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現在還沒有共產黨，但是工人中間出現了一種嶄新的、廣泛的、強大的、迅速增長的、令人感到極有希望的共產主義運動；有幾個政黨和政治組織（“英國社會黨”、“社會主義工人黨”、“南威爾士社會主義協會”、“工人社會主義聯盟”）希望成立共產黨，並且正在就這個問題進行談判。在“工人社會主義聯盟”的機關報《工人無畏艦》周刊（1920年2月21日第6卷第48期）上刊載了該刊主編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一篇文章：《向建立共產黨的目標前進》。這篇文章敘述了上述四個組織談判的經過，談判的內容是：在加入第三國際、承認蘇維埃制度（而不是議會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建立統一的共產黨。原來，不能立刻成立統一的共產黨的主要障礙之一，是它們之間發生了意見分歧，分歧在於要不要參加議會以及新成立的共產黨要不要加入舊的、行業性的（大半由工聯組成的）、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工黨”。“工人社會主義聯盟”以及“社會主義工人黨”[1]都反對參加議會選舉，反對參加議會，反對加入“工黨”，在這方面它們和英國社會黨全體黨員或多數黨員意見不一致，在它們看來英國社會黨是英國“各共產主義政黨中的右翼”（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的上述文章，第5頁）。

　　這樣看來，基本的分野同德國是一樣的，雖然分歧的表現形式（同英國比較起來，德國的表現形式更接近“俄國的”表現形式）以及其他許多情況有很大差別。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左派”的論據。

　　關於參加議會問題，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同志引証了同一期周刊上威．加拉赫（W. Gallacher）同志的一篇文章，加拉赫同志以格拉斯哥“蘇格蘭工人委員會”的名義寫道：

　　“本委員會明確反對議會制度，而且得到了各種政治組織的左翼的支持。我們是蘇格蘭革命運動的代表，這個運動力求在全國產業部門〈在各個生產部門內〉建立革命組織，並且以各社會委員會為基礎建立共產黨。長期以來我們同官方的議員們進行爭論。我們過去認為沒有必要向他們公開宣戰，而他們也害怕向我們展開進攻。

　　然而這種狀況不會長久繼續下去。我們正在全線節節勝利。

　　蘇格蘭獨立工黨的廣大黨員對議會愈來愈反感，幾乎所有地方組織都讚成Soviets〈俄語“蘇維埃”一詞的英語音譯〉或工人蘇維埃。當然，這對於那些把政治視為謀生手段〈視為職業〉的先生來說，是極其嚴重的事情，因此他們用盡一切辦法來說服他們的黨員重新投入議會制度的懷抱。革命的同志們不應當〈所有黑體都是原作者用的〉支持這伙匪幫。我們在這方面的鬥爭將是很艱巨的。在這場鬥爭中，最糟糕的就是那些關心個人利益勝過關心革命的人將會叛變。對於議會制度的任何支持，都只會有助於使政權落到我們不列顛的謝德曼和諾斯克之流的手裡。韓德遜和克林茲（Clynes）之流已經反動透頂。正式的獨立工黨愈來愈處於資產階級自由黨人的支配之下，資產階級自由黨人在麥克唐納和斯諾登之流的先生們的陣營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安樂窩。正式的獨立工黨極端仇視第三國際，而群眾則支持第三國際。無論用什麼方法來支持機會主義的議員，都不過是為上述這些先生效勞。英國社會黨在這方面不起任何作用……　這裡需要一個健全的革命的產業〈工業〉組織和根據清楚的、明確的、科學的原則去行動的共產黨。如果我們的同志能夠幫助我們建立這兩種組織，我們會欣然接受他們的幫助；如果不能幫助，而又不願意靠著支持反動派來出賣革命，那麼，看在上帝的份上，就請千萬不要干預此事；這些反動分子正熱心獵取‘光榮的’（？）〈問號是原作者加的〉議員稱號，正渴望証明他們能夠像‘主子’那個階級的政治家一樣有成效地實行統治。”

　　據我看，這封給編輯部的信出色地表達了年輕的共產主義者或剛剛開始接受共產主義的做群眾工作的工人的情緒和觀點。這種情緒是極其可喜、極其可貴的；應當善於珍視和支持這種情緒，因為沒有這種情緒，英國以及任何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沒有希望的。對於善於表達群眾的這種情緒、善於激發群眾的這種（往往是朦朧的、不自覺的、下意識的）情緒的人，應該愛護，應該關切地給以種種幫助。但同時應該直言不諱地告訴他們：在偉大的革命鬥爭中，單憑情緒來領導群眾是不夠的；即使是對革命事業無限忠誠的人所要犯的或正在犯的這樣那樣的錯誤，也會給革命事業帶來危害。從加拉赫同志給編輯部的這封信中，無疑可以看到德國“左派”共產黨人目前所犯的和俄國“左派”布爾什維克在1908年和1918年犯過的那種種錯誤的苗頭。

　　寫信人對資產階級的“階級的政治家”滿懷著最崇高的無產階級的憎恨（這不僅是無產者，而且是一切勞動者，即德國人所說的一切“小人物”都能理解和有同感的一種憎恨）。被壓迫被剝削群眾的代表所表達的這種憎恨，實在是“一切智慧之本”，是一切社會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及其成功的基礎。可是，寫信人看來沒有考慮到：政治是一門科學，是一種藝術，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費力是掌握不了的；無產階級要想戰勝資產階級，就必須造就出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階級的政治家”，而這些政治家同資產階級的政治家比起來應該毫不遜色。

　　寫信人透徹地了解到，達到無產階級目的的工具不是議會，而只能是工人蘇維埃，凡是至今還不了解這點的人，哪怕他是最有學問的人、最有經驗的政治家、最真誠的社會主義者、最淵博的馬克思主義者、最誠實的公民和家庭成員，他也必定是一個最惡毒的反動派。然而寫信人甚至沒有提出，更沒有想到有必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不讓“蘇維埃的”政治家進入議會，不從內部去瓦解議會制度，不從議會內部去準備條件，使蘇維埃能夠順利完成它所面臨的解散議會的任務，那麼，要使蘇維埃戰勝議會是否可能呢？而同時寫信人卻提出了一種完全正確的意見，他說英國共產黨必須根據科學原則來行動。而科學首先要求估計到其他國家的經驗，特別是其他同樣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正在經歷或不久前曾經經歷過的那種非常類似的經驗；其次，它要求估計到在本國內部現有的一切力量、集團、政黨、階級和群眾，要求決不能僅僅根據一個集團或一個政黨的願望和見解、覺悟程度和鬥爭決心來確定政策。

　　說韓德遜、克林茲、麥克唐納、斯諾登之流已經反動透頂了，這是對的。說他們想把政權抓到自己手裡（其實，他們寧願同資產階級聯合執政），說他們想按照資產階級的那一套老規矩來“實行統治”，說他們一旦當權，就一定會跟謝德曼之流和諾斯克之流一樣行事，這也是對的。所有這些全都不錯。但由此得出的結論，決不是說支持他們就是背叛革命，而是說工人階級的革命家為了革命利益，應該在議會方面給這些先生以一定的支持。我現在拿英國目前的兩個政治文件來說明這個意思：（1）勞合─喬治首相1920年3月18日的演說（根據1920年3月19日《曼徹斯特衛報》的報道）；（2）“左派”共產主義者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同志在她的上述文章中所發表的議論。

　　勞合─喬治在他的演說中同阿斯奎斯（此人曾接到出席會議的特別邀請，但他拒絕了），同那些不願意跟保守黨人聯合而想接近工黨的自由黨人進行了論戰。（在加拉赫同志給編輯部的信中，我們也看到他指出了自由黨人轉入獨立工黨的事實。）勞合─喬治証明自由黨人必須同保守黨人聯合起來，而且要緊密地聯合起來，否則，工黨──勞合─喬治“喜歡稱之為”社會黨──就會取得勝利，而這個黨是力求實現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的。這位英國資產階級的領袖向他的聽眾，向那些至今大概還不了解這點的自由黨議員通俗地解釋道：“這在法國叫作共產主義，在德國叫作社會主義，在俄國叫作布爾什維主義。”勞合─喬治說，這是自由黨人所根本不能接受的，因為自由黨人從根本上說是擁護私有制的。這位演講人聲稱：“文明正處在危險之中”，因此自由黨人同保守黨人必須攜起手來……

　　勞合─喬治說：“……如果你們到農業地區去，我相信你們一定會看到，那裡黨派的劃分仍然保持著原樣。那裡離危險還遠。那裡還沒有什麼危險。可是，事態一旦發展到了農業地區，那裡的危險也會同今天的某些工業地區一樣大。我國居民五分之四從事工商業，而從事農業的幾乎不到五分之一。這是我每想到將來我們會遇到的危險時始終不忘的一種情況。法國的居民大都從事農業，在那裡，確定的觀念有著牢固的基礎，這種基礎不會變動得很快，也不太容易受到革命運動的激盪。我國的情況則不然。我國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容易顛覆；如果它一開始動搖，那麼，由於上述原因，它將比其他國家崩潰得更厲害。”

　　讀者從這裡可以看出，勞合─喬治先生不僅是一個很聰明的人，而且他還從馬克思主義者那裡學到了不少東西。我們不妨也向勞合─喬治學習學習吧。

　　我們還想指出勞合─喬治演講之後在討論過程中發生的如下一個插曲：

　　“華萊士（Wallace）先生問：現在產業工人中間有很多是自由黨人，我們從他們那裡得到了很多支持，請問首相，您認為您在工業地區對這些產業工人所採取的政策會得到什麼結果？可能的結果會不會使目前真心幫助我們的工人轉過去大大加強工黨的勢力？

　　首相答：我的看法完全相反。自由黨人互相傾軋這一事實，無疑使很多自由黨人感到絕望而倒向工黨方面，現在已經有為數不少的很能幹的自由黨人參加了工黨，他們在破壞政府的威信。結果無疑是社會上同情工黨的情緒大大增強。現時社會輿論不是支持工黨外的自由黨人，而是支持工黨，這是最近幾次部分改選所表明了的。”

　　附帶說說，這段議論特別表明，連資產階級中最聰明的人物也弄糊塗了，不能不幹出無法補救的蠢事來。就憑這一點也會把資產階級斷送的。盡管我們的人也會做蠢事（自然，條件是這些蠢事不很大，而且能及時得到改正），但是他們終究會成為勝利者。

　　另外一個政治文件是“左派”共產主義者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同志的下述一段議論：

　　“……英克平同志〈英國社會黨書記〉把工黨叫作‘工人階級運動的主要組織’。英國社會黨的另一個同志在第三國際代表會議上把該黨的觀點表述得更加明確，他說：‘我們把工黨看作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

　　我們不贊同對工黨的這種看法。工黨黨員雖然非常多，但很大一部分是無所作為和不關心政治的。這就是那些加入工聯的男女工人，他們之所以加入工聯，是因為他們廠裡的工友都是工聯會員，是因為他們想領取補助金。

　　但是我們認為工黨所以擁有這樣多的黨員也是由這樣一個事實造成的：工黨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多數還沒有擺脫的一種思潮的產物，雖然在人民的頭腦裡正醞釀著巨大的變化，人民很快就要改變這種情況……”

　　“……英國工黨同其他國家的社會愛國主義組織一樣，在社會的自然發展過程中，必然要上台執政。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就是要聚集力量，以便推翻這些社會愛國主義者，我們在英國既不應當拖延這種活動，也不應當猶豫不決。

　　我們不應當分散自己的精力去增加工黨的力量；工黨上台執政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必須集中力量創立起一個共產主義運動來戰勝工黨。工黨很快就要組成政府；擁護革命的反對派必須準備好衝擊這個政府……”

　　總之，自由派資產階級正在放棄那種歷史上被數百年來的經驗奉若神明的、對剝削者異常有利的“兩黨”制（剝削者的“兩黨”制），而認為必須聯合兩黨的力量同工黨作鬥爭。一部分自由黨人好像覆舟時的老鼠，紛紛跑到工黨方面去。左派共產主義者認為政權轉到工黨手中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承認現在多數工人都擁護工黨。他們由此得出一個奇怪的結論，這個結論由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同志表示如下：

　　“共產黨不應當實行妥協……　它必須保持自己學說的純潔，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為改良主義所沾污；共產黨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頓，不轉彎，徑直走向共產主義革命。”

　　恰恰相反，既然英國多數工人現在還跟著英國的克倫斯基之流或謝德曼之流走，既然他們還沒有取得跟這批人組成的政府打交道的經驗，而俄國和德國的工人所以大批轉向共產主義，正是因為取得了這種經驗，那麼毫無疑義，由此應該得出結論說，英國共產主義者必須參加議會活動，必須從議會內部幫助工人群眾在事實上認清韓德遜和斯諾登政府所造成的結果，必須幫助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去戰勝聯合起來的勞合─喬治和邱吉爾。不這樣做，就會增加革命事業的困難，因為工人階級多數人的觀點如果不轉變，進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實現這種轉變，必須由群眾取得政治經驗，單靠宣傳是永遠不能奏效的。既然現在顯然無力的少數工人知道（或者至少應當知道），要是韓德遜和斯諾登戰勝了勞合─喬治和邱吉爾，多數工人經過一個很短的時間，就會對自己的領袖感到失望，轉而擁護共產主義（或者至少會對共產主義者保持中立，而且多半是善意的中立），那麼這少數工人提出“不妥協，不轉彎地前進”這樣的口號，就顯然是錯誤的。這很像1萬名兵士跟5萬名敵兵交戰，在應當“停頓”、“轉彎”、甚至實行“妥協”以等待不能立即出動的10萬援兵的情況下，卻要去同敵人硬拼。這是知識分子的孩子氣，而不是革命階級的鄭重的策略。

　　一切革命，尤其是20世紀俄國三次革命所証實了的一條革命基本規律就是：要舉行革命，單是被剝削被壓迫群眾認識到不能照舊生活下去而要求變革，還是不夠的；要舉行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只有“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這個真理的另一個說法是：沒有全國性的（既觸動被剝削者又觸動剝削者的）危機，進行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要舉行革命，第一，必須要多數工人（或至少是多數有覺悟、能思考、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充分認識到革命的必要性，並有為革命而犧牲的決心；第二，必須要統治階級遭到政府危機，這種危機甚至把最落後的群眾都卷入政治活動（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標志，就是在以前不關心政治的被壓迫勞動群眾中，能夠進行政治鬥爭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

　　順便提一下，正是從勞合─喬治的演說中可以看到，在英國，這兩個可以使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條件顯然正在成熟。左派共產主義者的錯誤目前之所以特別危險，正是因為有些革命者對這兩個條件都抱著一種不夠認真、不夠重視、不夠自覺、不夠慎重的態度。既然我們不是一個革命的小團體，而是一個革命階級的政黨，既然我們要把群眾爭取過來（不這樣，我們就有成為不折不扣的空談家的危險），那麼，第一，我們就必須幫助韓德遜或斯諾登去打倒勞合─喬治和邱吉爾（更確切點甚至可以這樣說，必須迫使前者去打倒後者，因為前者不敢去爭取勝利！）；第二，我們就必須幫助工人階級的多數根據切身經驗確信我們是正確的，也就是確信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是毫不中用的，確信他們具有小資產階級的和叛賣的本性，確信他們必然要遭到破產；第三，我們就必須促使這樣一種時機迅速到來，即由於多數工人對韓德遜之流感到失望，可以有很大的成功把握一舉推翻韓德遜之流政府，因為那個極其精明老練的、不是小資產階級而是大資產階級的勞合─喬治尚且表現得十分驚慌，並且由於他昨天同邱吉爾“摩擦”，今天又同阿斯奎斯“摩擦”而不斷削弱自己（以及整個資產階級）的力量，那麼韓德遜之流的政府就一定會更加驚慌失措了。

　　現在我來更具體地談一談。在我看來，英國共產主義者應當根據第三國際的原則，在必須參加議會的條件下，把自己的四個黨派（四個黨派都很弱，其中有的非常非常弱）合並成一個共產黨。由共產黨向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提議達成“妥協”，達成競選協議：共同反對勞合─喬治和保守黨人的聯盟，按照工人投給工黨和共產黨的票數（不是選票，而是另行投票）來分配議席，並保留各自進行鼓動、宣傳和政治活動的最充分的自由。沒有最後這個條件，當然就不能同他們結成同盟，否則就是背叛了；英國共產主義者絕對必須保持和堅持揭露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的最充分的自由，如同俄國布爾什維克曾經保持（1903─1917年的15年內）和堅持了揭露俄國的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即揭露孟什維克的最充分的自由一樣。

　　如果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同意根據這些條件跟我們結成同盟，那我們就得到好處了，因為議席的多少，對我們完全無關緊要，我們並不追求這個，在這一點上我們盡可以讓步（而韓德遜之流，尤其是他們的新朋友們，也可以說是他們的新主子們，即那些轉入獨立工黨的自由黨人，對於獵取議席卻最起勁）。我們所以得到好處，是因為正當勞合─喬治自己把群眾“挑動起來”的時候，我們能夠在群眾中展開我們的鼓動工作，並且我們不僅能夠幫助工黨更快地組織起他們的政府，而且還能夠幫助群眾更快地了解我們的全部共產主義宣傳，我們將毫無保留、毫不隱諱地去進行這種宣傳來反對韓德遜之流。

　　如果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拒絕根據這些條件跟我們結成同盟，我們就會得到更大的好處，因為我們可以立即向群眾指明（請注意，甚至在純粹孟什維主義的和十足機會主義的獨立工黨內部，群眾也是贊成蘇維埃的）：韓德遜之流寧願自己靠近資本家，而不願使一切工人聯合起來。那時我們就可以立即得到群眾的支持，因為這些群眾特別在聽了勞合─喬治的一番精彩的、高度正確的、高度有益的（對於共產主義者來說）說明之後，都會支持全體工人聯合起來去反對勞合─喬治和保守黨人的聯盟。我們所以能夠立即得到好處，還因為我們可以向群眾表明，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害怕戰勝勞合─喬治，害怕單獨取得政權，力求暗中得到勞合─喬治的支持，而勞合─喬治卻公開伸出手去幫助保守黨人反對工黨。應當指出，布爾什維克在我們俄國1917年2月27日（俄歷）革命之後所進行的反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即俄國的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的宣傳，也正是由於同樣的情況而得到好處的。那時我們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說：請你們撇開資產階級而掌握全部政權吧，因為你們在蘇維埃中佔多數（在1917年6月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布爾什維克總共只佔代表總數的13%）。但是俄國的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卻害怕撇開資產階級而單獨掌握政權；資產階級很清楚，立憲會議一定會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這兩個政黨結成了緊密的政治聯盟，實際上它們只代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獲得多數[2]，因而一再拖延立憲會議選舉，這時，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卻不能毅然決然地同這種拖延行為鬥爭到底。

　　要是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拒絕同共產主義者結成同盟，那麼共產主義者就可以立刻博得群眾的同情，並使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威信掃地，即使我們因此而失去幾個議席，那也完全無關緊要。我們只在極少數絕對有把握的選區內，即在我們提出候選人時不至於使自由黨人戰勝“拉布分子”（工黨黨員）的選區內，才提出我們的候選人。我們將進行競選鼓動，散發宣傳共產主義的傳單，並且在沒有我們的候選人的一切選區內，籲請選民投票選舉“拉布分子”，不選資產者。如果西爾維婭．潘克赫斯特同志和加拉赫同志認為這樣便是背叛共產主義，或者是放棄對社會主義叛徒的鬥爭，那他們就錯了。恰恰相反，共產主義革命事業無疑會因此得到好處。

　　現在英國共產主義者甚至要接近群眾，要群眾聽他們講話，往往都是很困難的。如果我以共產主義者的身分出來講話，請他們投票選舉韓德遜而不選勞合─喬治，那他們一定會聽我講的。那時我不僅可以向他們通俗地說明，為什麼蘇維埃比議會好，無產階級專政比用資產階級“民主”作招牌的邱吉爾專政好，而且還可以說明：我要投票支持韓德遜，這就像用繩索吊住被吊者一樣；只要韓德遜之流很快地組織起他們的政府，那就會証實我是正確的，就會使群眾轉到我這方面來，就會加速韓德遜和斯諾登之流在政治上的死亡，這正像他們的俄國和德國的同夥所遭遇的一樣。

　　如果有人反駁我，說這種策略太“難以捉摸”，太複雜，不能為群眾所了解，它會分散和分裂我們的力量，妨礙我們集中力量去進行蘇維埃革命等等，那我便要回答這些“左派”反駁者說：請不要把自己的學理主義強加給群眾吧！俄國群眾的文化程度大概不比英國群眾高，而是比英國群眾低。可是他們卻理解了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革命的前夜，即在1917年9月，曾提出參加資產階級議會（立憲會議）的候選人名單，而在蘇維埃革命後的第二天，即在1917年11月，又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這種情況不但沒有妨礙布爾什維克，反而幫助了他們，1918年1月5日他們就把這個立憲會議解散了。

　　關於英國共產主義者之間的第二種意見分歧，即是否要加入工黨的問題，我在這裡不能多談。關於這個問題，我手頭的材料太少，而這個問題又特別複雜，因為英國“工黨”的情況異常獨特，它本身的結構和歐洲大陸上通常的政黨大不相同。不過，第一，毫無疑義，即使在這個問題上，要是有人認為“共產黨必須保持自己學說的純潔，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不為改良主義所玷污；共產黨的使命是勇往直前，中途不停頓，不轉彎，徑直走向共產主義革命”，並且根據這一類原則來制定革命無產階級的策略，那麼他必然要犯錯誤，因為提出這一類原則無非是重犯法國布朗基派公社戰士在1874年宣布“否定”任何妥協和任何中間站的錯誤。第二，毫無疑義，即使在這個問題上，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像在任何時候一樣，也是要善於針對各階級和各政黨相互關系的特點，針對共產主義客觀發展的特點來運用共產主義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則；要看到這種特點每個國家各不相同，應該善於弄清、找到和揣摩出這種特點。

　　但是講到這一點就不能僅僅聯系到英國一國的共產主義運動，還必須聯系到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發展有關的共同結論。現在我們就來講這個問題。

[1]	看來，“社會主義工人黨”反對加入“工黨”，但不是全體黨員都反對參加議會。
[2]	俄國1917年11月立憲會議的選舉，據悉有3600多萬選民投票，結果布爾什維克得票佔25%，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各個政黨得票佔13%，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以及同類的各小團體得票共佔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