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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隊囚犯在烏里克大街停下，在人行道上臉朝馬路站成四五排。將軍加利費侯爵和他的參謀下了馬，從左端開始巡視。將軍慢慢地走動，審視著行列，時而在這里，時而在那里停下來，在某一個人的肩膀上拍一下，或是向某一個站在後排的人招招手要他出列。這樣挑選出來的人，多半不再多問就被赶到馬路中心去，那里很快就又形成了一個小隊......　很明顯，這里出錯的可能性很大。一個騎在馬上的軍官把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指給加利費將軍，告訴他他們犯了什麼罪。那個女人連忙從行列里沖出來，跪倒在地伸出雙手，用痛切的言語申訴自己的無辜。將軍停了一會，然後帶著毫無表情的面孔和無動於衷的神情說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戲院我都去過，妳不必在此表演了（ce n'est pas la peine de jouer la comedie......　在這一天，誰要是比自己的近鄰顯然長得高一些，穿得髒一些或者乾凈一些，年長一些或者是相貌醜一些，那可不是好事。特別是有一個人，我發現他大概就是因為有一個受過傷的鼻子而迅速擺脫了人世的煩惱......　這樣挑出了一百多人并且指定了行刑隊，然後那隊囚犯又繼續前進，而挑出的人則被留在後面。過了几分鐘，在我們後面開始聽到斷斷續續的槍響，歷時一刻鐘以上。這是把那些被倉促定罪的不幸者處決了。”（《每日新聞》駐巴黎記者6月8日報道）

　　這位加利費，即“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國鬧宴上無恥賣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飯的人”，在戰時曾有法國的“畢斯托軍曹”之稱。

　　“《時報》──一家立論謹慎而不求聳人聽聞的報紙──登載過一條可怕的消息，說有些人被槍擊并未當場斃命，在气絕身亡之前就被埋掉了。圣雅克－拉－布希埃爾附近的廣場埋了很多人，有的埋得很淺。白天街上的嘈雜聲使人們無所察覺，但是到夜深人靜的時候，這一帶的居民常被傳來的呻吟聲惊醒，到早晨，他們看見地里伸出了一只握得緊緊的拳頭。因此，當局下令把被掩埋的人挖出來......　我絲毫也不怀疑，有許多受傷的人被活埋了。有一件事我可以証實。布呂內爾同他的情婦一起於上月24日在旺多姆廣場的一座庭院中被槍殺，尸体在那里一直放到27日午後。掩埋隊來抬走尸体的時候，發覺這個女人還活著，於是把她送到救護站。雖然她身中四顆子彈，可是現在她已經沒有生命危險了。”（《旗幟晚報》駐巴黎記者6月8日報道）

　　6月13日的《泰晤士報》登載了如下一封信：

　　先生：

　　1871年6月6日，茹爾﹒法夫爾先生向歐洲所有各大國發出了一個通告，呼吁它們清除國際工人協會。只需三言兩語就足以說明這個文件的性質。

　　我們章程的前言中已經指出，國際是“1864年9月28日在倫敦朗－愛克街圣馬丁堂舉行的公開大會上”成立的。茹爾﹒法夫爾出於他個人的目的，把國際成立日期提早到1862年以前。

　　為了解釋我們的議則，他說他引証了“他們〈國際〉的1869年3月25日傳單”。可他實際上引証的是什麼呢？是一個并非國際的團体的傳單。這种伎倆，當他還是一個較為年輕的律師，替那家被卡貝控以誹謗罪的巴黎《國民報》作辯護時，就曾經采用過。當時他假裝宣讀從卡貝的小冊子里摘出的一些話，實際上他讀的是他自己加進去的東西。這一欺騙行為在法庭上被揭穿，要不是卡貝的寬容，茹爾﹒法夫爾就要受到開除出巴黎律師公會的懲罰。茹爾﹒法夫爾用來作為國際文件引証的一切文件，沒有一件是屬於國際的。例如，他說：

　　“如1869年7月在倫敦建立的總委員會所說，同盟宣布自己是無神論的團体。”

　　總委員會從未發表過這樣一個文件。相反地，它發表了一個將同盟即日內瓦的社會主義民主同盟最初的章程──也就是茹爾﹒法夫爾引証的那個章程──宣布為無效的文件。

　　茹爾﹒法夫爾在他這個也裝出一些反對帝國樣子的通告中，從頭到尾都只是重复帝國檢察官那套警察式的奇談怪論來反對國際，這些奇談怪論甚至在帝國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揭穿了。

　　大家知道，國際總委員會在關於前次戰爭的兩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發表的），譴責了普魯士對法國的侵略計划。後來，茹爾﹒法夫爾的私人祕書雷特蘭熱爾先生曾向總委員會的一些委員請求──自然是徒勞的──由總委員會發動一次反對俾斯麥、支持國防政府的示威游行﹔同時特別請求他們不要提及共和國。有人為茹爾﹒法夫爾預期前來倫敦一事進行了示威游行的准備工作當然是出於善意，然而這違背了總委員會的意愿。總委員會在它9月9日的宣言中就曾明确地警告過巴黎工人須防範茹爾﹒法夫爾和他的同僚。

　　如果國際也向歐洲所有各國內閣發出一個通告，談一談茹爾﹒法夫爾，請它們特別注意已故的米里哀爾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那麼茹爾﹒法夫爾將說些什麼呢？

　　先生，我是您的順從的僕人

　　在一篇題為《國際協會及其目的》的文章中，倫敦《旁觀者》（6月24日）作為虔誠的告密者在玩弄其他許多類似的把戲之余，也把上述“同盟”的文件作為國際的文件加以引証，引証得甚至比茹爾﹒法夫爾還更完整。而且此事發生於上述的反駁信在《泰晤士報》上發表的11天以後。我們對此并不感到惊奇。弗里德里希大帝常說：所有耶穌會會士中最壞的是新教徒里的那些耶穌會會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