曾有過﹔凡爾賽方面從外部對巴黎進行著野蠻的戰爭，而且還想在巴黎內部進行收買和陰謀活動──在此种情況下，公社若是裝作像在太平盛世一樣，遵守自由主義那一套表面上溫文爾雅的行為規範，豈不是可恥地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如果公社政府和梯也爾政府是同一類政府的話，那麼凡爾賽方面就沒有理由查禁公社的報紙，而巴黎方面也就同樣沒有理由查禁秩序党的報紙了。
就在鄉紳議員宣稱法國得救的唯一辦法是回到教會怀抱里去的時候，不信教的公社卻揭露了畢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洛朗教堂的祕密，這實在是使這些議員惱火的事情。梯也爾將大把的大十字勛章隨意擲給波拿巴的將軍們以表彰他們打敗仗、簽降書和在威廉堡卷香煙的本事，公社卻在自己的將軍們稍有失職嫌疑時就予以撤職和逮捕，這對於梯也爾先生是一种諷刺。公社把一個只是因為破產而在里昂被監禁過六天，後來用假名混進公社的委員予以撤職和逮捕，這對於那位偽造文据犯茹爾﹒法夫爾──他當時還在做法國的外交部長，還在向俾斯麥出賣法國，還在向比利時的那個模範政府發號施令──難道不像是有意打在他臉上的一記耳光嗎？但是，公社可不像一切舊政府那樣自詡決不會犯錯誤。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來，把自己的一切缺點都讓公眾知道。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總還要擠進來另外一种人。這种人當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忠心的幸存者，他們對當前的運動并沒有深刻的了解，但他們由於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誠和勇敢精神或者純粹是由於傳統力量，還保留有對人民的影響﹔另外有些人則不過是空喊家，他們年复一年地用老一套的刻板語言大罵現政府，從而騙取了第一流革命家的名聲。在3月18日以後，确實也出現了上面說的那樣一些人，他們有時甚至扮演了顯要的角色。他們极力阻礙工人階級的真正運動，同以前這种人阻礙各次革命充分發展的情況完全一樣。他們是一种無法避免的禍害﹔擺脫他們需要時間，但是公社卻沒有這樣的時間。
公社簡直是奇跡般地改變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國的那個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無影無蹤。法國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顛的大地主、愛爾蘭的在外地主、美利堅的前奴隸主和暴發戶、俄羅斯的前農奴主和瓦拉几亞的封建貴族麇集的場所了。尸体認領處里不再有尸体了，夜間破門入盜事件不發生了，搶劫也几乎絕跡了。事實上自從1848年2月的日子以來，巴黎街道第一次變得平安無事，而且不再有任何類型的警察。有一個公社委員說：
“我們再也聽不到殺人、偷盜和人身襲擊事件﹔看來真好像警察已經把他們所有的保守派朋友一起帶到凡爾賽去了。”
蕩婦們已經跟在她們的庇護者──那些家庭、宗教、尤其是財產的衛士們的屁股後頭跑掉了。沒有了蕩婦們，真正的巴黎婦女又出現在最前列，她們像古典古代的婦女那樣具有英勇、高尚和獻身的精神。努力勞動、用心思索、戰鬥不息、流血犧牲的巴黎──它在培育著一個新社會的同時几乎把大門口外的食人者忘得一干二凈──正放射著它的歷史首創精神的熾烈的光芒！
与巴黎這個新世界相對峙的是凡爾賽的舊世界。看看這個舊世界吧──這是個由來自所有死亡了的舊体制的食尸鬼組成的議會。食尸鬼就是渴望撕食國民尸体的正統派和奧爾良派。還有一個尾巴，這就是陳腐的共和派。這些共和派以出席國民議會來表示他們對奴隸主叛亂的支持﹔他們把他們的議會制共和國得以維持下去的希望，寄托於那個充當著共和國首腦的老騙子的虛榮心﹔他們十分可笑地學著1789年的樣子，在 Jeu de Paume 舉行他們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會議。這個代表法國一切死亡事物的議會，只是靠著路易﹒波拿巴的將軍們的軍刀的支持，才得以維持住生命的假象。巴黎全是真理﹔凡爾賽全是謊言，是出自梯也爾之口的謊言。
梯也爾對塞納─瓦茲省的區長代表團說：
“你們可以信賴我的話，我從來不食言。”
他竟對這個議會說，“它是法國從未有過的最自由地選出的最開明的議會”﹔他對他的雜牌軍隊說，他們是“世界的瑰寶，是法國從未有過的一支最优秀的軍隊”﹔他對外省說，傳言他下令轟擊巴黎純屬無稽之談：
“如果曾經打了几發炮彈，那也不是凡爾賽軍隊打的，而是一些叛亂者為了假裝他們在作戰才打的，可是實際上他們連頭都不敢露出來。”
後來他又對外省宣稱：
“凡爾賽的炮兵不是轟擊巴黎，而只是向它開了几炮。”
他對巴黎大主教說，硬說凡爾賽軍隊曾執行大批處決和進行報复（！），這全是胡扯。他對巴黎說，他只是想“把巴黎從可憎的暴君壓迫下解放出來”，說公社的巴黎實際上“不過是一小撮罪犯”。梯也爾先生的巴黎并不是“群氓”的真正巴黎，而是幽靈的巴黎，francs-fileurs的巴黎，男女閒蕩者的巴黎，富人的、資本家的、花花公子的、無所事事者的巴黎。這個巴黎目前正帶著它的奴仆、騙子、文痞、蕩婦麇集在凡爾賽、圣但尼、呂埃和圣日耳曼﹔這個巴黎認為內戰不過是愜意的消遣，它從望遠鏡中觀賞戰鬥的場面，計算放炮的次數，用自己的以及自己的娼婦們的名譽賭咒發誓說，這里上演的戲要比圣馬丁門劇場中的精彩得多。被打死者真的死了，傷者的慘叫聲也是實實在在的慘叫，而且這整個事件具有如此深刻的歷史意義。
這就是梯也爾先生的巴黎，正像逃到科布倫茨的那幫人是卡龍先生的法國一樣。
奴隸主陰謀用普魯士軍隊的占領來制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圖，因俾斯麥的拒絕而沒有得逞，3月18日第二次企圖制服巴黎，結果是軍隊潰敗和政府逃往凡爾賽，政府并命令全部行政机關也停止工作，隨之出逃。梯也爾假裝同巴黎議和，借以爭取時間准備對巴黎作戰。但是到哪里去搜羅軍隊呢？戰鬥團的殘部人數很少，而且不可靠。梯也爾向外省發出緊急呼吁，要求派國民自衛軍和志愿軍前去增援凡爾賽，但是遭到斷然拒絕。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他們作戰時打著白旗，每人胸前佩帶著用白布做成的耶穌圣心，口里呼喊著“Vive le Roi!”（國王萬歲！）。這樣，梯也爾就只好匆忙糾集一群雜牌隊伍，其中有水兵、海軍陸戰隊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瓦朗坦手下的憲兵以及比埃特里手下的警察和密探。可是這支軍隊要不是補充了一批批的帝國被俘兵員，那就會毫無用處而令人覺得可笑。俾斯麥准予放回被俘兵員的人數，剛好既夠打內戰之用，又足以保持凡爾賽政府對普魯士的屈從和依賴。真正打起來，凡爾賽的警察還得照應凡爾賽的軍隊，而在一切危險的地方，都是憲兵打頭陣，拖著軍隊前進。陷落的炮台不是奪來的，而是買通的。公社戰士的英雄气概向梯也爾表明，憑他自己的謀略和他所掌握的武裝力量，巴黎的抵抗是無法擊破的。
与此同時，他和外省的關系越來越緊張了。沒有接到一份可以使梯也爾和他的鄉紳議員們高興的表示擁護的宣言。恰恰相反。來自四面八方的代表團和宣言，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气堅決要求同巴黎和解，而和解的基礎是毫不含糊地承認共和國、确認公社規定的各項自由權利，解散任期已滿的國民議會。代表團和宣言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爾的司法部長杜弗爾在4月23日給國家的檢察官們的通令中命令他們把“呼吁和解”當作罪行查辦！然而梯也爾看到進攻巴黎沒有希望，於是決定改變策略，下令在4月30日按照他自己叫國民議會通過的新市鎮法在全國進行市鎮選舉。一方面有他那些省長玩弄陰謀手段，另一方面有警察机關進行威脅恫嚇，這使他滿怀希望地認為：外省作出的裁決會賦予國民議會以前所未有的道義力量，并且他最終定會從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質力量。
梯也爾一開始就竭力想在進行他的這場在他自己的公報中備受贊美的反對巴黎的強盜戰爭的同時，在他的部長們企圖在全法國建立恐怖統治的同時，表演一出和解小戲。這出小戲要達到几個目的：蒙蔽外省視聽，誘騙巴黎的中等階級分子，而最主要的是使國民議會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夠以對梯也爾的信任掩蓋他們對巴黎的背叛。梯也爾在3月21日，即在他還沒有軍隊的時候，對國民議會聲明說：
“不管發生什麼情況，我決不派軍隊到巴黎去。”
3月27日，他又站起來說：
“我發現共和國已是既成事實，我堅決維護它。”
實際上，他用共和國的名義鎮壓了里昂和馬賽的革命，而他的鄉紳議員們在凡爾賽只要一聽到“共和國”這個詞就要把它淹沒在狂吼聲中。他作出這番勛業之後，就把“既成事實”降低為假定事實。奧爾良王室子弟議是他為慎重起見從波爾多打發走的，現在他明目張膽地破壞法律，准許他們在德勒從事陰謀活動了。梯也爾在同巴黎和外省代表們無休止的會見當中所作出的讓步──盡管談話的口气和腔調總是隨著時間和情況而變化──實際上從來沒有超出這樣一個承諾：將來的報复對象僅限於：
“那一小撮与殺害勒孔特和克萊芒﹒托馬有關的罪犯”
而且還有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即巴黎和法國要無條件地承認梯也爾先生本人就是最好不過的共和國，就像他在1830年對待路易－菲力浦那樣。然而，就連這种讓步，他也竭力通過他的部長們在國民議會進行的官方解釋而使之曖昧不明。不僅如此，他還讓他的那位杜弗爾行動起來。杜弗爾，這個老牌奧爾良派律師，在歷次戒嚴時期都是最高法官﹔如今1871年梯也爾掌權時是如此，1839年路易－菲力浦在位時和1849年路易﹒波拿巴任總統時也是如此。他在不擔任部長職務時，曾以替巴黎資本家辯護而大發橫財，以反對出自他自己之手的法律來撈取政治資本。現在他不僅赶快在國民議會通過一批鎮壓性的法律，以便在巴黎陷落後用來消滅法國共和制自由的最後殘余，他還把對他說來太緩慢的軍法審判程序加以簡化，并且新炮制出一部嚴酷的流放法，以此預示巴黎未來的命運。1848年革命取消了對政治犯的死刑，而代之以流放。路易﹒波拿巴沒有敢恢复，至少是不敢公開恢复斷頭机的統治。鄉紳議會當時甚至還不敢暗示巴黎人不是造反者而是殺人犯，所以它只得把將來對巴黎進行報复的手段局限於杜弗爾的新流放法。在此种情況下，如果梯也爾的和解滑稽劇不是按照他的意圖引起鄉紳議員們的一片怒吼聲，他的這出滑稽劇就演不下去了。那些鄉紳議員百思不得其解，他們既沒有領會這套把戲，又不懂得玩弄這套把戲非用偽善、狡辯、拖延這樣一些手法不可。
梯也爾鑑於4月30日的市鎮選舉在即，便於4月27日做了一次精采的和解表演。他在國民議會講壇上大講假惺惺的漂亮話的時候，慷慨激昂地說道：
“除巴黎的陰謀之外，不存在反對共和國的陰謀，巴黎的陰謀迫使我們讓法國人流血。我要再三重复說：讓那些舉起邪惡武器的人放下他們的武器吧，那我們就會立即通過和平協議停止懲罰，只有那一小撮罪犯另當別論。”
他對那些大喊大叫地打斷他講話的鄉紳議員回答道：
“諸位先生，我懇求妳們告訴我，難道我說的不對嗎？難道妳們聽見我如實地說明罪犯不過是一小撮人，真的覺得遺憾嗎？忍心殺害克萊芒﹒托馬和勒孔特將軍的人只是罕有的例外，這難道不是不幸中之萬幸嗎？”
然而，法國對於梯也爾這一番自以為像海上女妖歌聲那樣動聽的議會講話置若罔聞。在法國尚存的3500個市鎮所選出的70萬名市議員中，聯合起來的正統派、奧爾良派和波拿巴派總共還占不到8000人。在後來的補充選舉中他們更是受到絕對的敵視。這樣，國民議會不但沒有從外省方面得到它迫切需要的物質力量，而且連最後一點道義力量，即作為這個國家普選權体現者的資格也喪失了。而意味著它徹底失敗的是，法國所有城市新選出的市議會給凡爾賽的這個篡權的國民議會以公開的威脅，即決定在波爾多召集一個与之針鋒相對的國民議會。
對俾斯麥而言，期待已久的采取決定性行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他向梯也爾發號施令，要他派全權代表到法蘭克福去簽訂最後的和約。梯也爾卑躬屈膝地遵從自己主子的吩咐，急忙派出了自己的親信茹爾﹒法夫爾并以普耶－克爾蒂埃做他的助手。普耶－克爾蒂埃是魯昂“鼎鼎大名的”棉紗厂主，是第二帝國的狂熱的甚至奴顏婢膝的擁護者，對他說來，第二帝國是無可挑剔的，只有一事例外，即帝國同英國簽訂過損害他這個企業家利益的商約。他在波爾多剛一當上梯也爾的財政部長，馬上就抨擊這個“邪惡的”條約，暗示這個條約很快就會被廢除。他甚至厚顏無恥地試圖──雖然未能做到（因為做此盤算時沒有請示俾斯麥）──立即對阿爾薩斯實行舊的保護關稅，据他說那里沒有任何舊有的國際條約妨礙這樣做。此人把搞反革命看作在魯昂降低工資的手段，把割讓法國兩省看作在法國抬高他的貨物价格的手段。這种人豈不是注定要被梯也爾挑選為茹爾﹒法夫爾的助手去完成他最後的賣國大業嗎？
這絕妙的一對全權代表一到法蘭克福，盛气凌人的俾斯麥立即粗暴地要他們二者擇一：“或者是恢复帝國，或者是無條件地接受我的媾和條件！”他的條件里有這樣的內容：縮短戰爭賠款分期交付的期限，并由普魯士軍隊占領巴黎各炮台，直到將來俾斯麥對法國形勢感到滿意時為止。這樣一來，普魯士就被承認為法國內政的最高主宰者。作為回報，俾斯麥愿釋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員去消滅巴黎，并調派威廉皇帝的軍隊直接援助他們。為了保証不食言，他把賠款第一期交付時間推到“平定”巴黎之後。梯也爾和他的全權代表們當然貪饞地急忙吞下了這一釣餌。5月10日，他們在和約上簽了字﹔5月18日，他們就讓凡爾賽國民議會批准了這個條約。
從締結和約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員返回這一段期間，梯也爾覺得更加需要把他的和解滑稽劇繼續演下去，因為他的共和党走卒們极需要一個借口，以便裝作看不見為血洗巴黎而進行的准備。直到５月８日，他還對一個主張和解的中等階級代表團說：
“只要暴亂者決定投降，巴黎的城門就可以對一切人洞開一個星期，唯有殺害克萊芒﹒托馬和勒孔特兩將軍的凶手除外。”
几天以後，當他為此諾言而遭到鄉紳議員們激烈質問時，他避而不作任何解釋，但意味深長地暗示說：
“我對妳們說，妳們當中有些缺乏耐心的人，未免太性急了。這些人還得再忍耐一個星期。一個星期以後就不會再有什麼危險，那時任務就會适合他們的勇气和能力了。”
當麥克馬洪剛剛有把握向梯也爾保証很快就進入巴黎時，梯也爾立即對國民議會宣稱，他
“將手持法律進入巴黎，要向那些犧牲了士兵生命和毀壞了公共紀念物的惡棍們徹底討回這筆債”。
當決定的時刻臨近時，他對國民議會說：“我將毫不留情！”他對巴黎說，它末日將臨﹔對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強盜們說，政府准許他們任意向巴黎复仇。最後，在叛徒已於5月21日給杜埃將軍打開了巴黎城門的情況下，梯也爾於5月22日向鄉紳議員們揭開了他們先前無論如何也悟不出的他那出和解滑稽劇的“目的”：
“幾天前我對妳們說過，我們正在接近我們的目的﹔今天我來告訴妳們吧，這個目的已經達到。秩序、正義和文明終於獲得胜利！”
确實如此。每當資產階級秩序的奴隸和被壓迫者起來反對主人的時候，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義就顯示出自己的凶殘面目。那時，這种文明和正義就是赤裸裸的野蠻和無法無天的報复。占有者和生產者之間的階級鬥爭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越來越明顯地証明這一事實。和1871年的無法形容的罪惡比起來，甚至資產階級的1848年6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見絀。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婦女和兒童──在凡爾賽軍開進城內以後還戰鬥了一個星期的那种自我犧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們事業的偉大，而士兵們窮凶极惡的暴行則反映出雇用他們作為保鏢的那個文明所固有的精神。這种為處置自己在戰事結束後的殺戮中留下的成堆尸体而感到困難的文明，真是光輝燦爛的文明啊！
要想找到可以同梯也爾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為相比擬的東西，必須回到蘇拉和羅馬前後三頭執政的時代去。同樣是冷酷無情地大批殺人﹔同樣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殺﹔同樣是拷打俘虜﹔同樣是發布公敵名單，不過這一次被列為公敵的是整個一個階級﹔同樣是野蠻地追捕躲藏起來的領袖，使他們無一幸免﹔同樣是紛紛告發政治仇敵和私敵﹔同樣是不惜殺戮根本和鬥爭無關的人們。不同處只在於羅馬人沒有机關槍來進行大規模的處決，他們沒有“手持法律”，也沒有口喊“文明”罷了。
看了這一切恐怖景象之後，現在再來看一看這种資產階級文明由它自己的報刊所描繪的另一副更加丑惡的面貌吧。
倫敦的一家托利党報紙駐巴黎記者寫道：
“遠處還響著零星的槍聲﹔瀕臨死亡的可怜的受傷者躺在拉雪茲神父墓地的墓石之間無人照管﹔6000個惊恐萬狀的暴亂者，在迷宮似的墓地地道中絕望地轉來轉去﹔沿街奔跑的不幸的人們，被机關槍大批地射殺。在這樣的時候令人看了气憤的是，咖啡館里擠滿了愛好喝酒、打彈子、玩骨牌的人，蕩婦們在林蔭道上逛來逛去，縱酒狂歡的喧嚷聲從豪華酒樓的雅座里傳出來，打破深夜的寂靜！”
愛德華﹒埃爾韋先生在曾被公社查禁的一家凡爾賽報紙《巴黎報》上寫道：
“巴黎居民〈！〉昨天表現他們的歡樂的方式有些太輕佻了，我們擔心以後還會越來越糟。巴黎籠罩著節日的气氛，這實在不協調，令人難過﹔要是我們不想被叫作墮落時代的巴黎人，就必須消除這种現象。”
接著，他引用了塔西佗的一段話：
“可是，在這場可怕的鬥爭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時候，墮落和腐敗的羅馬就又開始沉湎於毀壞其軀体、玷污其靈魂的酒色之中了。── alibi proelia et vulnera, alibi balneae popinaeque（這里是戰鬥和創傷，那里是澡堂和酒樓）。”
埃爾韋先生只是忘記說，他提到的“巴黎居民”僅僅是梯也爾的巴黎的居民，是從凡爾賽、圣但尼、呂埃和圣日耳曼蜂擁返回的那些francs-fileurs 也就是已經“沒落”的那個巴黎。
這個建立在勞動奴役制上的罪惡的文明，每次血腥地戰胜了為實現美好新社會而獻身的鬥士時，都要把犧牲者的呻吟淹沒於在世界各地都可聽到回音的大喊大叫的誹謗聲中。工人們的平靜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那幫“秩序”惡狗變成了地獄。這一惊人巨變在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看來証明了什麼呢？竟然証明公社陰謀反對文明！為公社慷慨赴死的巴黎人，數目之多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戰鬥。這証明什麼呢？竟然証明公社不是人民自己當家作主，而是一小撮罪犯篡奪政權！巴黎婦女在街壘旁和刑場上都是視死如歸。這証明什麼呢？竟然証明公社惡魔把她們變成了麥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處於絕對統治地位的兩個月內所采取的溫和寬厚態度，只有它在保衛戰中表現出的英勇气概才能与之相提并論。這証明什麼呢？竟然証明兩個月內公社只是在小心翼翼地用溫和寬厚和人道精神的假面具掩蓋其凶殘的嗜血本性，好讓這种嗜血本性在垂死掙扎時發泄出來！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犧牲時，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紀念碑付之一炬。既然無產階級的奴役者們對無產階級刀砍斧劈，那他們就休想在得胜後回到他們的完好無損的住宅里去。凡爾賽政府叫喊道：“這是縱火！”同時悄悄地示意它所有的、直至遠在窮鄉僻壤的走卒，要他們在各個地方把它的敵人都當作專事縱火的嫌疑犯加以搜捕。全世界的資產階級看著戰鬥結束後的大屠殺感到開心，而對人們“褻瀆”磚瓦和灰泥卻萬分憤怒！
有的政府正式准許自己的海軍實行“殺、燒、毀”，這是不是准許縱火？英國軍隊隨心所欲地火燒華盛頓的國會大廈和中國皇帝的夏宮，這是不是縱火？普魯士人不是為了軍事上的理由，而只是為了報复泄憤，就用煤油燒毀了許多像沙托丹那樣的城市和無數村庄，這是不是縱火？梯也爾炮轟巴黎達六個星期之久，借口是他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燒毀，這是不是縱火？在戰爭當中，火像任何其他武器一樣，也是合法的武器。轟擊敵人占据的房屋，是為了把這些房屋燒毀。防御者不得不撤离這些房屋時，他們自己就把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敵人不能利用這些房屋來進攻。妨礙世界上任何正規軍作戰的一切房屋，都是不免要被燒毀的。可是，在被奴役者反對奴役者的戰爭中，在這場有史以來唯一合理的戰爭中，這個道理竟不适用！公社嚴格地把火用作防御的手段。它使用火是為了封鎖歐斯曼特意為便於開炮而打通的那些又長又直的街道，使凡爾賽軍隊無法進入﹔它使用火是為了掩護自己撤退，而凡爾賽軍隊使用火炮卻是為了進攻，他們用炮彈破壞的房屋并不比公社用火燒毀的少。究竟哪些房屋是防御者燒毀的，哪些是進攻者燒毀的，直到現在還有爭論。況且防御者只是在凡爾賽軍隊已經開始大批殺害俘虜時，才使用火。再者，公社早就公開宣布過，公社一旦被逼到絕境，就會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廢墟中，并把巴黎變成第二個莫斯科。國防政府也曾說過要這樣做，為此，特羅胥還給它准備了煤油。但它這樣說只是為了掩蓋自己的叛變。公社知道，它的敵人毫不愛惜巴黎人民的生命，卻十分愛惜他們自己在巴黎的住宅。而另一方面，梯也爾已經宣布說他將毫不留情地進行報复。當他這邊剛一把軍隊准備好，同時普魯士人那邊剛一把各出口截斷，他就立刻宣布說：“我決不會手軟！抵罪要徹底，審判要嚴厲！”如果說巴黎工人的行為是汪達爾行為的話，那麼這是誓死防御的汪達爾行為，而不是在胜利後干出的汪達爾行為，如基督徒對待异教世界真正無价的古代藝朮珍品所采取的那种行為。就是這後一种汪達爾行為，也有歷史學家為之辯護，他們認為這是正在誕生的新社會与正在崩潰的舊社會之間所進行的偉大鬥爭中不可避免和較為次要的伴生現象。巴黎工人所做的更不是歐斯曼為了給游手好閒者的巴黎騰出地盤而把歷史的巴黎夷為平地的那种汪達爾行為！
可是，公社處死了以巴黎大主教為首的個人質啊！資產階級及其軍隊在1848年6月恢复了槍斃沒有自衛能力的俘虜這一早已絕跡的戰爭慣例。自此以後在歐洲和印度，凡是鎮壓民眾動亂的時候，就都不同程度地嚴格照此野蠻慣例行事了。這証明它真是“文明的一個進步”！另一方面，普魯士人在法國曾恢复扣留人質的做法──硬要一些無辜的人用自己的性命去為別人的行為負責。既然，如我們所看到的，梯也爾從沖突一開始時就采取了槍殺公社方面被俘人員的人道做法，公社就不得不為保護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魯士人扣留人質的做法。這些人質中已經接連有人因凡爾賽方面不斷槍殺俘虜而喪命。在麥克馬洪的御用軍為慶祝自己開進巴黎而進行了大屠殺以後，他們怎麼還能再保住性命呢？難道連這一遏制資產階級政府肆無忌憚的暴行的最後辦法──扣留人質──也只應當是裝裝樣子嗎？殺死大主教達爾布瓦的真正元凶是梯也爾。公社曾再三提議以大主教，而且還加上許多個教士，來交換當時被梯也爾扣押的布朗基一人。梯也爾頑固地拒不接受。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給公社一個首腦，而大主教則在成為死尸之後對他最有用。梯也爾仿效了卡芬雅克的先例。在1848年6月，卡芬雅克和他那些秩序人物不就是通過污蔑起義者是殺害大主教阿弗爾的凶手而掀起了一片義憤填膺的喧囂嗎？他們心里很清楚，大主教是被秩序党的士兵們槍殺的。當時在場的大主教的大司鐸雅克美先生事後立刻向他們提交了証詞。
秩序党在他們的血腥鬧宴上總是少不得要對自己的受害者大肆誹謗一番。這一切誹謗只是証明：現代資產者已把自己看作舊封建主的合法繼承人。舊封建主認為自己用任何武器鎮壓平民都是正當的，而平民擁有武器，不論什麼樣的武器，都是犯罪。
統治階級利用外國侵略者支持的內戰來鎮壓革命的陰謀，即我們所一步步追述的從9月4日這一天起直到麥克馬洪的御用軍進入圣克盧門為止的這場陰謀，以巴黎的大屠殺告終。俾斯麥滿意地望著巴黎的廢墟。當他還只是1849年普魯士無雙議院中一名普通的鄉紳議員時就盼望著把大城市都加以消滅。現在他大概認為巴黎變為廢墟就意味著他的這一愿望的初步實現。他滿意地望著巴黎無產者的尸体。在他看來，這不但是革命被消滅，而且也是法國的滅亡，這個法國現在已經真正被砍掉了頭篱，而且是由法國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切飛黃騰達的政治家一樣，目光短淺，看到的只是這一巨大歷史事件的外表。歷史上何曾有過戰胜者不僅替戰敗政府充當憲兵，而且還替它充當受雇殺手以求胜利完美無缺這种怪事？普魯士和巴黎公社之間沒有發生過戰爭。相反地，公社接受了初步和約，普魯士宣布了中立。因此普魯士不是交戰一方。它扮演了殺手的角色，而且是一個怯懦的殺手，因為這不會帶來危險﹔它是一個受雇的殺手，因為事先商定了巴黎陷落後要付給它五億行凶酬金。這樣，上天為懲罰不信神的荒淫墮落的法國而授命虔誠的仁義道德的德國進行的那場戰爭，其真正的性質終於暴露無遺了！這种甚至在舊世界的法學家看來也是空前違反國際公法的行為，并未能提醒歐洲的那些“文明”政府把純系圣彼得堡內閣傀儡的罪惡的普魯士政府宣布為各國之公敵，卻只是促使它們去琢磨要不要把為數很少的逃出巴黎雙重包圍圈的受害者送交凡爾賽的劊子手！
在現代最惊心動魄的這場戰爭結束後胜敗兩軍聯合起來共同殺戮無產階級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麥所想的那樣，証明正在崛起的新社會被徹底毀滅了，而是証明資產階級舊社會已經完全腐朽了。舊社會還能創造的最高英雄偉績不過是民族戰爭，而這种戰爭如今被証明不過是政府用來騙人的東西，意在延緩階級鬥爭，一旦階級鬥爭爆發成內戰，這种騙人的東西也就會立刻被拋在一邊。階級的統治再也不能拿民族的軍服來掩蓋了﹔面對無產階級，各民族政府乃是一體！
在1871年的圣靈降臨節以後，法國工人和他們的勞動產品占有者之間，已經既不能有什麼和平，也不能有什麼停戰了。雇傭軍的鐵腕可能暫時把這兩個階級都壓服一下。但是，鬥爭定會一次又一次地爆發，規模也將越來越大，最終誰將取得胜利──是少數占有者還是絕大多數勞動者──那是非常清楚的。而法國工人階級還只是整個現代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歐洲各國政府在巴黎面前顯示了階級統治的國際性，可是它們卻大罵國際工人協會，把這個反對全世界資本陰謀的國際勞動組織說成是所有這一切災難的總根源。梯也爾指責這個組織是勞動的暴君，而自己卻裝成勞動的解放者。皮卡爾下令將法國的國際會員同國外的國際會員之間的一切聯系切斷﹔梯也爾的1835年的同謀者，那個已成為老古撮的若貝爾伯爵聲稱，鏟除國際是所有文明國家政府的大事。鄉紳議員們對國際狂吼，全歐洲的報刊都隨聲附和。有一位同我們協會毫無關系的可敬的法國作家這樣說：
“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大部分公社委員，都是國際工人協會的最積极、最有見識、最剛毅的人物...... 這些人都百分之百地正直、真摯、聰明、忠誠、純洁、狂熱──正面意義上的狂熱。”
在頗有几分警察頭腦的資產階級心目中，國際工人協會自然是以密謀方式活動的，其中央机构不時命令在各個國家制造事端。實際上，我們的協會只是文明世界各國最先進的工人之間的國際紐帶。無論在何處、在何种形式或何种條件下，只要進行著階級鬥爭，自然總是我們協會的會員站在最前列。產生這個協會的土壤就是現代社會本身。無論屠殺多少人，都不能把這個協會鏟除。要鏟除它，各國政府必須鏟除資本對勞動的專橫統治，即穈ㄔ早怞菬酊滷H生蟲生活的條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將永遠作為新社會的光輝先驅而為人所稱頌。它的英烈們已永遠銘記在工人階級的偉大心坎里。那些扼殺它的劊子手們已經被歷史永遠釘在恥辱柱上，不論他們的教士們怎樣禱告也不能把他們解脫。
| 總委員會： |
| 馬﹒詹﹒布恩 |
| 弗﹒布拉德尼克 |
| Ｇ﹒Ｈ﹒巴特里 |
| 凱希爾 |
| 德拉埃 |
| 威廉﹒黑爾斯 |
| 阿﹒埃爾曼 |
| 科爾布 |
| 弗﹒列斯納 |
| 羅赫納 |
| 約﹒帕﹒麥克唐奈 |
| 喬治﹒米爾納 |
| 托馬斯﹒莫特斯赫德 |
| 查﹒米爾斯 |
| 查理﹒默里 |
| 普芬德 |
| 羅奇 |
| 羅沙 |
| 呂爾 |
| 薩德勒 |
| 奧﹒賽拉葉 |
| 考埃爾﹒斯特普尼 |
| 阿爾弗勒德﹒泰勒 |
| 威廉﹒唐森 |
| 通訊書記： | |
| 歐仁﹒杜邦 | 法國 |
| 卡爾﹒馬克思 | 德國和荷蘭 |
| 弗﹒恩格斯 | 比利時和西班牙 |
| 海爾曼﹒榮克 | 瑞士 |
| Ｐ﹒喬瓦基尼 | 意大利 |
| 捷維﹒莫里斯 | 匈牙利 |
| 安東尼﹒扎比茨基 | 波蘭 |
| 詹姆斯﹒科恩 | 丹麥 |
| 約﹒格﹒埃卡留斯 | 美國 |
| 執行主席 | 海爾曼﹒榮克 |
| 財務委員 | 約翰﹒韋斯頓 |
| 財務書記 | 喬治﹒哈里斯 |
| 總書記 | 約翰﹒黑爾斯 |
1871年5月30日於倫敦西中央區海－霍耳博恩街256號
| 寫於1871年4－5月 |
| 1871年6月中以單行本形式在倫敦出版，並於1871年－1872年在歐洲各國和美國出版 |
| 原文是英文 |
[1]在英國，犯人度過大部份刑期以後，常常給予假釋證，犯人持著這種證件可以在獄外自由車住，但應當受警察監視。這種證件稱為 tickets-of-leave 〔假釋證〕，持有假釋證的人稱為 tickets-of-leave men 〔假釋犯〕。（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2]歐斯曼男爵（Haussmann）在第二帝國時代是塞納省省長，亦即巴黎市的行政長官。為便於鎮壓工人起義，他曾進行了一系列改建巴黎街道等的工作。（列寧校訂的1905年俄譯本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