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學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歷史上被壓迫階級在解放鬥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學說常有的遭遇一樣。當偉大的革命家在世時，壓迫階級總是不斷迫害他們，以最惡毒的敵意、最瘋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謠和誹謗對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後，便試圖把他們變為無害的神像，可以說是把他們偶像化，賦予他們的名字某種榮譽，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卻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作這種“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來。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革命靈魂。他們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覺得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以頌揚。現在，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都成了“馬克思主義者”，這可不是說著玩的！那些德國的資產階級學者，昨天還是剿滅馬克思主義的專家，現在卻愈來愈頻繁地談論起“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來了，似乎馬克思培育出了為進行掠奪戰爭而組織得非常出色的工人聯合會！
在這種情況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歪曲空前流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証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當然，大段的引証會使文章冗長，並且絲毫無助於通俗化。但是沒有這樣的引証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談到國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地方，一定要盡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証，使讀者能夠獨立地了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全部觀點以及這些觀點的發展，同時也是為了確鑿地証明並清楚地揭示現在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這些觀點的歪曲。
我們先從傳播最廣的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講起，這本書已於1894年在斯圖加特出了第6版。我們必須根據德文原著來譯出引文，因為俄文譯本雖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譯得不全，就是譯得很糟。
恩格斯在總結他所作的歷史的分析時說：“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強加於社會的一種力量。國家也不像黑格爾所斷言的是‘倫理觀念的現實’，‘理性的形象和現實’。毋寧說，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來抑制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的範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德文第6版第177─178頁）
這一段話十分清楚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歷史作用和意義這一問題的基本思想。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証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
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正是從這最重要的和根本的一點上開始的，這種歪曲來自兩個主要方面。
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他們迫於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不得不承認，只有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地方才有國家──這樣來“稍稍糾正”馬克思，把國家說成是階級調和的機關。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國家既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而照市儈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論家們說來（往往還善意地引用馬克思的話作根據！），國家正是調和階級的。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一種“秩序”來抑制階級衝突，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看來，秩序正是階級調和，而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壓迫；抑制衝突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來推翻壓迫者的一定的鬥爭手段和鬥爭方式。
例如，在1917年革命中，當國家的意義和作用問題正好顯得極為重要，即作為立刻行動而且是大規模行動的問題在實踐上提出來的時候，全體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一下子就完全滾到“國家”“調和”階級這種小資產階級理論方面去了。這兩個政黨的政治家寫的無數決議和文章，都浸透了這種市儈的庸俗的“調和”論。至於國家是一定階級的統治機關，這個階級不可能與同它對立的一方（同它對抗的階級）調和，這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始終不能了解的。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根本不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布爾什維克一直都在這樣証明），而是唱著準社會主義的高調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他們對國家的態度就是最明顯的表現之一。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要巧妙得多。“在理論上”，它既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不可調和。但是，它忽視或抹殺了以下一點：既然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既然它是站在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那麼很明顯，被壓迫階級要求得解放，不僅非進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的、體現這種“異化”的國家政權機構不可。這個在理論上不言而喻的結論，下面我們會看到，是馬克思對革命的任務作了具體的歷史的分析後十分明確地得出來的。正是這個結論被考茨基……“忘記”和歪曲了，這一點我們在下面的敘述中還要詳細地証明。
恩格斯繼續說：“……國家和舊的氏族〈或克蘭〉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
我們現在覺得這種劃分“很自然”，但這是同血族或氏族的舊組織進行了長期的鬥爭才獲得的。
“……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不再同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這種特殊的公共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為不可能了。…… 這種公共權力在每一個國家裡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機關，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克蘭〉社會所沒有的。……”
恩格斯在這裡闡明了被稱為國家的那種“力量”的概念，即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的概念。這種力量主要是什麼呢？主要是擁有監獄等等的特殊的武裝隊伍。
應該說這是特殊的武裝隊伍，因為任何國家所具有的公共權力已經“不再”同武裝的居民，即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直接符合”了。
同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樣，恩格斯也竭力促使有覺悟的工人去注意被流行的庸俗觀念認為最不值得注意、最習以為常的東西，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說是頑固不化的偏見奉為神聖的東西。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政權的主要強力工具，但是，難道能夠不是這樣嗎？
19世紀末，大多數歐洲人認為只能是這樣。恩格斯的話正是對這些人說的。他們沒有經歷過，也沒有親眼看到過一次大的革命。他們完全不了解什麼是“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對於為什麼要有特殊的、居於社會之上並且同社會相異化的武裝隊伍（警察、常備軍）這個問題，西歐和俄國的庸人總是喜歡借用斯賓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幾句話來答復，說這是因為社會生活復雜化、職能分化等等。
這種說法似乎是“科學的”，而且很能迷惑一般人；它掩蓋了社會分裂為不可調和地敵對的階級這個主要的基本的事實。
如果沒有這種分裂，“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就其復雜程度、技術水平等等來說，固然會不同於拿著樹棍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組成克蘭社會的人們的原始組織，但這樣的組織是可能有的。
這樣的組織所以不可能有，是因為文明社會已分裂為敵對的而且是不可調和地敵對的階級。如果這些階級都有“自動的”武裝，就會導致它們之間的武裝鬥爭。於是國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即特殊的武裝隊伍建立起來了。每次大革命在破壞國家機構的時候，我們都看到赤裸裸的階級鬥爭，我們都清楚地看到，統治階級是如何力圖恢復替它服務的特殊武裝隊伍，被壓迫階級又是如何力圖建﹒立一種不替剝削者服務，而替被剝削者服務的新型的同類組織。
恩格斯在上面的論述中從理論上提出的問題，正是每次大革命實際地、明顯地而且是以大規模的行動提到我們面前的問題，即“特殊的”武裝隊伍同“居民的自動的武裝組織”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我們在下面會看到，歐洲和俄國歷次革命的經驗是怎樣具體地說明這個問題的。
現在我們再來看恩格斯的論述。
他指出，有時，如在北美某些地方，這種公共權力極其微小（這裡指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罕見的例外，指的是帝國主義以前時期北美那些自由移民佔多數的地方），但一般說來，它是在加強：
“……隨著國內階級對立的尖銳化，隨著彼此相鄰的各國的擴大和它們人口的增加，公共權力就日益加強。就拿我們今天的歐洲來看吧，在這裡，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已經使公共權力猛增到勢將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國家的高度。……”
這段話至遲是在上一世紀90年代初期寫的。恩格斯最後的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91年6月16日。當時向帝國主義的轉變，無論就托拉斯的完全統治或大銀行的無限權力或大規模的殖民政策等等來說，在法國還是剛剛開始，在北美和德國更要差一些。此後，“侵略競爭”進了一大步，尤其是到了20世紀第二個10年的初期，世界已被這些“競爭的侵略者”，即進行掠奪的大國瓜分完了。從此陸海軍備無限增長，1914─1917年由於英德兩國爭奪世界霸權即由於瓜分贓物而進行的掠奪戰爭，使貪婪的國家政權對社會一切力量的“吞食”快要釀成大災大難了。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競爭”是各個大國對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在1914─1917年，即正是這個競爭加劇了許多倍而引起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社會沙文主義的惡棍們卻用“保衛祖國”、“保衛共和國和革命”等等詞句來掩蓋他們維護“自己”資產階級強盜利益的行為！
為了維持特殊的、站在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就需要捐稅和國債。
恩格斯說：“……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徵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站在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於氏族〈克蘭〉社會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於是制定了官吏神聖不可侵犯的特別法律。“一個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卻有比克蘭代表更大的“權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國家掌握軍權的首腦，也會對“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社會“尊敬”的克蘭首領表示羨慕。
這裡提出了作為國家政權機關的官吏的特權地位問題。指出了這樣一個基本問題：究竟什麼東西使他們居於社會之上？我們在下面就會看到，這個理論問題在1871年如何被巴黎公社實際地解決了，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動地抹殺了。
“……由於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衝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佔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佔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不僅古代國家和封建國家是剝削奴隸和農奴的機關，“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雇傭勞動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這樣的時期，那時互相鬥爭的各階級達到了這樣勢均力敵的地步，以致國家權力作為表面上的調停人而暫時得到了對於兩個階級的某種獨立性。……”17世紀和18世紀的專制君主制，法蘭西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的波拿巴主義，德國的俾斯麥，都是如此。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在開始迫害革命無產階級以後，在蘇維埃由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導而已經軟弱無力，資產階級又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直接解散它的時候，共和制俄國的克倫斯基政府也是如此。
恩格斯繼續說，在民主共和國內，“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它所採用的第一個方法是“直接收買官吏”（美國），第二個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法國和美國）。
目前，在任何民主共和國中，帝國主義和銀行統治都把這兩種維護和實現財富的無限權力的方法“發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國實行民主共和制的頭幾個月裡，也可以說是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這些“社會黨人”同資產階級在聯合政府中聯姻的蜜月期間，帕爾欽斯基先生暗中破壞，不願意實施遏止資本家、制止他們進行掠奪和借軍事訂貨盜竊國庫的種種措施，而在帕爾欽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後（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樣的人），資本家“獎賞”給他年薪12萬盧布的肥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買，還是間接的收買？是政府同辛迪加結成聯盟，還是“僅僅”是一種友誼關系？切爾諾夫、策列鐵里、阿夫克森齊耶夫、斯柯別列夫之流究竟起著什麼作用？他們是盜竊國庫的百萬富翁的“直接”同盟者，還是僅僅是間接的同盟者？
“財富”的無限權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為它不依賴政治機構的某些缺陷，不依賴資本主義的不好的政治外殼。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通過帕爾欽斯基、切爾諾夫、策列鐵里之流）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
還應該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認為，普選制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他顯然是考慮到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長期經驗，說普選制是
“測量工人階級成熟性的標尺。在現今的國家裡，普選制不能而且永遠不會提供更多的東西”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我國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以及他們的同胞兄弟西歐一切社會沙文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卻正是期待從普選制中得到“更多的東西”。他們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這種荒謬的想法：普選制“在現今的國家裡”能夠真正體現大多數勞動者的意志，並保証實現這種意志。
我們在這裡只能指出這種荒謬的想法，只能指出，恩格斯這個十分明白、準確而具體的說明，經常在“正式的”（即機會主義的）社會黨的宣傳鼓動中遭到歪曲。至於恩格斯在這裡所唾棄的這種想法的全部荒謬性，我們在下面談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現今的”國家的看法時還會詳細地加以闡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流傳最廣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總結如下：
“所以，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接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產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自由平等的生產者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那時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
這一段引文在現代社會民主黨的宣傳鼓動書刊中很少遇到，即使遇到，這種引用也多半好像是對神像鞠一下躬，也就是為了例行公事式地對恩格斯表示一下尊敬，而絲毫不去考慮，先要經過多麼廣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古物陳列館去”。他們甚至往往不懂恩格斯說的國家機器究竟是什麼。
恩格斯所說的國家“自行消亡”這句話是這樣著名，這樣經常地被人引証，又這樣清楚地表明了通常那種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機會主義的手法的實質，以致對它必須詳細地考察一下。現在我們把談到這句話的整段論述援引如下：
“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到目前為止還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雇傭勞動制）。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但是，說國家是這樣的，這僅僅是說，它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佔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終於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時，它就使自己成為多餘的了。當不再有需要加以鎮壓的社會階級的時候，當階級統治和根源於至今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生存鬥爭已被消除，而由此產生的衝突和極端行動也隨著被消除了的時候，就不再有什麼需要鎮壓了，也就不再需要國家這種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了。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系的干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應當以此來衡量‘自由的人民國家’這個用語，這個用語在鼓動的意義上暫時有存在的理由，但歸根到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也應當以此來衡量所謂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的要求。”（《反杜林論（歐根﹒杜林先生在科學中實行的變革）》德文第３版第301─303頁）
我們可以確有把握地說，在恩格斯這一段思想極其豐富的論述中，被現代社會黨的社會主義思想實際接受的只有這樣一點：和無政府主義的國家“廢除”說不同，按馬克思的觀點，國家是“自行消亡”的。這樣來削剪馬克思主義，無異是把馬克思主義變成機會主義，因為這樣來“解釋”，就只會留下一個模糊的觀念，似乎變化就是緩慢的、平穩的、逐漸的，似乎沒有飛躍和風暴，沒有革命。對國家“自行消亡”的普遍的、流行的、大眾化的（如果能這樣說的話）理解，無疑意味著回避革命，甚至是否定革命。
實際上，這樣的“解釋”是對馬克思主義最粗暴的、僅僅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歪曲，所以產生這種歪曲，從理論上說，是由於忘記了我們上面完整地摘引的恩格斯的“總結性”論述中就已指出的那些極重要的情況和想法。
第一，恩格斯在這段論述中一開始就說，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這樣一來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這是什麼意思，人們是“照例不”思索的。通常不是完全忽略這一點，就是認為這是恩格斯的一種“黑格爾主義的毛病”。其實這句話扼要地表明了最偉大的一次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即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面還要詳細地加以論述。實際上恩格斯在這裡所講的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而他講的自行消亡是指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無產階級國家制度殘餘。按恩格斯的看法，資產階級國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來“消滅”的。在這個革命以後，自行消亡的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或半國家。
第二，國家是“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恩格斯這個出色的極其深刻的定義在這裡說得十分清楚。從這個定義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即一小撮富人對千百萬勞動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應該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這就是“消滅作為國家的國家”。這就是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的“行動”。顯然，以一種（無產階級的）“特殊力量”來代替另一種（資產階級的）“特殊力量”，這樣一種更替是決不能通過“自行消亡”來實現的。
第三，恩格斯所說的“自行消亡”，甚至更突出更鮮明地說的“自行停止”，是十分明確而肯定地指“國家以整個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以後即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時期。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時“國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但是那些無恥地歪曲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者，卻沒有一個人想到恩格斯在這裡所說的就是民主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來，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沒有想到民主也是國家、因而在國家消失時民主也會消失的人，才會覺得這是“不可理解”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只有革命才能“消滅”。國家本身，就是說最完全的民主，只能“自行消亡”。
第四，恩格斯在提出“國家自行消亡”這個著名的原理以後，立刻就具體地說明這個原理是既反對機會主義者又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而且恩格斯放在首位的，是從“國家自行消亡”這個原理中得出的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
可以擔保，在1萬個讀過或聽過國家“自行消亡”論的人中，有9990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記得恩格斯從這個原理中得出的結論不僅是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其餘的10個人中可能有9個人不知道什麼是“自由的人民國家”，不知道為什麼反對這個口號就是反對機會主義者。歷史竟然被寫成這樣！偉大的革命學說竟然這樣被人不知不覺地篡改成了流行的庸俗觀念。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結論被千百次地重復，庸俗化，極其簡單地灌到頭腦中去，變成固執的偏見。而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卻被抹殺和“忘記了”！
“自由的人民國家”是70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綱領性要求和流行口號。這個口號除了對於民主概念的市儈的、夸張的描寫，沒有任何政治內容。由於當時是在合法地用這個口號暗示民主共和國，恩格斯也就從鼓動的觀點上同意“暫時”替這個口號“辯護”。但這個口號是機會主義的，因為它不僅起了粉飾資產階級民主的作用，而且表現出不懂得社會主義對任何國家的批評。我們贊成民主共和國，因為這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對無產階級最有利的國家形式。但是，我們決不應該忘記，即使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裡，人民仍然擺脫不了當雇傭奴隸的命運。其次，任何國家都是對被壓迫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7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們黨內的同志解釋這一點。
第五，在恩格斯這同一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記得的關於國家自行消亡的論述，還有關於暴力革命意義的論述。恩格斯從歷史上對於暴力革命的作用所作的評述變成了對暴力革命的真正的頌揚。但是，“誰都不記得”這一點，這個思想的意義在現代社會黨內是照例不談、甚至照例不想的，這些思想在對群眾進行的日常宣傳鼓動中也不佔任何地位。其實，這些思想同國家“自行消亡”論是緊緊聯在一起的，是聯成一個嚴密的整體的。
請看恩格斯的論述：
“……暴力在歷史中還起著另一種作用〈除作惡以外〉，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關於這些，杜林先生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他只是帶著嘆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認這樣一種可能性：為了推翻進行剝削的經濟，也許需要暴力，這很遺憾！因為暴力的任何應用都會使應用暴力的人道德墮落。盡管每一次革命的勝利都引起了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漲，他還要這麼說！而且這話是在德國說的，在那裡，人民可能被迫進行的暴力衝突至少有一個好處，即掃除三十年戰爭的屈辱在民族意識中造成的奴才氣。而這種枯燥的、乾癟的、軟弱無力的傳教士的思維方式，竟要強迫歷史上最革命的政黨來接受！”（德文第3版第193頁；第2編第4章末）
怎樣才能把恩格斯從1878年起至1894年即快到他逝世的時候為止，一再向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提出的這一頌揚暴力革命的論點，同國家“自行消亡”的理論結合在一個學說裡呢？
人們通常是借助折衷主義把這兩者結合起來，他們隨心所欲（或者為了討好當權者），無原則地或詭辯式地時而抽出這個論述時而抽出那個論述，而且在100次中有99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話）正是把“自行消亡”論擺在首位。用折衷主義代替辯証法，這就是目前正式的社會民主黨書刊中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最常見最普遍的現象。這種做法，自然並不新鮮，甚至在希臘古典哲學史上也是可以見到的。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機會主義的時候，用折衷主義冒充辯証法最容易欺騙群眾，能使人感到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考慮到了過程的一切方面、發展的一切趨勢、一切相互矛盾的影響等等，但實際上並沒有對社會發展過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釋。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下面還要更詳盡地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學說是針對資產階級國家說的。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恩格斯對暴力革命的頌揚同馬克思的屢次聲明完全符合（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這兩部著作的結尾部分，曾自豪地公開聲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我們還可以回憶一下，約在30年以後，馬克思在1875年批判哥達綱領的時候，曾無情地抨擊了這個綱領的機會主義），這種頌揚決不是“過頭話”，決不是夸張，也決不是論戰伎倆。必須系統地教育群眾這樣來認識而且正是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礎。現在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流派和考茨基主義流派對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現在這兩個流派都把這方面的宣傳和鼓動忘記了。
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非通過暴力革命不可。無產階級國家的消滅，即任何國家的消滅，只能通過“自行消亡”。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個革命形勢，分析每一次革命的經驗教訓時，都詳細而具體地發展了他們的這些觀點。我們現在就來談談他們學說中這個無疑是最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