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的頭兩部著作《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恰巧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寫成的。由於這種情況，這兩部著作除了敘述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具體的革命形勢。因此，我們來研究一下這兩部著作的作者從1848─1851年革命的經驗作出結論以前不久關於國家問題的言論，也許更為恰當。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寫道：“……工人階級在發展進程中將創造一個消除了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社會；從此再不會有任何原來意義的政權了，因為政權正是資產階級社會內部階級對立的正式表現。”（1885年德文版第182頁）
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幾個月以後（1847年11月）寫的《共產黨宣言》中的下面的論述，同這一段關於國家在階級消滅之後消失的思想的一般論述對照一下，是頗有教益的：
“……在敘述無產階級發展的最一般的階段的時候，我們循序探討了現存社會內部或多或少隱蔽著的國內戰爭，直到這個戰爭爆發為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用暴力推翻資產階級而建立自己的統治……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轉化成〈直譯是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1906年德文第7版第31頁和第37頁）
在這裡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上一個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後開始這樣說）這個思想的表述，其次我們還看到給國家下的一個非常引人注意的定義，這個定義也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忘記的言論”：“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國家的這個定義，在正式社會民主黨的佔支配地位的宣傳鼓動書刊中不僅從來沒有解釋過，而且恰巧被人忘記了，因為它同改良主義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擊了“民主的和平發展”這種常見的機會主義偏見和市儈的幻想。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一切機會主義者，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都這樣重復，硬說馬克思的學說就是如此，但是“忘記”補充：馬克思認為，第一，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國家，即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第二，勞動者所需要的“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國家是特殊的強力組織，是鎮壓某一個階級的暴力組織。無產階級要鎮壓的究竟是哪一個階級呢？當然只是剝削階級，即資產階級。勞動者需要國家只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而能夠領導和實行這種鎮壓的只有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夠團結一切被剝削勞動者對資產階級進行鬥爭、把資產階級完全鏟除的階級。
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維持剝削，也就是為了極少數人的私利，去反對絕大多數人。被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為了徹底消滅一切剝削，也就是為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去反對極少數的現代奴隸主──地主和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這些用階級妥協的幻想來代替階級鬥爭的假社會主義者，對社會主義改造也想入非非，他們不是把改造想象為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而是想象為少數和平地服從那已經理解到本身任務的多數。這種小資產階級空想同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觀點有密切的聯系，它在實踐中導致出賣勞動階級的利益，法國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歷史就表明了這一點，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英、法、意和其他國家的“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內閣的經驗也表明了這一點。
馬克思一生都在反對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即目前在俄國由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復活起來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馬克思把階級鬥爭學說一直貫徹到政權學說、國家學說之中。
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因為無產階級是一個特殊階級，它的生存的經濟條件為它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作了準備，使它有可能、有力量達到這個目的。資產階級在分離和分散農民及一切小資產階級階層的同時，卻使無產階級團結、聯合和組織起來。只有無產階級，由於它在大生產中的經濟作用，才能成為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的領袖，這些被剝削勞動群眾受資產階級的剝削、壓迫和摧殘比起無產階級來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是他們不能為自己的解放獨立地進行鬥爭。
階級鬥爭學說經馬克思運用到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必然導致承認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無產階級的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只有使無產階級轉化成統治階級，從而能把資產階級必然要進行的拚死反抗鎮壓下去，並組織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去建立新的經濟結構，才能推翻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中央集權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是為了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者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
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的黨，也就是教育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使它能夠奪取政權並引導全體人民走向社會主義，指導並組織新制度，成為所有被剝削勞動者在不要資產階級並反對資產階級而建設自己社會生活的事業中的導師、領導者和領袖。反之，現在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卻把工人的黨教育成為一群脫離群眾而代表工資優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苟且偷安”，為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自己的長子權，也就是放棄那領導人民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領袖作用。
“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馬克思的這個理論同他關於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學說，有不可分割的聯系。這種作用的最高表現就是無產階級實行專政，無產階級實行政治統治。
既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這樣一個反對資產階級的特殊暴力組織，那麼自然就會得出一個結論：不預先消滅和破壞資產階級為自己建立的國家機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這樣一個組織！在《共產黨宣言》中已接近於得出這個結論，馬克思在總結1848─1851年革命的經驗時也就談到了這個結論。
關於我們感到興趣的國家問題，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總結1848─1851年的革命時寫道：
“……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還處在通過滌罪所的歷程中。它在有條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業。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變的日子〉以前，它已經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預備工作，現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議會權力臻於完備，為的是能夠推翻這個權力。現在，當它已達到這一步時，它就來使行政權力臻於完備，使它表現為最純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為和自己對立的唯一的對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這個權力〈黑體是我們用的〉。而當革命完成自己這後一半準備工作的時候，歐洲就會站起來歡呼說：掘得好，老田鼠！
這個行政權力有龐大的官僚和軍事組織，有複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有50萬人的官吏隊伍和50萬人的軍隊，──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並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專制君主制時代，在封建制度崩潰時期產生的，同時這個寄生機體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第一次法國革命發展了中央集權，“但是它同時也就擴大了政府權力的容量、職能和幫手的數目。拿破侖完成了這個國家機器”。正統王朝和七月王朝“並沒有增添什麼新的東西，不過是擴大了分工……
……最後，議會制共和國在它反對革命的鬥爭中，除採用高壓手段而外，還不得不加強政府權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摧毀〈黑體和著重號是我們用的〉。那些爭奪統治權而相繼更替的政黨，都把這個龐大國家建築物的奪得視為自己勝利的主要戰利品。”（《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907年漢堡第4版第98─99頁）
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段精彩的論述裡，與《共產黨宣言》相比，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那裡，國家問題還提得非常抽象，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說法。在這裡，問題提得具體了，並且作出了非常準確、明確、實際而具體的結論：過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國家機器更加完備，而這個機器是必須打碎，必須摧毀的。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中主要的基本的東西。正是這個基本的東西，不僅被佔統治地位的正式社會民主黨完全忘記了，而且被第二國際最著名的理論家卡﹒考茨基公然歪曲了（這點我們在下面就會看到）。
在《共產黨宣言》中對歷史作了一般的總結，使人們認識到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還使人們得出這樣一個必然的結論：無產階級如果不先奪取政權，不取得政治統治，不把國家變為“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就不能推翻資產階級；這個無產階級國家在它取得勝利以後就會立刻開始消亡，因為在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裡，國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這裡還沒有提出究竟應當怎樣（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以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的問題。
馬克思在1852年提出並加以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馬克思忠於自己的辯証唯物主義哲學，他以1848─1851偉大革命年代的歷史經驗作為依據。馬克思的學說在這裡也像其他任何時候一樣，是用深刻的哲學世界觀和豐富的歷史知識闡明的經驗總結。
國家問題現在提得很具體：資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統治所需要的國家機器在歷史上是怎樣產生的？在歷次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和面對著各被壓迫階級的獨立行動，國家機器如何改變，如何演變？無產階級在對待這個國家機器方面的任務是什麼？
資產階級社會所特有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產生於專制制度崩潰的時代。最能表明這個國家機器特征的有兩種機構，即官吏和常備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屢次談到，這兩種機構恰巧同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每個工人的經驗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說明了這種聯系。工人階級是根據親身的體驗來學習領會這種聯系的，正因為這樣，工人階級很容易懂得並且很深刻地理解這種聯系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不是無知地、輕率地否認這個道理，便是更輕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認而忘記作出相應的實際結論。
官吏和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社會身上的“寄生物”，是使這個社會分裂的內部矛盾所產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目前在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內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機會主義，認為把國家看作寄生機體是無政府主義獨具的特性。當然，這樣來歪曲馬克思主義，對於那些空前地玷污社會主義、竟把“保衛祖國”的概念應用於帝國主義戰爭來替這個戰爭辯護和粉飾的市儈，是大有好處的，然而這畢竟是無可置疑的歪曲。
經過從封建制度崩潰以來歐洲所發生的為數很多的各次資產階級革命，這個官吏和軍事機構逐漸發展、完備和鞏固起來。還必須指出，小資產階級被吸引到大資產階級方面去並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這個機構，這個機構給農民、小手工業者、商人等等的上層分子以比較舒適、安閒和榮耀的職位，使這些職位的佔有者居於人民之上。看一看俄國在1917年2月27日以後這半年中發生的情況吧：以前優先給予黑幫分子的官吏位置，現已成為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獵取的對象。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想進行任何認真的改革，力圖把這些改革推遲“到立憲會議召集的時候”，而且又把立憲會議慢吞吞地推遲到戰爭結束再舉行！至於瓜分戰利品，攫取部長、副部長、總督等等職位，卻沒有延期，沒有等待任何立憲會議！玩弄聯合組閣的把戲，其實不過是全國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機關中瓜分和重新瓜分“戰利品”的一種表現。各種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職位已經瓜分了，瓜分方面的“錯誤”也由幾次重新瓜分糾正了，──這無疑就是1917年2月27日─8月27日這半年的總結，客觀的總結。
但是在各資產階級政黨和小資產階級政黨之間（拿俄國的例子來講，就是在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之間）“重新瓜分”官吏機構的次數愈多，各被壓迫階級，以無產階級為首，就會愈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同整個資產階級社會不可調和的敵對性。因此，一切資產階級政黨，甚至包括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黨，都必須加強高壓手段來對付革命的無產階級，鞏固高壓機構，也就是鞏固雸有的國家機器。這樣的事變進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去反對國家政權，迫使革命提出這樣的任務：不是去改善國家機器，而是破壞它、消滅它。
這樣提出任務，不是根據邏輯的推論，而是根據事變的實際發展，根據1848─1851年的生動經驗。馬克思在1852年還沒有具體提出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個必須消滅的國家機器的問題，從這裡可以看出，馬克思是多麼嚴格地以實際的歷史經驗為依據。那時在這個問題上，經驗還沒有提供材料，後來在1871年，歷史才把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在1852年，要以觀察自然歷史那樣的精確性下斷語，還只能說，無產階級革命已面臨“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國家政權的任務，即“摧毀”國家機器的任務。
這裡可能會發生這樣的問題：把馬克思的經驗、觀察和結論加以推廣，用到比1848─1851年這三年法國歷史更廣闊的範圍上去是否正確呢？為了分析這個問題，我們先重溫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話，然後再來研究實際材料。
恩格斯在《霧月十八日》第3版序言裡寫道：“……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在那裡歷史上的階級鬥爭，比起其他各國來每一次都達到更加徹底的結局；因而階級鬥爭借以進行、階級鬥爭的結果借以表現出來的變換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裡也表現得最為鮮明。法國在中世紀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起是統一等級君主制的典型國家，它在大革命時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純粹的資產階級統治，這種統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而奮起向上的無產階級反對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這裡也以其他各國所沒有的尖銳形式表現出來。”（1907年版第4頁）
最後一句評語已經過時了，因為從1871年起，法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就停頓了，雖然這種停頓（無論它會持續多久）絲毫不排除法國在將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有可能成為使階級鬥爭達到徹底的結局的典型國家。
現在我們來概括地看一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先進國家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更緩慢地、更多樣地、範圍更廣闊得多地進行著那同一個過程：一方面，無論在共和制的國家（法國、美國、瑞士），還是在君主制的國家（英國、一定程度上的德國、意大利、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等），都逐漸形成“議會權力”；另一方面，在不改變資產階級制度基礎的情況下，各資產階級政黨和小資產階級政黨瓜分著和重新瓜分著官吏職位這種“戰利品”，為爭奪政權進行著鬥爭；最後，“行政權力”，它的官吏和軍事機構，日益完備和鞏固起來。
毫無疑問，這是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現代整個演變過程的共同特徵。法國在1848─1851年這3年內迅速地、鮮明地、集中地顯示出來的，就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所特有的那種發展過程。
特別是帝國主義，即銀行資本時代，資本主義大壟斷組織的時代，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時代表明，無論在君主制的國家，還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國家，由於要加強高壓手段來對付無產階級，“國家機器”就大大強化了，它的官吏和軍事機構就空前膨脹起來了。
現在，全世界的歷史無疑正在較之1852年廣闊得無比的範圍內，把無產階級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壞”國家機器。
至於無產階級將用什麼東西來代替這個國家機器，關於這一點，巴黎公社提供了極有教益的材料。
1907年，梅林把1852年3月5日馬克思給魏德邁的信摘要登在《新時代》雜志上（第25年卷第2冊第164頁）。在這封信裡有這樣一段精彩的論述：
“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階級的存在還是發現這些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敘述過這種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對這些階級作過經濟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証明了：（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相聯系；（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本身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在這一段話裡，馬克思極其鮮明地表達了兩點：第一，他的學說同先進的和最淵博的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學說之間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區別；第二，他的國家學說的實質。
馬克思學說中的主要之點是階級鬥爭。人們時常這樣說，這樣寫。但這是不正確的。根據這個不正確的看法，往往會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機會主義的歪曲，把馬克思主義篡改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因為階級鬥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超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範圍。把馬克思主義局限於階級鬥爭學說，就是閹割馬克思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平庸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這裡。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檢驗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無怪乎當歐洲的歷史在實踐上向工人階級提出這個問題時，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義者”（動搖於改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人），都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1918年8月即本書第1版刊行以後很久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口頭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市儈式地歪曲馬克思主義和卑鄙地背棄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見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
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卡．考茨基為主要代表的現代機會主義，完全符合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立場所作的上述評語，因為這種機會主義把承認階級鬥爭的領域局限於資產階級關系的領域。（而在這個領域內，在這個領域的範圍內，任何一個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在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機會主義恰巧不把承認階級鬥爭貫徹到最主要之點，貫徹到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貫徹到推翻資產階級並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的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就不可避免地應當是新型民主的（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型專政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國家。
其次，只有懂得一個階級的專政不僅對一般階級社會是必要的，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於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這一點的人，才算掌握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雖然多種多樣，但本質是一樣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都是資產階級專政。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樣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