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左派”認為對這個問題無疑應當作絕對否定的回答。他們以為只要對“反動的”和“反革命的”工會慷慨陳詞，怒氣沖沖地叫嚷一番（克．霍納在這方面幹得特別“莊重”，也特別笨拙），就足以“証明”，革命家、共產黨人不需要甚至不容許在黃色的、社會沙文主義的、妥協主義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工會裡做工作。

　　不管德國“左派”怎樣確信這種策略是革命的，但實際上這種策略是根本錯誤的，它只是幾句空話，毫無內容。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根據本文總的意圖，先從我國的經驗說起，因為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上和當今策略上普遍適用的、具有普遍意義和必須普遍遵循的原則應用到西歐去。

　　領袖、政黨、階級、群眾間的相互關系，以及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政黨同工會的關系，現時在我國具體表現如下。專政是由組織在蘇維埃中的無產階級實現的，而無產階級是由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最近一次黨的代表大會（1920年4月）的統計，我們黨有黨員611000人。無論十月革命前還是十月革命後，黨員人數的起伏都很大；以前，甚至在1918年和1919年，黨員人數比現在少得多。我們擔心黨過分擴大，因為那些只配槍斃的野心家、劊子手一定會想方設法鑽進執政黨裡來。最近一次我們敞開黨的大門（僅僅是對工農），是在1919年冬尤登尼奇離彼得格勒只有幾俄里、而鄧尼金攻佔了奧廖爾（距莫斯科約350俄里）的時候，也就是蘇維埃共和國危在旦夕的時候，這時候冒險家、野心家和劊子手以及一切不堅定的人，決不可能指望靠加入共產黨飛黃騰達（倒可能預料到會因此上絞架或受拷打）。我們黨每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最近一次代表大會，每1000個黨員選代表1人參加），由大會選出19人組成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則是更小的集體，即由中央全會選出的所謂“組織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員組成。這樣一來，就成為最地道的“寡頭政治”了。我們共和國的任何一個國家機關沒有黨中央的指示，都不得決定任何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

　　黨直接依靠工會來進行自己的工作。根據最近一次工會代表大會（1920年4月召開）的統計，現有會員已經超過400萬。工會形式上是一種非黨的組織，而實際上大多數工會的領導機構，首先當然是全俄總工會的中央機構或常務機構（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都由共產黨員組成，執行黨的一切指示。總之，這是一個形式上非共產黨的、靈活而較為廣泛的、極為強大的無產階級機構。黨就是通過這個機構同本階級和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階級專政就是通過這個機構在黨的領導下實現的。如果沒有同工會的極密切的聯系，沒有工會的熱烈支持，沒有工會不僅在經濟建設方面，而且在軍事建設方面奮不顧身的工作，那麼別說我們能管理國家和實行專政兩年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不成。自然，要建立這種極密切的聯系，實際上就要進行很複雜的各種各樣的工作：進行宣傳和鼓動，及時地和經常地與工會領導者以至一切有影響的工會工作者舉行會議，還要跟孟什維克作堅決的鬥爭，因為孟什維克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信徒（雖然人數不多），直到現在還在教唆他們進行各種反革命勾當，從在思想上維護（資產階級）民主，鼓吹工會“獨立”（不受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約束而獨立！），直到暗中破壞無產階級紀律，如此等等。

　　我們認為通過工會來聯系“群眾”還是不夠的。在我們的革命進程中，實踐創造了一種機構，這就是非黨工農代表會議，我們正在全力支持、發展和推廣這種機構，以便考察群眾的情緒，接近群眾，答復群眾的要求，從群眾當中提拔優秀的人才來擔任公職等等。最近頒布的關於把國家監察人民委員部改組為“工農檢查院”的法令中，有一項法令就授權這種非黨的代表會議選出國家監察委員來擔任各種檢查工作等等。

　　其次，黨的全部工作當然都是通過不分職業而把勞動群眾團結在一起的蘇維埃來進行的。縣蘇維埃代表大會這種民主機構，就是在資產階級世界最好的民主共和國裡也是前所未見的；通過這種代表大會（黨對這種代表大會極為關注），以及通過經常把覺悟工人派往鄉村擔任各項職務的辦法，來實現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作用，實現城市無產階級的專政，即對富有的、資產階級的、進行剝削和投機的農民展開經常的鬥爭等等。

　　“從上面”來看，從實現專政的實踐來看，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總的結構就是這樣。相信讀者一定會明白，為什麼在俄國布爾什維克看來，在熟悉這種結構、觀察過它是怎樣在25年內從一些不合法的地下小組發展起來的布爾什維克看來，什麼“從上面”還是“從下面”，什麼領袖專政還是群眾專政等等議論不能不是一派幼稚可笑的胡說，猶如爭辯究竟是左腳還是右手對人更有用處一樣。

　　至於德國左派談論什麼共產黨人不能而且不應該在反動工會裡工作，說什麼可以放棄這種工作，說什麼應該退出工會，必須另外創立一種嶄新的、極純的、由極其可愛的（也許大部分是極其年輕的）共產黨人臆想出來的“工人聯合會”等等，這種煞有介事的、非常深奧的和極端革命的論調，在我們看來也不能不是一派同樣幼稚可笑的胡說。

　　資本主義必然遺留給社會主義的，一方面是工人中間舊有的、長期形成的工種和行當的差異；另一方面是各工種的工會，它們只有十分緩慢地、經過許多年才能發展成為而且一定會發展成為規模較廣而行會氣味較少的產業工會（包括整個生產部門，而不僅是包括同行、同工種、同行當），然後經過這種產業工會，進而消滅人與人之間的分工，教育、訓練和培養出全面發展的和受到全面訓練的人，即會做一切工作的人。共產主義正在向這個目標前進，必須向這個目標前進，並且一定能達到這個目標，不過需要經過許多歲月。如果目前就企圖提前實現將來共產主義充分發展、完全鞏固和形成、完全展開和成熟的時候才能實現的東西，這無異於叫四歲的小孩去學高等數學。

　　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利用資本主義遺留下來的人才，而不是利用虛構的和我們特別造就的人才來著手建設社會主義。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不過，想用其他任何辦法來完成這項任務都是異想天開，簡直不值一提。

　　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建立工會是工人階級的一大進步，使工人由散漫無助的狀態過渡到了初步的階級聯合。當無產者的階級聯合的最高形式，即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要是這個黨不學會把領袖和階級、領袖和群眾結成一個整體，結成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它便不配擁有這種稱號）開始成長的時候，工會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動色彩，如某種行會的狹隘性，某種不問政治的傾向以及某些因循守舊的積習等等。但是除了通過工會，通過工會同工人階級政黨的協同動作，無產階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從來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別的發展道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這個階級向前邁出的一大步，這時候黨更需要用新的方法而不單純靠舊有的方法去對工會進行教育和領導，同時不應當忘記，工會現在仍然是、將來在一個長時期內也還會是一所必要的“共產主義學校”和無產者實現其專政的預備學校，是促使國家整個經濟的管理職能逐漸轉到工人階級（而不是某個行業的工人）手中，進而轉到全體勞動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聯合組織。

　　上面所說的工會的某種“反動性”，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是難免的。不懂得這一點，就是完全不懂得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本條件。害怕這種“反動性”，企圖避開它，跳過它，是最愚蠢不過的了，因為這無異是害怕發揮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作用，即訓練、啟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後的階層和群眾並吸引他們來參加新生活。另一方面，如果把無產階級專政推遲到沒有一個工人抱狹隘的行業觀念、沒有一個工人抱行會偏見和工聯主義偏見的那一天才去實現，那錯誤就更加嚴重了。政治家的藝術（以及共產黨人對自己任務的正確理解）就在於正確判斷在什麼條件下、在什麼時機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權，可以在取得政權過程中和取得政權以後得到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十分廣大階層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權以後，能夠通過教育、訓練和爭取愈來愈多的勞動群眾來支持、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統治。

　　其次，在那些比俄國先進的國家裡，毫無疑義，工會的某種反動性顯得比俄國嚴重得多，這也是必然的。在我國，孟什維克過去在工會中所以得到支持（今天在很少數的工會中，也還得到部分支持），正是由於存在著行會的狹隘性、職業上的利己主義和機會主義。西歐的孟什維克在工會裡的“地盤”鞏固得多，那裡形成的“工人貴族”階層比我國的強大得多，他們抱有行業的、狹隘的觀念，只顧自己，冷酷無情，貪圖私利，形同市儈，傾向於帝國主義，被帝國主義收買，被帝國主義腐蝕。這是無可爭辯的。同龔帕斯之流，同西歐的茹奧、韓德遜、梅爾黑姆、列金之流的先生們作鬥爭，要比同我國的孟什維克作鬥爭困難得多。他們完全是同一個社會類型和政治類型的人。但是必須無情地進行這種鬥爭，必須像我們過去所做的那樣把鬥爭進行到底，直到一切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領袖丟盡了醜，從工會中被驅逐出去為止。這種鬥爭沒有進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奪取政權（而且也不應該去作奪取政權的嘗試）。不過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情況下，這個“一定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只有每個國家的深謀遠慮、經驗豐富、熟悉情況的無產階級政治領導者才能正確地估計這種程度。（順便提一下，在1917年10月25日無產階級革命後幾天，即1917年11月間所舉行的立憲會議選舉，就是衡量我國進行這種鬥爭勝負的尺度。在這次選舉中，孟什維克一敗塗地，只獲得70萬票，加上外高加索的票數，一共只有140萬票，而布爾什維克卻獲得了900萬票。見《共產國際》第7─8期合刊上我寫的《立憲會議選舉和無產階級專政》一文。）

　　但是，我們同“工人貴族”作鬥爭，是代表工人群眾進行的，是為了把工人群眾爭取過來；我們同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領袖們作鬥爭，是為了把工人階級爭取過來。如果忘記這個最淺顯最明白的道理，那是愚蠢的。而德國“左派”共產黨人做的正是這種蠢事，他們由於工會上層分子反動反革命，竟得出結論要……退出工會！！拒絕在工會中工作！！建立新的臆想出來的工人組織形式！！這真是不可寬恕的愚蠢行為，這無異是共產黨人給資產階級幫大忙，因為我們的孟什維克正像一切機會主義的、社會沙文主義的、考茨基主義的工會領袖那樣，無非都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我們一向都是這樣稱呼孟什維克的），或者，按美國丹尼爾．德萊昂派使用的一個絕妙的極其中肯的說法，是“資本家階級的工人幫辦”（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不在反動工會裡工作，就等於拋開那些還不夠十分成熟的或落後的工人群眾，聽憑他們接受反動領袖、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工人貴族或“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參看恩格斯1858年寫給馬克思的論英國工人的信）的影響。

　　正是這種主張共產黨人不參加反動工會的荒謬“理論”最清楚不過地說明，這些“左派”共產黨人在對待影響“群眾”的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是多麼輕率，說明他們在高喊“群眾”時是如何濫用這個字眼的。要想善於幫助“群眾”，贏得“群眾”的同情、愛戴和支持，就必須不怕困難，不怕那些“領袖”對我們進行挑剔、搗亂、侮辱和迫害（這些機會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多半都直接或間接地同資產階級和警察有勾結），哪裡有群眾，就一定到那裡去工作。應該善於作出一切犧牲，克服極大的障礙，在一切有無產階級群眾或半無產階級群眾的機關、社團和協會（哪怕這些組織是最反動不過的）裡有步驟地、頑強地、堅定地、耐心地進行宣傳和鼓動。而工會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後者至少有時是）這種有群眾的組織。據瑞典《人民政治日報》1920年3月10日所刊登的材料，英國工聯會員，從1917年底到1918年底，已經由550萬人增加到660萬人，即增加了19%。1919年底，已達750萬人。我手頭沒有法、德兩國的有關材料，但是証明這兩國工會會員也有大量增加的事實，是絲毫不容置疑的，是人所共知的。

　　這些事實同其他千百件事實一樣，也最清楚不過地証明，正好是無產階級群眾、“下層”群眾、落後群眾的覺悟程度正在提高，要求組織起來的願望日益迫切。當英、法、德各國的幾百萬工人第一次擺脫完全無組織的狀態，進入初步的、低級的、最簡單的、最容易接受的（對那些滿腦子資產階級民主偏見的人說來）組織形式即工會的時候，那班雖然革命但不明智的左派共產黨人卻站在一旁，空喊“群眾”，“群眾”！並且拒絕在工會內部進行工作！！借口工會的“反動性”而拒絕去工作！！臆想出一種嶄新的、純潔的以及沒有沾染資產階級民主偏見、沒有行會習氣和狹隘行業觀念的“工人聯合會”，一種將會（將會！）具有廣泛性而只要（只要！）“承認蘇維埃制度和專政”（見前面引文）就可以加入的“工人聯合會”！！

　　很難想象誰還會比“左派”革命家更不明智，給革命帶來更大的危害！即使現時在俄國，在我們對本國和協約國的資產階級取得空前勝利的兩年半之後的今天，如果我們提出“承認專政”作為加入工會的條件，那我們也是在做蠢事，破壞自己對群眾的影響，幫助孟什維克。這是因為共產黨人的全部任務，就是要善於說服落後分子，善於在他們中間進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把自己同他們隔離開來。

　　毫無疑義，龔帕斯、韓德遜、茹奧、列金之流的先生們是非常感謝這樣一些“左派”革命家的，因為後者像德國的“原則上的”反對派（上帝保佑我們擺脫這種“原則性”吧！）或美國的“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某些革命者一樣，鼓吹退出反動工會，拒絕在那裡進行工作。毫無疑義，機會主義的“領袖”先生們一定會使用各種資產階級的外交手腕，借助資產階級政府、神父、警察和法庭的力量，來阻止共產黨人進入工會，千方百計地把他們從工會中排擠出去，盡量使他們在工會中工作不順心，並且對他們進行侮辱、攻擊和迫害。我們應當善於對付這一切，不怕任何犧牲，必要時甚至可以採用各種巧妙的計謀和不合法的手段，可以保持緘默，掩飾真情，只求打入工會，留在工會裡，想盡方法在那裡進行共產主義工作。在沙皇制度下，1905年以前，我們不曾有過任何“合法機會”，但是當暗探祖巴托夫為了追捕革命者、同革命者進行鬥爭而召開黑幫工人會議、組織黑幫工人團體時，我們就派遣我們的黨員到這種會議上和團體中去（我個人還記得其中有彼得堡的優秀工人巴布什金同志，他在1906年被沙皇的將軍們槍殺了），同群眾建立聯系，巧妙地進行鼓動，使工人不致受祖巴托夫分子[1]的影響。當然，在西歐，由於合法偏見、立憲偏見和資產階級民主偏見根深蒂固，進行這種工作要更為困難。但是這種工作能夠進行而且必須進行，並且要經常不斷地去進行。

　　我個人認為，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應當公開譴責並建議共產國際下次代表大會也來譴責不參加反動工會的政策（詳細說明這種不參加反動工會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是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有極大害處的），還要譴責荷蘭共產黨的某些黨員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間接地、公開或隱蔽地、完全或部分地支持，都是一樣）這種錯誤政策的行動路線。第三國際應當同第二國際的策略決裂，對於難以解決的迫切問題不應回避、掩蓋，而要直截了當地提出來。我們已經把全部真理公開地告訴了“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我們也應當把全部真理公開地告訴“左派”共產黨人。

[1]	龔帕所、韓德遜、茹奧、列金之流，也就是祖巴托夫式的人物，他們和我國的祖巴托夫所不同的只是穿著歐洲的服裝，具有歐洲的風度，在推行自己的無恥政策時採用一些文明、精巧和民主的粉飾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