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上面引自法蘭克福出版的小冊子的那段話裡，已經看到“左派”何等堅決地提出“不作任何妥協”的口號。這些無疑是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並且願意做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竟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真理，這實在使人感到可悲。請看看1874年恩格斯反駁33個布朗基派公社戰士的宣言時說的話吧（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樣，都屬於那種少見的和極少見的著作家，能做到每一巨著中的每一句話含義都極為深刻）：

　　“‘……〈布朗基派公社戰士的宣言中說〉我們所以是共產主義者，是因為我們要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間站停留，不作妥協，因為妥協只會推遲勝利到來的日子，延長奴隸制的時期。’

　　德國共產主義者所以是共產主義者，是因為他們通過一切不是由他們而是由歷史發展進程造成的中間站和妥協，清楚地看到並始終不懈地追求最後目的：消滅階級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制度。33個布朗基主義者所以是共產主義者，是因為他們以為，只要他們願意跳過各個中間站和各種妥協，那就萬事大吉了，只要──他們確信如此──日內‘幹起來’，政權落到他們手中，那麼後天‘就會實行共產主義’。因此，如果這不能立刻辦到，那他們也就不是共產主義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當作理論上的論據，這是何等天真幼稚！”（弗．恩格斯《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綱領》，載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報紙《人民國家報》1874年第73號，引自《1871─1875年論文集》俄譯本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52─53頁）

　　恩格斯在這篇論文中對瓦揚深表敬意，說瓦揚有“不容爭辯的功績”（瓦揚和蓋得一樣，在1914年8月背叛社會主義以前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影響極大的領袖）。但是，恩格斯對他的明顯的錯誤卻沒有放過，而作了詳盡的剖析。當然，在年紀很輕、沒有經驗的革命者看來，以及在甚至歲數很大、經驗很多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看來，好像“容許妥協”是異常“危險的”，是不可理解和不正確的。而許多詭辯家（那班十二分“有經驗的”政客）也正像蘭斯伯里同志所提到的那些英國機會主義領袖那樣，議論什麼“既然布爾什維克可以作某種妥協，為什麼我們不可以作任何妥協呢？”但是，在多次罷工（我們只拿階級鬥爭的這一種表現來說）中受到教育的無產者，對恩格斯所闡明的這一極深刻的（哲學上的、歷史上的、政治上的、心理學上的）真理通常都能很好地領會。每個無產者都經歷過罷工，都同可恨的壓迫者和剝削者作過“妥協”，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沒有達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滿足時，也不得不去上工。每個無產者由於處在群眾鬥爭和階級對立急劇尖銳化的環境裡，都看到了下列兩種妥協之間的差別：一種是為客觀條件所迫（罷工者的基金告竭，沒有外界援助，陷於極端饑餓和苦難的境地）而作的妥協，這種妥協絲毫不會削弱實行這種妥協的工人對革命的忠誠和繼續鬥爭的決心；另一種是叛徒的妥協，他們貪圖私利（工賊也實行“妥協”！），怯懦畏縮，甘願向資本家討好，屈從於資本家的威脅、利誘、勸說，捧場（這種叛徒的妥協，在英國工人運動史上，英國工聯領袖作得特別多，然而所有國家的幾乎所有的工人都見到過這種或那種形式的類似現象），卻把原因推給客觀。

　　當然，有時也可以遇到異常困難複雜的個別情況，要花極大的氣力，才能正確斷定某一“妥協”的真實性質，──正像有些殺人案件，很難斷定這些殺人行為是完全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例如正當防衛），或者是不可原諒的疏忽，或者甚至是經過精心策劃的謀害。當然，在政治上有時由於各階級和各政黨之間的（國內的和國際的）相互關系異常錯綜複雜，有許多情況判斷起來，要遠比判斷什麼是罷工中的合理“妥協”，什麼是工賊、叛徒領袖等等的叛賣性“妥協”，更為困難。如果要開一張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擬訂一個適用於一切情況的一般準則（“不作任何妥協”！），那是很荒謬的。為了能夠弄清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有自己的頭腦。黨組織的作用和名副其實的黨的領袖的作用，也正在於通過本階級一切肯動腦筋的分子[1]所進行的長期的、頑強的、各種各樣的、多方面的工作，獲得必要的知識、必要的經驗、必要的（除了知識和經驗之外）政治嗅覺，來迅速而正確地解決各種複雜的政治問題。

　　幼稚而毫無經驗的人們以為，只要一承認容許妥協，就會抹殺機會主義（我們正同它並且必須同它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和革命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之間的任何界限。假使這些人還不懂得，無論自然界還是社會中，一切界限都是變動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條件的，那麼除了通過長期的訓練、培養和教育，讓他們取得政治經驗和生活經驗以外，就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幫助他們。重要的是在每個個別的或特殊的歷史關頭，要善於從實際政治問題中識別哪些問題上表現出某種最主要的而且是不能容許的、叛賣性的、危害革命階級的機會主義的妥協，並且要竭盡全力揭露這種妥協，同它進行鬥爭。在兩個同樣進行搶劫、進行掠奪的國家集團間進行帝國主義戰爭（1914─1918年）時，這樣的最主要的、基本的一種機會主義，就是社會沙文主義，也就是主張“保衛祖國”，在這樣一場戰爭中“保衛祖國”，實際上就等於保衛“本國”資產階級的強盜利益。在大戰以後，保衛掠奪性的“國際聯盟”；保衛同本國資產階級訂立的直接或間接的聯盟而反對革命無產階級和“蘇維埃”運動；保衛資產階級民主制和資產階級議會制而反對“蘇維埃政權”──這些就是不能容許的叛賣性妥協的最主要表現，這些妥協合在一起就是危害革命無產階級及其事業的機會主義。

　　德國左派在法蘭克福出版的小冊子裡寫道：

　　“……凡是同其他政黨妥協……凡是實行機動和通融的政策，都應當十分堅決地拒絕。”

　　也真奇怪，這些左派既抱著這種見解，卻沒有堅決地斥責布爾什維主義！德國左派不會不知道在布爾什維主義全部歷史中，無論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後，都充滿著對其他政黨包括對資產階級政黨實行機動、通融、妥協的事實！

　　為了推翻國際資產階級而進行的戰爭，比國家之間通常進行的最頑強的戰爭還要困難百倍，費時百倍，複雜百倍；進行這樣的戰爭而事先拒絕採用機動辦法，拒絕利用敵人之間利益上的矛盾（哪怕是暫時的矛盾），拒絕同各種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暫時的、不穩定的、動搖的、有條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協，這豈不是可笑到了極點嗎？這豈不是正像我們千辛萬苦攀登一座未經勘察、人跡未到的高山，卻預先拒絕有時要迂回前進，有時要向後折轉，放棄已經選定的方向而試探著從不同的方向走嗎？而那些如此缺乏覺悟、如此沒有經驗的人（如果這真是因為他們年輕，那還算好：上帝本來就讓青年在一定的時間內說這類蠢話的），居然能得到荷蘭共產黨內某些黨員的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間接的，公開或隱蔽的，完全或部分的支持，都是一樣）！！

　　在無產階級進行了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在一國內推翻了資產階級之後，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很長時期內，依然要比資產階級弱，這只是因為資產階級有很廣泛的國際聯系，還因為在這個推翻了資產階級的國家裡，小商品生產者自發地、經常地使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復活和再生。要戰勝更強大的敵人，就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極仔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以及各個國家內資產階級各個集團或各種類別之間利益上的一切對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盡管這些同盟者可能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不可靠的、有條件的。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絲毫不懂得現代的科學社會主義。誰要是沒有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和在各種相當複雜的政治形勢下，在實踐上証明他確實會運用這個真理，誰就還沒有學會幫助革命階級去進行鬥爭，使全體勞動人類從剝削者的壓榨下解放出來。以上所說的一切，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和以後的時期，都是同樣適用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卡爾．考茨基、奧托．鮑威爾這類“正宗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最大錯誤和最大罪惡，就是他們不懂得這一點，不善於在無產階級革命最緊要的關頭按此行事。馬克思以前時期的俄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常說：“政治活動並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條筆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潔、寬闊而平坦。）從車爾尼雪夫斯基那時以來，俄國革命家由於忽視或忘記了這個真理，遭受過無數的犧牲。我們無論如何要使西歐和美國的左派共產黨人和忠於工人階級的革命家，不至於像落後的俄國人那樣，為領會這個真理付出如此昂貴的代價。

　　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以前，革命的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曾經多次利用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幫助，那就是說，同他們作過多次實際的妥協；在1901─1902年間，在布爾什維主義產生之前，舊《火星報》編輯部（當時參加這個編輯部的有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馬爾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我）就曾同資產階級自由派政治領袖司徒盧威結成正式的政治聯盟（時間固然不長），同時卻善於不間斷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及其在工人運動內部反映出來的任何最微小的影響作最無情的鬥爭。布爾什維克一直奉行這個政策。從1905年起，他們一貫堅持工農聯盟，反對自由派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同時從來也不拒絕支持資產階級去反對沙皇制度（例如在第二級選舉或在復選時），從來也沒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對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黨，即對“社會革命黨人”作最不調和的鬥爭，而是揭露他們的面目，揭露他們是冒充社會主義者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1907年，在杜馬選舉中，布爾什維克曾同“社會革命黨人”結成短期的正式政治聯盟。1903─1912年期間，我們不止一次地和孟什維克形式上同處在一個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內，每次都有好幾年，但是從來沒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跟他們這些對無產階級散布資產階級影響的人和機會主義者作鬥爭。在大戰期間，我們同“考茨基派”即左派孟什維克（馬爾托夫）以及一部分“社會革命黨人”（切爾諾夫、納坦鬆）作過某些妥協，同他們在齊美爾瓦爾德和昆塔爾一起開過會，發表過共同宣言，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和削弱對“考茨基派”、對馬爾托夫和切爾諾夫的鬥爭（納坦鬆死於1919年；他當時已是一個非常靠攏我們、跟我們意見幾乎完全一致的民粹派“革命共產黨人”）。正當十月革命的時候，我們同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結成了一個非正式的、但又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政治聯盟，我們未作任何修改就全盤接受了社會革命黨的土地綱領，也就是說，我們作了一次明顯的妥協來向農民証明，我們並不想用多數票壓他們，而是願意同他們妥協。同時，我們曾經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建議結成（而且不久就實現了）正式的政治聯盟，請他們參加政府；但是在締結布列斯特和約以後，他們破壞了這個聯盟，到1918年7月甚至舉行了武裝暴動，繼而又進行武裝鬥爭來反對我們。

　　因此，很明顯，德國左派因為德國共產黨中央想跟“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即考茨基派）結成聯盟，便加以攻擊，在我們看來是極不嚴肅的，而且這種攻擊明顯地証明“左派”是錯誤的。我們俄國也有過同德國謝德曼之流類似的右派孟什維克（他們參加過克倫斯基政府）和反對右派孟什維克而同德國考茨基派類似的左派孟什維克（馬爾托夫）。1917年，我們明顯地看到工人群眾逐漸離開孟什維克而轉向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6月舉行的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我們只佔代表總數的13%，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佔大多數；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俄歷1917年10月25日）上，我們已佔代表總數的51%。為什麼德國工人有同樣的、完全相同的從右向左的轉變趨勢，卻沒有立即增強共產黨人的力量，而首先增強了中間政黨──“獨立”黨（雖然這個黨從來沒有過任何獨立的政見和任何獨立的政策，而只是搖擺於謝德曼之流和共產黨人之間）的力量呢？

　　很明顯，原因之一就是德國共產黨人採取了錯誤的策略，德國共產黨人必須大膽地老老實實地承認這個錯誤，並且學會糾正這個錯誤。這個錯誤就是否認有必要參加反動的資產階級議會和反動的工會，這個錯誤就是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的“左派”幼稚病，這種病症現在已經暴露出來，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對於機體會更有益處。

　　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內部，顯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那些已經証明不能理解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不能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機會主義老領袖（如考茨基、希法亭，看來克里斯平、累德堡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以外，還有一個左翼，即無產階級一翼已經形成，並且正在非常迅速地發展著。該黨數十萬無產者黨員（黨員總數似為75萬）正在離開謝德曼而迅速靠攏共產黨人。這個無產階級一翼已經在“獨立黨人”萊比錫代表大會（1919年）上提議無條件地立即加入第三國際。如果害怕同該黨的這一翼“妥協”，那簡直是可笑的。恰恰相反，共產黨人必須尋找而且必須找到一種同他們妥協的適當形式，這種妥協一方面可以促進和加速共產黨人同這一翼實現必要的完全融合，另一方面絲毫不妨礙共產黨人對“獨立黨人”機會主義右翼進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鬥爭。要找到這樣一種適當的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只有騙子才會向德國工人和德國共產黨人許諾一條“容易”致勝的道路。

　　如果“純粹的”無產階級沒有被介於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一半依靠出賣勞動力來獲得生活資料的人）之間、半無產者和小農（以及小手藝人、小手工業者和所有的小業主）之間、小農和中農之間等等為數眾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間類型所包圍，如果無產階級本身沒有分成比較成熟的和比較不成熟的階層，沒有鄉土、職業、有時甚至宗教等等的區分，那麼資本主義便不成其為資本主義了。由於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覺悟部分，即共產黨，就必須而且絕對必須對無產者的各種集團，對工人和小業主的各種政黨採取機動、通融、妥協的辦法。全部問題在於要善於運用這個策略，來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性、革命性、鬥爭能力和致勝能力的總的水平，而不是降低這種水平。順便應當指出：布爾什維克為了戰勝孟什維克，不僅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就是在此以後也需要採取機動、通融、妥協的策略，自然，我們所採取的這種策略是靠削弱孟什維克來促進、增進、鞏固和加強布爾什維克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包括孟什維克在內）必然要動搖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動搖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蘇維埃制度之間，動搖於改良和革命之間，動搖於喜愛工人和畏懼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等等。共產黨人的正確策略，應該是利用這種動搖，決不是忽視這種動搖；既然要利用這種動搖，那就得對那些轉向無產階級的分子，在他們轉向無產階級的時候，實行讓步，看他們轉的程度，來決定讓步的程度；同時要同那些轉向資產階級的分子作鬥爭。由於我們運用了正確的策略，我國孟什維主義已經而且還在日益瓦解，頑固的機會主義領袖陷於孤立，優秀的工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的優秀分子，都轉入我們的陣營。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所以“不作任何妥協，不實行任何機動”這種操之過急的“決定”，只會有害於加強革命無產階級影響和擴大革命無產階級力量的事業。

　　最後，德國“左派”十分固執地堅持不承認凡爾賽和約，這也是他們的一個明顯的錯誤。這種觀點表述得愈“莊重”、愈“神氣”、愈“堅決”、愈武斷（像克．霍納所表達的那樣），結果就顯得愈不明智。在現時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下，僅僅唾棄“民族布爾什維主義”（勞芬貝格等人的）那種竟然主張同德國資產階級結盟對協約國作戰的荒謬立場，是不夠的。應當認識到，蘇維埃德國（如果蘇維埃德意志共和國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話）在一定的時期內必須承認和服從凡爾賽和約，不容許這樣做的策略是根本錯誤的。當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當謝德曼之流還呆在政府裡、匈牙利蘇維埃政權還沒有被推翻、維也納的蘇維埃革命尚有可能去援助蘇維埃匈牙利的時候，在當時這樣的條件之下，“獨立黨人”提出簽訂凡爾賽和約的要求是正確的。“獨立黨人”當時實行的機動和靈活是很不好的，因為他們多少替叛徒謝德曼之流分擔了責任，多少離開了同謝德曼之流進行無情的（和十分冷靜的）階級戰爭的觀點，而滑到了“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觀點上去。

　　然而，現在的局勢卻顯然是這樣的：德國共產黨人不應當束縛自己的手腳，不應當許諾，共產黨人一旦取得勝利，就一定廢除凡爾賽和約。這是愚蠢的。應該說：謝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幹了一系列的叛賣勾當，阻礙了（就某種程度上說簡直是斷送了）同蘇維埃俄國和蘇維埃匈牙利結成聯盟的事業。我們共產黨人則要採取一切辦法去促成和準備實現這個聯盟，至於凡爾賽和約，我們完全沒有必要一定而且立刻加以廢除。能不能順利地廢除這個和約，不僅取決於蘇維埃運動在德國的勝利，而且取決於蘇維埃運動在國際上的勝利。謝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阻礙了這個運動，而我們卻要幫助這個運動。這就是問題的本質所在，這就是根本的差別所在。既然我們的階級敵人、剝削者、他們的走狗謝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放過了加強德國及國際蘇維埃運動、加強德國及國際蘇維埃革命的許多機會，那麼，這種罪責就應該由他們來承擔。德國的蘇維埃革命會加強國際蘇維埃運動，而國際蘇維埃運動則是反對凡爾賽和約、反對整個國際帝國主義的最強大的堡壘（而且是唯一可靠的、不可戰勝的、威震全球的堡壘）。硬要迫不及待地把擺脫凡爾賽和約一事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被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擺脫帝國主義壓迫的問題之上，這就是市儈的民族主義（很合乎考茨基、希法亭、奧托．鮑威爾之流的身分），而不是革命的國際主義。在歐洲任何一個大國，其中包括德國，推翻資產階級將是國際革命的一大勝利，為了這種勝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應當容忍凡爾賽和約存在一個較長的時期。既然俄國一國為了革命的利益能夠忍受幾個月布列斯特和約，那麼蘇維埃德國在同蘇維埃俄國結成聯盟的情況下，為了革命的利益在更長一段時間裡忍受凡爾賽和約決不是不可能的。

　　法、英等國帝國主義者挑動德國共產黨人，給他們設下圈套：“你們說你們不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吧。”而左派共產黨人不善於隨機應變，同詭計多端而且目前比他們強大的敵人周旋，不會回答敵人說：“現在我們要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了”，卻像小孩子一樣上了這個圈套。事先就束縛住自己的手腳，公開告訴那個目前武裝得比我們好的敵人，我們是否要同他作戰、什麼時候同他作戰──這是愚蠢行為，而不是革命行為。當應戰顯然對敵人有利而對自己不利的時候，卻去應戰，那就是犯罪；革命階級的政治家如果不善於實行“機動、通融、妥協”，以避免顯然不利的戰鬥，這樣的政治家是毫無用處的。

[1]	每個階級，即使是在最文明的國家裡，即使它是最先進的階級，並且由於當前的形勢，它的一切精神力量得到最高度發揮，其中也總會有一些分子不動腦筋和不會動腦筋，而且只要階級還存在，只要無階級的社會還沒有在自己的基礎上完全加強、鞏固和發展起來，就必然還會有這樣一些分子。否則，資本主義便不成其為壓迫群眾的資本主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