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給白拉克的信，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時代》第9年卷第1冊上發表，有俄文單行本）中對這個問題作了最詳盡的說明。在這篇出色的著作中，批判拉薩爾主義的論戰部分可以說是遮蓋了正面論述的部分，即遮蓋了對共產主義發展和國家消亡之間的聯系的分析。
如果把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給白拉克的信同我們在前面研究過的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給倍倍爾的信粗略地對照一下，也許會覺得馬克思比恩格斯帶有濃厚得多的“國家派”色彩，也許會覺得這兩位著作家對國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別。
恩格斯建議倍倍爾根本拋棄關於國家的廢話，把國家一詞從綱領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團”一詞來代替；恩格斯甚至宣布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而馬克思卻談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這就是說，似乎他認為就是在共產主義下也還需要國家。
但這種看法是根本不對的。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家和國家消亡問題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話指的正是正在消亡的國家制度。
很清楚，確定未來的“消亡”的日期，這是無從談起的，何況它顯然還是一個很長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仿佛存在差別，是因為他們研究的題目不同，要解決的任務不同。恩格斯的任務是要清楚地、尖銳地、概括地向倍倍爾指明，當時流行的（也是拉薩爾頗為贊同的）關於國家問題的偏見是十分荒謬的。而馬克思只是在論述另一個題目即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時，順便提到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就要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的即將到來的崩潰和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的發展。
究竟根據什麼材料可以提出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發展問題呢？
這裡所根據的是，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它是歷史地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種社會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馬克思絲毫不想制造烏托邦，不想憑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的問題，正像一個自然科學家已經知道某一新的生物變種是怎樣產生以及朝著哪個方向演變才提出該生物變種的發展問題一樣。
馬克思首先掃除了哥達綱領在國家同社會的相互關系問題上造成的糊塗觀念。
他寫道：“……現代社會就是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它或多或少地擺脫了中世紀的雜質，或多或少地由於每個國度的特殊的歷史發展而改變了形態，或多或少地有了發展。‘現代國家’卻隨國境而異。它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同在瑞士不一樣，在英國同在美國不一樣。所以，‘現代國家’是一種虛構。但是，不同的文明國度中的不同的國家，不管它們的形式如何紛繁，卻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建立在資本主義多少已經發展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上。所以，它們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談‘現代國家制度’，而未來就不同了，到那時‘現代國家制度’現在的根基即資產階級社會已經消亡了。
於是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制度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換句話說，那時有哪些同現在的國家職能相類似的社會職能保留下來呢？這個問題只能科學地回答；否則，即使你把‘人民’和‘國家’這兩個詞聯接一千次，也絲毫不會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
馬克思這樣譏笑了關於“人民國家”的一切空話以後，就來提出問題，並且好像是告誡說：要對這個問題作出科學的解答，只有依靠確實肯定了的科學材料。
由整個發展論和全部科學十分正確地肯定了的首要的一點，也是從前被空想主義者所忘記、現在又被害怕社會主義革命的現代機會主義者所忘記的那一點，就是在歷史上必然會有一個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特殊時期或特殊階段。
馬克思繼續寫道：“……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根據他對無產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據關於這個社會發展情況的材料及關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利益不可調和的材料所得出的。
從前，問題的提法是這樣的：無產階級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應當推翻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自己的革命專政。
現在，問題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從向著共產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非經過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不可，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這個專政和民主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看到，《共產黨宣言》是乾脆把“無產階級轉化成統治階級”和“爭得民主”這兩個概念並列在一起的。根據上述一切，可以更準確地斷定民主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是怎樣變化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在它最順利的發展條件下，比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這種民主制度始終受到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狹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實質上始終是少數人的即只是有產階級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始終與古希臘共和國的自由即奴隸主的自由大致相同。由於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條件，現代的雇傭奴隸被貧困壓得喘不過氣，結果都“無暇過問民主”，“無暇過問政治”，大多數居民在通常的平靜的局勢下都被排斥在社會政治生活之外。
德國可以說是証實這一論斷的最明顯的例子，因為在這個國家裡，憲法規定的合法性保持得驚人地長久和穩定，幾乎有半世紀之久（1871─1914年），而在這個時期內，同其他國家的社會民主黨相比，德國社會民主黨又做了多得多的工作來“利用合法性”，來使工人參加黨的比例達到舉世未有的高度。
這種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能看到的有政治覺悟的積極的雇傭奴隸所佔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1500萬雇傭工人中有100萬是社會民主黨黨員！1500萬雇傭工人中有300萬是工會會員！
極少數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細地考察一下資本主義民主的結構，那麼無論在選舉權的一些“微小的”（似乎是微小的）細節上（居住年限、婦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表機構的辦事手續上，或是在行使集會權的實際障礙上（公共建築物不準“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純粹資本主義的辦報原則上，等等，到處都可以看到對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用來對付窮人的這些限制、例外、排斥、阻礙，看起來似乎是很微小的，特別是在那些從來沒有親身體驗過貧困、從來沒有接近過被壓迫階級群眾的生活的人（這種人在資產階級的政論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佔百分之九十九，也得佔十分之九）看起來是很微小的，但是這些限制加在一起，就把窮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們不能積極參加民主生活。
馬克思正好抓住了資本主義民主的這一實質，他在分析公社的經驗時說：這就是容許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代表和鎮壓他們！
但是從這種必然是狹隘的、暗中排斥窮人的、因而也是徹頭徹尾虛偽騙人的資本主義民主向前發展，並不像自由派教授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者所想象的那樣，是簡單地、直線地、平穩地走向“日益徹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發展，即向共產主義發展，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走別的道路，因為再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其他道路能夠粉碎剝削者資本家的反抗。
而無產階級專政，即被壓迫者先鋒隊組織成為統治階級來鎮壓壓迫者，不能僅僅只是擴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規模地擴大，使它第一次成為窮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無產階級專政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採取一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為了使人類從雇傭奴隸制下面解放出來，我們必須鎮壓這些人，必須用強力粉碎他們的反抗，──顯然，凡是實行鎮壓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讀者總還記得，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的信中很好地闡明了這一點，他說：“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人民這個大多數享有民主，對人民的剝削者、壓迫者實行強力鎮壓，即把他們排斥於民主之外，──這就是民主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改變了的形態。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當資本家的反抗已經徹底粉碎，當資本家已經消失，當階級已經不存在（即社會各個成員在同社會生產資料的關系上已經沒有差別）的時候，──只有在那個時候，“國家才會消失，才有可能談自由”。只有在那個時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才有可能，才會實現。也只有在那個時候，民主才開始消亡，道理很簡單：人們既然擺脫了資本主義奴隸制，擺脫了資本主義剝削制所造成的無數殘暴、野蠻、荒謬和醜惡的現象，也就會逐漸習慣於遵守多少世紀以來人們就知道的、千百年來在一切行為守則上反複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強制，不需要服從，不需要所謂國家這種實行強制的特殊機構。
“國家消亡”這個說法選得非常恰當，因為它既表明了過程的漸進性，又表明了過程的自發性。只有習慣才能夠發生而且一定會發生這樣的作用，因為我們在自己的周圍千百萬次地看到，如果沒有剝削，如果根本沒有令人氣憤、引起抗議和起義而使鎮壓成為必要的現象，那麼人們是多麼容易習慣於遵守他們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規則。
總之，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民主是一種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將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同時對少數人即剝削者實行必要的鎮壓。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為不需要的東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下存在的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即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而且是少數人對多數人實行鎮壓的特殊機器。很明顯，剝削者少數要能有系統地鎮壓被剝削者多數，就必須實行極兇狠極殘酷的鎮壓，就必須造成大量的流血，而人類在奴隸制、農奴制和雇傭勞動制下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其次，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候鎮壓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被剝削者多數對剝削者少數的鎮壓。實行鎮壓的特殊機構，特殊機器，即“國家”，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過渡性質的國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因為由昨天還是雇傭奴隸的多數人去鎮壓剝削者少數人，相對來說，還是一件很容易、很簡單和很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會比鎮壓奴隸、農奴和雇傭工人起義流的少得多，人類為此而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而且在實行鎮壓的同時，還把民主擴展到絕大多數居民身上，以致對實行鎮壓的特殊機器的需要就開始消失。自然，剝削者沒有極復雜的實行鎮壓的機器就鎮壓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鎮壓剝削者卻只需要有很簡單的“機器”，即幾乎可以不要“機器”，不要特殊的機構，而只需要有簡單的武裝群眾的組織（如工兵代表蘇維埃，──我們先在這裡提一下）。
最後，只有共產主義才能夠完全不需要國家，因為沒有人需要加以鎮壓了，──這裡所謂“沒有人”是指階級而言，是指對某一部分居民進行有系統的鬥爭而言。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絲毫也不否認個別人採取極端行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樣也不否認有鎮壓這種行動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這件事情用不著什麼實行鎮壓的特殊機器，特殊機構，武裝的人民自己會來做這項工作，而且做起來非常簡單容易，就像現代社會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強行拉開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婦女一樣。第二，我們知道，產生違反公共生活規則的極端行動的根本社會原因是群眾受剝削和群眾貧困。這個主要原因一消除，極端行動就必然開始“消亡”。雖然我們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過程怎樣，但是，我們知道這種行動一定會消亡。而這種行動一消亡，國家也就隨之消亡。
關於這個未來，馬克思並沒有陷入空想，他只是較詳細地確定了現在所能確定的東西，即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之間的差別。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詳細地駁斥了拉薩爾關於勞動者在社會主義下將領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勞動產品”的思想。馬克思指出，從整個社會的全部社會勞動中，必須扣除後備基金、擴大生產的基金和機器“磨損”的補償等等，然後從消費品中還要扣除用作管理費用以及用於學校、醫院、養老院等等的基金。
馬克思不像拉薩爾那樣說些含糊不清的籠統的話（“全部勞動產品歸勞動者”），而是對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怎樣管理的問題作了冷靜的估計。馬克思具體地分析了這種沒有資本主義存在的社會的生活條件，他說：
“我們這裡所說的〈在分析工人黨的綱領時〉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
就是這個剛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在各方面還帶著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
生產資料已經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它們已歸全社會所有。社會的每個成員完成一定份額的社會必要勞動，就從社會領得一張憑証，証明他完成了多少勞動量。他根據這張憑証從消費品的社會儲存中領取相應數量的產品。這樣，扣除了用作社會基金的那部分勞動量，每個勞動者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
似乎“平等”就實現了。
但是，當拉薩爾把這樣的社會制度（通常叫作社會主義，而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說成是“公平的分配”，說成是“每人有獲得同等勞動產品的平等的權利”的時候，他是錯誤的，於是馬克思對他的錯誤進行了分析。
馬克思說：這裡確實有“平等的權利”，但這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這個“資產階級權利”同任何權利一樣，是以不平等為前提的。任何權利都是把同一標準應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即應用在事實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的權利”就是破壞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確，每個人付出與別人同等份額的社會勞動，就能領取同等份額的社會產品（作了上述各項扣除之後）。
然而各個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強些，有的弱些；有的結了婚，有的沒有結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如此等等。
馬克思總結說：“……因此，在提供的勞動相同、從而由社會消費基金中分得的份額相同的條件下，某一個人事實上所得到的比另一個人多些，也就比另一個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這些弊病，權利就不應當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
可見，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為富裕的程度還會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剝削人已經不可能了，因為已經不能把工廠、機器、土地等生產資料攫為私有了。馬克思通過駁斥拉薩爾泛談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資產階級言論，指出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說明這個社會最初只能消滅私人佔有生產資料這一“不公平”現象，卻不能立即消滅另一不公平現象：“按勞動”（而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費品。
庸俗的經濟學家，包括資產階級教授，包括“我們的”杜岡在內，經常譴責社會主義者，說他們忘記了人與人的不平等，說他們“幻想”消滅這種不平等。我們看到，這種譴責只能証明資產階級思想家先生們的極端無知。
馬克思不僅極其準確地估計到了人們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還估計到：僅僅把生產資料轉歸全社會公有（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還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點和“資產階級權利”的不平等，只要產品“按勞動”分配，“資產階級權利”就會繼續通行。
馬克思繼續說道：“……但是這些弊病，在經過長久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通常稱為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權利”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實現的經濟變革的限度內取消，即只是在同生產資料的關系上取消。“資產階級權利”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社會主義則把生產資料變為公有財產。在這個範圍內，也只是在這個範圍內，“資產階級權利”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它的另一部分卻依然存在，依然是社會各個成員間分配產品和分配勞動的調節者（決定者）。“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社會主義原則已經實現了；“對等量勞動給予等量產品”這個社會主義原則也已經實現了。但是，這還不是共產主義，還沒有消除對不同等的人的不等量（事實上是不等量的）勞動給予等量產品的“資產階級權利”。
馬克思說，這是一個“弊病”，但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如果不願陷入空想主義，那就不能認為，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後，人們立即就能學會不要任何權利準則而為社會勞動，況且資本主義的廢除不能立即為這種變更創造經濟前提。
可是，除了“資產階級權利”以外，沒有其他準則。所以就這一點說，還需要有國家在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
國家正在消亡，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麼階級可以鎮壓了。
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那個確認事實上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權利”。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必須有完全的共產主義。
馬克思接著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之後；在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只是現在我們才可以充分地認識到，恩格斯無情地譏笑那種把“自由”和“國家”這兩個名詞連在一起的荒謬見解，是多麼正確。還有國家的時候就沒有自由。到有自由的時候就不會有國家了。
國家完全消亡的經濟基礎就是共產主義的高度發展，那時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會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這個根源光靠把生產資料轉為公有財產，光靠剝奪資本家，是決不能立刻消除的。
這種剝奪會使生產力有蓬勃發展的可能。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目前已經在令人難以置信地阻礙這種發展，而在現代已經達到的技術水平的基礎上本來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因此我們可以絕對有把握地說，剝奪資本家一定會使人類社會的生產力蓬勃發展。但是，生產力將以什麼樣的速度向前發展，將以什麼樣的速度發展到打破分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把勞動變為“生活的第一需要”，這都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們只能談國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時著重指出這個過程是長期的，指出它的長短將取決於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發展速度，而把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體形式問題作為懸案，因為現在還沒有可供解決這些問題的材料。
當社會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時，也就是說，當人們已經十分習慣於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他們的勞動生產率已經極大地提高，以致他們能夠自願地盡其所能來勞動的時候，國家才會完全消亡。那時，就會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超出這種使人像夏洛克那樣冷酷地斤斤計較，不願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不願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那時，分配產品就無需社會規定每人應當領取的產品數量；每人將“按需”自由地取用。
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很容易把這樣的社會制度說成是“純粹的烏托邦”，並冷嘲熱諷地說社會主義者許諾每個人都有權利向社會領取任何數量的巧克力糖、汽車、鋼琴等等，而對每個公民的勞動不加任何監督。就是今天，大多數資產階級“學者”也還在用這樣的嘲諷來搪塞，他們這樣做只是暴露他們愚昧無知和替資本主義進行自私的辯護。
說他們愚昧無知，是因為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想到過要“許諾”共產主義高級發展階段的到來，而偉大的社會主義者在預見這個階段將會到來時所設想的前提，既不是現在的勞動生產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這種庸人正如波米亞洛夫斯基作品中的神學校學生一樣，很會“無緣無故地”糟蹋社會財富的儲存和提出不能實現的要求。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到來以前，社會主義者要求社會和國家對勞動量和消費量實行極嚴格的監督，不過這種監督應當從剝奪資本家和由工人監督資本家開始，並且不是由官吏的國家而是由武裝工人的國家來實行。
說資產階級思想家（和他們的走卒，如策列鐵里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替資本主義進行自私的辯護，正是因為他們一味爭論和空談遙遠的未來，而不談目前政治上的迫切問題：剝奪資本家，把全體公民變為一個大“辛迪加”即整個國家的工作者和職員，並使這整個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從真正民主的國家，即工兵代表蘇維埃國家。
其實，當博學的教授，以及附和教授的庸人和策列鐵里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談到荒誕的烏托邦，談到布爾什維克的蠱惑人心的許諾，談到“實施”社會主義不可能做到的時候，他們指的正是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但是無論是誰都不僅沒有許諾過，而且連想也沒有想到過“實施”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因為這根本無法“實施”。
這裡我們也就接觸到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差別問題，這個問題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說“社會民主黨人”這個名稱不正確的一段話裡已經談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同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之間的差別在政治上說將來也許很大，但現在在資本主義下來著重談論它就很可笑了，把這個差別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許只有個別無政府主義者（在克魯泡特金之流、格拉弗、科爾納利森和其他無政府主義“大師”們已經“像普列漢諾夫那樣”變成了社會沙文主義者，或者如少數沒有喪失廉恥和良心的無政府主義者之一格耶所說，變成了無政府主義衛國戰士以後，如果無政府主義者當中還有人絲毫沒有學到什麼東西的話）。
但是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差別是很明顯的。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馬克思把它稱作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既然生產資料已成為公有財產，那麼“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這裡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記這還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馬克思的這些解釋的偉大意義，就在於他在這裡也徹底地運用了唯物主義辯証法，即發展學說，把共產主義看成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馬克思沒有經院式地臆造和“虛構”種種定義，沒有從事毫無意義的字面上的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而是分析了可以稱為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成熟程度的兩個階段的東西。
在第一階段，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還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由此就產生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是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保留著“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著資產階級權利，那當然一定要有資產階級國家，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強制人們遵守權利準則的機構，權利也就等於零。
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權利，甚至還會保留資產階級國家，──但沒有資產階級！
這好像是奇談怪論，或只是一種玩弄聰明的辯証把戲，那些沒有花過一點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極其深刻的內容的人，就常常這樣來譴責馬克思主義。
其實，無論在自然界或在社會中，實際生活隨時隨地都使我們看到新事物中有舊的殘餘。馬克思並不是隨便把一小塊“資產階級”權利塞到共產主義中去，而是抓住了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社會裡那種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東西。
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以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義。但是民主決不是不可逾越的極限，它只是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的階段之一。
民主意味著平等。很明顯，如果把平等正確地理解為消滅階級，那麼無產階級爭取平等的鬥爭以及平等的口號就具有極偉大的意義。但是，民主僅僅意味著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會全體成員在佔有生產資料方面的平等即勞動平等、工資平等實現以後，在人類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會產生一個問題：要更進一步，從形式上的平等進到事實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至於人類會經過哪些階段，通過哪些實際措施達到這個最高目的，那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須認識到：通常的資產階級觀念，即把社會主義看成一種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變的東西的這種觀念，是非常荒謬的；實際上，只是從社會主義實現時起，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才會開始出現迅速的、真正的、確實是群眾性的即有大多數居民參加然後有全體居民參加的前進運動。
民主是國家形式，是國家形態的一種。因此，它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對人們使用暴力，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而這一點又會產生如下的結果：民主在其發展的某個階段首先把對資本主義進行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使他們有可能去打碎、徹底摧毀、徹底鏟除資產階級的（哪怕是共和派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即常備軍、警察和官吏，代之以武裝的工人群眾（然後是人民普遍參加民兵）這樣一種更民主的機器，但這仍然是國家機器。
在這裡，“量轉化為質”，因為這樣高度的民主制度，是同越出資產階級社會的框子、開始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相聯系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參加國家管理，那麼資本主義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又為真是“所有的人”能夠參加國家管理創造了前提。這種前提就是：在一些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已經做到的人人都識字，其次是千百萬工人已經在郵局、鐵路、大工廠、大商業企業、銀行業等等巨大的、復雜的、社會化的機構裡“受了訓練並養成了遵守紀律的習慣”。
在這種經濟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資本家和官吏之後，在一天之內立刻著手由武裝的工人、普遍武裝的人民代替他們去監督生產和分配，計算勞動和產品。（不要把監督和計算的問題同具有科學知識的工程師和農藝師等等的問題混為一談，這些先生今天在資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在武裝工人的支配下會更好地工作。）
計算和監督，──這就是把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調整好”，使它能正常地運轉所必需的主要條件。在這裡，全體公民都成了國家（武裝工人）雇用的職員。全體公民都成了一個全民的、國家的“辛迪加”的職員和工人。全部問題在於要他們在正確遵守勞動標準的條件下同等地勞動，同等地領取報酬。對這些事情的計算和監督已被資本主義簡化到了極點，而成為非常簡單、任何一個識字的人都能勝任的手續──進行監察和登記，算算加減乘除和發發有關的字據。[1]
當大多數人對資本家（這時已成為職員）和保留著資本主義惡習的知識分子先生們開始獨立進行和到處進行這種計算即這種監督的時候，這種監督就會成為真正包羅萬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監督，對它就絕對無法逃避、“無處躲藏”了。
整個社會將成為一個管理處，成為一個勞動平等和報酬平等的工廠。
但是，無產階級在戰勝資本家和推翻剝削者以後在全社會推行的這種“工廠”紀律，決不是我們的理想，也決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而只是為了徹底肅清社會上資本主義剝削制造成的卑鄙醜惡現象和為了繼續前進所必需的一個階段。
當社會全體成員或者哪怕是大多數成員自己學會了管理國家，自己掌握了這個事業，對極少數資本家、想保留資本主義惡習的先生們和深深受到資本主義腐蝕的工人們“調整好”監督的時候，對任何管理的需要就開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為多餘的東西的時候就愈接近。由武裝工人組成的、“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的“國家”愈民主，則任何國家就會愈迅速地開始消亡。
因為當所有的人都學會了管理，都來實際地獨立地管理社會生產，對寄生蟲、老爺、騙子等等“資本主義傳統的保持者”獨立地進行計算和監督的時候，逃避這種全民的計算和監督就必然會成為極難得逞的、極罕見的例外，可能還會受到極迅速極嚴厲的懲罰（因為武裝工人是重實際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識分子；他們未必會讓人跟自己開玩笑），以致人們對於人類一切公共生活的簡單的基本規則就會很快從必須遵守變成習慣於遵守了。
到那時候，從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過渡到它的高級階段的大門就會敞開，國家也就隨之完全消亡。
| [1] | 當國家的最主要職能簡化為由工人自己來進行的這樣一種計算和監督的時候，國家就不再是“政治國家”，“社會職能就由政治職能變為簡單的管理職能”（參看上面第4章第2節恩格斯同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