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離奇的社會性質論

去

秋，陳芳明先生（以下禮稱略）發表了〈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月刊，一九九九年八月號），宣告他要以「後殖民史觀」去「建構台灣新文學史」，並進行台灣新文學史的分期。他主張「要建構一部台灣新文學史，就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學作品的美學分析，而應該注意到作家、作品在每個歷史階段與其所處時代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他並且說，他在「建構」這部新的台灣新文學史時，要以「對於台灣社會究竟是屬於何種的性質」的問題之究明為「一個重要的議題」。陳芳明於是把結論說在前面。他認為台灣社會的總的性質是「殖民地社會」，「則在這個社會中所產生的文字，自然就是殖民地文學」。
　　這就牽涉到關於既有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性質理論和殖民地社會理論了。小論的目的，只限於審視和批評陳芳明據以為台灣新文學「分期」之基礎的「台灣社會性質」論，至於陳芳明依其台灣社會性質說所造成的關於台灣新文學史論的全面錯謬，則等待以後的機會加以批評。
　　社會性質論，又作「社會形態論」或「社會構成體」（social formation）論，指的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中一個社會的生產方式和與其相應的生產關係的總和，即一定社會發展階段的生產力發展之獨特的性質、形態，和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係之獨特的形態與性質的總和。馬克思據此以說明人類社會依其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的演化，一般地、平均地把資本主義以前的諸階段社會，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並推論資本主義後的新社會形態、即社會主義社會的到來。雖然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目前在現實上受到挑戰，但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及前此各階段社會的分析之科學性，仍有強大的威信。
　　馬克思的這一概括的五階段社會發展理論，當然主要地以西方先進、獨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史為言。到了十九世紀中後，西方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發展，以資本輸出，掠取他民族／國家的工業原料，並強占其市場以傾銷其工業產品，來擴大其資本的積累與再生產，這就形成了帝國主義。而為了在帝國主義各國競逐原料和市場的鬥爭，帝國主義往往又以暴力強占亞、非、拉廣泛的前資本主義社會，施加直接的、強權的政治統治與經濟榨取，使這些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於是，在十九世紀中後以迄於今日的帝國主義時代，淪為殖民地的各前資本主義的、後進的社會，在社會發展階段中，便多出了一個外鑠的社會性質，即「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性質，說明這些社會在世界史的帝國主義時代所處的地位。這些社會的殖民地化和半殖民地化，又對於這些帝國主義支配下前資本主義各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複雜、深刻、負面的影響。
　　以中國社會史為例。秦漢以後，中國社會從貴族封建社會（農奴附屬於土地，土地以貴冑家族世襲而不能自由買賣，以農奴的力役與實物地租為搾取形式等等）轉化為私人地主封建體制（私人主佃封建關係，土地可以買賣，佃農對地主、土地的半農奴依附，地主經由封建地租和力役對佃農進行剝削，等等），並經歷了兩千多年停滯反覆的、獨立的地主封建制。直到一八四○年，以鴉片戰爭戰敗為起點，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封建社會在列強侵凌下，從獨立自主的傳統地主制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半殖民地，是因為清帝國畢竟勉強維持著殘破的主權政府在形式上的「獨立」，但全中國則早已分別被列強分割成各國的勢力範圍 、租界地和殖民地（如香港和台灣），國防瓦解，海關為外國所把持，國已不國。半封建，是因為帝國主義強開中國的門戶，以強權通商，使資本主義生產、商品和金融資本破門而入，相對擴大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在中國經濟中的領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傳統自給自足的封建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而促其瓦解。
　　然而，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統治的目標，絕不在徹底揚棄殖民地的前資本主義社會（例如本地封建社會），從而催促其資本主義現代化。帝國主義的目的，是使殖民地的前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其附庸，限制殖民地經濟自然、獨立發展，把殖民地改造成為帝國主義獨占資本掠奪原料、獨占市場的基地，並且以其強大的金融資本控制殖民地銀行、廠礦、交通工具和相關貿易及商業，打擊和壓抑當地民族資本的正常發展，一方面又與殖民地半封建勢力如地主、買辦、官僚和軍閥相勾結，通過鞏固和利用本地半封建、或封建的政治和經濟結構，對廣泛的殖民地人民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奪與壓迫。總之，帝國主義一方面相對性地帶來資本主義諸關係，促成殖民地傳統封建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瓦解，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又藉鞏固和利用殖民地傳統封建勢力如地主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及其物質基盤，以遂行帝國主義獨占資本的積累與再生產。如此，一方面是傳統封建體制的動搖與瓦解，一方面是本地資本主義發展受到構造性的阻礙與壓迫，成為停滯在從封建社會向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移行之半途的、「半封建」的畸形社會。
　　因此，在馬克思社會形態發展理論中，就絕沒有一個單獨稱之為「殖民地社會」的社會階段。原因無他：「殖民社會」不是一個單獨、固定的社會性質和社會發展必由的階段。殖民經濟是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先進資本主義以金融資本的形式向前資本主義社會輸出，掠奪其原料、獨占其市場所形成的經濟，使殖民地各種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以故「殖民社會」的概念，離開了這些變化後的具體的社會性質或形態的描寫，就空洞而無意義了。此所以殖民地下各種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形態）都是以「殖民地‧封建社會」（例如商業資本主義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荷據台灣招募中國東南沿海貧困農民進行東印度公司下的封建榨取的體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如鴉片戰爭後的大陸社會和鴉片戰爭後直到日本統治前的台灣），以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如殖民地化以後的朝鮮和台灣）為表述。
　　則陳芳明的「殖民社會」論，在社會形態論上是毫無根據的。陳芳明說，甲午戰敗，「台灣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而「島上的原住民社會與漢人移民社會，在一夜之間，被迫迎接一個全新的殖民社會」。「原住民社會」與「漢人社會」，是種族概念，而「殖民社會」則是政治經濟學性質的、是社會科學的概念。於此，尤見陳芳明對「社會性質」理論的混亂了。

二、日本殖民地下的資本主義問題

　　基於他自己關著門炮製的「台灣社會是屬於殖民地社會」的「史觀」，陳芳明「建構」了一個把台灣社會史──從而是台灣新文學史──分劃成「殖民時期」（一八九五〔新文學則始於一九二一〕～一九四五）；「再殖民時期」（一九四五～一九八七）和「後殖民時期」（一九八七年迄今）這麼一個三階段論。前提既錯，在這錯誤前提上「建構」起來的全「史觀」的謬之千里，是自然不過的了。
　　僅僅說日據台灣社會是「殖民社會」之不通，已見前述。在這新寫的新文學史中，陳芳明不憚於一再描述日本殖民地下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與擴大，謂「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灣奠基與擴張」，使「日本資本主義」為台灣帶來「現代化」；又說「日本統治者所引介進來的「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為「台灣社會造成最大的衝擊」。而據說「沒有殖民體制的建立，就沒有現代化生活的改造」。在別的地方，陳芳明也不憚於宣傳「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灣社會的深化與擴張」。總之，陳芳明認定了日據台灣社會是一個資本主義相當「擴大」與「深化」的殖民社會。這就得考察殖民地台灣的資本主義的具體情況了。
　　日帝據台之後，立刻展開了為日本獨占資本在台灣順利發展所必要的「基礎工程」，如眾所周知的土地林野的調查、土地所有制度的改革、貨幣度量衡的統一化、排除鴉片戰爭以後來台的西方資本勢力，等等。這些基礎工程，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身，卻為日本帝國主義資本在台灣擴張和超額榨取，創造了條件，但同時也形成了母國日本與殖民地台灣之間的不平等分工，使台灣在經濟上固定為對日本供應原料與農產品食糧的基地，台灣經濟喪失其主體性，而庸從為日本帝國主義經濟積累的工具，並被迫形成日本的米-糖單一性種植（monoculture）的基地。台灣本地傳統的、資本主義萌芽的糖作坊和台灣人現代資本主義製糖資本被迫解體。一九三○年以後的軍事工業化，在軍政統制下，台灣人工商業資本與土地資本進一步萎縮。在日帝統治下，以製糖工業為中心的日本籍資本主義有所發展，但本地台灣人資本則遭受強權的、制度性抑壓，豪族資本也只能依附在日本獨占資本中，無權獨立組織公司以發展。
　　此外，一直到日本治台四十四年的一九三九年，台灣的農業產值皆高於工業產值，說明尚未資本主義工業化。一九三九年到四五年，工業產值超過了農業產值，但考慮到工業產值中製糖工業（及其他農業加工業）占其中之大半以上，復加上戰爭工業化的誇大性，實不能加以過大評價。
　　而在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保護和鞏固了台灣的半封建地主‧佃農體制，並在這半封建的土地關係上，建立了以糖與蓬萊米為中心的殖民地剝削經濟體制。日本將台灣殖民地化，並沒有使台灣土地關係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大農場經濟，而是以強權保留和強化了小面積佃耕和現物地租等半封建剝削體制。
　　因此，陳芳明的日據台灣社會為「殖民社會」之論，顯然不曾理解到帝國主義下台灣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複雜的變化，即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變化，從而過高地評價了殖民地台灣的資本主義化即「現代化」程度，而對於殖民地台灣社會半封建性的側面，則完全沒有估計到。對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會中資本主義成份的估計，向來富於爭論，但從現在看，高估半殖民地中國和台灣的資本主義因素(如托派和矢內原忠雄)，早已受到中國革命的實踐和台共對台灣社會分析所揚棄。今天，大部分台獨派和自由派學界一般地把日本對台殖民統治視為資本主義化、「現代化」而加以美化與合理化已成通論。但這又與托派中國社會論和矢內原台灣社會論有本質的不同。
　　看不見殖民地台灣的半封建性，就無法解釋許多殖民地台灣歷史中的重要問題。從文學上說，除非認識到殖民地台灣的雙重矛盾，即帝國主義異族支配下的民族壓迫的矛盾，和與帝國主義相苟合、以半封建地主佃農體制為核心的半封建剝削與壓迫的矛盾，就不能說明何以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思想和題材，鮮明地集中於「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題材。描寫日本警察橫行鄉里，魚肉台灣人民的〈一桿稱子〉、〈不如意的過年〉、〈惹事〉；描寫日本獨占資本在台灣的掠奪，農民工人被驅落貧困深淵的〈豐作〉、〈一個勞動者之死〉、〈一群失業的人〉、〈送報伕〉和〈牛車〉；描寫與日本當局勾結、刻毒同胞的封建地主豪紳的〈善訟人的故事〉，寫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多重壓迫下呻吟之女性的〈薄命〉、〈誰害了她？〉、〈青春〉和〈老婊頭〉等。離開了日據下台灣社會「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形態)，就不能有科學性的說明。日據下台灣新文學作品，從來不曾把殖民地台灣社會寫成幸福、進步、「現代化」、高度「擴大」的「資本主義」社會！

三、「殖民地革命」論的杜撰

　　另外，由於陳芳明完全不懂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不懂得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核心的社會性質(形態)理論，所以在他另外的文章中論及台共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一年綱領時，簡直荒腔走板，不知所云了。這當然也從另一個側面暴露了他對台灣社會形態史的錯誤認識。
　　茲舉一例。基於同一個錯誤，即陳芳明以日據台灣社會為沒有經濟內容的「殖民社會」的錯誤，陳芳明說，因日據台灣是一個「殖民社會」，所以台共在其政治綱領中關於台灣革命的主張，是「殖民地革命」的性質。而陳芳明又說當時中國大陸的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其革命的性質是「社會革命」！繼之，陳芳明以他今日台獨派的思想和意識形態，編造出了台共黨史中台灣的／謝雪紅的／日共領導的「正確」路線，與中國的／翁澤生「上大派」的／中共領導的「錯誤」路線的鬥爭這樣一個荒唐的劇本。而這兩條路線之矛盾，據陳芳明說，在社會性質論與革命性質論上，就表現在翁澤生等「親中共」的「上大派」要將他們的「社會革命」路線強加於謝雪紅的、日共的、台灣派的「殖民地革命」路線上！在他的〈台灣共產黨的一九二八年綱領和一九三一年綱領〉(陳芳明，《殖民地台灣》，麥田出版社，一九九八)和其他文章中，陳芳明以此忿忿不平，不憚於三復斯言，使他在社會科學上的嚴重無知與錯誤認識更加突出了。
　　早從一九二八年開始，我國社會科學理論界就展開了一場沸沸揚揚的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的爭論。這爭論的源始，是基於對一九二七年北伐革命挫敗的反省，而自重新摸索中國社會性質著手，檢討中國社會形態與中國革命的性質、敵我關係、階級構造和革命的方針政策。第三國際指導下各國共產黨的綱領，都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性質)理論，對自己當面社會進行了分析，並根據這分析來決定革命的性質、目標與方針。中共如此，日共如此，當時隸屬於日共的「台共」(「日共台灣民族支部」)和鮮共(日共朝鮮民族支部)等莫不如此。中國社會史論爭，其實先是集中在當時中國社會性質的爭論，繼而又發展為中國歷史上各階段社會性質、即社會史的爭論，再發展為有關中國農村社會性質、兼及「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爭議。
　　即便在左派內部，不論在國內或共產國際內部，對於中國社會性質、從而對中國革命性質的主張，也有針鋒相對的不同。有一派認為，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半殖民地的矛盾，要求進行反帝的、民族(主義的)革命；半封建的矛盾，要求進行(由工農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的)革命；另有一派則力主中國早已在帝國主義下資本主義化，中國社會基本上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因此中國無產階級應該靜待自己力量之壯大，準備進行一場無產階級性質的、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而具體的歷史實踐證明了前一個路線（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正確與勝利，和後一個路線（托洛茨基和陳獨秀）的錯誤與否定。在馬克思主義有關社會理論中，只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由現代工資勞動階級主導的、推翻資本主義、最終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和帝國主義下廣泛第三世界前資本主義社會形形色色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封建（或半封建）社會之由工農階級的同盟所領導、團結同被壓迫的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帝愛國力量，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及其扈從──大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和買辦階級──以發展資本主義並最終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即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根本沒有什麼「殖民社會」的「殖民地革命」這種怪說。猶記在六○年代，台灣的報紙報導第三世界反美獨立運動時，常常把外電中的「民族‧民主革命」（national-democratic revolution）誤譯成「國民民主革命」，就是不懂得針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民族主義（反帝）的、民主主義（反封建）的變革理論所鬧出來的笑話。陳芳明的錯誤類此。
　　因此，陳芳明一點也讀不懂台共綱領，是理所當然的。再舉一例。台共一九二八年的綱領中，有一段批評當時台共同志汲汲於要在台灣一味進行推翻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樣一個錯誤認識。綱領認為，這個錯誤的根源，在於當時的同志們不曾注意到「1.台灣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2.台灣本身還存在很多封建制遺物」，即不理解台灣社會的「殖民地‧半封建」性，而陳芳明竟而據此大發奇論。他說道： 　　

「…由於資本主義在台灣未充分發展，封建制度的殘餘仍然深深根植於社會內部，台灣革命自然也具備了克服封建殘餘的任務，其性質也是屬於社會革命。」！

　　陳芳明接著說，日共綱領上認為日帝的性質是封建地主與資本家混合的政權，則「台灣的獨立運動就不僅僅是單純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已，並且在社會內容裡也是民主主義的革命」。
　　對於陳芳明而言，台共到底是主張台灣革命是「社會革命」還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從上引文字，足見其認識、知識之錯亂。社會革命，是一個資本主義充份發達的社會，為了克服資本主義社會深刻無可緩解之矛盾，由新興現代工資勞動階級領導，進行推翻資本主義體制，實現後資本主義階段的新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即「社會革命」，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
　　在封建或半封建社會，封建制度或「封建制度的殘餘仍然深深根植於社會內部時」，當新生的資本主義經濟在封建或半封建社會中既萌芽成長、又備受壓抑；當封建或半封建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產生了無從調和的矛盾，則新生資產階級或工農階級的同盟聯合其他支持革命的各階級起來領導推翻（克服）封建或半封建體制，建立後封建（或後半封建）階段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即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亦即「民主主義的革命」。
　　因此，在帝國主義時代，一個前資本主義社會、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革命的性質，根本不是什麼「社會革命」，更不是什麼「殖民地革命」，而是反對殖民地統治的民族解放的革命，亦即「民族革命」和反對封建（半封建）統治的、為發展而不是壓抑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之統一，合稱「民族‧民主革命」。
　　但第三國際關於殖民地解放運動中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論，主張由各殖民地的工人與農民階級而不是其資產階級擔負起這「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的領導任務，理由是在殖民地下，獨立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小，人數少，變革的決心弱、立場不穩，而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又因為本身兼為地主，與帝國主義關係密切，往往同時帶有封建地主階級的性格，扈從於帝國主義而積累，有買辦性。所以這個在社會發展階段上應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必須依靠在殖民地社會受壓迫最深重、變革決心最堅定的殖民地工農無產階級而不是別的階級的領導。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大有別於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中由強有力的資產階級市民所推動的、為摧毀封建主義，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傳統的、「舊的民主主義革命」。二八年台共綱領所說日帝下「台灣猶殘存著頗多封建遺物」，意謂殖民地台灣的資本主義有相對性發展，但同時一仍殘留著封建體制的殘餘，所以台灣社會是一個（殖民地下的）半封建社會，以故台灣革命一面要進行打倒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的革命，卻不能以此為己足，「不能獨斷為單純的民族解放運動，其社會性內容應為民主主義的革命，此即所謂的台灣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
　　陳芳明讀不懂這個道理，所以一面說台灣革命為了「克服封建殘餘」，「其性質」竟然「也是社會革命」，一面又引他不懂的綱領文字，說是民主主義的革命，並且一有機會就說中共將其從未主張過的「社會革命」論強加於台共也從來不曾主張過的「殖民地革命」論，讓中共與台共在陳芳明的腦袋裡鬥得不亦樂乎。因為中共對當時中國大陸社會的分析是中國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資本主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中國革命的性質是由工農的同盟所領導的、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從來就沒有說過、幹過什麼「社會革命」。台共也因同樣的分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矛盾是量的差異而不是質的不同）而主張「台灣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革命」。在這樣一種革命中，「……認定根本上台灣資產階級不唯無法領導台灣民族革命，亦不是革命的主要軍隊」。「台灣工人階級」要「與資產階級爭奪」革命的「領導權」，「工人階級」要「爭取」革命的「指導地位」，以完成「台灣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其實幾乎就是台灣版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論」，也透露著都是當時第三國際殖民地民族解放鬥爭綱領在各國、各地區的版本。總之，日據下台灣革命的性質根本不是什麼「殖民地革命」，更不是什麼「社會革命」。從而，台灣新文學的性質也不是什麼「殖民地文學」，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文學。大陸的革命當然也絕不是什麼「社會革命」，這是中國社會性質理論的基礎常識。兩岸社會性質的近似性，規定了兩岸革命的性質都是反帝（民族主義）‧反封建（民主主義）的，同時也規定兩岸救亡運動之一環的文學鬥爭的口號和內容，勢必也是反帝‧反封建的。陳芳明不明白這個理論，把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的台灣社會規定為沒有社會經濟內容的「殖民地社會」，從而規定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為「殖民地文學」(colonial literature，日本作「外地文學」，原指類似西川滿、濱田隼雄、庄司總一之流，以殖民者立場對「新附之地」台灣的異國情懷的描寫的文學，足見其使用「殖民地文學」一辭之大不妥）而沒有具體的社會政治內容，不能捕捉到殖民地「反帝‧反封建」文學的特質之根源所自。
　　只有從日據台灣社會殖民地‧半封建性質，才能說明日據下台灣反帝民族‧民主鬥爭的「反帝‧反封建」性質，也才能說明作為殖民地台灣的民族‧民主鬥爭之一環節的台灣文學的「反帝‧反封建」思想與題材；才能理解分別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國與台灣的新文學，都以反帝‧反封建為戰鬥的旗幟，而前者並施重大影響於後者；才能理解在第三國際、世界無產階級文化／文學運動影響下台灣左翼文論和組織的發展；才能理解台灣新文學主要地以（批判的）現實主義為創作方法，最後也才能理解在嚴酷的「皇民化」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挫折、抵抗和屈從。
　　

四、萌芽期台灣新文學的政治經濟學

　　陳芳明在日據台灣社會性質的問題上所犯嚴重錯誤，自然影響了他對日據台灣二十年間新文學「分期」的「理論」。
　　陳芳明把日據下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分成三個時期，即一九二一～一九三○的「啟蒙實驗期」；一九三一～一九三七年間的「聯合陣線期」，和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間的「皇民文學期」。
　　「啟蒙實驗期」的特點，據陳芳明說，是國際思潮的衝擊；反帝抗日的思想文化運動要求「使用文學形式來喚起民眾」不把「文學視為自主的存在」，而把文學「當做政治的輔助工具」，因此在這「初期階段，較為敬業的作家還未出現」，所以「在技巧與結構方面，都顯得極其粗糙」，「大多數的作品只是停留在實驗階段」。「從現在回顧起來，顯然史料價值遠勝藝術價值」，「無法勝任美學的考驗」。
　　世界文學史告訴我們，小說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的登場→現代都市的形成→印刷工業、報刊雜誌產業的發展→政治的、思想的、文學的公共領域的形成這麼一個總過程有密切的關係。十八世紀英國「擬古典主義」（pseudo-classicism）時期，正是在新興資產階級蝟居的新興城市、城市中興旺的咖啡館、報刊雜誌形成的文學的公共領域中，誕生了散文文體和西歐第一代現實主義小說家狄福（D.Defoe,一六六○～一七三一）、史威夫特（J.Swift,一六六七～一七四五）、艾迪生（J.Addison, 一六七二～一七一九）和費爾丁（H.Fielding, 一七○七～一七五四），取擬古典時代主流的仿古典悲劇而代興，發展出資產階級自己的新文類。
　　與西方小說發展史相較，我國的現代小說的形成與發展，有本質不同、但過程雷同的歷史。不同於西方小說誕生於西歐封建社會向現代資本主義過渡，並以商業資本主義向外擴張的時代，我國現代小說則起於鴉片戰爭之後，列強百般侵凌、民族資本主義在艱困中有所發展的時代。鴉片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強迫開港，強迫貿易，使中國北方沿岸（以天津為中心）和南方沿岸（以上海為中心）發展了買辦資本主義和一定的民族資本主義。中國的現代資產階級有相對發展，他們集中在類如天津、上海的工商城市。中國資產階級掌握了西方傳教士帶來的新印刷設備和「報紙」、「雜誌」的媒介形式，在國難深重的中國半殖民地條件下，新興報章雜誌成了當時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救亡派（如康、梁）甚至革命派形成政治、文化公共領域的基盤。而康、梁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一派，又從一開始就把改良運動與小說的推廣緊密連繫起來，把小說當成推動改革，宣傳革命和國民性改造的工具。當時也，光是專刊小說的刊物，從一八九七年的《演義白話報》到一九一○年代著名的《小說月報》，總數在二、三十種以上，培育了介於舊說部與新白話小說間、批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譴責小說」，產生了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劉鶚（《老殘遊記》）和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收穫了由林琴南、嚴復迻譯的大量外國小說，為一九一八年魯迅寫〈狂人日記〉而宣告我國現代小說的誕生，準備了足夠的條件。
　　但日據下台灣地方的情況就很不一樣。鴉片戰爭後台灣也被迫開港，強迫貿易，洋行取代了傳統行郊，外國銀行資本全面控制了台灣的經濟商品作物的生產與貿易過程，買辦資產階級興起，但一般地人數少，力量弱，沒有集居新興工商城市的厚實的資產階級。及淪為日本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台灣地方資產階級受到半殖民地中國所不能比擬、來自日帝的壓迫。一九○○年日本三井財閥的「台灣製糖廠」設立。一九○二年，日本以法律強權掖助日本現代化糖業的獨占經營，給種蔗地主和蔗農帶來強大壓迫。一九○五～一九一八年間，主要是日資的現代製糖廠陡增，台灣本地資本主義萌芽的糖▲作坊迅速解體。一九一一年，日帝明令剝奪台灣資產階級獨自開設現代資本主義企業的權利，從而使台灣本地資本對日本獨占資本從屬化。台灣地方的現代資產階級無法健全發育，再加上日本帝國主義的警察強權統治，台灣人要遲至一九二七年才能在島內發行《台灣民報》一種。其後雖陸續刊行幾種雜誌，但大多屢刊屢禁。弱小而備受壓迫的台灣資產階級在一九三○年以前，要形成政治、文化、文學的公共領域，從而發展小說藝術，自然是艱苦備嚐的。
　　在這樣的社會經濟背景下，十九世紀末的中國內地和二十世紀二○年代殖民地台灣的現代小說，出於半殖民地以至殖民地的強大壓迫，反帝、救亡自然成為兩岸小說最強烈的主題，正如十八世紀的西方小說表現其重商主義資本向外拓展、新興城市蝟集來自農村的各色人等的歷史時代中，對外擴張，異國新天地傳奇、女工、流浪漢成為當時小說主題一樣，表現了（半）殖民地與帝國主義不同社會、不同政治經濟構造下不同的思想感情、意識形態和主題意識。這都和是否把「文學視為自主的存在」，是否特別要把文學「當做政治的輔助工具」，我們台灣作家是不是「敬業」，是毫不相干的。
　　而從台灣在殖民地困難條件下，沒有時間和餘裕像十九世紀末的大陸那樣，從文言小說、翻譯小說、譴責小說……逐漸演化成熟，然則竟而能在賴和一代人，能突然直接用白話漢語，以比較成熟的技巧表現，取得現代小說的可喜成就者，沒有別的原因，而是出於殖民地台灣作家知識份子因對於祖國中國的嚮慕，直接繼承內地的文白語文鬥爭的成果，以中國白話文為表述工具，以中國白話文現代小說作品為寫作與表現的範式（paradigm），當然有密切關係。因此，對這一時期作品在美學上的評價，應該考慮到台灣白話文學省去了中國現代小說幾十年在語言、表現形式上的摸索，一步到位所取得的成績，不能過低評價。何況，一九一八年魯迅從〈狂人日記〉展開的一系列傑出的新小說的偉大成就，也必須看到那是奇蹟般的獨一的高音。和魯迅同時代的新小說，相形之下，「在技巧與結構方面」，也不免於「顯得極其粗糙」。陳芳明對萌芽期台灣新文學的酷評，表現了他對台灣新文學的社會經濟脈絡之無知。
　　

五、台灣普羅文學運動與共產國際文運

　　在談到「統一戰線」時期的特點，陳芳明指出幾點：「出現了文學組織」，「發行」了「文學雜誌」，作家們「開始」「以團體的力量專注文學作品的經營」，結成「聯合陣線」。這時「文學運動不僅脫離政治運動陰影，而且有取代政治鬥爭運動之勢」；另外就是台灣「左翼文學」的「崛起」。這是一段混亂的分析。
　　一九三○年前後，世界資本主義體制遭逢最強烈的經濟蕭條之襲擊，從根本震動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為了挽救日本的資本主義，日本國家強力介入，實施對通貨的國家干預，日本資本主義從獨占資本主義階段，進入了國家獨占資本主義階段，同時發動侵華戰爭，以戰爭統制經濟體制，進一步擴大和強化了日本國家獨占資本對殖民地台灣的掠奪，使台灣本地人資本進一步萎縮，廣泛台灣工農階級進一步貧困化。
　　世界經濟全面蕭條，突出地暴露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深刻的矛盾。以共產國際為首的世界無產階級運動，樂觀地估計了形勢，一時之際，世界資本主義已晉入面臨最後崩解的「第三期」之論，甚囂塵世。而文化與文學意識形態的革命，又一向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重要關注，因此到了革命樂觀主義高漲的三○年代，無產階級文化運動和文學運動，成為各國各地區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形式。三○年代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在台共建黨於一九二八年的歷史背景下，自亦受到世界無產階級文化／文學運動的深刻影響。
　　此外，從二○年代末到三○年代初，在日本和台灣的無產階級運動遭到重挫。一九三一年，台共連同革命化的文協、農組、甚至民眾黨遭到全面破壞。這時，從各個戰線上流落出來的黨人和同情者，湧向了左翼文化／文學戰線，利用薄弱的合法性，延續革命的實踐。一九三二年，詩人王白淵在東京成立了一個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組織，旨在「藉文藝的形式，啟蒙大眾之革命性」。同年，他在「日本無產階級文化聯盟」領導下結成「東京台灣文化同好會」而不久瓦解的兩個月後，又結成「台灣藝術研究會」，推展無產階級的文化藝術運動。
　　一九三六年，台灣共產黨人王萬得等創辦《伍人報》，與「納普」（NAP，「全日本無產者文化聯盟」）旗下的日本《戰旗》、《法律戰線》、《農民戰線》保持密切的工作聯繫，並推動關於「台灣話文」、「台灣鄉土文學」的重要論爭，為當時無產階級文化／文學運動中的語言和文藝策略，進行了深入的論議。
　　一九三○年，賴和、謝雪紅等人創辦《台灣戰線》，旨在「以普羅文藝謀求廣泛勞苦民眾的利益」，解放勞苦大眾，從「少數資產家、貴族階級」手中，把文藝奪回到無產者的手上，「宣傳馬克思主義和普羅文藝」。
　　《伍人報》和《台灣戰線》受到日帝當局百般壓迫而停刊。一九三一年，在台灣進步日本人夥同台灣進步的（無政府主義傾向的）台灣文化人結成「台灣文藝作家協會」，除了宣傳無產階級文學，也成為台共瓦解後台灣的民族與階級運動的據點。一九三四年，「台灣文藝聯盟」成立，宣言「提倡大眾文學」。
　　因此，必須在三○年代日本資本主義在戰爭政策下向國家獨占資本主義轉化，世界經濟危機深化，世界無產階級運動進一步挺進發展，台灣本地資本進一步萎縮，大眾貧困化加劇等的歷史背景下，才能正確理解與世界無產階級文化／文學運動相結合的台灣無產階級的文化／文藝刊物與結社的鬥爭、和無產階級性質（或隱或現）的文藝、文化結社的深層政治經濟學的意義。無來由地說這時期突然「出現了文學組織」、「發行文學雜誌」，無來由地「開始」「以團體的力量專注文學作品的經營」、「結成聯合戰線」，是絲毫沒有科學性的說明力的。至若竟謂此一時期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不僅脫離政治運動的陰影」，尤其荒腔走板了。無產階級文學為無產階級政治、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是公開的命題。而且既說是此時的文學「有取代政治鬥爭運動之勢」，則文學又如何「脫出政治運動的陰影」？
　　

六、過高評價皇民文學

　　陳芳明把從一九三七年以迄一九四五年間長達八年的階段，界定為「皇民運動時期」。
　　對於在日帝強權威逼下，殖民地台灣作家被迫為日帝戰爭政策畫圖解的條件下寫的作品，應該怎樣評價的問題，尤其在台獨派文論家總是把皇民文學普遍化，從而直接、間接予以合理化甚至美化（謂台灣皇民文學有「現代化」和「愛台灣」的性質）的現時代，顯得十分突出。
　　應該對戰時日據台灣的文學作品，依個別的作家和作品；依其一時也要依其一生的創作歷程，做個別的分析。在法西斯高壓下不憚於利用任何可利用的機會、主題和活動，孜孜不倦地從事堅強不屈的鬥爭的楊逵，和在憂悒、後退、苦悶中苦苦掙扎的形式中透露深層的抵抗與徬徨的龍瑛宗，以及基本上以描寫台灣傳統家族風俗與葛藤，漠視皇民教條的壓力，寫作生產力旺盛的呂赫若，以及雖然也被迫參加大東亞文學會議，基本上沒有寫過嚴重危害民族利益的作品，而且事後表現了某種悔恨，而且從其一生的表現中尚不能貿然評價其附敵和出賣民族的張文環、楊雲萍，甚至在皇民主義下表現出民族認同的猶疑苦悶，事後表示了某種修正的王昶雄，都和至死不變其皇民反華思想的周金波，以慘絕的呼喊否定自己的民族，必欲把自己改造成高潔偉大的大和民族的陳火泉，有根本性的差別。把周金波、陳火泉和楊逵、呂赫若、龍瑛宗、張文環、楊雲萍和王昶雄一鍋煮，相提並論，是台獨派關於皇民文學普遍主義的故技，對各別作家和日據末期台灣文學，是難堪的侮辱。
　　在思想、精神上完全皇民化，寫過嚴重汙譭自己民族，為敵人的侵略戰爭塗脂抹粉的作品的作家，嚴格說，只有周金波和陳火泉兩個人。但從其作品數量之單薄稀少，作品思想之醜惡反動、作品在審美上的粗劣而論，台灣皇民文學到底能否成立，已大有疑問，依陳芳明的「史識」和「史觀」，竟將日據最後八年，在台灣新文學劃期中，堂堂割給了「皇民文學」，令人匪夷所思。
　　

七、光復初期的台灣社會是半殖民地化，不是「再殖民地」化

　　接下來，陳芳明把台灣光復的一九四五年，到蔣氏家族結束了統治，台灣人李登輝接任視事的一九八七年的前後四十二年間的台灣社會性質，竟而規定為「再殖民」階段。
　　陳芳明的台獨派邏輯是明白的：日據五十年是台灣「殖民地社會」階段。一九四五年以後，「中國人外來政權」國民黨集團對台灣的「殖民統治」，使台灣「再」次淪為「殖民地社會」。這苦難的、「中國帝國主義」下的台灣，至台灣人李登輝繼蔣家擔任台灣總統為分界線，在沒有任何台灣人的民族解放鬥爭的條件下，使台灣從中國帝國主義下解放，結束了「再殖民」社會階段！
　　陳芳明是怎樣說明戰後以迄一九八七年的台灣「再殖民社會」呢？他首先說，戰後國民黨以其帶到台灣的「強勢中原文化」，貶抑日據下台灣殖民地經驗為「奴化教育」；其二，一九五○年後國民黨在台灣「強化既有的以中原取向為中心的民族思想教育」；其三，國民黨以武裝的警備總部為「思想檢查的後盾」，為「配合反共國策」，國民黨政府周密地建立了戒嚴體制。最後，陳芳明下了這結論：「這種近乎軍事控制的權力支配，較諸日本殖民體制毫不遜色」，因此「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將這個階段概稱為『再殖民時期』，可謂恰如其份。」
　　從一到二是文化、意識形態的概念，三至結論則是政治的概念。這怎麼能是一九四五到一九八七年間台灣社會性質，即台灣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總和的描寫？前文說過，「殖民地社會」不是一個社會形態，不能是一切社會發展必由的階段。那麼，所謂「『再』殖民社會」論亦然。而且，按台獨派把四百年台灣史一律看成迭次「外來政權」對台灣的殖民，則依陳芳明的高論，荷據台灣是「殖民社會」；明鄭台灣才是「再殖民社會」。清朝台灣是「再‧再殖民社會」；日據台灣是「再‧再‧再殖民社會」，一九四五～一九八七的台灣，就是「再‧再‧再‧再殖民社會」矣。世之謬說，曷甚乎此！
　　而且，人們無法理解，國府統治台灣時以「強勢中原文化」「貶抑」日據下台灣經驗為「奴化教育」，和台灣社會性質為「再殖民社會」有什麼關係？說國民黨把「以中原取向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強加於人是「再殖民主義」，當然是建立在「四百年」來台灣已發展出外乎中華民族的一個新民族──而這種宣傳，別說在當時，既至於今日，在社會科學上也大有爭論的餘地。至於說反共政策下軍事法西斯體制，在戰後美國影響圈內的「第三世界法西斯國家」、「國安壓迫性政權」(The third world fascist state; National security-repressive regimes)中極為常見，但總不能說朴正熙、全斗煥的韓國是「（再）殖民社會」，六○年代迄八○年代非洲和中南美親美反共軍事政權對自己的同胞進行了（再）殖民統治吧。
　　陳芳明的「殖民社會」論，在他的〈初期新文學觀念的形成〉中，對日據台灣「殖民體制的建立」，有一套錯誤與破綻百出的分析。陳芳明舉了「六三法」的壓迫；「內地延長」論的欺罔；為日本資本服務的現代基礎教育和山林田野的調查與收奪……來說明殖民地台灣社會的性質。事實上，台灣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表現在：一、殖民地現代基礎工程之推動，達成了殖民地化必要的構造改革，為日本資本的滲透準備道路；二、殖民地米糖單一種植經濟的形成；三、日帝資本主義和台灣傳統半封建地主‧佃農經濟的苟合，以及四、法西斯軍國主義下的「軍事工業化」。然而，儘管錯誤和破綻百出，在〈初期新文學觀念的形成〉中，陳芳明還閉門獨自炮製了幾點他對「殖民社會」之性質的界定。然而當他論證戰後以至一九八七年台灣「再」次「殖民」化時，卻以另外的、與他的日據台灣殖民社會論完全無關的、更加莫名其妙的邏輯來充數。足見陳芳明的社會科學知識之荒廢！
　　一九四五年後國民黨統治集團對台灣的統治，到底是不是「外來政權」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這就得以「殖民主義」在社會科學上的界說來看。
　　殖民主義是資本主義持續不斷的擴大再生產、對市場和工業原料持續不斷的飢餓，發展到金融資本主義，急需向外擴張，輸出資本的結果。一個被殖民地化的社會，往往被迫依照殖民宗主國獨占資本的擴張、循環與積累的目的、利益與需要，遭到強行改造，在對宗主國經濟的庸屬性分工構造中，殖民地自身原來的傳統經濟瓦解，重編到宗主國帝國主義經濟圈，成為其再生產運動的一環。殖民地只能從事原料與糧食生產，按宗主國的需要，進行農業的單一性種植。宗主國資本在殖民地奴隸性農業莊園、礦山、高勞力密集輕工業中進行超額利潤的剝削……
　　而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撤退來台的國民黨國家，還停留在千瘡百孔、貧困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階段，主權並未完全獨立，資本主義薄弱，半封建經濟仍占主要地位，一九四六年後又在內戰中岌岌可危──這樣的社會當然離開對外帝國主義擴張期的國家獨占資本主義階段十分遙遠，又如何能向台灣進行「帝國主義」性質的「殖民統治」？國民政府將日產收歸國有，是當時國民黨在全國施行國家資本主義政策的一部份，台灣傳統的半封建主佃經濟沒有破壞，反而與國府半封建體制結合，沒有「單一種植」，台灣也沒有成為幼稚落後的資本主義內地原料供應地和傾銷市場……此外，國民政府從日帝手中收回台灣，是依據抗戰期間對日宣戰，廢除馬關條約，和二戰結束前夕「開羅宣言」和「菠次坦宣言」收回，派遣了代表舊中國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國府的陳儀集團接收台灣，從而把台灣納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不應忘記的是，自日治以來，台灣的小農制地主佃農體制的半封建經濟，在一九四五─一九五二年的台灣，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支持與保護。台灣不是什麼被中國殖民的社會，而在政治、經濟上都是一個被編入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個收復的行省，和中國內地其他各省一樣，受到舊中國統治集團即帝國主義、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陳芳明和一些台獨派學者說台灣的光復，是中國「外來政權」對台灣的再次殖民地化之說，根本禁不住社會科學的質問。
　　陳芳明關於戰後台灣社會的主觀唯心主義的述論，不值一笑。然而一九四五年以後中國的台灣地方社會的形態，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課題。從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看，依不同階段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應該進一步做科學的分期。以比較科學的社會性質的分期為主要依據，分析和說明各階段作為社會上層建築之一組成部份的文學，才能有較高的科學性。
　　我們以為，台灣光復的一九四五年到韓戰爆發，美國封斷海峽、民族分斷的一九五○年間，是台灣地方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階段。
　　日本戰敗撤出台灣，殖民體制一夕瓦解，台灣復歸於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台灣作為中國的地方社會，自然也帶上帝國主義下中國半殖民地的地位；在一九五二年農地改革完成之前，台灣一仍存在著強固的、半封建的小農地主‧佃農體制，和當時代表舊中國統治階級的陳儀到陳誠集團互相溫存，對農民進行半封建的榨取。於是台灣社會性質自日據「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變而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個構成部份。
　　戰爭結束前夕，台灣的資產階級（包括地主資產階級）在戰時統制經濟下，進一步遭到國家獨占資本主義化的日本資本的擠壓而萎縮，台灣資產階級全面無力化。及至光復，一方面是戰爭帶來的殘破，一方面是陳儀當局接收了日據下專賣獨占企業廠礦，形成國家資本主義的獨占體，台灣資產階級想在光復後靠日產興業發達的希望落空。一九四六年，國共全面內戰爆發，四七年中後，形勢逐漸逆轉，台灣經濟不能不受到一個舊政權全面傾覆的總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危機的衝擊而混亂化，通脹嚴重，財政瀕於崩潰。一九四九年，國府全面敗北的徵兆益明，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武裝集團開始展開對台灣的高壓政治。
　　正是在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全面倒塌的過程中，台灣在一九四七年元月爆發了大規模反美學生運動，反對美軍凌辱北大女生沈崇，喊出了「美國滾出中國去」、「中華兒女不可侮」的口號。二二八事變，是當時全中國各地人民反內戰、反獨裁、要求和平建國，主張地方高度自治的民主鬥爭的一環。一九四六年以後，中共地下黨在台快速發展，經過二月事變的的洗鍊和全國民主革命形勢的鼓舞，大量台灣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奔向了當時全國性（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火線。
　　因此，從台灣作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個部份所面對的矛盾，才能理解與說明台灣作家朱點人、呂赫若、簡國賢和藍明谷都參加了中共在台地下黨，為中國民主革命最終在五○年代初的白色刑場上仆倒的歷史，成為當代台灣文學的重要而突出的傳統；也才能說明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間新生報「橋」副刊上關於建設台灣新文學的熱烈爭論，力言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主張寫人民與生活的現實主義，介紹中國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理論和革命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充滿熱情地暗示台灣新文學的建設應以新中國的誕生為遠景；也才能說明省外作家歐坦生（筆名丁樹南）寫出強烈抨擊來台個別省外接收人員薄倖台灣少女，省外不良國府官僚欺壓台灣農民的傑出小說《沉醉》與《鵝仔》；也才能說明楊逵在《橋》副刊上的文藝爭論中，以及在四九年發表的《和平宣言》中，迭次疾言反對台灣獨立論和台灣託管論；更才能理解楊逵和《橋》論爭中的雷石榆、歌蕾、孫達人連同台大和師大進步學生在一九四九年「四‧六」大逮捕事件中被投入白色的黑獄的歷史意義。
　　

八、「美援經濟」下的資本主義改造

　　如前所論，一九四五年以後的台灣社會性質，四五年到五○年是一個突出的階段，而五○年以後的社會，性質一變。
　　五○年韓戰爆發，東西冷戰對峙形勢達於高潮。美國以第七艦隊武裝封斷祖國的海峽，在世界冷戰與國共內戰雙重結構下，台灣與祖國大陸分斷，逐漸發展出和中國民族經濟體系相斷絕的、獨自的國民經濟，其社會發展道路和相應的社會經濟性質，遂與革命後的大陸社會殊途。
　　先說社會經濟的變化：
　　從韓戰爆發到台灣完成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一九六六年，是一個階段。
　　韓戰爆發後，台灣立刻成為美國在東亞冷戰戰略上的重要據點。從一九五○年開始，以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的形式，美國向台灣挹注了鉅額資金，至一九六五年美援停止，平均每年的經援高達一億美元。這些援助穩定和改善了台灣紛亂的財政，擴大和改善了電力、教育、交通和農村建設等基礎工程，分擔鉅大的軍費，減輕、從而改善了財政，鞏固了國營企業。美援在這一階段中，在台灣資本形成中占有鮮明、重要的比重，形成一九五○年到一九六五年突出的、依附性的美援經濟體制。
　　美援經濟深入地參與台灣的財政管理和經濟發展計畫，使台灣經濟發展目標扈從於美國經濟、政治和軍事目標、邏輯與利益，喪失主體性，以致一九六五年美援的停止，不是標示台灣經濟的自主化，而是對美經濟依附結構的完成，迎接嗣後美國的直接投資和貸款形式的資本輸入。
　　美援經濟一面以巨資扶翼和鞏固作為國府權力基礎的公營企業，一面又對國府施加壓力，發展民間的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為了根絕共產主義在地主佃農體制下貧困化的農民中發展，配合一九五○─五二年國府對台灣地下化「在農村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殘酷鎮壓，美國推動在台灣的農地改革，一方面使幾百年來台灣封建的、半封建的地主佃農體制崩解，使地主和佃農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階級消亡，更創造了由廣泛小資產階級性質的零細自耕農所構成的新農村，台灣社會經濟中半封建的性質消失了。另一方面，台灣也在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下，成功地將土地資本導引向工業資本，造就了戰後第一代豪族系私人資本。這些資本，一面受美國援助的扶持而有買辦資本的性質，又受國府的庇掖而有官僚資本的性質。
　　一九六○年代，世界資本主義分工重編，美國為首的跨國資本和美國制定的外資投資條例，經美援經濟鋪好的大道，長驅直入，使台灣編入向美輸出廉價輕工產品，自日輸入設備、技術、半成品這樣一個「三角貿易」結構下發展加工出口工業化，在國民黨反共獨裁下壓抑工農利益，把資本積累最大化而取得由外資主導的高額快速的、依附性的經濟成長。加工出口工業的發展，創造了大量的中小資產階級、市民和工人階級。從五○年開始，台灣經濟實質上的資本主義化以空前的面貌快速展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有顯著的發展。但這發展是假借外鑠的美援經濟而不是本地長期的積累；假借美國和國府權力所主導的政策，而不是本地資產階級的發動，帶有深刻的依附性和畸形性。而工業產值正式超過農業產值，則一直要等到一九六六年。
　　因此，在社會經濟性質上，這一階段的特徵是：一個傳統封建體制消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顯著發展，一方面經濟上有依附性和畸形性，在一九六六年前農業產值高於工業產值而未臻全面工業化的「半資本主義」階段。
　　再從包括政治在內的生產關係來看：
　　國民政府在我國的大革命中，於四九年底亡命台灣。完全喪失了權力的社會基礎的國府流亡集團，風雨飄搖，岌岌可危。但韓戰爆發，美國對華政策一變，給予國府龐大的軍事、經濟和政治外交上強有力的支持。美國以強大的戰後國際影響力，外交上抹殺新中國，強以「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使國民黨流亡集團先取得國際外交的合法性，並根據這國際外交合法性，建立了對台統治的合法性。因此，來台以後的「中華民國」，一開始，就是美國在東亞冷戰戰略下一個人工的、虛構的國家。
　　

九、國民黨「擬似波拿帕」政權和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

　　而在美國強大支持下，國民黨在台灣建立了「擬似波拿帕國家」（pseudo-Bonapartist state），在台灣施行高度個人專政的壓迫性政權。馬克思以法國路易‧波拿帕個人獨裁王朝為例，說明「波拿帕國家」有這些特質：一、社會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皆弱小，或勢均力敵，致缺少強而有力的資本階級出而主導國政。二、此時就會產生個人專政而不是階級專政的國家形式，以高度個人獨裁的國家機關、維持秩序、以利資本的積累和再生產機制。三、及至資本主義在獨裁秩序下進一步發展，資產階級成熟，高度個人專政的波拿帕國家就會還政於階級專政，還政於資產階級。四、因此，波拿帕國家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特殊的、過渡性的國家。一九五○年以後，以蔣介石一人的一元化獨裁統治，超越了一切階級、階層、集團和黨派，讓一切勢力在個人威權下伏服戰慄。一九五○年至五二年台灣全面、徹底、殘暴的反共白色肅清，以暴力確立了蔣介石的波拿帕統治，推行極端反共的獨裁高壓政治。五○年代以後，冷戰體制下美國支持的第三世界反共法西斯獨裁政權，多數具有這種反共的、軍事性的、扈從於美國的波拿帕國家性格。由於不同的歷史，比起法國波拿帕王朝，多出了對霸權美國的扈從性，沒有完整的主權，故稱「擬似波拿帕主義」（pseudo-Bonapartism）。美國新殖民主義下的反共波拿帕政權，這才是五○年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本質，而不是什麼「再殖民」政權！
　　在經濟關係上，台灣在「美援經濟」體制下的對美附庸性格，已見前述。在政治、外交上，台灣也是美國反共政治和外交上的附庸和工具。在軍事上，台美協防條約使台灣成為美國國防在東亞的前線，成為美國遠東反共戰略的前哨基地，受到和基地相關的治外法權的制約。一九七九年美台斷交，台灣在美台關係中喪失了做為一個「主權國家」的身分，又在美國國內法「與台灣關係法」中成為美國的屬地。
　　這一對美國多方面從屬化的情況，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上也不例外。美援體制推動了台美間人員培訓、交換，在高教領域上，進行美國化改造，美國教科書至今充斥台灣高教領域。獎學金、留學制度，訓練和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美國化精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遍佈台灣政、商、軍、情、文、教領域的領導地位。美國在台文化機關如「美國新聞處」（今日的「美國文化中心」）對台灣文化、思想、甚至文學、藝術都起到深遠影響。至於美國大眾文化的滲透，尤其不在話下。台灣在文化、思想、意識形態上對美從屬化，已經無以復加。
　　二次戰前，世界上有七五％的人口生活在各式各樣的殖民制度下。戰後，殖民地紛紛要求獨立。帝國主義（如法、英）曾分別企圖在越南半島、馬來半島、香港等地繼續殖民統治，但法國在奠邊府一役敗走，馬來亞獲得獨立，香港仍在英帝統治下。為了繼續維續帝國主義的利益，帝國主義者改變了策略，給予前殖民地以形式上、政治上的獨立主權，同時利用過去宗主國和殖民地的關係，與殖民地精英資產階級合作，鞏固前殖民地在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意識形態上對舊宗主國的扈從結構，稱為「新殖民主義」。
　　日本帝國主義在二戰中潰敗，無力以新殖民關係重臨台灣。然而在冷戰體制下，美國取代日本在台灣取得了經濟、政治、外交、軍事和思想文化上的全面支配。於是因為冷戰和民族對峙而與中國分離的、中國地方社會台灣，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成為美國的新殖民地。因此一九五○年後的台灣社會，不是什麼被國府集團「再殖民」的社會，而是美帝國主義下的新殖民社會。國府不過是美國對台新殖民支配的工具而已。
　　而一九五○年後，台灣的新殖民地性，至今未變。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即半獨立的（也是半封建的）國家。其中，自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中國地方社會的台灣，在全中國半殖民地化過程中淪為殖民地。一九四五到四九年，台灣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社會。一九五○年到今日的「中華民國」，其實從來也不曾「主權獨立」過，美國的新殖民地支配是它最突出的社會性質之一。
　　因此，總括而言，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六年，台灣的社會性質，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是「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
　　

十、一九五○到一九六六的台灣文學

　　作為這一新殖民‧半資本主義社會階段的上層建築的台灣文學，至少表現出四個突出的方面：
　　一、和蔣介石反共波拿帕政權的樹立相應，由政權的組織和推動，發展出為蔣介石「反共抗俄」冷戰與內戰國策服務的反共文學，受到國民黨及其工具「中國作家寫作協會」等的統轄而發展。
　　二、相應於蔣介石反共波拿帕統治的鞏固過程，一九四七─四九年萌發於台灣的，表現在同時期新生報《橋》副刊上的台灣新文學論爭中的、中國三○年代左翼文論在台灣的發展，在白色恐怖中中途全面挫斷，致一九五○年後左翼文論和左翼文學的實踐在台灣遭到致命打擊而中絕，一直要等到一九七○年代現代詩論戰和鄉土文學論爭中才復甦。
　　三、在反共文學發展的同時，作為美國在世界冷戰中強力的意識形態武器的「現代主義」文論和創作，相應於台灣的對美新殖民地化過程，相應於美國在思想意識形態對台灣的支配，透過「美國新聞處」，在台灣取得了全面性發展。現代主義文藝，原是西方在獨占資本主義時代的創作方式。但由於美國新殖民主義性質的文化支配，在「半資本主義」的台灣和其他美帝國主義影響下的第三世界中漫延，對各當地的反帝的、批判的現實主義文學，起到對峙抗衡作用。於是，美式現代主義在台灣取得了自五○年代迄一九七○年代（現代詩論爭迄鄉土文學論爭）近二十年的統治。現代主義文藝刊物和結社蓬勃叢出，也在這一時期。
　　四、台灣的左翼的、批判的現實主義遭到反共鎮壓（楊逵、歌蕾、雷石渝投獄、簡國賢、朱點人、呂赫若、藍明谷刑死）後，一種素樸的、沒有強烈政治傾向和階級意識的現實主義小說，在以鍾理和為代表的台灣本地作家中成長，後來匯合在六○年代中後吳濁流主宰的《台灣文藝》雜誌旗下。五○年代末七○年代初，戰後第二代作家如黃春明、白先勇和陳映真和其他一代作家登台，描寫了五○年代到六○年代下半台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農村和城鎮的變貌，農民的分解，和國民黨沒落權貴的消萎。
　　陳芳明把一九四五年以後的台灣社會經濟性質規定為「再殖民」社會之不通、之貽笑大方，不必再論。但他把「反共文學」當成四九年到六○年近十年間台灣文學的主要文類，也是可笑的。被他劃入六○年到七○年的「現代主義」時期也絕不準確。在一個意義上，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是雙生兒。五○年代初，紀弦寫反共的「戰鬥文學」〈在飛揚的時代〉後不久，就以《現代詩》詩刊宣傳現代主義。七○年展開的現代詩論戰和七八年鄉土文學論戰中，現代主義和官方結盟，以扣政治帽子、寫密告信的方式惡毒打擊鄉土文學，就是證明。而被陳芳明劃為七○年代主要創作方式的「鄉土文學」，其中重要作家如黃春明等和他們的重要作品都在六○年代中即已臻於成熟，寫出其重要作品的大半，絕不待七○年代才出現。七○年到七四年的現代詩論爭和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爭，主要是文藝理論和思潮的左右鬥爭，是和四七年迄四九年左翼文論的、迢隔了三十年的對話，下文將有深入的分析。陳芳明歷史唯心主義的「社會性質」論，和他錯亂的文學分期論，絲毫沒有科學性。邏輯上不通，知識上錯誤，其實是必然的結果。
　　

十一、新殖民地‧依附性資本主義階段的形成

　　從完成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一九六六年到初步形成戰後台灣經濟的獨占資本主義化的一九八○年代中期，可以劃出另一個階段。
　　在這一時期，從社會經濟上說，有四個特點：
　　一、在反共獨裁體制和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雙重構造下，藉著把「國家安全」無限上綱，在政治上排除民眾的民主參與，在經濟上收奪勞動三權，壓抑工會，形成對外資和內資可以恁恣剝削的「投資環境」（investment climate），使資本對剩餘價值的剝奪最大化，形成外資推動的、加工出口工業化的「獨裁下的經濟發展」。跨國企業蜂湧而來，經濟快速成長，至一九七四年石油危機而略挫。
　　二、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在依附化、半邊陲化構造中發展的過程，在社會結構上產生了許多現代的大資產階級和大量中小資產階級。當然，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也使更大量的工資無產階級登上了社會舞台。另一方面，社會矛盾也在戒嚴體制下不斷積蓄。外資的侵入、勞資的階級性矛盾，勞動三權的摧殘、生態環境的崩壞，新興資產階級參政議政的要求和戒嚴政治的矛盾、和農村的解體等社會矛盾，都以台灣社會史上空前的規模擴大。
　　三、到了八○年代，一方面是資本以其對利潤無窮的嗜慾，追求個別企業的增大和數個企業的集團化合併，而形成財團，形成資本的獨占化。另一方面，因工資自然上漲，國際競爭力受限，環境成本高漲等原因，形成投資猶豫和工業升級壓力的增大。閒置的資本流向投機市場而形成八○年代後期的泡沫經濟。
　　四、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原初公營／私營資本的雙重結構，至此而形成其矛盾統一的「政商資本」，發展為政商資產階級及其肥大化。商人攀結官、政界而特權積累，官政將商人的賄贈投資而資本化。國民黨波拿帕國家形式和相對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矛盾，因七○年代中後嚴重化的「外交危機」而加劇。
　　再從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考察：
　　一、蔣介石反共波拿帕政權的合法性，受到至少兩個方面來的嚴峻挑戰：1.進入七○年代，「第一次冷戰」緩和，聯合國因第三世界會員國陡增產生了一定的構造變化，美國隻手蔽天支持的「中華民國」的虛構，發生破綻。七○年後，包括美、日在內的重要國家紛紛與台斷交，與大陸建交，台灣「主權」的外交合法性受到沉重挑戰，連帶其對台灣統治合法性亦遭嚴重波及。2.隨著戰後資本主義的展開，台灣本地大資產階級在蔣政權蔭庇下成長，另廣泛中小資產階級和市民階級也蓬勃發展，自然形成接管政權、要求由個人專政還原於階級專政，還政於本地資產階級，終結台灣的波拿帕主義，把台灣的政權機關改造為資產階級的政權機關的壓力日增。
　　二、一九七九年美國與台斷交而與大陸建交，使這雙重壓力加厲，國府不能不加強其強權鎮壓，終至爆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美麗島事件，國民黨與台灣資產階級市民運動決裂。美國一方面把台灣人權問題與「與台灣關係法」及對台軍售的實施結合起來，公開介入台灣資產階級對腐朽國府的挑戰。八○年初，「黨外運動」在選舉中取得了重大勝利。海外台獨運動在美國「人權」大傘下潛入島內。台灣戰後民主主義在反共、親美的傳統下，在反獨裁鬥爭中延長為反中國、反民族運動。到了八○年代中後，台獨思潮在島內蔓延，逐漸在政權翼贊下成為主流的，官方的意識形態。
　　三、一九六六年大陸發動文革的風火。一九六○年底到七○年代初，以美國為中心，西方學界、校園、文化界發動了新的、進步的思想文化運動，要求反對美國在越南的侵略戰爭，重新評價中國、越南、古巴的革命，反對種族歧視，要求高校教育在制度上、課程上、思想意識形態上的自由化。中美建交的過程，使新中國的形象在美國大眾傳播中成為新的焦點。在這個背景下，一九七○年在北美爆發的保衛釣魚台運動，迅速左右分裂。左翼向國家認同與民族統一運動飛躍，並且在北美的港台留學生中掀起了重新認識中國現當代史、認識中國革命、重新認識中國三○年代以降的文學，並且重新評價台灣現當代文學的熱潮。這個與五○年代以來冷戰與內戰重疊的主流意識形態針鋒相對的新思潮，穿過嚴密的思想檢查，流入了島內，最終影響了七○年代兩次文學論戰。
　　

十二、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五年間台灣文學的特質

　　依據一九六六年到八○年代中期的上述政治經濟學的特質，吾人可以規定此一社會發展階段的性質為「新殖民‧依附性資本主義」階段。而與之相應的台灣當代文學，在這些方面說明了這一階段的文學思潮與創作實踐的特質：
　　一、一方面受到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在階級關係、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的矛盾擴大化的影響，一方面又受到保釣左派對中國和台灣現代史再認識，以及對三○年代中國左翼文學及台灣現當代文學重新評價運動的影響，在一九七○年初，開展了批判現代主義詩的「現代詩論戰」，從而引發了一九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兩次論戰，概括地說，提出了文學是什麼，文學寫誰和寫什麼，文學為誰，以及探索現實社會的經濟性質，從而以文藝表現其矛盾，克服其矛盾，具體提出了台灣經濟是「殖民經濟」之論，文學為人民大眾，文學應該有（中華）民族風格，也就是提出了民眾文學和民族文學的口號，基本上以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去抵抗現代主義的創作方法。經五○年代白色恐怖以鮮血鎮壓下去的、在台灣的左翼文學理論，至此在三十多年後的鄉土文學論爭中引發了噤抑卻堅定的回聲。現代詩論爭和鄉土文學論爭，是中國三○年代左翼文學理論與實踐同國民黨右派反動文論的鬥爭史在七○年代台灣的回應，而不是什麼陳芳明所說官方／中國的文論與民間／台灣文論的鬥爭。鄉土文學論爭也不是什麼「中國體制的動搖」而使作家「轉而關心社會現實」，而是中國左翼文藝思潮的復活，從而從左翼文藝觀點認識和批評「社會現實」。而且鄉土派在力言台灣及其文學是中國及其文學的一部份上，七○年代的爭論，實質上是四七年到四九年爭論的延長與呼應。
　　二、進入八○年代，主張把台灣文學從中國文學分離出來，以「台灣意識」為檢驗台灣文學的標準的台獨派文論，做為八○年代在台灣逐漸發展起來的台灣分離運動的一個組成部份，有巨步的發展，逐漸成為台灣文藝論述的霸權。但在創作實踐上，台獨文學似乎一直沒有具體的成就。
　　三、隨著外國資本深入的滲透，隨著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而使社會矛盾顯在化，在文學上，深刻表現了外來勢力在企業中，在日常生活中，在賣淫觀光工業中、在勞動運動中深刻的民族矛盾。從六○年代末一直到八○年代初，黃春明、王禎和和陳映真等人，遠遠在今日學舌而來的「後殖民」論尚未為學界所意識之前，已經憑著文藝作家的高度敏銳，對於依附化、新殖民地化台灣生活中洋奴買辦、崇洋媚外等方面，以▲美的手段，提出了嚴峻的批評，形象地回應了歷史與生活所提出的問題，表現了生活，也批判了生活。
　　總之，陳芳明把一九四五～一九八七這一段漫長、複雜的社會形態，簡單地收拾為「後殖民」社會，表現了資產階級歷史唯心主義的貧困與破產。
　　

十三、「後殖民」社會階段論的荒謬

　　和絕大多數台獨理論家一樣，陳芳明把國民黨台灣人李登輝繼蔣經國出任總統，取得政權，看成台灣人從「中國人」對台「殖民統治」解放。中國對台灣「再殖民」因李登輝繼任而獲致解放，從而展開了「後殖民」這樣一個歷史和社會轉變！陳芳明這種離奇的歷史唯心論，突出了在三個問題上理論、社會科學知識上的嚴重無知與錯誤：
　　第一個問題是「後殖民」能不能是一個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由的社會形態。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後殖民」有兩個概念，一個是社會、經濟概念，例如把二次戰後新獨立的、社會性質不盡相同的「獨立後社會」（post-independent society），概稱為「後殖民地社會」（post-colonial society）。另一個概念是文化概念，是今日現實上人們一知半解，經常掛在嘴上、筆上的後殖民論（post-colonialism），但兩者概念上是風馬牛毫不相涉。
　　先說社會經濟概念。二次大戰結束後獨立的社會，帶有形形色色的前資本主義性質，如中國和台灣的半封建性；馬來亞獨立後很長時間內保存著地方封建貴族制；在非洲，許多獨立後的社會仍然保有原始部族共同體的痕跡。這些國家，在冷戰對峙的世界秩序下，以介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方針路線發展自己的經濟，要之，都採取光譜不同的、依據各民族具體情況而建立的某種社會主義的發展路線。在政治外交上，這些國家結成了獨立於西方和社會主義兩陣營的「不結盟主義」，堅持走自己的路。
　　這些後殖民地社會中，也有一些社會因殖民主義統治結束，殖民地時代的階級關係瓦解，一方面在社會、經濟、政治上與舊宗主國維繫著千絲萬縷的依附性關係，有利舊宗主國資本之長驅直入，和本地資本結盟，而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相對性的發展。這種邊陲性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也受到第三世界激進發展社會學家所質疑。「依賴理論」的提出，就是這質疑與批判的典型。而二戰後獨立的若干社會，在東西冷戰中徹底扈從美國冷戰戰略利益，實行反共‧依附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者，也是這個意義上的「後殖民社會」的另一種形式。
　　用這一意義上的「後殖民社會」看，陳芳明的一九八七年後台灣社會性質是以台灣從中國殖民體制的蔣氏統治下解放為言的「後殖民」社會之論，實在不值一駁。如果從對美扈從來看，台灣社會的「後殖民」化，也該從一九五○年而不是一九八七年始。問題的關鍵在於陳芳明根本缺少關於「後殖民地社會」的科學性的知識。
　　第二個問題是陳芳明所稱台灣「再殖民」社會及其解放而晉於「後殖民」社會的過程，在政治經濟上是斷裂、揚棄還是連續、統一的問題。非殖民化當然是殖民體制的揚棄與否定。但八○年代中期到今日的台灣經濟，現實上並不是與過去的斷裂、批判與否定，而是與過去的連續和發展。這是事實俱在的歷史。
　　一九八五年前後，台灣資本主義因資本積累與集聚的規律而財團化、獨占化。一九八八年李登輝繼任總統，標誌著蔣氏波拿帕國家政權的終結，把政權歸還給它歷經三十多年苦心呵護培育的台灣本地資產階級。台灣大資產階級在李氏政權下，向國民黨中央、立法院、地方議會等政權核心蜂擁而至，取得了空前的、過大的代表權（over-representation），把台灣政權赤裸裸地、由上而下地、改造成台灣資產階級的政權。八○年代下半到九○年代，台灣資本主義在新的世界分工下，扮演了電子、資訊產業的、較高附加值的、資本和技術較密集的、高級加出口工業化的角色，在更高的技術、半成品和市場上，一仍依附工業上的強權。前李登輝社會與後李登輝社會，在經濟性質上、階級構造上不但看不到所謂「後殖民」對於「殖民」的否定與揚棄，反而是舊時代、舊經濟和舊階級關係的連續與發展，陳芳明的「後殖民」社會論站不住腳。
　　第三個問題，要問李登輝政權是蔣氏政權的否定、揚棄，還是肯定與連續。
　　十七、八世紀歐洲新興資產階級以資產階級市民革命、或流血、或不流血，瓦解封建貴族體制，清算了封建身份制度，使農奴得以「自由」地成為資本主義的契約性工資勞動。三○年代西班牙弗朗哥的反革命，在政治、社會、宗教各方面血腥顛覆了人民的民主體制。中國革命也在階級上、土地制度上、經濟社會體制上根本變革了舊中國的秩序。
　　但八○年代在韓國與台灣這兩個反共獨裁體制下取得了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對過去朴正熙、全斗煥和盧泰愚以及蔣介石長期暴戾獨裁的歷史都沒有經過革命、政變、民眾蜂起的批判；在社會經濟體制和階級關係皆原封不動地、由舊政權主導地、由上而下地「民主化」了。歷史的曲折未加清算，社會經濟上，在獨裁體制下依附嗜血的反共獨裁、恣意榨取工農階級而肥大的大資產階級，依然位居要津，榮華富貴，在實際上統治著「民主化」、解嚴後的韓國和台灣社會。在政治上，反共、親美(日)、拒統、死抱著美國的「台灣關係法」，擁護美國在東亞駐軍、擁護TMD及美日安保新指針……的思想意識形態，自蔣而李而陳的三代政權，莫不代代相繼，一以貫之。總之，在階級結構上，在戰後資本主義的獨占化過程上，以及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台灣在一九五○年以降的歷屆政權都充分表現了做為美國戰後新殖民主義支配下的「工具」政權，反對共產主義、反對新中國、拒絕民族統一的本質絲毫不變，甚且「變本加厲」。陳芳明視一九八八年李氏政權為蔣氏國民黨政權的揚棄，現實上達到了掩飾後蔣時代台灣政權在階級上和政治上的反動本質的目的。
　　

十四、一九八五年以後的台灣文學

　　在這樣一個新殖民地‧依附性的獨占資本主義階段(一九八五～)台灣文學的三個方面引起我們的注意：
　　一、台灣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上對美國的新殖民主義的扈從化，至八五年後達到了空前的高峰。美國學園轉販過來的「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同性戀論述」、「後現代主義」和 「後殖民主義」，透過留學回台教師、媒體炒作，在一知半解下成為某種「霸權性論述」。知識份子、文藝評論家，一旦離開了洋人提出的問題，就不會提自己的問題；一旦不用洋人的辭語，就不會用自己的語言談問題，鸚鵡學舌，而猶沾沾自喜。原本反對文化殖民主義的後殖民論，到了台灣，竟恰恰成為美國對台學界文化殖民的工具。而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台灣文學才表現出深刻的「後殖民」性質--但與陳芳明所稱，已南轅北轍了。這樣的嘲諷，在陳芳明以「多元蓬勃」歌頌台灣的鸚鵡後現代主義，又與後殖民論混淆不清的說辭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然而在創作上，儘管鸚鵡後現代主義沸沸揚揚，但鸚鵡後現代作品卻一直沒有令人注目的作品。
　　其次，在八○年代末至今，有些年輕一代既不理會台獨文論，也與傳統的批判現實主義無緣，偶爾也看見後現代論的影響的跡痕，但才華洋溢，出品了重要作品的一代作家，十分值得期待與注目。
　　第三方面，台灣分離運動雖然在兩千年三月十八日達到了高潮，但台獨派在文化、文學上的論述早有趨於疲滯沉寂之勢。這固然是當年的台獨理論家們先後紛紛轉入政界，穿起筆挺的西裝，出入廟堂之上，但其本身在知識、文化上的局限性，怕也是一個主要原因。陳芳明重構台灣文學史的雄圖，雄則雄矣，但他的知識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局限性使他無法匹其鴻圖，就是一個例子。
　　八五年以後的台灣文學應該還有可以提起的不少問題點，無如距離太近，難做全面、客觀的觀察，就略而不論。但今年黃春明以明快的現實主義創作的新小說集《放生》，竟創造了數萬冊的銷行紀錄。這應該是標誌著鸚鵡文學的破產，當然也標誌著黃春明的現實主義文學的勝利吧。
　　

十五、結論

　　台灣社會性質的推演，不是一個自來獨立的社會之社會形態的推移，而是中國社會之一地方社會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社會形態的變化。這是台灣社會史的一個顛撲不破的事實。
　　日據以降台灣社會形態的推移，由於一九五○年白色屠殺之後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的不在，至今尚未有全面的、科學性的討論。拙論初步主張台灣日據社會(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九四五年到五○年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組成部分；一九五○年至一九六六年，是「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五年左右，是「新殖民地‧依附性資本主義」社會。而一九八五到目前，是「新殖民地‧依附性獨占資本主義」的社會。
　　這一初步的整理，必然有待於更深入的討論甚至爭論才能取得結論──正如一切社會性質的討論莫不經歷長期、縱深的討論。但無論如何，陳芳明的「殖民社會」→「再殖民社會」→「後殖民社會」論之荒誕不經，已不必多論。
　　陳芳明投出了一個不忍卒睹的壞球。但如果因此而能展開一場關於台灣社會性質、台灣社會史、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史的、有科學性、有品質的球賽──有品質的爭論，則陳芳明的此一台灣新文學分期論──雖然以負面的形象──將被台灣社會形態的討論史所長久記憶。
　　事實上，陳芳明並不只投了這一次壞球。在台灣共產黨史、台共綱領、台灣左翼運動史和台灣左翼文學問題上，出於陳芳明在知識上的嚴重破綻與局限性，屢犯大錯。對於這些錯誤做科學性的批判、糾彈與討論，對於發展台灣進步的社會科學與歷史學，必有所助益。
　　台灣當面社會形態問題，以及與此相連繫的台灣社會史問題，是我們當前的、久懸未決的，十分重要的理論課題。在這一課題上的深入研究與展開，不但有益於對台灣社會實情的客觀理解，也有益於清理已經基本教義化的許多論說──例如台灣民族論、台灣社會獨特論、台灣意識論、台灣主權獨立論，更有益於科學地探索新時期的反帝‧民眾的民主主義變革運動，包括文學的變革運動的綱領。
　　而對於在一片狂喜中接掌了統治權的新政權，我們要做出什麼樣的科學性的分析，對新的統治階級和政權機器要怎樣做出歷史唯物主義的、清醒的認識，無疑更是當前重大課題之一。
　　陳芳明把他的「史識」與「史觀」，不無得意地標榜為「後殖民」史觀。查文化思想概念上的後殖民論、一言以蔽之，是對於舊殖民地歷史，以及舊殖民歷史在「殖民後」社會中的文化的遺毒，以及戰後新的文化殖民主義對前殖民地社會和文化的為害，加以反省、糾彈、批判的思想。陳芳明的「後殖民」「史觀」、美化日本殖民統治，謂帶來高度資本主義；通篇無一字涉及美帝國主義的新殖民統治；以冷戰辭語說中國帝國主義對台灣的統治；把美國學園對台灣思想文化的支配說成自由化和多元化……把這樣的洋奴「史觀」說成「後殖民史觀」，其實是對真正的後殖民主義的侮慢了，並且尖銳地表現出台獨論的後殖民意義。
　　陳芳明在開宗明義中說：「任何一種歷史解釋，都不免帶有史家的政治色彩。史家如何看待一個社會，從而如何評價一個社會中所產生的文學，都與其意識形態有著密切的關係」。
　　旨哉斯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資產階級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確是各有各的「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而我們關於台灣各階段社會性質以及相應的文學的性質，也與陳芳明在「政治色彩」與「意識形態」上南轅北轍、針鋒相對。然而，理論問題畢竟主要地要通過知識的對錯、邏輯的真偽、以及具體實踐的嚴格檢驗。「政治色彩」和「意識形態」畢竟不能取代科學知識，否則就是一場知識上的災難了。
　　試問：陳芳明賴以「建構」、「台灣新文學史」的地基──台灣社會性質論，既是一片鬆軟的沙渚，則他所要「建構」的「台灣新文學史」大廈，又如何能免於根本傾覆、土崩瓦解的災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