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左派”共產黨人以極端鄙視又極端輕率的態度對這個問題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們的論據是什麼呢？我們在前面的引文中已經看到：
“……凡是回頭再去採用在歷史上和政治上已經過時的議會制鬥爭形式……都應當十分堅決地拒絕。”
這話說得狂妄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顯然是錯誤的。“回頭再去採用”議會制！莫非在德國已經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恐怕還沒有吧！那麼，怎麼說得上“回頭再去採用”呢？難道這不是一句空話嗎？
議會制“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就宣傳意義上來說，這是對的。但是誰都知道，從宣傳到實際戰勝議會制，還相距很遠。早在幾十年前，就可以而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但是決不能因此就說不必要在資本主義基地上進行很長期很頑強的鬥爭。就世界歷史來說，議會制“在歷史上已經過時了”，這就是說，資產階級議會制時代已經告終，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已經開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世界歷史的尺度是以數十年為單位來衡量的。早10─20年或遲10─20年，這用世界歷史的尺度來衡量，是算不得什麼的，這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無法大致估計在內的。正因為如此，拿世界歷史的尺度來衡量實際政策問題，便是絕對不能容忍的理論錯誤。
議會制“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嗎？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是如此，那麼“左派”的立場就是穩固的了。不過，這需要十分嚴肅認真的分析來加以証明，而“左派”連這樣做的門徑都還摸不著。在《共產國際駐阿姆斯特丹臨時辦事處公報》第1期（《Bulletin of the Provisional Bureau in Amsterdam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1920年2月）上登載了一篇《關於議會活動的提綱》，這篇提綱顯然是反映了荷蘭左派或左派荷蘭人的意向，其中的分析也是十分拙劣的，這一點，我們在下面就可以看到。
第一，大家知道，同羅莎．盧森堡和卡爾．李卜克內西這樣一些卓越的政治領導者的見解相反，德國“左派”早在1919年1月就認為議會制“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大家知道，“左派”是錯了。單單這一點就立刻從根本上推翻了議會制“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的論斷。“左派”應該証明，為什麼他們那時的不容爭辯的錯誤，現在卻不成其為錯誤了。他們沒有拿出也不可能拿出絲毫的証據來。一個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是衡量這個黨是否鄭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開承認錯誤，揭露犯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志，這才是黨履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進而又教育和訓練群眾。德國的（以及荷蘭的）“左派”沒有履行自己的這一義務，沒有極仔細地認真地嚴肅地研究自己明顯的錯誤，這恰恰証明他們不是階級的黨，而是一個小組，不是群眾的黨，而是知識分子和沾染了知識分子惡習的少數工人的一個小團體。
第二，在“左派”的法蘭克福組織出版的同一本小冊子裡，除了上面詳細摘引的言論之外，我們還可以讀到：
“……數百萬的仍舊跟著中央黨〈天主教“中央”黨〉政策走的工人是反革命的。農村無產者正在提供眾多的反革命軍隊。”（上述小冊子第3頁）
這些話顯然說得太隨便、太夸大了。但是這裡所敘述的基本事實卻是不容爭辯的；“左派”既然承認這個事實，便特別明顯地証實了他們的錯誤。既然“數百萬的”和“眾多的”無產者，不僅仍舊讚成議會制，而且簡直是“反革命的”，那怎麼能說“議會制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呢！？顯然在德國，議會制在政治上還沒有過時。顯然是德國“左派”把自己的願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態度，當作了客觀現實。這對革命家是最危險的錯誤。在俄國，沙皇制度的壓迫異常野蠻、異常殘暴，從而在一個特別長的時期裡，通過多種多樣的形式造就了各種派別的革命家，造就了無限忠誠、熱情、英勇和堅強的革命家；在俄國，我們曾經對革命家所犯的這種錯誤，作過特別真切的觀察、特別仔細的研究，我們對這種錯誤特別熟悉，所以對別人身上的這種錯誤也看得特別清楚。對於德國共產黨人來說，議會制當然“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可是問題恰恰在於不能認為對於我們已經過時的東西，對於階級、對於群眾也已經過時。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又一次看到，“左派”不善於作為階級的黨、作為群眾的黨來判斷事理，處理事情。你們決不應該把自己降低到群眾的水平，降低到本階級中落後階層的水平。這是毫無疑義的。你們應該對他們說不中聽的真話。你們應該把他們的資產階級民主偏見和議會制偏見叫作偏見。但是同時你們也應該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個階級的（而不僅是它的共產主義先鋒隊的）、正是全體勞動群眾的（而不僅是他們的先進分子的）覺悟和準備的實際狀況。
即使不是“數百萬的”和“眾多的”，而是只有相當數量的少數產業工人跟著天主教神父走，只有相當數量的少數農業工人跟著地主和富農（Groβbauern）走，那麼根據這一點也可以毫無疑義地得出結論說，在德國，議會制在政治上還沒有過時，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必須參加議會選舉，參加議會講壇上的鬥爭，其目的正是在於教育本階級的落後階層，正是在於喚醒和啟發水平不高的、備受壓抑的和愚昧無知的農村群眾。當你們還無力解散資產階級議會以及其他類型的任何反動機構的時候，你們就應該在這些機構內部工作，正是因為在那裡還有受神父愚弄的、因身處窮鄉僻壤而閉塞無知的工人；不然，你們就真有成為空談家的危險。
第三，“左派”共產黨人說了許許多多稱讚我們布爾什維克的好話。有時我不禁要說：你們還是少稱讚我們幾句，多研究研究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多熟悉熟悉這些策略吧！1917年9─11月間，我們參加了俄國資產階級議會即立憲會議的選舉。我們當時的策略是否正確呢？如果是不正確的，那就應該明確地說出來，並且加以証明，因為這樣做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制定正確策略所必需的。如果是正確的，那就應該由此作出一定的結論。當然，不能把俄國的條件和西歐的條件等量齊觀。但是在專門談“議會制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這個概念究竟是什麼意思的時候，就必須準確地估計到我國的經驗，因為不估計到具體經驗，這類概念就很容易流為空談。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9─11月間，豈不是比西方任何一國的共產黨人都更有理由認為議會制在俄國在政治上已經過時了嗎？當然是這樣，因為問題不在於資產階級議會存在時間長短，而在於廣大勞動群眾對於採用蘇維埃制度、解散（或容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議會的準備（思想上、政治上、實踐上），達到了什麼程度。至於1917年9─11月間，由於種種特殊條件，俄國的城市工人階級、士兵和農民對於採用蘇維埃制度和解散當時最民主的資產階級議會已經有了非常充分的準備，這是絲毫不容爭辯的、明明白白的歷史事實。雖然如此，布爾什維克還是沒有抵制立憲會議，而是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和以後都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這次選舉收到了非常可貴的（對於無產階級極為有益的）政治效果，我想，這一點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篇詳盡分析俄國立憲會議選舉材料的文章中已經証明了。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絲毫不容爭辯的結論：經驗証明，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以前的幾個星期裡，甚至在勝利以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議會，不僅對革命無產階級沒有害處，反而會使它易於向落後群眾証明為什麼這種議會應該解散，易於把這種議會解散，易於促使資產階級議會制“在政治上過時”。不重視這種經驗，同時卻希望留在必須以國際的觀點來制定策略（不是狹隘的或片面的一國的策略，而正是國際的策略）的共產國際，那就是犯極大的錯誤，那就恰恰是口頭上承認國際主義，行動上背棄國際主義。
我們現在來看看“荷蘭左派”主張不參加議會的論據。下面就是剛才提到的“荷蘭人的”提綱中最重要的一條即第4條的譯文（譯自英文）：
“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已經崩潰而社會已處於革命狀態的時候，議會活動同群眾本身的行動比較起來，便逐漸失去意義。在這種條件下，議會正在變成反革命的中心和反革命的機構，而另一方面，工人階級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權工具即蘇維埃；這時候，拒絕以任何方式參加議會活動，甚至可能是必要的。”
頭一句話顯然就錯了，因為群眾的行動，例如大罷工，任何時候都比議會活動重要，決不是僅僅在革命時期或在革命形勢下才如此。這種顯然站不住腳的、從歷史上和政治上來看都是錯誤的論據，只是特別清楚地表明，提綱作者們既絕對沒有考慮到全歐洲的經驗（法國1848年、1870年革命前的經驗，德國1878─1890年的經驗等等），也絕對沒有考慮到俄國的經驗（見上面），沒有考慮到把合法鬥爭和不合法鬥爭配合起來的重要性。這個問題，一般說來，或是就特定的情況說來，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因為在一切文明的先進的國家內，由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國內戰爭日益成熟和逼近，由於百般侵犯合法性的共和制政府以及所有資產階級政府瘋狂迫害共產黨人（只要看看美國的例子就夠了），等等，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愈來愈有必要（有些地方早已有必要）把合法鬥爭和不合法鬥爭配合起來的時刻正在迅速到來。荷蘭人以至一切左派對這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卻根本不懂。
第二句話，首先從歷史上來看就是錯誤的。我們布爾什維克參加過極端反革命的議會，而且經驗表明：正是在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1905年）之後，這樣做對於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準備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1917年2月），以及後來準備社會主義革命（1917年10月），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其次，這句話說得極其不合邏輯。既然議會正在變成反革命的機構和反革命的“中心”（附帶說一句，實際上議會從來沒有成為而且也不可能成為“中心”），而工人正在創立自己的政權工具即蘇維埃，那麼由此得出的結論自然是：工人必須作好準備（在思想上、政治上、技術上作好準備），去開展蘇維埃反對議會的鬥爭，用蘇維埃去解散議會。然而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在反革命的議會內部有擁護蘇維埃的反對派，會使解散議會變得困難或者變得不那麼方便。當我們勝利地進行反對鄧尼金和高爾察克的鬥爭時，我們從來沒有認為，他們那裡有擁護蘇維埃的反對派即無產階級反對派這一點，對我們獲得勝利是無關緊要的。我們十分清楚，反革命立憲會議內部有布爾什維克這樣徹底的擁護蘇維埃的反對派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這樣不徹底的擁護蘇維埃的反對派，這對於我們在1918年1月5日解散立憲會議，不是造成了困難，而是提供了方便。提綱的作者們陷入了混亂，他們忘記了多次革命甚至是所有革命的一條經驗，而這條經驗証明，在革命時期，把反動議會外的群眾行動和議會內部同情革命的（如果是直接支持革命的，那就更好）反對派的活動配合起來，是特別有益的。荷蘭人以至一切“左派”在這方面的言論活像空談革命的學理主義者，他們從來沒有參加過真正的革命，或者從來沒有深入探討過革命史，或者天真地以為主觀上“否定”某種反動機構，便算是實際上用許多客觀因素合成的力量把這種機構破壞了。使一種新的政治思想（不僅是政治思想）聲譽掃地，受到損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維護為名，把它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這是因為任何真理，如果把它說得“過火”（如老狄慈根所說的那樣），加以夸大，把它運用到實際適用的範圍之外，便可以弄到荒謬絕倫的地步，而且在這種情形下，甚至必然會變成荒謬絕倫的東西。荷蘭和德國的左派給予蘇維埃政權比資產階級民主議會優越這一新的真理的，正是這種熊的幫忙。自然，誰要是按照老套套籠統地說，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以拒絕參加資產階級議會，那也是不對的。我不想在這裡來說明在哪些條件下抵制議會才是有利的，因為本文的任務要小得多，只是結合國際共產主義策略中的幾個迫切問題來考察俄國的經驗。俄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布爾什維克的抵制一次是成功的、正確的（1905年），另一次則是錯誤的（1906年）。我們分析一下第一次抵制的情形，便可以看到，那一次所以能夠使反動政權召開不了反動議會，是因為當時群眾的議會外的（尤其是罷工的）革命行動正在異常迅速地發展，無產階級和農民中任何一個階層都不會給反動政府以任何支持，而革命無產階級通過罷工鬥爭和土地運動保証了自己對廣大落後群眾的影響。十分明顯，在歐洲目前的條件下這個經驗是不適用的。根據上述理由，同樣十分明顯，荷蘭人和“左派”為拒絕參加議會的主張辯護（哪怕是有條件的辯護），是根本錯誤的，對於革命無產階級的事業是有害的。
在西歐和美國，議會已經成為工人階級中先進革命分子深惡痛絕的東西。這是不容爭辯的。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很難想象還有什麼比大多數社會黨議員和社會民主黨議員戰時和戰後在議會中的所作所為更卑鄙無恥，更具有叛賣性了。但是，如果在解決應當怎樣去同這一公認的禍害作鬥爭的問題時，竟任憑這種情緒來支配，那就不僅不明智，而且簡直是犯罪了。在西歐許多國家裡出現革命情緒，目前可以說是件“新鮮事”，或者說是“希罕事”，人們盼望這種情緒太久、太失望、太焦急了，或許正因為這個緣故，人們才這樣容易為情緒所支配。當然，沒有群眾的革命情緒，沒有促使這種情緒高漲的條件，革命的策略是不能變為行動的，但是，俄國過於長久的慘痛的血的經驗，使我們確信這樣一個真理：決不能只根據革命情緒來制定革命策略。制定策略，必須清醒而極為客觀地估計到本國的（和鄰國的以及一切國家的，即世界範圍內的）一切階級力量，並且要估計到歷次革命運動的經驗。僅僅靠咒罵議會機會主義，僅僅靠否認參加議會的必要，來顯示自己的“革命性”，這是非常容易的，但是正因為太容易了，所以不是完成困難的、極其困難的任務的辦法。在歐洲各國議會裡，建立真正革命的議會黨團，要比在俄國困難得多。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這只是說出了全部真理的一部分，而全部真理是：俄國在1917年那種歷史上非常獨特的具體形勢下，開始社會主義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繼續下去，把革命進行到底，卻要比歐洲各國困難。我還在1918年年初就指出了這個情況，此後兩年來的經驗也完全証實了這種看法是正確的。俄國當時的特殊條件是：（1）有可能把蘇維埃革命同結束（通過蘇維埃革命）給工農帶來重重災難的帝國主義戰爭聯結起來；（2）有可能在一定時期內利用稱霸世界的兩個帝國主義強盜集團之間的殊死鬥爭，當時這兩個集團不能聯合起來反對蘇維埃這個敵人；（3）有可能堅持比較長期的國內戰爭，其部分原因是俄國幅員廣大和交通不便；（4）當時農民中掀起了非常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無產階級政黨就接過了農民政黨（即社會革命黨，他們多數黨員是激烈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的）的革命要求，並且由於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而立即實現了這些要求。這些特殊條件，目前在西歐是沒有的，而且重新出現這樣的或類似的條件也不是很容易的。除其他一些原因外，這也是西歐開始社會主義革命比我國困難的一個原因。要想“避開”這種困難，“跳過”利用反動議會來達到革命目的這個難關，那是十足的孩子氣。你們要建立新社會嗎？可是你們又害怕困難，不去在反動議會內建立一個由堅定、忠誠、英勇的共產黨人組成的優秀的議會黨團！難道這不是孩子氣嗎？德國的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瑞典的塞．霍格倫甚至在得不到來自下面的群眾支持的情況下，尚且能夠樹立以真正的革命精神利用反動議會的榜樣，難道一個迅速發展著的群眾性的革命政黨，處在戰後群眾大失所望、憤怒異常的環境中，反而不能在那些最可惡的議會裡鍛造出一個共產黨黨團來嗎？！正因為西歐工人中的落後群眾，尤其是小農中的落後群眾，受資產階級民主偏見和議會制偏見的熏染比俄國的要厲害得多，所以共產黨人只有從資產階級議會這種機構內部，才能（並且應該）進行長期的、頑強的、百折不撓的鬥爭，來揭露、消除和克服這些偏見。
德國“左派”抱怨他們黨的那些“領袖”不好，因此悲觀失望，以至於採取“否定”“領袖”的可笑態度。然而處在常常必須把“領袖”秘密隱藏起來的條件下，要造就可以信賴的、久經考驗的和享有威望的好“領袖”是特別困難的事情；要順利地克服這些困難，就非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起來，使“領袖”受到考驗不可，其中包括議會鬥爭的考驗。批評，而且是最尖銳、最無情和最不調和的批評，不應該是針對議會鬥爭或議會活動，而應該是針對那些不善於尤其是不願意以革命精神、以共產主義精神來利用議會選舉和議會講壇的領袖。只有這種批評（當然同時也要驅逐不稱職的領袖，而代之以稱職的領袖）才是既有益處又有實效的革命工作，才能一方面教育“領袖”，使他們無愧於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另一方面又教育群眾，使他們學會正確地分析政治形勢，了解在這種政治形勢下產生出來的往往是非常錯綜複雜的任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