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不想花費精力[1]去啟發我們的聰明的哲學家，使他們懂得：如果他們把哲學、神學、實體和一切廢物消融在“自我意識”中，如果他們把“人”從這些詞句的統治下──而人從來沒有受過這些詞句的奴役──解放出來，那麼“人”的“解放”也並沒有前進一步；只有在現實的世界中並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2]；沒有蒸汽機和珍妮走錠精紡機就不能消滅奴隸制；沒有改良的農業就不能消滅農奴制；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証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解放”是一種歷史活動，不是思想活動，“解放”是由歷史的關系，是由工業狀況、商業狀況、農業狀況、交往狀況促成的﹝……﹞其次，還要根據它們的不同發展階段，清除實體、主體、自我意識和純批判等無稽之談，正如同清除宗教的和神學的無稽之談一樣，而且在它們有了更充分的發展以後再次清除這些無稽之談。[3]當然，在像德國這樣一個具有微不足道的歷史發展的國家裡，這些思想發展，這些被捧上了天的、毫無作用的卑微瑣事彌補了歷史發展的不足，它們已經根深蒂固，必須同它們進行鬥爭[4]。但這是具有地域性意義的鬥爭。﹝……﹞
實際上，而且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並改變現存的事物[5]。如果在費爾巴哈那裡有時也遇見類似的觀點，那麼它們始終不過是一些零星的猜測，而且對費爾巴哈的總的觀點的影響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們看作是具有發展能力的萌芽。費爾巴哈對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僅僅局限於對這一世界的單純的直觀，另一方面僅僅局限於單純的感覺。費爾巴哈設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現實的歷史的人”。“一般人”實際上是“德國人”。在前一種情況下，在對感性世界的直觀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與他的意識和他的感覺相矛盾的東西，這些東西擾亂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諧，特別是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為了排除這些東西，他不得不求助於某種二重性的直觀，這種直觀介於僅僅看到“眼前”的東西的普通直觀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質”的高級的哲學直觀之間。[6]他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闢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和社會狀況的產物，是歷史的產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於前一代所達到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前一代的工業和交往，並隨著需要的改變而改變它的社會制度。甚至連最簡單的“感性確定性”的對象也只是由於社會發展、由於工業和商業交往才提供給他的。大家知道，櫻桃樹和幾乎所有的果樹一樣，只是在數世紀以前由於商業才移植到我們這個地區。由此可見，櫻桃樹只是由於一定的社會在一定時期的這種活動才為費爾巴哈的“感性確定性”所感知。[7]
此外，只要這樣按照事物的真實面目及其產生情況來理解事物，任何深奧的哲學問題──後面將對這一點作更清楚的說明──都可以十分簡單地歸結為某種經驗的事實。人對自然的關系這一重要問題（或者如布魯諾所說的（第１１０頁），“自然和歷史的對立”，好像這是兩種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們面前始終不會有歷史的自然和自然的歷史），就是一個例子，這是一個產生了關於“實體”和“自我意識”的一切“高深莫測的創造物”的問題。然而，如果懂得在工業中向來就有那個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統一”，而且這種統一在每一個時代都隨著工業或慢或快的發展而不斷改變，就像人與自然的“鬥爭”促進其生產力在相應基礎上的發展一樣，那麼上述問題也就自行消失了。工業和商業、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和交換，一方面制約著分配，不同社會階級的劃分，同時它們在自己的運動形式上又受著後者的制約。這樣一來，打個比方說，費爾巴哈在曼徹斯特只看見一些工廠和機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裡只能看見腳踏紡車和織布機；或者，他在羅馬的坎帕尼亞只發現一些牧場和沼澤，而在奧古斯都時代在那裡只能發現羅馬資本家的葡萄園和別墅。[8]費爾巴哈特別談到自然科學的直觀，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的眼睛才能識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沒有工業和商業，哪裡會有自然科學呢？甚至這個“純粹的”自然科學也只是由於商業和工業，由於人們的感性活動才達到自己的目的和獲得自己的材料的。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它哪怕只中斷一年，費爾巴哈就會看到，不僅在自然界將發生巨大的變化，而且整個人類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觀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會很快就沒有了。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外部自然界的優先地位仍然會保持著，而整個這一點當然不適用於原始的、通過自然發生的途徑產生的人們。但是，這種區別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種與自然界不同的東西時才有意義。此外，先於人類歷史而存在的那個自然界，不是費爾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現的一些珊瑚島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對於費爾巴哈來說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誠然，費爾巴哈比“純粹的”唯物主義者有很大的優點：他承認人也是“感性對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對象”，而不是“感性活動”，因為他在這裡也仍然停留在理論的領域內，沒有從人們現有的社會聯系，從那些使人們成為現在這種樣子的周圍生活條件來觀察人們──這一點且不說，他還從來沒有看到現實存在著的、活動的人，而是停留於抽象的“人”，並且僅僅限於在感情範圍內承認“現實的、單個的、肉體的人”，也就是說，除了愛與友情，而且是觀念化了的愛與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與人之間”還有什麼其他的“人的關系”。[9]他沒有批判現在的愛的關系。可見，他從來沒有把感性世界理解為構成這一世界的個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動，因而比方說，當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癘病的、積勞成疾的和患肺癆的窮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時候，他便不得不求助於“最高的直觀”和觀念上的“類的平等化”，這就是說，正是在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者看到改造工業和社會結構的必要性和條件的地方，他卻重新陷入唯心主義。[10]
當費爾巴哈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時候，歷史在他的視野之外；當他去探討歷史的時候，他不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在他那裡，唯物主義和歷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這一點從上面所說的看來已經非常明顯了[11]。
我們談的是一些沒有任何前提的德國人，因此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12]，這個前提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13]。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這樣的歷史活動，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人們單是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去完成它，現在和幾千年前都是這樣。即使感性在聖布魯諾那裡被歸結為像一根棍子那樣微不足道的東西，它仍然必須以生產這根棍子的活動為前提。因此任何歷史觀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須注意上述基本事實的全部意義和全部範圍，並給予應有的重視。大家知道，德國人從來沒有這樣做過，所以他們從來沒有為歷史提供世俗基礎，因而也從來沒有過一個歷史學家。法國人和英國人盡管對這一事實同所謂的歷史之間的聯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別是因為他們受政治思想的束縛──，但畢竟作了一些為歷史編纂學提供唯物主義基礎的初步嘗試，首次寫出了市民社會史、商業史和工業史。
第二個事實是，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從這裡立即可以明白，德國人的偉大歷史智慧是誰的精神產物。德國人認為，凡是在他們缺乏實証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學、政治和文學的謬論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沒有任何歷史，那裡只有“史前時期”；至於如何從這個荒謬的“史前歷史”過渡到真正的歷史，他們卻沒有對我們作任何解釋。不過另一方面，他們的歷史思辨所以特別熱衷於這個“史前歷史”，是因為他們認為在這裡他們不會受到“粗暴事實”的幹預，而且還可以讓他們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創立和推翻成千上萬的假說。
一開始就進入歷史發展過程的第三種關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產自己生命的人們開始生產另外一些人，即繁殖。這就是夫妻之間的關系，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系，也就是家庭。這種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關系，後來，當需要的增長產生了新的社會關系而人口的增多又產生了新的需要的時候，這種家庭便成為從屬的關系了（德國除外）。這時就應該根據現有的經驗材料來考察和闡明家庭，而不應該像通常在德國所做的那樣，根據“家庭的概念”來考察和闡明家庭。此外，不應該把社會活動的這三個方面看作是三個不同的階段，而只應該看作是三個方面，或者，為了使德國人能夠了解，把它們看作是三個“因素”。從歷史的最初時期起，從第一批人出現時，這三個方面就同時存在著，而且現在也還在歷史上起著作用。
這樣，生命的生產，無論是通過勞動而達到的自己生命的生產，或是通過生育而達到的他人生命的生產，就立即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社會關系的含義在這裡是指許多個人的共同活動，至於這種活動在什麼條件下、用什麼方式和為了什麼目的而進行，則是無關緊要的。由此可見，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由此可見，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因而，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歷史”同工業和交換的歷史聯系起來研究和探討。但是，這樣的歷史在德國是寫不出來的，這也是很明顯的，因為對於德國人來說，要做到這一點不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還缺乏“感性確定性”；而在萊茵河彼岸之所以不可能有關於這類事情的任何經驗，是因為那裡再沒有什麼歷史。由此可見，一開始就表明了人們之間是有物質聯系的。這種聯系是由需要和生產方式決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樣長久的歷史；這種聯系不斷採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現為“歷史”，它不需要有專門把人們聯合起來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囈語。
只有現在，在我們已經考察了原初的歷史的關系的四個因素、四個方面之後，我們才發現：人還具有“意識”[14]。但是這種意識並非一開始就是“純粹的”意識。“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質的“糾纏”，物質在這裡表現為振動著的空氣層、聲音，簡言之，即語言。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於需要，由於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15]凡是有某種關系存在的地方，這種關系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麼東西發生“關系”，而且根本沒有“關系”；對於動物來說，它對他物的關系不是作為關系存在的。因而，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只要人們存在著，它就仍然是這種產物。當然，意識起初只是對直接的可感知的環境的一種意識，是對處於開始意識到自身的個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狹隘聯系的一種意識。同時，它也是對自然界的一種意識，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自然界的關系完全像動物同自然界的關系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懾服於自然界，因而，這是對自然界的一種純粹動物式的意識（自然宗教）[16]；但是，另一方面，意識到必須和周圍的個人來往，也就是開始意識到人總是生活在社會中的。這個開始，同這一階段的社會生活本身一樣，帶有動物的性質；這是純粹的畜群意識，這裡，人和綿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於：他的意識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說他的本能是被意識到了的本能。由於生產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長以及作為二者基礎的人口的增多，這種綿羊意識或部落意識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與此同時分工也發展起來。分工起初只是性行為方面的分工，後來是由於天賦（例如體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發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17]。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現實地想象：它是和現存實踐的意識不同的某種東西；它不用想象某種現實的東西就能現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從這時候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但是，如果這種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和現存的關系發生矛盾，那麼，這僅僅是因為現存的社會關系和現存的生產力發生了矛盾。不過，在一定民族的各種關系的範圍內，這也可能不是因為現在該民族範圍內出現了矛盾，而是因為在該民族意識和其他民族的實踐之間，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識和普遍意識之間[18]出現了矛盾（就像目前德國的情形那樣）──既然這個矛盾似乎只表現為民族意識範圍內的矛盾，那麼在這個民族看來，鬥爭也就限於這種民族廢物，因為這個民族就是廢物本身。但是，意識本身究竟採取什麼形式，這是完全無關緊要的。我們從這一大堆贅述中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上述三個因素即生產力、社會狀況和意識，彼此之間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矛盾，因為分工不僅使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19]、享受和勞動、生產和消費由不同的個人來分擔這種情況成為可能，而且成為現實，而要使這三個因素彼此不發生矛盾，則只有再消滅分工。此外，不言而喻，“怪影”、“枷鎖”、“最高存在物”、“概念”、“疑慮”顯然只是孤立的個人的一種唯心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現，只是他的觀念，即關於真正經驗的束縛和界限的觀念；生活的生產方式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交往形式就在這些束縛和界限的範圍內運動著。[20]
分工包含著所有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會分裂為單個的、互相對立的家庭這一點為基礎的。與這種分工同時出現的還有分配，而且是勞動及其產品的不平等的分配（無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因而產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經出現，在那裡妻子和兒女是丈夫的奴隸。家庭中這種誠然還非常原始和隱蔽的奴隸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這種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現代經濟學家所下的定義，即所有制是對他人勞動力的支配。其實，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
其次，隨著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單個人的利益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而且這種共同利益不是僅僅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存在於觀念之中，而首先是作為彼此有了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存在於現實之中。
正是由於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採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同時採取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而這始終是在每一個家庭集團或部落集團中現有的骨肉聯系、語言聯系、較大規模的分工聯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聯系的現實基礎上，特別是在我們以後將要闡明的已經由分工決定的階級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些階級是通過每一個這樣的人群分離開來的，其中一個階級統治著其他一切階級。從這裡可以看出，國家內部的一切鬥爭──民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君主政體相互之間的鬥爭，爭取選舉權的鬥爭等等，不過是一些虛幻的形式──普遍的東西一般說來是一種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在這些形式下進行著各個不同階級間的真正的鬥爭（德國的理論家們對此一竅不通，盡管在《德法年鑒》和《神聖家族》中已經十分明確地向他們指出過這一點）。從這裡還可以看出，每一個力圖取得統治的階級，即使它的統治要求消滅整個舊的社會形式和一統治，就像無產階級那樣，都必須首先奪取政權，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說成是普遍的利益，而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
正因為各個人所追求的僅僅是自己的特殊的、對他們來說是同他們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們認為，這種共同利益是“異己的”和“不依賴”於他們的，即仍舊是一種特殊的獨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說，他們本身必須在這種不一致的狀況下活動，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樣。另一方面，這些始終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虛幻的共同利益相對抗的特殊利益所進行的實際鬥爭，使得通過國家這種虛幻的“普遍”利益來進行實際的干涉和約束成為必要。
最後，分工立即給我們提供了第一個例証，說明只要人們還處在自然形成的社會中，就是說，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自然形成的，那麼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原來，當分工一出現之後，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範圍，這個範圍是強加於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他是一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一個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而在共產主義社會裡，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社會活動的這種固定化，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願望不能實現並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這是迄今為止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擴大了的生產力。因為共同活動本身不是自願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這種社會力量在這些個人看來就不是他們自身的聯合力量，而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制力量。關於這種力量的起源和發展趨向，他們一點也不了解；因而他們不再能駕馭這種力量，相反地，這種力量現在卻經歷著一系列獨特的、不僅不依賴於人們的意志和行為反而支配著人們的意志和行為的發展階段。
這種“異化”（用哲學家易懂的話來說）當然只有在具備了兩個實際前提之後才會消滅。要使這種異化成為一種“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為革命所要反對的力量，就必須讓它把人類的大多數變成完全“沒有財產的”人，同時這些人又同現存的有錢有教養的世界相對立，而這兩個條件都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隨著這種發展，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其次，生產力的這種發展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產生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著“沒有財產的”群眾這一現象（普遍競爭），使每一民族都依賴於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後，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不這樣，（１）共產主義就只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２）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發展成為一種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們會依然處於地方的、籠罩著迷信氣氛的“狀態”；（３）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只有作為佔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而這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
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
此外，許許多多人僅僅依靠自己勞動為生──大量的勞力與資本隔絕或甚至連有限地滿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剝奪，──從而由於競爭，他們不再是暫時失去作為有保障的生活來源的工作，他們陷於絕境，這種狀況是以世界市場的存在為前提的。因此，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而各個人的世界歷史性的存在，也就是與世界歷史直接相聯系的各個人的存在。
否則，例如財產一般怎麼能夠具有某種歷史，採取各種不同的形式，例如地產怎麼能夠像今天實際生活中所發生的那樣，根據現有的不同前提而發展呢？──在法國，從小塊經營發展到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在英國，則是從集中於少數人之手發展到小塊經營。或者貿易──它終究不過是不同個人和不同國家的產品交換，──怎麼能夠通過供求關系而統治全世界呢？用一位英國經濟學家的話來說，這種關系就像古典古代的命運之神一樣，遨遊於寰球之上，用看不見的手把幸福和災難分配給人們，把一些王國創造出來，又把它們毀掉，使一些民族產生，又使它們衰亡；但隨著基礎即隨著私有制的消滅，隨著對生產實行共產主義的調節以及這種調節所帶來的人們對於自己產品的異己關系的消滅，供求關系的威力也將消失，人們將使交換、生產及他們發生相互關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
在過去一切歷史階段上受生產力制約同時又制約生產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會。從前面已經可以得知，這個社會是以簡單的家庭和復雜的家庭，即所謂部落制度作為自己的前提和基礎的。關於市民社會的比較詳盡的定義已經包括在前面的敘述中了。從這裡已經可以看出，這個市民社會是全部歷史的真正發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過去那種輕視現實關系而局限於言過其實的歷史事件的歷史觀何等荒謬。
到現在為止，我們主要只是考察了人類活動的一個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21]
國家的起源和國家同市民社會的關系。
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於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這樣：好像後期歷史是前期歷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發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國大革命的爆發。於是歷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並成為某個與“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識”、“批判”、“唯一者”等等）“並列的人物”。其實，前期歷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觀念”等詞所表示的東西，終究不過是從後期歷史中得出的抽象，不過是從前期歷史對後期歷史發生的積極影響中得出的抽象。
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於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例如，如果在英國發明了一種機器，它奪走了印度和中國的無數勞動者的飯碗，並引起這些國家的整個生存形式的改變，那麼，這個發明便成為一個世界歷史性的事實；同樣，砂糖和咖啡是這樣來表明自己在１９世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的：拿破侖的大陸體系所引起的這兩種產品的匱乏推動了德國人起來反抗拿破侖，從而就成為光榮的１８１３年解放戰爭的現實基礎。由此可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宇宙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怪影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是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証明的行動，每一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証明這種行動。
單個人隨著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的支配（他們把這種壓迫想象為所謂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結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這種情況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當然也是經驗事實。但是，另一種情況也具有同樣的經驗根據，這就是：隨著現存社會制度被共產主義革命所推翻（下面還要談到這一點）以及與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義的私有制的消滅，這種對德國理論家們來說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將被消滅；同時，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22]。至於個人的真正的精神財富完全取決於他的現實關系的財富，根據上面的敘述，這已經很清楚了。只有這樣，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各個人的全面的依存關系、他們的這種自然形成的世界歷史性的共同活動的最初形式，由於這種共產主義革命而轉化為對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覺的駕馭，這些力量本來是由人們的相互作用產生的，但是迄今為止對他們來說都作為完全異己的力量威懾和駕馭著他們。這種觀點仍然可以被思辨地、唯心地、即幻想地解釋為“類的自我產生”（“作為主體的社會”），從而把所有前後相繼、彼此相聯的個人想象為從事自我產生這種神秘活動的唯一的個人。這裡很明顯，盡管人們在肉體上和精神上互相創造著，但是他們既不像聖布魯諾胡說的那樣，也不像“唯一者”、“被創造的”人那樣創造自己本身。
最後，我們從上面所闡述的歷史觀中還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１）生產力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達到這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產生出來的生產力和交往手段在現存關系下只能造成災難，這種生產力已經不是生產的力量，而是破壞的力量（機器和貨幣）。與此同時還產生了一個階級，它必須承擔社會的一切重負，而不能享受社會的福利，它被排斥於社會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階級發生最激烈的對立；這種階級形成全體社會成員中的大多數，從這個階級中產生出必須實行徹底革命的意識，即共產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當然也可以在其他階級中形成，只要它們認識到這個階級的狀況；（２）那些使一定的生產力能夠得到利用的條件，是社會的一定階級實行統治的條件，這個階級的由其財產狀況產生的社會權力，每一次都在相應的國家形式中獲得實踐的觀念的表現，因此一切革命鬥爭都是針對在此以前實行統治的階級的[23]；（３）迄今為止的一切革命始終沒有觸動活動的性質，始終不過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這種活動，不過是在另一些人中間重新分配勞動，而共產主義革命則針對活動迄今具有的性質，消滅勞動[24]，並消滅任何階級的統治以及這些階級本身，因為完成這個革命的是這樣一個階級，它在社會上已經不算是一個階級，它已經不被承認是一個階級，它已經成為現今社會的一切階級、民族等等的解體的表現；（４）無論為了使這種共產主義意識普遍地產生還是為了實現事業本身，使人們普遍地發生變化是必需的，這種變化只有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實現；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夠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才能成為社會的新基礎[25]。
由此可見，這種歷史觀就在於：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產過程，把同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的產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學、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們產生的過程。這樣當然也能夠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夠描述事物的這些不同方面之間的相互作用）。[26]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範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由此還可得出下述結論：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不是可以通過把它們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或化為“幽靈”、“怪影”、“怪想”等等來消滅的，而只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由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這種觀點表明：歷史不是作為“產生於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識”中而告終的，而是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的生產力總和，人對自然以及個人之間歷史地形成的關系，都遇到前一代傳給後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由此可見，這種觀點表明：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每個個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現成的東西：生產力、資金和社會交往形式的總和，是哲學家們想象為“實體”和“人的本質”的東西的現實基礎，是他們神化了的並與之鬥爭的東西的現實基礎，這種基礎盡管遭到以“自我意識”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現的哲學家們的反抗，但它對人們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卻絲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幹擾。各代所遇到的這些生活條件還決定著這樣的情況：歷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動盪是否強大到足以摧毀現存一切的基礎；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說，一方面還沒有一定的生產力，另一方面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個別條件，而且反抗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那麼，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証明的，盡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於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
迄今為止的一切歷史觀不是完全忽視了歷史的這一現實基礎，就是把它僅僅看成與歷史過程沒有任何聯系的附帶因素。因此，歷史總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種尺度來編寫的；現實的生活生產被看成是某種非歷史的東西，而歷史的東西則被看成是某種脫離日常生活的東西，某種處於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東西。這樣，就把人對自然界的關系從歷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歷史之間的對立。因此，這種歷史觀只能在歷史上看到政治歷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論的鬥爭，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歷史時代的時候，它都不得不贊同這一時代的幻想。例如，某一時代想象自己是由純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動因所決定的──盡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時代的現實動因的形式──，那麼它的歷史編纂學家就會接受這個意見。這些特定的人關於自己的真正實踐的“想象”、“觀念”變成一種支配和決定這些人的實踐的唯一起決定作用的和積極的力量。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實現分工的粗陋形式在這些民族的國家和宗教中產生了等級制度，所以歷史學家便認為似乎等級制度是產生這種粗陋的社會形式的力量。法國人和英國人至少抱著一種畢竟是同現實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國人卻在“純粹精神”的領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為歷史的動力。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是整個這種德國歷史編纂學的最終的、達到自己“最純粹的表現”的成果。對於德國歷史編纂學來說，問題完全不在於現實的利益，甚至不在於政治的利益，而在於純粹的思想。這種歷史哲學後來在聖布魯諾看來也一定是一連串的“思想”，其中一個吞噬一個，最終消失於“自我意識”中。聖麥克斯．施蒂納更加徹底，他對全部現實的歷史一竅不通，他認為歷史進程必定只是“騎士”、強盜和怪影的歷史，他當然只有借助於“不信神”才能擺脫這種歷史的幻覺而得救。[27]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宗教的觀點：它把宗教的人假設為全部歷史起點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產代替生活資料和生活本身的現實生產。整個這樣的歷史觀及其解體和由此產生的懷疑和顧慮，僅僅是德國人本民族的事情，而且對德國來說也只有地域性的意義。例如，近來不斷討論著如何能夠“從神的王國進入人的王國”這樣一個重要問題：似乎這個“神的王國”除了存在於想象之中，還在其他什麼地方存在過，而學識淵博的先生們不是一直生活在──他們自己並不知道──他們目前想要找到去路的那個“人的王國”之中，似乎旨在說明這個理論上的空中樓閣的奇妙性的科學娛樂──因為這不過是一種娛樂──恰恰不在於証明這種空中樓閣是從現實的塵世關系中產生的。通常這些德國人總是只關心把既有的一切無意義的論調變為某種別的胡說八道，就是說，他們假定，所有這些無意義的論調都具有某種需要揭示的特殊意義，其實全部問題只在於從現存的現實關系出發來說明這些理論詞句。如前所說，要真正地、實際地消滅這些詞句，從人們意識中消除這些觀念，就要靠改變了的環境而不是靠理論上的演繹來實現。對於人民大眾即無產階級來說，這些理論觀念並不存在，因而也不用去消滅它們。如果這些群眾曾經有過某些理論觀念，如宗教，那麼現在這些觀念也早已被環境消滅了。
上述問題及其解決方法所具有的純粹民族的性質還表現在：這些理論家們鄭重其事地認為，像“神人”、“人”等這類幻象，支配著各個歷史時代；聖布魯諾甚至斷言：只有“批判和批判者創造了歷史”。而當這些理論家親自虛構歷史時，他們會急匆匆地越過先前的一切，一下子從“蒙古人時代”轉到真正“內容豐富的”歷史，即《哈雷年鑒》和《德國年鑒》的歷史，轉到黑格爾學派退化為普遍爭執不休的歷史。所有其他民族和所有現實事件都被遺忘了，世界舞台局限於萊比錫的書市，局限於“批判”、“人”和“唯一者”的相互爭吵。如果這些理論家們一旦著手探討真正的歷史主題，例如１８世紀，那麼他們也只是提供觀念的歷史，這種歷史是和構成這些觀念的基礎的事實和實際發展過程脫離的，而他們闡述這種歷史的目的也只是把所考察的時代描繪成一個真正歷史時代即１８４０─１８４４年德國哲學鬥爭時代的不完善的預備階段、尚有局限性的前奏時期。他們抱的目的是為了使某個非歷史性人物及其幻想流芳百世而編寫前期的歷史，與這一目的相適應的是：他們根本不提一切真正歷史的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對歷史進程的真正歷史幹預，為此他們的敘述不是以研究而是以虛構和文學閒篇為根據，如像聖布魯諾在他那本已被人遺忘的十八世紀歷史一書中所做的那樣。這些唱高調、愛吹噓的思想販子以為他們無限地超越於任何民族偏見之上，其實他們比夢想德國統一的啤酒店庸人帶有更多的民族偏見。他們根本不承認其他民族的業績是歷史的；他們生活在德國，依靠德國和為著德國而生活；他們把萊茵河頌歌變為聖歌並征服阿爾薩斯和洛林，其辦法不是剽竊法蘭西國家，而是剽竊法蘭西哲學，不是把法蘭西省份德國化，而是把法蘭西思想德國化。費奈迭先生，同打著理論的世界統治這面旗幟而宣布德國的世界統治的聖布魯諾和聖麥克斯相比較，是一個世界主義者。
從這些分析中還可以看出，費爾巴哈是多麼錯誤，他（《維干德季刊》１８４５年第２卷）竟借助於“共同人”這一規定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把這一規定變成“一般”人的謂語，以為這樣一來又可以把表達現存世界中特定革命政黨的擁護者的“共產主義者”一詞變成一個純範疇。費爾巴哈關於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全部推論無非是要証明：人們是互相需要的，而且過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確立對這一事實的理解，也就是說，和其他的理論家一樣，只是希望確立對存在的事實的正確理解，然而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卻在於推翻這種存在的東西。不過，我們完全承認，費爾巴哈在力圖理解這一事實的時候，達到了理論家一般所能達到的地步，他還是一位理論家和哲學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聖布魯諾和聖麥克斯立即用費爾巴哈關於共產主義者的觀念來代替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這樣做的目的多少是為了使他們能夠像同“產生於精神的精神”、同哲學範疇、同勢均力敵的對手作鬥爭那樣來同共產主義作鬥爭，而就聖布魯諾來說，這樣做也還是為了實際的利益。我們舉出《未來哲學》中的一個地方作為例子說明既承認存在的東西同時又不了解存在的東西──這也還是費爾巴哈和我們的對手的共同之點。費爾巴哈在那裡闡述道：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時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質；一個動物或一個人的一定生存條件、生活方式和活動，就是使這個動物或這個人的“本質”感到滿意的東西。任何例外在這裡都被肯定地看作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變的反常現象。這樣說來，如果千百萬無產者根本不滿意他們的生活條件，如果他們的“存在”同他們的“本質”完全不符合，那麼，根據上述論點，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應當平心靜氣地忍受這種不幸。可是，這千百萬無產者或共產主義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樣，而且這一點他們將在適當時候，在實踐中，即通過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質”步調一致的時候予以証明。因此，在這樣的場合費爾巴哈從來不談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於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個尚未置於人的統治之下的自然界。但是，每當有了一項新的發明，每當工業前進一步，就有一塊新的地盤從這個領域劃出去，而能用來說明費爾巴哈這類論點的事例借以產生的基地，也就越來越小了。現在我們只來談談一個論點：魚的“本質”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魚的“本質”是河水。但是，一旦這條河歸工業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廢料污染，河裡有輪船行駛，一旦河水被引入只要簡單地把水排出去就能使魚失去生存環境的水渠，這條河的水就不再是魚的“本質”了，對魚來說它將不再是適合生存的環境了。把所有這類矛盾宣布為不可避免的反常現象，實質上，同聖麥克斯．施蒂納對不滿者的安撫之詞沒有區別，施蒂納說，這種矛盾是他們自己的矛盾，這種惡劣環境是他們自己的惡劣環境，而且他們可以或者安於這種環境，或者忍住自己的不滿，或者以幻想的方式去反抗這種環境。同樣，這同聖布魯諾的責難也沒有區別，布魯諾說，這些不幸情況的發生是由於那些當事人陷入“實體”這堆糞便之中，他們沒有達到“絕對自我意識”，也沒有認清這些惡劣關系產生於自己精神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