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外話:葉秋木小檔案

　　關於葉秋木這個人，據日本帝國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臺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臺灣社會運動史）中所載，青年時候的葉秋木已是臺灣旅居東京的留學生左翼運動的健將之一。

　　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十二月，正當旅居東京的留學生左翼運動機關瀕臨滅亡邊緣的時候，葉秋木便與林兌、賴通堯、呂江漢、張麗旭（嘉義人、帝大生）等，集合在澀谷區代代木上原町的新臺灣大眾時報社，彼此協議在不違反二國一黨」的組織原則下，設立「臺灣問題研究會」，就有關臺灣的各項問題，臺灣的共產主義運動，尤其是文化協會解決的問題等，進行討論與研究。

　　從這時候起，東京的左翼陣營便在合法性的文藝、文化運動掩護下，漸次開拓新境地﹔臺灣留學生的運動也轉而朝這個方向推進。

　　除了表面的文化運動之外，葉秋本同時也是「反帝同盟」的主要盟員。同樣在一九三一年底前後，受到因一九二九年的「四．一六檢舉事件」而入獄的林兌等人保釋出獄的影響，葉秋木又與張麗旭，以及金澤四高在學時代校內讀書會的負責人、來京後又與全協（日本勞動組合全國協議會）發生關係的西螺人廖清纏等，對仍繫獄中的林添進、陳來旺等展開救援運動。

　　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一月，隨著成員的擴大，在林兌的指導下，組成「日本赤色救援會東京地方委員會城西地區（街頭班）高圓寺第十五班」。以後，經常藉紀念會、音樂會等名義，聚合於寄宿舍，研究共產主義；或者四處籌募救援的資金、物品，並且勸誘新加入者。

　　三月二十五日，葉秋木又與王白淵、林兌、吳坤煌、張麗旭等人，在東京杉並區高園寺林新豐的處所會商，決議以「藉文學形式啟蒙大眾的革命性」為目標，組織一個屬於日本普羅列塔利亞（無產階級）聯盟的「文化同好會」。繼而研議具體的計畫，決定設立文學、美術、演劇、音樂、普羅葉斯、電影、出版及會計等部門；並且預備發行機關雜誌《臺灣文藝》，在發行計畫尚未具體化之前則先發行《通訊）。

　　七月，暑假一開始，在岩手縣女子師範學校擔任教諭的王白淵就再度上東京，為同好會的活動奔走。七月三十一日，他會同吳坤煌、林兌、張文環等人，決定先暫時發行《通訊》，展開宣傳活動，爭取同志；同時，發動募捐，聚集發行機關報的資金，並指定由吳坤煌擔任發行負責人。

　　八月十三日，印成《通訊》創刊號七十份，分發給東京同志、臺灣留學生及島內的同志。八月二十日，仍由吳坤煌負責，假本鄉西竹町張文環處，召開第二次編輯會議。然而，由於九月一日震災紀念日當天，葉秋木參加反帝示威而被板橋憲兵隊員檢舉，經盤訊而使組織暴露，第二期也就無法出刊。

　　由於這次的檢舉，剛剛萌芽的無產階級文化聯盟「臺灣文化同好會」，便被鏟除了。

　　終戰後，葉秋木參加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屏東分團」，負責組織工作。一九四六年，當選屏東市參議員，並被推選為副議長。

　　

　　台灣往何處去？

　　李清增：葉秋木慘死當天，為了避免無辜被抓，我就連夜離開屏東，一路北上，在臺北這裹那裹的朋友、鄉親處，住了一個多月後才又回屏東。可是國民黨清鄉的工作一直持續到三、四月後都還有人被抓走……。

　　事變後，如同絕大部份的臺灣知識青年一般，我也不可免地一度陷於思想無出路的苦悶當中。臺灣往何處去？我苦苦地思索著。

　　我還記得，一九四六年，我要從日本回臺灣時，有一個國民政府的駐日特派員到學生會講演時所講的一段話。他說：「現在，我們中國政府展開雙手歡迎你們這些勇敢、優秀的知識份子回臺灣，你們是將來建設中國的最大力量！」當年，我就是懷抱著這種期望回臺灣的。可是，這個主觀的願望很快就碰到現實的質疑。

　　回到故鄉時，我聽哥哥描述說，當臺灣光復的消息傳來時，故鄉的人都高興得要死，我們家還特地殺豬，拜天公，一連請了好幾天的流水席。然而，經歷了一場沒有條理的政治動亂以後，我心目中的祖國像幾乎完全崩潰瓦解了……。

　　從臺北回到屏東後，我立即進入糖業公司的屏東糖廠服務。大約是六、七月時，通過一名屏東中學的老師──葉紀東的分析，我那苦無出路的思想苦悶終於廓清了歷史迷霧，找到了一條前行的路。

　　有一天傍晚，連球兄來找我，說要帶我去見一個姓葉的朋友。這個葉紀東是屏東中學的老師，畢業於延平學院：「四．六事件」案發後，他便流亡大陸，至今下落不明。

　　當天晚上，我們三人談了一整個晚上還不過癮，三個人於是又躺在床上繼續談到天亮。通過葉紀東對歷史與時局的分析，我初步理解了「二．二八」事變必然會發生的歷史因素﹔更重要的是，我也釐清了它的本質在於：它是中國階級內戰的延長，是一個階級對一個階級的壓迫﹔外省人與本省人的衝突，不過是階級矛盾表現的地域上的表象而已！

　　這樣，通過葉紀東的教誨，我開始有了比較圓滿而恢宏的世界觀；並且開始在現實生活上為實現勞動人民的民主而努力。

　　一九四八年秋天，當鍾校長開始秘密刊行《光明報》的時候，葉紀東即把屏東地區的發送工作交給我負責。他希望我在平常的工作中發掘比較有可能性的群眾。然後再通過《光明報》的發送與教育，提高這些群眾的積極性，進而加以組織。因此，每隔一天，我都會到媽祖廟對面的南臺行拿報來發送。

　　

　　一條白白的路

　　一九九○年四月，我在北京找到了原先以為下落不明的葉紀東。葉紀東是高雄人。曾經參與、領導「二‧二八」當時的學生隊伍，並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被追出走大陸。關於他與邱連球的交往，他說是通過當時的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的介紹。

　　葉紀東：二‧二八後，我先是躲了一陣子，然後通過朋友的介紹，到基隆中學找鍾浩東校長，想在那裹教書。後來，我在高雄的工作有著落了，我就決定不再北上。

　　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到屏東教書。鍾校長於是告訴我說：「我有個親戚住屏東鄉下，你有機會就照顧、照顧！」所以，經由鍾校長的介紹，我在屏東中學教書期間，認識了邱連球；而且，大概是一個月去找他一次。

　　邱連球住的地方叫什麼名字？我已經記不得了，但我還記得，每次去都是騎自行車，從屏東一直往東走，過一條河，再順著那條河的河堤到他家。開始的時候，我只和邱連球一個人見面。而且，每次去就在他家聊到下半夜，第二天早上又回屏東去了。後來，邱連球的堂兄邱連和與李清增也來參加。每次，我都帶一些學習材料去，除了和他們談談心事，也談臺灣前途、大陸形勢。後來，我們還計劃配合國府當局的政策，在農村裹搞「三七五減租」的農民運動。

　　我跟邱連球的關係，實際上只是從四八年二月到十月期間。總的說來，連球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熱情的人。我還記得，每次去邱家時，他總是在約定的時間來接我。如果我騎自行車去，他就到河邊來接我，在天色就要暗下來的時候，我們兩人一起走在堤防上，漸漸地月亮也出來了，在月光下，一邊是田，一邊是河水，我們只看到一條白白的路前行著。

　　一直要到不久前，李清增來大陸旅遊時，聽他說，我才曉得老邱已經在五○年代英勇犧牲了……。

　　

　　逮捕

　　李清增：大約在一九四八年年底的時候，正當我在糖廠裹頭已經吸收了幾名優秀的工人，準備組織小組時，這幾名積極的工人卻突然被調職而流產。同時，我自己後來也被調到恆春廠。在恆春待了六個月後，我聽到基隆中學出事，鍾校長及邱連球等幾個朋友已經被捕的消息；我於是要求廠方把我調到離家鄉較近的溪州糖廠。

　　在溪州糖廠期間，我仍然繼續發展群眾組織；一直到一九五二年的年初，我才在糖廠被捕。被捕的當天，我曾經回去屏東長治的家裹看看；當時，我發現書架上的書似乎被人翻過；我於是問母親，母親告訴我，有人來搜查過這些書，但沒發現什麼就走了。聽母親這樣說，我即知道情況不妙：雖然我埋藏在母親床底下的一些書；諸如：一套日本岩波文庫、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新民主主義》與《論聯合政府》等小冊子，以及一本鍾校長送我的河上肇著的《資本論入門》，並沒有被發現。我於是又間母親及家人：「最近，這裡有沒有發生什麼事呢？」他們都說沒有。

　　當天晚上，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糖廠。大約十一點，我準備進入廠房監督夜班工人交班。當我走過鐵道課，正要進入廠房時，我聽到外省籍的人事室總務在背後喊我：「你還沒有簽到！」由於我平常即對這個外省籍總務很不滿，因此就沒好氣地回他說：「我早就簽了！」但他並不動氣，仍然裝著一副笑臉說：「你過來再簽一次嘛！」我拗不過他，於是就要走過去。然而，我才走沒幾步，便看到有一個人鬼鬼祟祟地躲在鐵道課的倉庫後頭。當下，我在心裹直覺地反應道：「糟了！」

　　果然，我人才剛走到人事室門囗，就有三個事先躲在暗處的便衣衝出來，把我扭住，扣上手銬，命令我說：「走！」我看到他們中的一人向人事股長簽交。然後，他們就把我押上停在廠外的吉普車，直接送到屏東刑警隊過夜。

　　

　　偵訊

　　第二天清晨，四、五點左右，我便被喊醒﹔他們然後又把我押上吉普車，不知道要送往那裹？

　　上吉普車前，我故意向他們抗辯說：「我又沒有做什麼？你們要把我帶到那裹？」然而，押解的刑警不但沒有理會我，其中一個還用槍托敲擊我的腰部，然後狠狠地說：「有沒有做什麼？你自己心裹明白。」

　　當天，我便被他們從屏東直接送到臺北西本願寺的保安處。

　　但我是到了第三天才知道自己被關在保安處的西本願寺。一到保安處，馬上就是一連串緊密的疲勞審問。在那裹，自己一個人獨房關了足足有三個月之久，但始終沒有結案。然後就被送往臺北刑警總隊。

　　在刑警總隊，我開始嚐到刑求的滋味。記得第一次偵訊時，他們硬是要我承認我們鄉裏一個在鄉公所任職的吳XX、一個姓唐的屠夫及一個姓鐘的木匠，都是我吸收的群眾。我不承認，他們就用刑。第一次否認時，他們先是重重地打了我一個耳光，把我的牙齒也打斷了一顆﹔然後，他們再逼問，我又否認時，其中兩個刑警就分別用力夾緊我的頰骨，使我的嘴巴張開，然後一名刑警則朝著我的喉嚨猛灌水，一直刑到我小便失禁，昏迷過去，才罷手。那些刑警把昏迷過去的我送回押房，然後，足足有一個禮拜不再偵訊。

　　當他們第二次提我出去偵訊時，他們的態度卻跟上回完全不同了。這回，他們不來硬的，用軟的。我一到偵訊室，他們就拿了一疊十行紙給我，要我坦白交代；他們不斷地用溫柔的語氣勸我說：「你才剛結婚一年，而且太太剛剛才生了一個兒子，太太還那麼年輕，只有廿一歲，兒子又那麼可愛；你即使不為自己想，也該為他們想想……。」然而，因為我始終不屈從，他們又把我送回押房。

　　一個禮拜後，他們又第三次的提我。這次，一到偵訊室，他們就瘋狂地先給我一頓毒打。毒打之後，看我仍然不承認，他們就說：「既然不承認，再打！」說著，就把我約兩根拇指綁起來，在半空中吊了足足一個多鐘頭。經他們這麼一吊，我屎、尿都失禁了，流了一地，然後昏迷過去。

　　我就在這種「軟硬兼施」的偵訊中，在刑警總隊度過了兩個月。第三個月時，我又再度被調回保安處。這一次，是同鄉有一名叫邱X昌者，因為與鄉裹的某個鄉民代表有些摩擦而被以「匪嫌」之名陷害；這個邱X昌承受不了嚴酷的刑訊而供出說自己是連球所吸收的群眾。

　　這個邱X昌，是連球的親戚。

　　光復初期，他曾經與連球一起打擊日據時期地方上欺壓人民的臺奸，因為表現良好，而受到連球的欣賞：「二‧二八」時，他又表現得很積極，所以，連球就決定把他吸收過來，參加組織。基本上，在邱X昌這個個案上，我們犯了觀察、教育都不夠的錯誤；所以，他一旦被捕時，在嚴刑逼供之下，馬上因為個性與認識的不夠堅強，立即就把連球和我供述出來。害得連球因為組織關係「交代不清」之故，又被從綠島送回臺北軍法處審理。

　　回到保安處後，他們又讓我坐在電椅上，展開連續四天三夜的疲勞審問。後來，他們突然間我：「邱X昌，你認識嗎？」我不知道他已經被捕，並且也供出連球，就回答他們說：「認識」；「在那裏認識的？」他們又問。我就說：「以前在邱連球家見過。」我想，連球已經被送到綠島了，說出他的名字應該不曾連累到他！怎知，他們就這樣結束偵訊，草草結案。

　　他們給我製造了一條罪名──「參與三七五減租的農民鬥爭」，然後，就把我送到綠島，關了十三年才出來。而連球兄竟然因此被重新審理，最後也以「推廣三七五減租運動，組織農民的新民主主義研究會」之罪名，被處以死刑。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事了……。

　　

　　弟弟邱連廣的報告

　　從屏東長治採訪完邱連和後，我又輾轉聯絡上邱連球最小的弟弟邱連廣（化名）；通過他的回憶與敘述，我初步採集了邱連球赴義當天的一些關聯的事蹟。

　　邱連廣：一九五四年五月五日，我們家接到軍法處寄來的一張明信片，通知我們說連球哥在當天早晨被槍決了，要我們去領屍。因為大哥沒心情去，當時才十九歲大的我便一個人上臺北。到了臺北，我就先去找蔣碧玉，請她陪我一起前往殯儀館領屍。

　　在殯儀館的停屍間，我看到與連球哥同時被槍決的人具屍體，他們的手都還反綁著，沒有解開﹔連球哥的胸口挨了三槍，三顆子彈，都是從後面打進去的……

　　在殯儀館處理了連球哥的屍身後，我們就把他送去火化。然後，我又僱了車子到軍法處，領回連球哥的遺物，當中，有一封給連球嫂的、沒有封囗的遺書；我於是拿出來看。在信中，他安慰連球嫂不要因為他的死而悲傷過度；他告訴她說，家裏的經濟條件不好，所以，不必為了處理他的屍體而費心，即使不去領也沒關係，總是有人會處理的：最後，他又勸她說：「如果有遇到合適的、可以信賴的人，就再嫁過去罷！不要被我拘束了……。」

　　對於邱連球這個哥哥，事隔近四十年後，我仍然充滿著懷念。

　　在印象中，連球哥一直是個非常富有同情心的人。日據時代，他在教書時，母親為他準備的便當，他都自己不吃而分給那些窮人家庭的學生吃。當他在月眉庄種香蕉時，他對僱來的工人也很照顧﹔一般老闆給的工資如果是八塊，他就給十塊。後來，鍾浩東做基隆中學的校長，請他去當事務課長時，他也帶了四、五個窮人家庭的子弟去當工友。

　　當國民政府積極推行三七五減租的農業政策時，他算是全鄉最積極推行的人了；每天，他都不厭其煩地給那些上門求教的佃農們解說，他因此獲得了地方政府頒發的獎狀。然而，也就在那時罷！他也因此得罪了地方上的地主。幾年後，他甚至因為這種曾經獲得政府肯定的積極性而被處以死刑……。

　　這究竟是怎麼樣的政治條理呢？……

　　我還記得「二．二八」發生時，連球哥還保護了四個基隆中學的外省同事到家裹，一直到外頭平靜後才讓他們回去。我想，連球哥沒去過大陸，他之所以會走上這條路，除了鍾校長的思想影響外，就是他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了。

　　連球哥終於還是為了他所信奉的理想犧牲了。可憐連球嫂還有三女一男，四個孩子要撫養；當他被抓走時，這四個孩子中最大的男孩也不過才六、七歲，最小的甚至還在襁褓中呢！

　　

　　結束語

　　正當一九八九年年底的大選熱鬧滾滾時，一個飄著淒風苦雨的冬夜，我在臺北松山區的一棟大樓裹採訪了邱連球先生的遺族──長子邱玄治。

　　「父親死時，」邱玄治告訴我說：「我才唸初中一年級。記得那時候住學寮，家裹有人來告訴我父親的死訊。可是，那時候，我並沒有多大的震驚！畢竟，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早已不存在了；因為從他被捕以後，五、六年來，家裹一直沒有收到他的信；因為年紀小，對他的印象，也就顯得模糊了。等到年紀稍大，懂點人事時，長治鄉的長輩們向我提到父親時，總是豎著大拇指說：『如果沒有你父親的犧牲，崙上的村民還有三分之一以上要被牽連！』他們又說：『你父親如果出來選鄉長或縣議員，一定沒問題的！』這樣，我才稍微理解父親。

　　「其實，這些鄉人都是純樸、正直的；歷史的是非他們是非常瞭然的。然而，在當時的恐怖氣氛下，父親被捕以後，許多過去曾經向父親借錢的人，也都不敢公開承認；但我後來才知道他們並不是有心賴帳，不願還，只是怕因為與我們家來往而被牽連進去了。因為每當家裏經濟處於困境，米缸裹再也淘不出一粒米的時候，常常就會在第二天天亮打開門時，意外地發現一袋不知何人故意留下的白米……！同時，也就在這樣艱困的生活環境下，母親還是忍著悲痛把我們辛苦帶大了，五年前母親過世了，可我卻不曾聽他抱怨過父親以及他當年所作的事！我想，父親那一代人的理想，我們能夠的話，應該繼續走下去的……！」

　　離開邱玄治的家，牽了機車準備離開時，正巧臺北市北區一位立法委員候選人的宣傳車從身邊駛過，一名助選人順手遞給我一張傳單。就著街燈，我瀏覽著這份傳單的內容。

　　──「重審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斗大標題字赫然入目；我來不及細看，一時之間，心中卻洶湧著萬分感觸。是的，重審五○年代的白色恐怖。在白色恐怖剛剛隨著政治戒嚴令的解除而稍稍疏解的第一次大選，終於有人提出重審四十年前的歷史的主張了，然而，重審並不是要我們挑起仇恨，而是要我們首先通過對那一段在臺灣戰後激盪過的風雷，因為法西斯政權恐怖統治而荒蕪了四十年的歷史年代的重新認識，找到歷史發展的正確規律，然後在那一條前人沒有走完的路，堅持理想繼續走下去罷。我這樣想。

　　天空又飄起雨絲了。我於是收拾好那份傳單；一邊騎著機車，一邊在腦子裹整理著這三、四個月來所採集約有關邱連球及其在那個激昂而恐怖的時代曾經奮起過的同志們憶敘的材料，頂著迎面飄來的一陣緊過一陣的風雨，在視線模糊了的馬路上，循著機車探照燈指引的方向，勇敢而專注地前行。

　　一九九○年．二月初稿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