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田中正俊專題

1. 田中正俊的戰爭經驗(J.S 生)
2. 日本進步歷史學家田中正俊的戰爭體驗(邱士杰)

田中正俊（1923-2002）是東京大學教授，相信讀明清經濟史的人對這名字應該不陌生。1943年考入東京帝大東洋史學科後，隨即因學徒出陣入伍，曾在菲律賓、台灣等地服役。田中正俊認為自己能從戰場上活下來簡直不可置信之事，來到菲律賓的船隊17艘船只有3艘抵達馬尼拉，離開菲律賓的船隊12艘船只有3艘抵達台灣，田中剛好都在沒有被擊沈的船上，他也沒有死在生還率只有23％的菲律賓戰場上，即使患了各種疾病，身高180的他瘦到只剩40公斤，但他還是活下來了。

 

田中在戰後成為一位相當出色的學者。田中會那麼的努力，也許與他心中深層的內疚感有關。他小學、中學以來認識的朋友、同學有三成死於戰爭，「哪裡都找不到活路。也許可以活到70歲或者更長的生命，卻只有25歲就完結了。」如同加藤周一所說的：「決定『海神』（太平洋戰爭中的學生兵）那一代青年中誰死活的，和本人的意志、能力、行為基本上沒有關係，一切全是偶然。……活下來的人也不是因為他值得活下來。」對同代人的愧疚使得田中對戰爭進行了深刻的反省。

 

他原本認為自己的戰爭經驗並不值得一談，因為和那些死去的人的痛苦相較，活下來的人的戰爭經驗根本不值一談，但因為代替死者發言的義務使他願意說出一些藏在內心連家人都不知道的事情：

 

「但是我打算避免僅僅圍繞以上我個人的『戰爭經驗』向各位報告。因為，我的『戰爭經驗』不過是我個人的體驗—在那個殘酷的戰場上，我自身的經驗仍然不過是一個『旁觀者的經驗』而已。與此相對的其他方面，即當時的億萬士兵和民眾，有著各自的痛切的戰爭經驗，這一個事實才是千真萬確的。因為那些人們的體驗中，還包括了整個亞洲數百萬、數千萬的犧牲者自己已經不可能說出的無數死者的思想和願望。所以，如果允許超越我個人的『戰爭經驗』，把無數戰爭犧牲者的問題加以普遍化，代那些犧牲者發言，而且我的能力有可能做到這一點的話，才能論及『戰爭體驗』的普遍的性質問題，才能努力探討『戰爭經驗』的本質，而且這也是『一個錯過死亡而活下來的人』對於已犧牲者的一種義務。」

 

他認為戰爭經驗是多方面的，各種人的戰爭經驗是不同的。高級軍官住在有漂亮庭院與配有勤務兵的住宅，穿著各種各樣非常漂亮的軍裝坐車上班，「雖然工作的內容在某種程度上有所涉及戰事，但不曾伴有戰爭的現實感。那是與整個作戰分離出來抽象化的工作。」一位師團長逃離戰場到台灣受到的處份僅是調離現職降為預備役而已，但那些士兵卻無處可逃絕望的死去：

 

「人在臨死之前，先從內臟開始腐爛，隨著呼吸吐出腐臭，蒼蠅麇聚著，動彈不得的傷員們的鼻子和嘴角都生了蛆，當蛆爬上眼睛時他們的呼吸便停止了。」

因此對有些參與戰爭的軍官在戰後不加反省的言論歌頌戰爭時，田中感到憤怒，因為他在戰場看到的不是他們所說的那樣：

 

「在滲水的貨艙裡，擺放著蘋果箱子上躺著一個中年的補充兵，他只能靠從戰友口中噴出的水霧維持著生命，那已經看不清任何東西的痴滯的眼神，至今仍深深地滯留在我的腦海中不能消失。」

 

「在我右鄰床上躺著一個從禮智島運來的士兵，已經昏迷不醒，就這樣，連姓名都弄不清楚就死了。這個士兵整整經過一天一夜劇烈喘息才斷了氣。軍醫說：直到死他都像是在繼續跑著馬拉松。但是在戰爭這種異常情況下，對這種不明身份的『無名士兵』的死，有誰為他流淚。」

 

「我患有衝心性腳氣病、重傷寒和赤痢，眉毛脫落，頭髮四個月不長，身高雖1米80，體重卻減到只有40公斤。我始終躺在那裡，每天晚上聽著那些被送進醫院裡來的空襲負傷者淒慘的叫喊，感覺到一種嚴肅的氣氛包圍著那些迎接死亡的人們，他們最後的話—大多是『我有孩子，我不能死呀…』這些對家屬牽掛的話語。我以一種病人所特有的異常敏感的神經，感受到周圍的一切，感受著周圍的一切，沈默地凝視著那高高的空空蕩蕩的天棚，思緒不由得飛回到自己入伍之前曾一度造訪的大原美術館。館中陳列有畢莎蘿（Camille Pissarro, 1830-1903）的《內庭》，那越過垣牆遠處的紅色屋頂和勒．希德諾 (Le Sidaner, 1882-1939)的《傍晚的小桌》和那對岸遠遠窗上的燈火。呀！今生還能再次去欣賞那一切一切嗎？」

 

但田中也認為對前線的日本士兵來說，他們的角色是複雜的。一方面他們是戰爭的受害者，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是戰爭的加害者，在討論他們的戰爭經驗時這是不能忽視的。而對我們來說，這些戰爭經驗有什麼意義呢？田中說：

 

「我們不能僅限於表面的實際感受與『感動』，而應該從中獲得並提高對『戰爭與和平』的本質相關的普遍性的理性認識。假如不是這樣，就只能停滯在感性認識階段。我們不僅不能獲得力量，甚至有可能連悲慘的『戰爭經驗』，或者由此而得到確實的感性認識，也會因為這種認識的停滯而致使這種體驗與好戰、反動的『悲壯感』連在一起。」

 

如果各位認為上面所說的事情是相當遙遠或難以想像的，反而證明我們是幸福的，因為我們生長在和平的時代。那我們是否可以讓這樣的情況維持下去呢？

 

上原良司（1922-1945）慶應大學經濟學系學生，神風特攻隊隊員

我的願望就是徹底失敗。雖然作為人類群體中的一個國家的興亡在事實上也是重大的事件，但從整個宇宙來思考時，實際上仍是小事情。

再見，祝你心情愉快，別了，永遠地。

「我戰死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我所疼愛的人。我因為要去天國，不要進靖國神社。」

 

資料來源：田中正俊著、羅福惠、劉大蘭譯，《戰中戰後：戰爭體驗與日本的中國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本文轉載自「兩岸犇報」第六期 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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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進步歷史學家田中正俊的戰爭體驗

　邱士杰

一、從電影《零戰燃燒》談起

　　1984年，一部名為《零戰燃燒》的電影在日本上映。八○年代上映的這部電影，是六、七○ 年代日本攝製的幾種戰爭電影──如《聯合艦隊》、《日本海大海戰》──的延續，都是事實上的軍國主義電影。這些電影都在傳達某種日本戰史的「榮光」，同時也在傳達某種「如果當初沒有這樣那樣做（比方對美開戰），戰爭也許就不會失敗」的「遺憾」。然而《零戰燃燒》的情節鋪陳與先前的電影頗不相同。該電影以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軍方的工程師、技術人員與軍人所共同發明的「零式戰鬥機」的技術史為線索，描繪了日本在二次大戰期間展開戰爭時所遭遇的限制，並從這種限制中去汲取同類型電影歷來想要傳達的那種「遺憾」。

　　零式戰鬥機本來是日本軍方的新銳發明，發明之初，其靈巧的飛行機能甚至連美國戰鬥機都難以抗衡。但在美國迅速將其民間工業力量轉向軍用之後，逐漸取得優勢的美國空中軍事力量就使「零戰」的致命弱點突顯出來。由於日本資源不足，因此不可能使用更堅固、更強韌的材料來替代鋁版。但就算使用更好的材料來製造機體，日本的技術力也不允許軍方發展如美軍那種馬力更大的引擎，因此也不可能開得動。又由於「零戰」的材料過差，因此容易被美國軍機打穿而擊落，飛行員的生命遂非常沒有保證。

　　這幾項弱點的存在，使日本飛行員的生命形同消耗品。因此日本會在戰爭末期採取「神風特攻隊」這種自殺戰略並非意外之事，而是「勞動密集」的戰爭進行模式的必然延伸。而這部電影所要傳達的「遺憾」，正是在譴責當時的日本放棄改良戰鬥機並消耗飛行員生命的那種選擇。

 

二、歷史學家田中正俊的戰爭體驗

　　雖然《零戰燃燒》無論如何還是在為日本侵略戰爭塗脂抹粉，然而該電影以「零戰」技術史為主線的敘述手法，卻從側面體現了日本侵略戰爭的限制，同時也體現了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的限制。雖然這部電影的意識型態使其透露出來的這些消息非常有限，甚至使這些消息扭曲成「追慕」侵略戰爭的媒介，然而進步的歷史學者卻有能力揭破這些虛像、直逼事物的本質。在台灣出生的日本進步歷史學家田中正俊（1922~2002）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

　　田中正俊出生於當時正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台灣台南，就學時返回日本，1943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文學部史學科，但同年就因為日本兵源不足，而被當局以「學徒出陣」名義徵招入伍。「出陣」二字，本來用於前近代的武士身上：因此「學徒」（學生）與「出陣」的合稱，多少包含著官方對學生特別的奉承。「出陣」二字是連此前真正「出陣」的日本士兵都沒用上的字眼。然而田中這些「出陣」的「學徒」很快就遭遇到了奉承的真實代價、面臨了戰爭的種種殘酷場面與慘重死傷。田中本人也是九死一生，僥倖得活。戰爭結束之後，他返回日本，繼續完成學業，成為著名的明清經濟史專家，同時也成為一位進步的反戰人士。田中正俊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歷細緻地記錄在他晚年撰寫之半自傳回憶錄《戰中戰後》（田中正俊，2005）之中。但該書最特別的地方是，他也試圖從其實際經驗來驗證理論，特別是一九三○年代前後發展起來的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講座派及其代表人物山田盛太郎──的理論。

 

三、落後的武器與日本資本主義的性質：以「四一式山炮」為例

　　日軍使用的「四一式山炮」是田中服役期間常見的一種武器。這種武器改良自十九世紀末期的義大利火炮，先後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中先後得到局部改良並使用，並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的改良後定型，故稱「四一式」。這個基本上是舊式武器的「四一式」有何代表性？服役期間的田中只注意到這種武器因為不再製造而不可能繼續使用。直到他退役返回校園，讀到了山田盛太郎撰寫的《日本資本主義分析》（1934）才發現山田竟然早在1934年就從這一武器提出深刻的說明。

　　田中總結山田的見解指出：「山田盛太郎氏寫四一式山炮，當然不是為了對四一式山炮本身作技術史的解釋，而是要從長年製造這種舊式武器的事實來說明，以犧牲科學技術的進步改良而形成和支持著的日本資本主義的特殊性質，以及制約著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條件，從而對作為它的基本產業的軍火工業作出清楚的分析。」（田中正俊，2005：72）

　　「據山田氏所說，日本資本主義是以在日本地主制（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下的半農奴制零星耕作的農民為基礎，並從那裡產生半奴隸式的工資勞動者為勞動力的半農奴制的資本主義。因此，對於這種脆弱的、特殊的日本資本主義來說，由巨大的國家權力、軍事機構造成的軍事工業，作為關鍵產業便成了它的基礎。因此，日本資本主義是『軍事的半農奴制』的資本主義，而且這種軍事工業集中地表現著日本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和脆弱性。」（田中正俊，2005：72-73）

　　「據《日本資本主義分析》一書指出，日本資本主義的這種脆弱性決定著日本軍隊『海陸裝備的制約』和它『活動』（戰略、戰術）的『特殊制約』。它表現在『對飛機、坦克、裝甲車、機關槍等向新式武器轉型，同時對新式武器水平的對應制約』，進而在戰術上，由於『軍隊機械化程度低』，導致『實行密集化作業和注重夜間操作』。」（田中正俊，2005：73）

　　山田盛太郎的理論很快就在後來的日本侵略戰爭中得到驗證，日本軍隊之所以必須針對珍珠港進行凌晨偷襲，正是因為他們如果不在昏暗不明的天色中進行突襲，日本的軍事裝備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也因此，日本之所以也意圖在對華侵略的場合中「三月亡華」，正是因為如果不速戰速決，日本的有限軍力也不可能支持長期戰爭。

　　而像「四一式山炮」這種放棄科學技術的改良並「通過殘酷役使低工資勞動者」而長期、大量積累起來的舊式武器，只能在戰爭的長期進行中逐漸被消耗。「當著這些積蓄消耗淨盡之後，是不會再製造的，因為它們對戰爭已經不能發揮任何作用了（然而，直到1944年8月為止，我們還被驅使在這些『遺物』的操作訓練上，向國家勤奮地獻上徒勞的服務，這只能說明決定上述軍事工業的日本軍事機構本身犯了巨大的時代錯誤）。」（田中正俊，2005：73-74）

 

四、媒介一切罪惡與災難的資本主義

　　直到現在，戰前日本資本主義的性質仍是學者們所關心的話題。日本學者杉原薰認為，一九三○年代爆發的中日的戰爭，乃是日本資本主義在國際分工中的特殊位置以及國內土地狹小所致。他認為，日本資本主義的特色是以勞動密集的技術為基礎，而歐美的資本主義則以資本密集、資源密集的技術為基礎。當日本試圖在三○年代發展重化工業、試圖獲得由上海紡織業資本家與國民政府所支配的華北棉產，就出現了向中國東北、華北侵略的動向。加上日本國內地租高以及比國際標準還低的農村生產力，致使農村人口的購買力低落，所以國內市場狹小，因此日本資本也只能向外尋求市場。杉原薰總結認為，三○年代日本對外侵略的原因，就是因為以勞動密集為基礎的日本資本主義與歐美資本主義在生產力上出現日趨擴大的差距，而日本不願屈從這種國際分工所導致的。（Sugihara, 2003: 101-102）

　　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性質，還有很充分的討論空間。對於曾經被日本侵略的我們而言，尤其如此。然而田中正俊對於「戰爭」與「科學」的解釋，卻更鮮明地體現出資本主義如何成為一切罪惡與災難的媒介。這些罪惡與災難的受害者不僅僅是被日本侵略的各國人民，同時也包括了日本人民在內。就像一個死在戰爭中的日本學生所說的：

　　為什麼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傷？

　　為什麼別國人的死，只有別國人悲傷？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人類不能同歡樂，共悲傷？（日本戰歿學生手記《聽，海的聲音》）

 

引用書目：

Sugihara, K. (2003).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ong-tern perspective. In T. H. Giovanni Arrighi, and Mark Selden (Ed.),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田中正俊（2005）。《戰中戰後：戰爭體驗與日本的中國研究》。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

本文轉載自「兩岸犇報」第六期 2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