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一大地震屆滿三週年，政府強制拆除組合屋，以斷水斷電的手段強迫住戶遷離，數千災民面臨流離失所的困局。已有組合屋災民因承受不了被驅趕的壓力，仰藥自盡。目前災區的組合屋住戶人心惶惶，在政府運用公權暴力拆除的同時，不知有多少慘絕人寰的悲劇即將發生！在立法院的記者會上，災民血淚控訴，有母親抱著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女兒，有孤苦無依的獨居老人，有三餐不繼的長期失業者，他們都面臨被強制驅離住所的威脅。

　　其實，台灣有居住問題的，又豈僅是地震的災民！有多少遊民露宿街頭？有多少受薪者背負沉重的房貸壓力而喘不過氣？住宅的全面商品化，讓社會上的經濟弱勢者為了擁有一個屋頂，而必須在冷血無情的市場中浮沉。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最新的統計資料，全台灣的空屋率為17.6%，以台灣地區住宅總數7,022,000戶換算，空屋的數目超過123萬。然而，九二一大地震的10萬災戶，迄今未能得到安置者卻是比比皆是。以災區所在的台中市而言，其空屋率24.1%，幾乎每四戶房子，就有一所空屋，卻還是有數目龐大的災民為了尋找一個屋頂而惶惶不可終日。

　　台灣有上百萬空屋，卻同時有不計其數的無殼蝸牛尋無蔽身之所。蓋房子原是為了居住，如今，「房屋」與「居住」的關係，卻是可以完全脫離！這是什麼道理？

　　根據監察院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當前執政黨的高官幾乎都是房地產大戶：內政部長余政憲有103筆土地，3棟房屋（想想「新瑞都案」，余家如何結合民進黨政要和李登輝時代國民黨大掌櫃劉泰英，上下其手，變更地目，投資炒股）；外交部長簡又新有16筆土地，7棟房子；農委會主委范振宗土地25筆，房子7棟；新聞局長葉國興土地10筆，房子6棟；人事局局長李逸洋土地6筆，房子7棟；行政院發言人莊碩漢土地13筆，房子8棟……這樣由富豪集團所組成的政府，如何能知道無土、無屋、無產者的苦處？

　　傳聞有社運工作者將發動「居住權運動」，從中部災區出發，串聯各社運團體，結合全台無住屋者，共同爭取「居住人權」。在921即將屆滿三週年之際，這是一個值得期待的新出發點。地震災民的居住問題與所有無住屋者的困境其實有共通之處，只有將這些經濟弱勢者的力量團結起來，才可能逼迫執政當局放棄其富人俱樂部的本位思維，重新檢討當前的住宅政策，破除自由市場的迷思，解放「屋奴」。

　　目前國際上已有將「居住權」列為基本人權的趨勢，許多先進國家也已朝向肯定「居住權」的方向修法。早在1948年的《國際人權宣言》第25條中即規定「每一個人都有權力擁有足夠的生活水平，以保障他個人及其家庭的健康及安適，尤其是食物、衣物、居住、醫療以及必要的社會服務。」1995年，有133個國家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協定》，其第1章第11條也明文規定：「每一個人都有權利擁有一個於他和他的家庭都足夠的生活水平，包括足夠的食物、衣物和住宅，同時可以不斷地改善其生存條件。」

　　「居住權」被視為基本人權的理由之一是：一旦喪失住所，那麼其他由國際社會所認定的基本人權根本也無從保障。譬如，尊重隱私、免於歧視、免於恐懼，，乃至工作權、環境和身心健康的維護，都必須在有合理住宅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扁政府耗費鉅資籌建「國家人權紀念館」，然而，若從「居住權」的角度來看當局的住宅政策，不啻是台灣人權的恥辱！

　　921震災造成2444人死亡，50人失蹤，房屋全倒51378戶，半倒53522戶，是台灣這塊土地上最重大的傷痕。震災發生迄今已過了3年，無數災民卻還在簡陋窄蹙的臨時屋中捱時度日。根據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的資料，迄今，都會地區集合式住宅的重建完成率只有0.4%，農村聚落8.56%，原住民聚落的完成率也只有34.62%！阿扁總統親自破土的大里市「遠見大樓」，一度被拿來做重建有功的宣傳和示範，如今，這片大樓所在地卻還是一片廢墟，而其建照卻已經過期！

　　重建基金的執行官員解釋預算執行率偏低的原因，說是「民眾貸款意願低落」。然則，許多災民面臨舊貸款尚未清償又就業困難的窘境，連生計都成問題，即使有優惠貸款，又豈敢輕易舉債重建或重購屋舍？即使勉力申貸，銀行所設定的重重關卡也常常讓他們倍感挫折屈辱。政府若真正有心要安置災民，實現「住者有其屋」的基本人權，實應跳脫市場金融體制的思考，善用國家財政資源，儘速滿足災民「安居」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將災民推入暗潮洶湧的金融市場中，任其浮沉。

　　要讓災民得以安居，最實際的做法，就是參考歐洲先進國家的住宅政策，由政府出面，興建「社會住宅」或「公屋」，以低廉租金長期提供給九二一受災戶、經濟弱勢者或低收入勞動者居住。即使在我們鄰近的香港，雖然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天堂，其「公屋」制度也已有五十年的歷史，成為香港社會安全的一大支柱。香港公屋的推行，最早是為了安置1953年聖誕節石硤尾大火的5萬災民，這與台灣921地震後數萬人頓失居所的情況類似；港英政府50年前就有這麼大的決心解決災民居住問題，台灣當局難道還比不上一個殖民政權？香港公屋的健全化則要等到1967年的工人暴動之後，難道我們的當局也要等到人民忍無可忍，才能下定實踐居住人權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