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四一二政變，就是國民黨常常宣傳的“清黨”行動。四一二政變發生在公元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十二日，就在這天，在蔣介石指使下的上海青紅幫份子，紛紛向業已解放上海的上海工人糾察隊以及其他共產主義嫌疑份子發動大清洗，於此同時，在廣州等地，也發生了同樣的血腥慘案。由於一九二七年初，國民政府已經遷往武漢，所以此時的中國共產黨還並未遭到毀滅性的打擊（雖然中共中央在上海）。原來，因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正式出師北伐之節節勝利，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成功，促使了全國工農運動的大發展，以工會來說，全國工會會員由北伐前的120萬發展到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的到200萬﹔全國農會會員更達到500萬人，整個大革命的形勢一片大好。但是，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政變，卻讓中國革命的有生力量遭到空前的打擊，形成武漢與南京相對立的局面，史稱“寧漢分裂”。到了七月十五日，汪精衛背叛革命，武漢政府與南京攜手反共，史稱七一五政變、或曰武漢分共，在此一劇烈轉變的緊急時刻，八月一日的南昌起義，為中國革命的再進行燃起了火炬，與兩湖秋收起義、廣州公社起義三者一起，為邁入中國土地革命的新階段揭開了序幕。(人民e)

一
　　1927年4月12日的反革命政變，我是同蔣介石合謀發動的桂系軍閥首腦之一。4月2日蔣介石在上海召集的秘密反共會議，是發動這次政變的一個重要樞紐，我和民革故主席李濟深都參加過那次會議。這次反革命政變使大批的工人和共產黨員遭到屠殺，使中國革命事業受到嚴重的挫折。我過去對於這一段充滿血腥的罪惡歷史，是不愿意接触的。李濟深主席在世的時候，他曾經鼓勵我寫歷史資料。他說，“你應該把我們所經歷過的事情就你所知道的毫無保留地寫出來，如果有那些不清楚的地方，我還可以告訴你。”現在李濟深主席不幸去世了，參加過那次反共會議的，在大陸只有我一個人了。因此，我覺得更有責任把這一段經過寫出來。我寫這一篇資料，目的主要是暴露事實真相，可能寫得不全面，分析批判更是不夠的，希望讀者指正並嚴加批判。

二
　　1927年3月下旬某日，我在南寧接到李濟深從廣州拍來急電，要我立刻秘密去廣州商量要事。那時我因家眷還住在廣州珠江頤養園，廣州是時常來往的，因而我這次去廣州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我乘專輪到廣州後，立即同李濟深見了面。他取出一份蔣介石由南昌拍來的密電給我看，內容是要李濟深和我兩人克日到上海同他商量重要問題。電報裡雖然沒有說明是什麼重要問題，可是李濟深和我都不約而同地料定，一定是為了反共，因為那時候南昌、武漢以及各地的國共鬥爭已經很露骨了。我和李濟深互相交換了一些情況和看法，在反共這個問題上彼此所見略同，不謀而合，於是，我們就決定同去上海。他說，到香港和上海的船票都已經準備好了，下午就要動身；他並且提醒我說，現在碼頭上省港罷工委員會的糾察隊監視很嚴，我們行動要秘密。我回到家裡把這件事告訴我的妻子。為了保持行動秘密，她勸我把留了六七年的落腮胡須剃去。我就匆匆忙忙剃去鬍子，坐了一只小艇悄悄地登上了省港輪船泰山號。
　　在泰山號船上，我同李濟深見了面，同行的還有馮祝萬（那時他是參謀長還是財政廳長，已記不清）、陳孚木及隨從一人。我們當晚10點多鐘就到了香港，李民欣早已在碼頭上秘密迎接。他同香港的一班買辦有聯繫（他的老婆是香港某買辦的女兒），從香港到上海的船票已經由他辦好了。我們下了省港輪船泰山號，馬上就上了美國郵船庇亞士總統號。第二天，郵船就向上海開行了。
　　在由香港赴滬途中，我們在船上也作了幾次秘密談話，內容無非是補述一些當地情況和商量到上海以後的共同主張，由陳孚木作記錄。陳孚木是廖仲愷被刺時同時遇難的陳秋霖的老弟，此行替我們擔任秘書。
　　4月2日上午，郵船駛入黃浦江，還沒有泊碼頭，白崇禧就派他的參謀長兼上海市市長張定王番乘海關小火輪到船上來迎接我們了。他一見面，就告訴我們說，租界裡萬不能住。他說：“自從我軍克復上海之後，租界的周圍都被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糾察隊嚴密封鎖，他們同租界裡的外國軍警隔著鐵絲網對峙著，住在租界不但出入不方便，而且很危險。白總指揮要你們兩位到他的總指揮部去住”我們就乘小火輪直接開往設在高昌廟江南兵工廠裡面的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我們在小火輪上看見滿江外國兵艦的大炮都褪了炮衣，指向上海市區，情況的確相當嚴重。船到了高昌廟，李宗仁、白崇禧都在碼頭上迎接我們，李宗仁也住在總指揮部裡。

三
　　在我們到達上海以前不久，蔣介石就已經到了上海。我們到上海那天（4月2日）的下午，他和何應欽、吳稚暉（當時任南昌總政治部主任）、李石曾、陳果夫（中央監察委員）、陳立夫（蔣介石的機要秘書）來到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開會，參加會議的除了同來的這幾個人之外，還有住在總指揮部的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和我。蔣介石首先發言，說明為什麼要“清黨反共”和為什麼要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他說：“十三年國共合作、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時候，他們（指共產黨）就不怀好意，他們的組織仍然保存，並且在我們黨內發展組織。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變之後，這種陰謀日益暴露。北伐軍到了武漢，中央某些機關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漢同南昌對立起來。因此，現在如果不清黨，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國民黨就要被共產黨所‘篡奪’，國民革命軍就不能繼續北伐，國民革命就不能完成。”最後，他表示要聽聽大家的意見。
　　到會的那些人（包括我在內）都是主張“反共”的，自然決不會有相反的意見，而是從一致的反動立場出發，羅列一些歪曲事實的“親身見聞”加以渲染誇大，來污蔑共產黨所領導的工農群眾熱火朝天的革命運動，以此來加強“反共清黨”的气氛。李濟深首先報告廣東方面特別是在彭湃領導下的海陸丰農民運動的情況。他說：“如果不早日清黨，早日鎮壓，其他各縣的農民都將起來效尤。廣東的局面就無法維持了。”我也接著把韋拔群所領導的廣西東蘭農民運動日益發展的情況說了一番，並且說：“現在要鎮壓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鎮壓，是因為礙於中央黨部和省黨部的那些共產黨人和他們的同路人用黨部的名義維護著農民”，從而，我的結論自然也是“必須早日清黨反共”。
　　何應欽在報告南京方面的情況時著重談到南京慘案。他居然為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的血腥罪惡作辯護，把南京慘案的責任加在共產黨身上，說是因為“共產黨鼓動士兵和地痞流氓搶了、打了外國領事館和外國僑民，才引起外國兵艦開炮轟擊的”。
　　白崇禧發言最多。他說：“上海自我軍占領之後，工人就組織糾察隊封鎖租界。他們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揮系統，不服從軍事長官的指揮。他們要衝入租界，占領租界。現在外國領事團已經提出嚴重警告，黃浦江上布滿了外國兵艦，兵艦上的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們，租界裡新近調來了不少外國軍隊。如果發生衝突，不但全國精華的上海完了，北伐事業也要完了。”他還誣蔑共產黨“離間”軍隊，說：“第一 軍住在上海的兩個師，第二師師長劉峙老實些，執行（反共）命令認真一些，他們就貼標語、散傳單要打倒他；第一 師師長薛岳靈活些，與他們表面上接近一些，他們就貼標語、散傳單表示擁護。如果這種情形長此下去，我們的軍隊也要發生變化。”白崇禧又說：“上海的幫會很有力量，什麼階層都有他們的組織，還有他們的武裝，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楊虎都是堅決反共的。”
　　吳稚暉的發言滿口無錫土音，我不大聽得懂，只聽見他說什麼“國民黨已經變成了火中取粟的貓腳爪”等等謬論。他的話我雖然不太懂，但是當時我對他這個人還是相當“敬仰”的，認為他是“理論家”（蔣介石稱他為國民黨的“瑰寶”）。陳果夫不大說話，我同他是第一次會面。他身穿長衫，罩上一件小坎肩，活像一個錢莊的擋手。李宗仁也談了一些軍隊政治部問題以及他在地方上所看到的問題。
　　這次秘密會議上各個人的發言，深刻地反映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頭目（包括我自己在內）在共產黨所領導的轟轟烈烈的工農群眾革命運動面前戰栗危懼的心情，同時也充分暴露了他們迫不及待地企圖扑殺革命的反動階級本能。“反共清黨”的“大政方針”就在這次充滿血腥气的秘密會議上決定下來，而我們這幾個桂系軍閥頭目追隨蔣介石合謀叛變革命的滔天罪行也就從此開始。

四
　　在4月2日秘密會議以後，為了使“反共清黨”合法化，4月5日上午又在舊上海道尹公署樓上開了一次秘密談話會。參加的有蔣介石、柏文蔚、宋子文、李濟深、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古應芬、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張靜江等（查閱當時上海報載出席的還有汪精衛、甘乃光，實際上此二人並未參加）。由於到會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監察委員都是少數，無法代表國民黨中央，這次會上就決定由吳稚暉向中央監察委員會提出一個檢舉共產黨謀叛的呈文，並盜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名義據以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以及地方軍事當局作“非常緊急處置”。這個咨文是由蔣介石授意，由吳稚暉、陳果夫等包辦的，內容如何，當時我並未看過，現在將查到的致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咨文摘錄如下：

　　“（銜略）竊本會職責所在，‘黨員施政方針是否根據本黨政綱’，尚應過問，則棄裂本黨政綱、釀成亡黨賣國之行為尤應舉發。是以本會委員分赴各地，遇集上海，遂於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先開臨時會議，決定於四月二日下午七時召集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緊急會議，到會三分之二，蔡元培、李宗仁、古應芬、黃紹竑、張人杰、吳敬恒、李煜瀛、陳果夫共同出席，公推蔡元培為主席，由吳敬恒提出‘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証據’一案，經出席委員共同討論，……全場一致議決將訪察所得首要各人（名單另附）咨請貴委員等以非常緊急處置，姑將所開各人及各地共產黨首要危險分子經黨部舉發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予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為，仍須和平待遇，一面由貴會公決召集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共議處分。（下略）”

　　這個咨文表面上好像是要求武漢國民黨中央來進行處理，實際上不過是替蔣介石叛變革命的陰謀作政治上、輿論上的準備，替他制造借口而已。而且這個咨文所稱四月二日舉行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緊急會議一節，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捏造。即使把那天的秘密會議改頭換面，冒稱“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緊急會議”的話，當時在場的也只有李宗仁、黃紹竑、吳稚暉、李石曾、陳果夫五人，只占全體中監委二十人的四分之一；蔡元培、古應芬、張靜江三人並未參加，即使把這三個人加上，也還不足半數。可是咨文不但把三個不在場的人加上，“公推”一個不在場的蔡元培當主席，還把到會的人數說成是三分之二。這種睜著眼睛說胡話的撒謊伎倆也實在太拙劣可笑了。
　　蔣介石在接到咨文後，復函中央監察委員會稱，“中正接奉四月二日貴會全體緊急會議決議舉發共產黨謀叛証據來咨，……事關叛亂黨國，中正所轄各軍汛地已十萬火急通電令行照辦，靜候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共議處分矣。”從中監會的咨文和蔣介石的這個復函看來，似乎蔣介石的反共並非出於他的策動，而是根據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舉發，實際上，這完全是蔣介石一手布置的煙幕。從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開始，蔣介石是一貫搬弄這一套手法來掩人耳目的。
　　最後，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黃紹竑、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古應芬、張靜江、陳果夫等人又在4月9日聯名發表了一通長達三千余言的“護黨救國”通電（即“青電”），指摘武漢國民黨左派“不合者”二事，列舉“可痛心者”九事。
　　電文最後說：“長此以往，不獨北伐困難，而本黨百萬黨員與朝夕以求中國的自由平等之民眾亦將何所寄托？險象如此，詎能再安緘默？爰痛切陳詞，望我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被發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披瀝奉陳，敬候明教。”
　　此電發出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公開叛變革命的政治準備就完成了最後一道手續，下手的“時機”已經完全成熟。從這個“護黨救國”通電發出後的第三天——4月12日起，在蔣介石、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幫會流氓以及我們這一小撮反動軍閥和投機政客的共同合作下，一場歷史上空前的血腥大屠殺，便先後在上海、東南各省和兩廣地區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