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問題，現在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政治實踐方面，都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戰爭大大加速和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國家同勢力極大的資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它對勞動群眾的駭人聽聞的壓迫愈來愈駭人聽聞了。各先進國家（我們指的是它們的“後方”）變成了工人的軍事苦役監獄。

　　曠日持久的戰爭造成的空前慘禍和災難，使群眾生活痛苦不堪，使他們更加憤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正在顯著地發展。這個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已經具有實踐的意義了。

　　在幾十年較為和平的發展中積聚起來的機會主義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個正式的社會黨內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沙文主義流派。這個流派（在俄國有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婭、魯巴諾維奇以及以稍加掩飾的形式出現的策列鐵里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在德國有謝德曼、列金、大衛等；在法國和比利時有列諾得爾、蓋得、王德威爾得；在英國有海德門和費邊派，等等）是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沙文主義，其特點就在於這些“社會主義領袖”不僅對於“自己”民族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正是對於“自己”國家的利益，採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態度，因為大多數所謂大國早就在剝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而帝國主義戰爭正是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這種贓物而進行的戰爭。如果不同“國家”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偏見作鬥爭，使勞動群眾擺脫資產階級影響、特別是擺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影響的鬥爭就無法進行。

　　首先，我們要考察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家學說，特別詳細地談談這個學說被人忘記或遭到機會主義歪曲的那些方面。其次，我們要專門分析一下歪曲這個學說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這次戰爭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產的第二國際（1889─1914年）的最著名領袖卡爾﹒考茨基。最後，我們要給俄國1905年革命、特別是1917年革命的經驗，作一個基本的總結。後面這次革命的第一個階段看來現在（1917年8月初）正在結束，但整個這次革命只能認為是帝國主義戰爭引起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因此，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不僅具有政治實踐的意義，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義，這個問題是要向群眾說明，為了使自己從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在最近的將來應當做些什麼。

　　本版，即第2版，幾乎沒有變動，僅在第2章中增加了第3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