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現以前幾個月，即1870年秋，馬克思曾經告誡巴黎工人說，推翻政府的嘗試會是一種絕望的愚蠢舉動。但是，當1871年3月工人被迫進行決戰的時候，當起義已經成為事實的時候，盡管當時有種種惡兆，馬克思還是以極其歡欣鼓舞的心情來迎接無產階級革命。馬克思並沒有固執己見，學究式地非難運動“不合時宜”，像臭名昭彰的俄國馬克思主義叛徒普列漢諾夫那樣：普列漢諾夫在1905年11月曾寫文章鼓勵工人農民進行鬥爭，而在1905年12月以後卻自由派式地大叫什麼“本來就用不著拿起武器”。
然而，馬克思不僅是為“衝天的”（他的用語）公社戰士的英雄主義感到歡欣鼓舞，他還從這次群眾性的革命運動（雖然它沒有達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極重大意義的歷史經驗，看到了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定進步，看到了比幾百種綱領和議論更為重要的實際步驟。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據這個經驗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就是馬克思為自己提出的任務。
馬克思認為對《共產黨宣言》必須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據巴黎公社戰士的革命經驗作出的。
在《共產黨宣言》德文新版上由兩位作者署名的最後一篇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72年6月24日。在這篇序言中，作者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說，《共產黨宣言》這個綱領“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
接著他們說：“……特別是公社已經証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段引文中單引號內的話，是兩位作者從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借用來的。
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巴黎公社的這個基本的主要的教訓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所以他們把這個教訓加進《共產黨宣言》，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個極其重要的修改被機會主義者歪曲了，而《共產黨宣言》的讀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這個修改所包含的意思。我們在下面專論歪曲的那一章裡，還要對這種歪曲加以詳細說明。現在只須指出，對於我們所引証的馬克思的這句名言，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就是認為馬克思在這裡是強調緩慢發展的思想，不主張奪取政權等等。
實際上恰巧相反。馬克思的意思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只是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
1871年4月12日，即正當巴黎公社存在的時候，馬克思在給庫格曼的信中寫道：
“……如果你讀一下我的《霧月十八日》的最後一章，你就會看到，我認為法國革命的下一次嘗試再不應該像以前那樣把官僚軍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裡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裡，而應該把它打碎〈黑體和著重號是馬克思用的；原文是zerbrechen，這正是大陸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的嘗試正是這樣。”（《新時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冊第709頁）（馬克思給庫格曼的書信至少有兩種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種是由我編輯和作序的。）
“把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打碎”這幾個字，已經簡要地表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對待國家方面的任務問題的主要教訓。而正是這個教訓，不僅被人完全忘記了，而且被現時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義的“解釋”公然歪曲了！
至於馬克思提到的《霧月十八日》中的有關地方，我們在前面已經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証的馬克思的這段論述中，有兩個地方是值得特別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結論只限於大陸。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時英國還是一個純粹資本主義的、但是沒有軍閥並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官僚的國家的典型。所以馬克思把英國除外，當時在英國，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設想有可能而且確實有可能不以破壞“現成的國家機器”為先決條件。
現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時期，馬克思的這個限制已經不能成立了。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後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制”（從沒有軍閥和官僚這個意義來說）的代表，已經完全滾到官僚和軍閥支配一切、壓制一切這樣一種一般歐洲式的污濁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現在，無論在英國或美國，都要以打碎、破壞“現成的”（是1914─1917年間在這兩個國家已制造出來而達到了“歐洲式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程度的）“國家機器”，作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
第二，馬克思說破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這個非常深刻的見解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人民”革命這一概念出自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分子和孟什維克，這些願意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司徒盧威信徒，也許會說馬克思是“失言”。他們把馬克思主義歪曲成了非常貧乏的自由主義：在他們看來，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對立，再沒有任何東西，而且他們對這種對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20世紀的革命為例，那麼無論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當然都應該算是資產階級革命。但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為人民群眾，人民的大多數，在這兩次革命中都沒有很積極地、獨立地起來鬥爭，都沒有明顯地提出自己的經濟要求和政治要求。反之，1905─1907年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沒有取得像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時候得到的那些“輝煌”成績，但無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因為人民群眾，人民的大多數，慘遭壓迫和剝削的社會最“底層”，曾經獨立奮起，給整個革命進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嘗試著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會來代替正被破壞的舊社會。
1871年，歐洲大陸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都沒有佔人民的大多數。當時只有把無產階級和農民都包括進來的革命，才能成為真正把大多數吸引到運動中來的“人民”革命。當時的“人民”就是由這兩個階級構成的。這兩個階級因為都受“官僚軍事國家機器”的壓迫、摧殘和剝削而聯合起來。打碎這個機器，摧毀這個機器，──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數，即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真正利益，這就是貧苦農民同無產者自由聯盟的“先決條件”，而沒有這個聯盟，民主就不穩固，社會主義改造就沒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力求為自己開辟實現這個聯盟的道路，但是，由於許多內部和外部的原因，沒有達到目的。
所以馬克思在談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時，極嚴格地估計到了1871年歐洲大陸上多數國家中實際的階級對比關系，但他絲毫沒有忘記小資產階級的特點（關於這些特點，他說得很多而且常常說）。另一方面，他又確認，“打碎”國家機器是工人和農民雙方的利益所要求的，這個要求使他們聯合起來，在他們面前提出了鏟除“寄生物”、用一種新東西來代替的共同任務。
1847年，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還十分抽象，確切些說，只是指出了任務，而沒有指出解決任務的方法。以“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代替，以“爭得民主”來代替，這就是《共產黨宣言》的回答。
無產階級組織成為統治階級會採取什麼樣的具體形式，究竟怎樣才能組織得同最完全最徹底地“爭得民主”這點相適應，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並沒有陷於空想，而是期待群眾運動的經驗來解答。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對公社的經驗（盡管經驗很少）作了極仔細的分析。現在我們把該書中最重要的地方摘錄下來：
起源於中世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及其遍布各地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僧侶和法官”，在19世紀發展起來了。隨著資本和勞動之間階級對抗的發展，“國家政權也就愈益具有壓迫勞動的公共權力的性質，具有階級統治機器的性質。在每次標志著階級鬥爭的一定進步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的純粹壓迫性質就愈益公開地顯露出來”。在1848─1849年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就成為“資本對勞動作戰的全國性武器”。第二帝國把這種情況固定下來了。
“公社就是帝國的直接對立物。”“公社正是”“一種不僅應該消滅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應該消滅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的”“一定的形式”。……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這種“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樣的呢？它已開始建立的國家是怎樣的呢？
“……公社的第一個法令就是廢除常備軍而用武裝的人民來代替它。……”
現在一切願意以社會黨自命的政黨的綱領中都載有這個要求。但是它們的綱領究竟有什麼價值，這從我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行徑中看得最清楚，因為他們恰巧是在2月27日革命以後就已在實際上拒絕實現這個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普選選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
“……一向作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職能，而變為公社的隨時可以撤換的負責機關。其他各行政部門的官吏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應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薪金。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支付給他們的辦公費，都隨著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廢除了常備軍和警察這兩種舊政府物質權力的工具以後，立刻著手摧毀精神壓迫的工具，即僧侶勢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獨立性……他們今後應該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並且可以撤換。……”
由此可見，公社用來代替被打碎的國家機器的，似乎“僅僅”是更完全的民主：廢除常備軍，一切公職人員完全由選舉產生並完全可以撤換。但是這個“僅僅”，事實上意味著兩類根本不同的機構的大更替。在這裡恰巧看到了一個“量轉化為質”的例子：民主實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徹底的程度，就由資產階級民主轉化成無產階級民主，即由國家（＝對一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化成一種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東西。
鎮壓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這對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這方面做得不夠堅決。但是實行鎮壓的機關在這裡已經是居民的多數，而不像過去奴隸制、農奴制、雇傭奴隸制時代那樣總是居民的少數。既然是人民這個大多數自己鎮壓他們的壓迫者，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國家就在這個意義上開始消亡。大多數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權的少數人（享有特權的官吏、常備軍長官）的特殊機構，自己來直接行使這些職能，而國家政權職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這個國家政權就愈不需要了。
在這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著重指出的公社所採取的一項措施：取消支付給官吏的一切辦公費和一切金錢上的特權，把國家所有公職人員的薪金減到“工人工資”的水平。這裡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一種轉變：從資產階級的民主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從壓迫者的民主轉變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從國家這個對一定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轉變為由大多數人──工人和農民用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正是在這特別明顯的一點上，也許是國家問題的最重要的一點上，人們把馬克思的教訓忘得最乾凈！通俗的解釋（這種解釋多不勝數）是不提這一點的。人們把這一點看作已經過時的“幼稚的東西”，“照例”不講它，正如基督教徒在獲得國教地位以後，把帶有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種種“幼稚的東西”“忘記了”一樣。
降低國家高級官吏的薪金，看來“不過”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現代機會主義的“創始人”之一，以前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愛﹒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復資產階級那種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機會主義者一樣，同現在的考茨基主義者一樣，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不這樣做，怎麼能夠過渡到由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民行使國家職能呢？）；第二，以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為基礎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時代或資本主義以前時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樣的。資本主義文化創立了大生產──工廠、鐵路、郵政、電話等等，在這個基礎上，舊的“國家政權”的大多數職能已經變得極其簡單，已經可以簡化為登記、記錄、檢查這樣一些極其簡單的手續，以致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勝任這些職能，行使這些職能只須付給普通的“工人工資”，並且可以（也應當）把這些職能中任何特權制、“長官制”的痕跡鏟除乾凈。
一切公職人員毫無例外地完全由選舉產生並可以隨時撤換，把他們的薪金減到普通的“工人工資”的水平，這些簡單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來，同時成為從資本主義通向社會主義的橋樑。這些措施關系到對社會進行的國家的即純政治的改造，但是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實行或正在準備實行的“剝奪剝奪者”聯系起來，也就是同變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公有制聯系起來，才會顯示出全部意義和作用。
馬克思寫道：“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項最大的開支，即軍隊和官吏。”
農民同小資產階級其他階層一樣，他們當中只有極少數人能夠“上升”，能夠“出人頭地”（從資產階級的意義來說），即變成富人，變成資產者，或者變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權的官吏。在任何一個有農民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佔大多數），大多數農民是受政府壓迫而渴望推翻這個政府、渴望有一個“廉價”政府的。能夠實現這一要求的只有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實現了這一要求，也就是向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邁進了一步。
馬克思寫道：“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關，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關。……
……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代表和鎮壓（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應當為組織在公社裡的人民服務，正如個人選擇的權利為任何一個工廠主服務，使他們能為自己的企業找到工人、監工和會計一樣。”
由於社會沙文主義和機會主義佔了統治地位，這個在1871年對議會制提出的精彩的批評，現在也屬於馬克思主義中“被忘記的言論”之列。部長和職業議員們，現今的無產階級叛徒和“專講實利的”社會黨人，把批評議會制完全讓給無政府主義者去做，又根據這個非常正當的理由宣布，對議會制的任何批評都是“無政府主義”！！難怪“先進的”議會制國家的無產階級一看到謝德曼、大衛、列金、桑巴、列諾得爾、韓德遜、王德威爾得、斯陶寧格、布蘭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會黨人”就產生惡感，而日益同情無政府工團主義，盡管無政府工團主義是機會主義的同胞兄弟。
但是，馬克思從來沒有像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樣，把革命的辯証法看作是一種時髦的空談或動聽的詞藻。馬克思善於無情地屏棄無政府主義，鄙視它甚至不會利用資產階級議會這個“畜圈”，特別是在顯然不具備革命形勢的時候，但同時馬克思又善於給議會制一種真正革命無產階級的批評。
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鎮壓人民、壓迫人民，──這就是資產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不僅在議會制的立憲君主國內是這樣，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也是這樣。
但是，如果提出國家問題，如果把議會看作國家的一種機構，從無產階級在這方面的任務的角度加以考察，那麼擺脫議會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樣才可以不要議會制呢？
我們不得不一再指出，馬克思從研究公社得出的教訓竟被忘得這樣乾凈，以致對議會制的批評，除了無政府主義的或反動的批評，任何其他的批評都簡直為現代的“社會民主黨人”（應讀作：現代的社會主義叛徒）所不知道了。
擺脫議會制的出路，當然不在於取消代表機構和選舉制，而在於把代表機構由清談館變為“工作”機構。“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構，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機構。”
“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的”機構，這正好擊中了現代的議員和社會民主黨的議會“哈巴狗”的要害！請看一看任何一個議會制的國家，從美國到瑞士，從法國到英國和挪威等等，那裡真正的“國家”工作是在幕後做的，是由各部、官廳和司令部進行的。議會專門為了愚弄“老百姓”而從事空談。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甚至在俄羅斯共和國這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裡，在還沒有來得及建立真正的議會以前，議會制的所有這些弊病就已經顯露出來了。帶有腐朽的市儈習氣的英雄們，如斯柯別列夫和策列鐵里之流，切爾諾夫和阿夫克森齊耶夫之流，竟把蘇維埃糟蹋成最卑鄙的資產階級的議會，把它變成了清談館。在蘇維埃裡，“社會黨人”部長先生們用空談和決議來愚弄輕信的農民。在政府裡，不斷地更換角色，一方面為的是依次讓更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嘗嘗高官厚祿的“甜頭”，另一方面為的是“轉移”人民的“視線”。而在官廳裡，在司令部裡，卻在“幹著”“國家”工作！
執政的“社會革命黨”的機關報《人民事業報》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論中，用“大家”都以政治賣淫為業的“上流社會”中的人物的無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說，甚至在“社會黨人”（請原諒我用這個名詞！）主管的各部中，整個官吏機構實際上還是舊的，還在按舊的方式行使職權，十分“自由地”暗中破壞革命的創舉！即使沒有這個自供，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參加政府的實際情況不也証明了這一點嗎？這裡值得注意的只是，同立憲民主黨人一起呆在官場裡的切爾諾夫、魯薩諾夫、晉季諾夫之流以及《人民事業報》的其他編輯先生，是這樣的不知羞恥，竟滿不在乎地在公眾面前像談小事情一樣厚著臉皮說，在“他們的”各部中一切照舊！！革命民主的詞句是用來愚弄鄉下佬的，官吏的官廳的拖拉作風則是為了博得資本家的“歡心”；這就是“真誠”聯合的實質。
在公社用來代替資產階級社會貪污腐敗的議會的那些機構中，發表意見和討論的自由不會流為騙局，因為議員必須親自工作，親自執行自己通過的法律，親自檢查實際執行的結果，親自對自己的選民直接負責。代表機構仍然存在，然而議會制這種特殊的制度，這種立法和行政的分工，這種議員們享有的特權地位，在這裡是不存在的。沒有代表機構，我們不可能想象什麼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民主；而沒有議會制，我們卻能夠想象和應該想象，除非我們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評是空談，除非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願望不是我們真正的和真誠的願望，而是像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像謝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爾得之流的那種騙取工人選票的“競選”詞句。
非常有教益的是：馬克思在談到既為公社需要、又為無產階級民主需要的那種官吏的職能時，拿“任何一個工廠主”雇用的人員來作比喻，即拿雇用“工人、監工和會計”的普通資本主義企業來作比喻。
馬克思沒有絲毫的空想主義，就是說，他沒有虛構和幻想“新”社會。相反，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的過程、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過渡形式，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來研究。他以無產階級群眾運動的實際經驗為依據，竭力從這個經驗中取得實際教訓。他向公社“學習”，就像一切偉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壓迫階級的偉大運動的經驗學習而從來不對這些運動作學究式的“訓誡”（像普列漢諾夫說“本來就用不著拿起武器”，或者像策列鐵里說“階級應當自己約束自己”）一樣。
要一下子、普遍地、徹底地取消官吏，是談不到的。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舊的官吏機器，立刻開始建立一個新的機器來逐步取消任何官吏，這並不是空想，這是公社的經驗，這是革命無產階級當前的直接任務。
資本主義使“國家”管理的職能簡化了，使我們有可能拋棄“長官職能”，把全部問題歸結為無產者組織起來（成為統治階級）以全社會名義雇用“工人、監工和會計”。
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並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服從；這種由於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而產生的無政府主義幻想，與馬克思主義根本不相容，實際上只會把社會主義革命拖延到人們變成另一種人的時候。我們不是這樣，我們希望由現在的人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而現在的人沒有服從、沒有監督、沒有“監工和會計”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從，是對一切被剝削勞動者的武裝先鋒隊──無產階級的服從。國家官吏的特殊“長官職能”可以並且應該立即開始、在一天之內就開始用“監工和會計”的簡單職能來代替，這些職能現在只要有一般市民的水平就完全能夠勝任，行使這些職能只須付給“工人工資”就完全可以了。
我們工人自己將以資本主義創造的成果為基礎，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經驗，建立由武裝工人的國家政權維護的最嚴格的鐵的紀律，來組織大生產，把國家官吏變成我們的委托的簡單執行者，變成對選民負責的、可以撤換的、領取微薄薪金的“監工和會計”（當然還要用各式各樣的和各種等級的技術人員），──這就是我們無產階級的任務，無產階級革命實現時就可以而且應該從這裡開始做起。在大生產的基礎上，這個開端自然會導致任何官吏逐漸“消亡”，使一種不帶引號的、與雇傭奴隸制不同的秩序逐漸建立起來，在這種秩序下，日益簡化的監督職能和填制表報的職能將由所有的人輪流行使，然後將成為一種習慣，最後就不再成其為特殊階層的特殊職能了。
19世紀70年代，有一位聰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認為郵政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模型。這是非常正確的。目前郵政是按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樣式組成的一種經濟。帝國主義逐漸把所有托拉斯都變為這種樣式的組織。這裡壓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饑挨餓的“粗笨的”勞動者頭上的仍然是那個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但是管理社會事務的機構在這裡已經準備好了。只要推翻資本家，用武裝工人的鐵拳粉碎這些剝削者的反抗，摧毀現代國家的官僚機器，我們就會有一個除掉了“寄生物”而技術裝備程度很高的機構，這個機構完全可以由已經聯合起來的工人自己使用，雇用一些技術人員、監工和會計，對所有這些人的工作如同對所有“國家”官吏的工作一樣，付給工人的工資。這就是在對待一切托拉斯方面具體、實際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務，它使勞動者免除剝削，並考慮到了實際上已經由公社開始了的嘗試（特別是在國家建設方面）。
把整個國民經濟組織得像郵政一樣，做到在武裝的無產階級的監督和領導下使技術人員、監工和會計，如同所有公職人員一樣，都領取不超過“工人工資”的薪金，這就是我們最近的目標。這樣的國家，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的國家，才是我們所需要的。這樣才能取消議會制而保留代表機構，這樣才能使勞動階級的這些機構免除資產階級的糟蹋。
“……在公社沒有來得及進一步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綱要上說得十分清楚，公社應該成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
”巴黎的“全國代表會議”也應當由各個公社選舉出來。“……那時還會留給中央政府的為數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職能，則不應該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樣予以廢除，而應該交給公社的官吏，即交給那些嚴格負責的官吏。
民族的統一不是應該破壞，相反地應該借助於公社制度組織起來，應該通過這樣的辦法來實現，即消滅以民族統一的體現者自居同時卻脫離民族、凌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這個國家政權只不過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瘤。舊政府權力的純粹壓迫機關應該鏟除，而舊政府權力的合理職能應該從妄圖站在社會之上的權力那裡奪取過來，交給社會的負責的公僕。”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有赫羅斯特拉特名聲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現代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是多麼不理解，或者更確切些說，是多麼不願意理解馬克思的這些論述。伯恩施坦正是在談到馬克思的上述這些話時寫道：這個綱領“就其政治內容來說，在一切要點上都十分類似蒲魯東主張的聯邦制……盡管馬克思和‘小資產者’蒲魯東〈伯恩施坦把“小資產者”這幾個字放在引號內，想必他是表示諷刺〉之間有其他種種分歧，可是在這幾點上，他們的思路是再接近不過的”。伯恩施坦接著又說：自然，地方自治機關的意義在增長，但是“民主的第一個任務是不是就像馬克思和蒲魯東所想象的那樣是廢除〈Auflosung──直譯是解散，融解〉現代國家和完全改變〈Umwandlung──變革〉其組織（由各省或各州的會議選出代表組織全國會議，而各省或各州的會議則由各公社選出代表組成），從而使全國代表機關的整個舊形式完全消失，對此我是有懷疑的”。（伯恩施坦《前提》1899年德文版第134頁和第126頁）
把馬克思關於“消滅國家政權──寄生物”的觀點同蒲魯東的聯邦制混為一談，這簡直是駭人聽聞的事！但這不是偶然的，因為機會主義者從來沒有想到，馬克思在這裡談的根本不是同集中制對立的聯邦制，而是要打碎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裡都存在的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機會主義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圍、在充滿市儈的庸俗習氣和“改良主義的”停滯現象的環境中他所看到的東西，即只是“地方自治機關”！至於無產階級革命，機會主義者連想都不會去想了。
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點上竟沒有人同伯恩施坦進行過爭論。許多人都曾駁斥過伯恩施坦，特別是俄國著作界的普列漢諾夫和歐洲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沒有談到伯恩施坦對馬克思的這一歪曲。
機會主義者根本不會革命地思考，根本不會思考革命，他們竟把“聯邦制”強加在馬克思頭上，把他同無政府主義的始祖蒲魯東混為一談。而想成為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想捍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卻對此默不作聲！這就是考茨基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極端庸俗地認識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的區別的根源之一。關於這種庸俗的觀點，我們以後還要講到。
在上述的馬克思關於公社經驗的論述中根本沒有一點聯邦制的痕跡。馬克思和蒲魯東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馬克思和蒲魯東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認為相同的。
馬克思和蒲魯東相同的地方，就在於他們兩人都主張“打碎”現代國家機器。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不管是蒲魯東或巴枯寧）這一相同的地方，無論機會主義者或考茨基主義者都不願意看見，因為他們在這一點上離開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同蒲魯東和巴枯寧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聯邦制問題上（更不用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了）。聯邦制在原則上是從無政府主義的小資產階級觀點產生出來的。馬克思是主張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論述中，絲毫也沒有離開集中制。只有對國家充滿市儈“迷信”的人們，才會把消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看成是消滅集中制！
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把國家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按公社體制組織起來，把所有公社的行動統一起來去打擊資本，粉碎資本家的反抗，把鐵路、工廠、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財產交給整個民族、整個社會，難道這不是集中制嗎？難道這不是最徹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無產階級的集中制嗎？
伯恩施坦根本不會想到可能有自願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願統一為一個民族，可能使無產階級的公社在破壞資產階級統治和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事業中自願溶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樣，以為集中制是只能從上面、只能由官吏和軍閥強迫實行和維持的東西。
馬克思似乎預料到會有人歪曲他的這些觀點，所以特意著重指出，如果非難公社要破壞民族的統一、廢除中央政權，那就是故意捏造。馬克思特意使用“組織起民族的統一”這樣的說法，以便提出自覺的、民主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來同資產階級的、軍閥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對立。
但是……充耳不聞比聾子還糟。現代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正是充耳不聞消滅國家政權、鏟除寄生物這樣的話。
我們已經引用了馬克思有關的言論，現在還應當補充幾段。
馬克思寫道：“……新的歷史創舉通常遭到的命運就是被誤認為是對舊的、甚至已經過時的社會生活形式的抄襲，只要它們稍微與這些形式有點相似。於是這個摧毀〈bricht──打碎〉現代國家政權的新公社，也就被誤認為是……中世紀公社的復活。……是……許多小邦的聯盟〈孟德斯鳩，吉倫特派〉……是反對過分的中央集權的古老鬥爭的擴大形式。……
……公社制度將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僅僅這一點就會把法國的復興向前推進了。……
……公社制度會使農村生產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領導，保証他們能夠得到城市工人做他們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會帶來地方自治，但這種地方自治已經不是用來對抗現在已被廢棄的國家政權的東西了。”
“消滅國家政權”這個“寄生贅瘤”，“鏟除”它，“破壞”它；“國家政權現在已被廢棄”，──這就是馬克思評價和分析公社的經驗時在國家問題上使用的說法。
所有這些都是在將近半世紀以前寫的，現在必須把這些話發掘出來，使廣大群眾能夠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本來面目。馬克思觀察了他經歷的最後一次大革命之後作出的結論，恰巧在新的無產階級大革命時代到來的時候被人忘記了。
“……人們對公社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以及公社代表各種不同的利益，証明公社是一個高度靈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舊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壓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沒有最後這個條件，公社制度就沒有實現的可能，就是騙人的東西。……”
空想主義者致力於“發現”可以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各種政治形式。無政府主義者根本不考慮政治形式問題。現代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則把議會制民主國家的資產階級政治形式當作不可逾越的極限，對這個“典範”崇拜得五體投地，宣布摧毀這些形式的任何意圖都是無政府主義。
馬克思從社會主義和政治鬥爭的全部歷史中得出結論：國家一定會消失；國家消失的過渡形式（從國家到非國家的過渡），將是“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但是，馬克思並沒有去發現這個未來的政治形式。他只是對法國歷史作了精確的觀察，對它進行了分析，得出了1851年所導致的結論：事情已到了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的地步。
當無產階級的群眾革命運動已經爆發的時候，馬克思就來研究這個運動究竟發現了什麼樣的形式，雖然這個運動遭到了挫折，雖然這個運動為期很短而且有顯著的弱點。
公社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形式。
公社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第一次嘗試和“終於發現的”、可以而且應該用來代替已被打碎的國家機器的政治形式。
我們往下就會看到，俄國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在另一個環境和另一種條件下繼續著公社的事業，証實著馬克思這種天才的歷史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