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純真先生是台灣新文學史上著名小說家、新詩人、舊體詩人、思想家和社會活動家陳虛谷先生的四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生於彰化和美。
　　出於對日本戰後進步電影的嚮往，一九五九年，二十四歲的陳純真先生到日本就讀早稻田大學演劇科，開始了他其後對人文電影執著不懈的追求.。
　　不久，日本戰後思想史上激盪的反對「六0年安保」國民運動爆發，基於對過去日本軍事擴張歷史的反省，日本學生、知識分子、文化人和一般國民起而反對把日本人民綑綁在美國遠東反共侵略戰爭政策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之續訂，在知識界、文藝界、市民、工人中引起廣大反響。
　　就在這激盪的「六0年代安保」反對運動中，陳純真先生的電影思考和製作勞動受到深刻的啟發和影響，自不待言。一九六四年到六五年間，，陳純真先生先後投入松竹出品、野村芳太郎導演「君が愛」的副導演，和三船製片出品、小林正樹執導的「上意討」的副導演工作，鍛鍊了自己。
　　在六0年代初的台灣，以若干年輕一代作家為中心的文學同仁刊物叢出，＜筆匯＞、＜現代文學＞、＜文學季刊＞、＜文季＞、＜歐洲雜誌＞和＜劇場雜誌＞在軍事戒嚴的荒原上兀自綻放著自己培養的花朵：尉天聰、黃春明、王禎和、七等生、雷驤、白先勇、陳若曦和施淑青。洽在此時，一九六九年，陳純真先生幡然歸鄉，任台灣電視公司導播，同時又在中國文化學院、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當教師，擔任電影、戲劇等相關課程的講授。
　　就是在這一階段，他向學生廣泛、熱情地傳講人文電影的理念和實際，和年輕的、以拍電影為夢想的學生、副導和導演結成溫暖的友情，懷抱著不滅的理想，共同探索和努力。陳純真先生在思想與藝術上律己、責人皆嚴，富於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兼有人師的溫暖、鼓舞和寬厚，又有朋友的熱情與真誠，所以很受學生、同儕的愛戴和敬重。
　　一九九五年，陳純真先生因屆齡自台視退休，其後時而受肺癌、攝護腺癌所苦。然而面對生與死的挑戰，陳純真先生表現得泰然自若，依舊深刻、熱情地關懷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的前途，照樣真心關懷朋友的苦樂安厄，痛切關注不斷沉淪的社會。他勇敢、正直，以極大的毅力和思想信念，孤獨地忍受冤謗而絕不屑為自己辯解，獨自吞嚥歷史的苦辛也絕不求人理解。
　　二００一年十一月，醫診發現攝護腺癌擴散。強忍極大的苦痛，零二年十二月中旬進入昏迷狀態。十九日下午八時三十分，平靜地在家族環侍下，溘然長逝，得年六十七歲。
　　這麼短的故人生平介紹，必然無法滿足在座每一個人對故人深深的懷念。這是家屬秉承故人遺願，絕不在身後誇耀自己的嚴厲囑望寫出來的梗概，再略加修蝕補充的結果。
　　現在，在音樂聲中，讓我們默默地坐在這裡回想著我們與純真兄、純真老師的遇合、交往的種種時，也讓我們彼此分享我們與他相處時留下難忘的感動、驚喜、激動，甚至感傷，讓他在我們從這兒離開後，在我們的心中活得更真實。
　　那就讓我先開個頭。
　　我被捕入獄的次年，純真兄才從日本回台。所以第一次和純真兄見面，當然是我流放回來的一九七五年之後。確切時間倒忘了，只記得他在台上演講，我慕名進場時講話早已開始了。講的內容，是說電影的靈魂是思想。要深刻表現思想時，電影的技巧、構成、辭法才有意義。他的普通話似乎不很流利，但他以「人的釋放」代替「人的解放」，以「改造」代替「革命」的說法，在戒嚴時代的當時，很激蕩了我心中的血潮。
　　最近有兩件事我不能忘。純真兄病重了，還勉力的翻譯了一篇關於三０年代日本左翼電影史的文章。刊出前，我校了兩次，每每流淚，感到他正用生命的餘溫向冷漠墮落的電影工業吶喊。其次是他抱病主催在土地改革紀念館舉辦夏潮人文電影學苑的「台灣新電影與歷史記憶」營隊。
　　當時我人在北京養病，純真兄幾次打長途電話，興奮地告訴我工作的進展。他感謝當年新電影導演和評論人的熱情支持，他感謝年輕聽眾認真作筆記。他還因此抱病做了兩次講話，每次講了都送關渡急診。我在遙遠的、寒冷的北京拿著話筒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