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雪紅的一生曲折多故﹐在台灣現代史上是個充滿爭議的人物。她具有堅定的民族與階級立場﹐在日據時期﹐參與組建台灣共產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在光復後的“二二八”事件中﹐組織人民武裝力量對抗國民黨部隊﹐展現了頑強的鬥爭精神。但不論在台共時期或到大陸後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時期﹐她都與諸多同志發生嚴重的摩擦﹑內鬨﹐導致組織渙散﹐傾軋頻生。由於她的階級出身與婦女身份﹐從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後﹐即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視﹐列為重點培養對象﹐選派她於一九二五年末赴蘇聯的莫斯科東方大學留學。一九四九年赴大陸後﹐也由於她在“二二八”中的表現﹐深獲中共中央的信任與重用﹐出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等職務﹐成為大陸台籍人士的頭面人物。但不過數年卻因領導作風與政治問題而遭受黨內的嚴厲批評﹐迅速失勢。對謝雪紅一九四九年後在大陸的遭遇﹐多年來外界有多種不同的評述。長期從事戰後台灣歷史整理工作的葉芸芸女士〔編著有《證言二二八》﹙人間 1990﹚﹑《愛憎二二八》﹙與戴國輝合著﹐遠流 1992)﹚特別就謝雪紅在大陸時期升沈榮辱的際遇及其與台盟同志的恩怨﹐於1990年訪問了曾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宣傳部長的葉紀東先生﹙1927年生於高雄﹐2000年歿於北京﹚﹐為了解謝雪紅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材料。本文雖為十一年前舊稿﹐但首次在本刊公開發表。——編者。

謝雪紅何以從備受信任迅速失勢

　　問﹕三十年代的老台共﹐當上中共中央委員的只有蔡孝乾和謝雪紅兩位。蔡氏很早就加入中共﹐曾參加兩萬五千里長征並長期在延安。謝氏卻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後出亡香港時期﹐才正式加入中共的。她確實受到中共中央信任呢﹖抑或是當時特殊政治情勢之需要﹖

　　答﹕她並沒有當過“中共中央委員”﹐但確實很受信任。一九四九年到北京以後﹐她的頭銜有“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華東局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共華東局台灣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全國政協委員”等﹐這表示當時中共非常肯定她在“二﹑二八”當中的作用。二﹑二八之後﹐她到香港結識很多當時在香港的中共負責人﹐還有其他反對國民黨的民主人士﹐她和蘇新等辦了《新台灣》叢刊﹐揭露國民黨在台灣的反動腐敗統治。當時在台灣島內堅持的同志﹐都高興並且支持她能夠利用香港比較自由的環境﹐替台灣人說話。也能夠諒解她誇大吹擂個人作用之處﹐事實上﹐也無法出來和她爭辯。她的中共黨籍問題﹐是在上海時提出申請﹐經李偉光介紹﹐而在到香港以後才正式入黨的^{〔編者註〕}。

　　問﹕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謝雪紅和蘇新等人在香港創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解放後該組織遷到大陸﹐成為流亡大陸台灣同胞之政治組織﹐何以短短數年之後﹙一九五二年﹚“台盟”中央在上海改組﹐謝氏即失去領導權﹖

　　答﹕謝雪紅等由香港到了北京之後﹐“台盟”中央本來是在北京的﹐一九五○年﹐第九和第十兵團都集中到華東﹑福建沿海﹐準備解放台灣﹐台灣幹部也都集中到上海受訓待命。當時設在上海的華東局負責領導台灣工作﹐書記劉曉﹙後任第一任駐蘇聯大使﹚認為台灣幹部思想上不統一﹐互相之間矛盾是非很多﹐無法工作﹐乃要“台盟”先整頓內部﹐這麼一來﹐謝氏的種種問題都暴露出來﹐主要是台灣地下黨出來的同志不滿她竄改二﹑二八歷史﹐而且對她那種霸道的領導作風很有意見。後來朝鮮戰爭爆發﹐“解放台灣”擱下來了﹐乾脆集中整黨整風﹐搞了兩年多﹐到了一九五二年﹐台灣幹部的意見頗為一致﹐領導方面才認識到讓她繼續領導“台盟”是不恰當的﹐根本無法工作﹐於是“台盟”才進行改組改選﹐改選以後她仍然掛主席名﹐但不再掌握實權﹐本來她是不可能連任主席的﹐但劉少奇認為這樣對台灣的影響不好﹐所以仍然讓她當主席。

謝雪紅失勢﹐除了作風之外﹐主要是原則性問題

　　問﹕除了不滿謝氏個人領導作風外﹐是否有政治路線上的分歧﹖當時中共中央對台盟內部問題持什麼看法﹖海外流行一種觀點﹐認為謝雪紅是強調主張台灣高度自治而不能見容於中共的﹖

　　答﹕據說中央領導幹部中﹐有人給“台盟”的整風運動定性為無原則的派系糾紛。我不能同意這樣的觀點。當時我在北京﹐沒有參加在上海的整風﹐許多具體情況不很清楚﹐但是可以想像既然搞了運動﹐就難免在個別的問題上搞過頭﹐傷一些同志的感情。但是就謝雪紅的個人問題而言﹐除了作風之外﹐主要是原則性問題。“台盟”最早在香港成立時﹐我們是完全支持的﹐我還在台灣島內散發《新台灣》。日後到北京籌辦之初﹐她亦常找我去開會討論問題。我曾提過三個意見﹐一個是針對“台灣民主自治聯盟”的名稱﹐我建議取消“自治”兩個字。因為在國名黨反動統治下﹐爭自治是有積極意義﹑是進步的。但是當時情勢發展很快﹐大家都預期解放軍很快會渡過台灣海峽﹐清廉政治將可實現﹐則爭“自治”不再有具體意義。這是當時的情勢與認識﹐現在提“高度自治”當然沒有什麼不妥當的。但是如果因此而認為謝雪紅有預見﹐那就未免太武斷了。第二個意見是反對她重用一批日據時代就來大陸﹐替日本人幹事的台灣人﹐例如楊克培﹙楊克煌之兄﹚曾在汪精衛政府幹過河北省的一個縣長﹐戰後曾作為漢奸處理﹐但未被關。另外像有一些生意人﹐這些人當年依勢日本人﹐欺侮過大陸同胞﹐本地人對她們的印象並不好。我當時的反應是﹐我們自己也才進城﹐人地兩生疏﹐團結這批人是需要的﹐但是把他們放到“台盟”的主要骨幹則不恰當。第三個意見是針對她個人的不民主作風﹐希望她也聽聽別人的意見﹐不要凡事一言堂。如今回顧﹐我所提的意見﹐前兩項其實是反映了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兩個問題﹐但這純然是我個人的意見﹐並不代表中共中央的意圖﹐而事實上也沒有被中共中央所採納。“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名稱四十年來並未更改﹐‘自治’兩個字一直都在上面。

因提意見而不見容於謝雪紅

　　問﹕她曾經是你所崇拜的英雄人物﹐日後你與她個人之間的矛盾是怎樣形成的﹖

　　答﹕一九四六年秋﹐我在台北延平大學讀書時在廖瑞發家裡認識她的﹐雖然並沒有組織上的關係﹐但我們是同一戰線上的﹐因為有這樣的淵源﹐在北京重逢之初﹐我們是非常親近的﹐因而我也才會那麼坦率地向他提意見。沒有想到她的反應非常惱火﹐開會中﹐當眾指著我罵‘不懂事﹐瞎出主意’。時我只有二十二﹑三歲﹐年紀輕是比較固執一點﹐就私下再去找她談﹐希望能把事情討論清楚﹐沒有想到一進門﹐她還是那些話把我臭罵一頓﹐還說我這樣是阻礙統戰工作。我在極度失望之餘﹐就和吳克泰討論﹐我和吳在台灣學生組織時就一起工作的﹐到大陸後又在同單位工作﹐後來我們兩人就聯合寫了一份對台盟工作和謝雪紅的意見書﹐經由我的主管梅益﹙廣播電台總編輯﹚交給周恩來總理。當時周總理在南京參加國共兩黨談判﹐梅益也是代表團成員。據說﹐周總理看過意見書以後很重視﹐交代統戰部處裡。但當時統戰部對她很信任﹐向他了解情況的時候﹐就把我們寫意見書的事透露給她知道﹐從此她對我和吳克泰恨之入骨。解放不久﹐台灣幹部全都集中到上海﹐準備配合解放軍到台灣的工作﹐謝不准我和吳克泰參加﹐所以我們只好留在北京。

謝雪紅在失勢前就誣陷同志

　　問﹕蘇新曾說過﹐謝雪紅失勢後誣陷很多台灣同志﹐確有其事嗎﹖

　　答﹕她誣陷台灣同志並非失勢之後﹐而是一九四九年就開始的。凡是不聽服她的﹐她就誣陷為敵人。一九五二年‘台盟’整風之後﹐主席的實權被掛起來﹐她沒事幹﹐待遇卻很好﹐找一些人在一塊﹐惹事生非﹐散佈謠言。我和吳克泰被她誣告成國名黨的特務﹐漢語語言學家陳文彬和她的女兒陳惠娟也被扯進來﹐可能是我向她提意見時﹐曾說過陳文彬先生在台灣時任過建國中學校長﹑台大教授及《人民報導》總主筆﹐社會上有點名氣﹐也受人敬重﹐“台盟”應該多重視像他這樣的人﹐對台灣才有號召力。萬沒想到她竟編造出這麼荒唐的故事來。當時北京市公安局根據他提供的材料﹐到廣播電台來捉我和吳克泰﹐幸好我們電台的領導很負責﹐認為公安局捉人沒有根據﹐也不合規定﹐給擋了回去﹐我們才免遭被捕之難。但是有的單位比較輕率﹐陳惠娟就被捉審查了半年多才釋放﹐她現在是國際旅行社日本處的處長。我和吳克泰是已經工作好一段時候了﹐領導層對我們有一定的認識和信任﹐若是剛來大陸時就受她一告﹐肯定也要坐冤牢的。

　　問﹕受她誣陷的一共有多少人﹖公安局怎麼不仔細調查﹐就依她所提供的材料捉人﹖其他人的遭遇如何﹖

　　答﹕我聽說有二十多人像我這樣受她誣告的﹐詳細情況要問反右時處理其事的陳炳基和徐萌山﹐我因涉及其中﹐他們不願跟我多談。地方的公安局對台灣事務不了解﹗一看她的頭銜很多又是“台盟主席”﹐很可能就是先信了她的說辭。而事實上﹐當時中央仍很重視她的﹐“台盟”內部問題也只有少數直接相關的中央領導才了解﹐並未擴大。遭遇最慘的要屬蕭來福和潘欽信﹐他們兩位也是老台共﹐二﹑二八以後謝雪紅﹑楊克煌﹑蘇新﹑蕭來福﹑潘欽信等人都在香港待過一段時期﹐並且都和廖文毅有過短暫的合作﹐後來廖公開搞台灣獨立運動﹐謝雪紅與之決裂。蕭來福和潘欽信則利用廖的財力﹐為台灣的地下黨在香港辦訓練班﹐栽培青年幹部。這些事當時都經過地下黨同意的﹐謝雪紅也很清楚。等到後來這些人回到北京﹐她卻誣告他們是與廖文毅同伙的台獨分子﹐使得他們被關起來審查﹐後來蕭長年精神失常﹐潘一度自殺未遂﹐五○年代初期就病故了。據說蕭來福寫了一本小冊子——【台灣的出路】﹐受到香港中共領導人的批評﹐蕭不服﹐把小冊子帶到北京想讓有關中央負責人重新審閱﹐結果小冊子落到謝雪紅手裡﹐謝竟以此為證據﹐要求有關單位以“台獨”罪名逮捕蕭來福。

謝雪紅被列為右派未必恰當

　　問﹕反右運動謝氏被劃成右派是根據什麼﹖你認為恰當嗎﹖“台盟”主其事者何人﹖

　　答﹕反右時批謝是“台盟”內部自發的﹐因為台胞的圈子裡對她有意見的人很多﹐特別是她誣陷許多同志的事情揭露出來以後﹐大家情緒很氣憤﹐她和楊克煌兩人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劃成右派的。至於說﹐從政治的界線上來評估﹐她是不是該當右派呢﹖這就未必是恰當的。當時台盟的幾個領導人是李純青﹑陳炳基和徐萌山﹐李純青是一九五四年“台盟”開始批謝時﹐上面派來主持工作並擔任副主席。李純青來接任之前﹐“台盟”的第一把手是秘書長徐萌山﹐批謝的準備工作可以說是在他積極領導之下進行的。實際進行的情況我知道的很不清楚﹐一來因為我涉及其中﹐二來我在廣播電台工作很忙﹐而工作性質對台工作無關﹐所以“台盟”的活動我並不很積極參加。

　　問﹕文化大革命當中謝雪紅受到迫害沒有﹖有人認為紅衛兵去抄她的家﹐她和楊克煌受揪鬥毆打﹐是“台盟”的負責人指使紅衛兵幹的﹐你的看法如何﹖

　　答﹕文革時他基本上並沒有什麼問題﹐文革是造當權派的反﹐他已不在位﹐非當權派。文革初期﹐有很短一段時期﹙大約半年左右﹚﹐她結合了一批造反派向“台盟”的領導人徐萌山造反﹐可以說是他這派人的反撲﹐“台盟”組織了反擊﹐有這一小段混亂的時期﹐但很快就過去了。而且大部分台盟的成員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單位﹐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受檢查﹐尤其像我這種曾被他檢舉的人﹐他提供的那些黑材料﹐給我們找來很大的麻煩﹐被整的慘悽悽的﹐真是不亦樂乎﹐實在是沒有精力在去理她了﹐何況她再一九七○年就病故了。

　　問﹕一九八六年雪紅得到平反﹐是否因應海外統戰工作的需要﹖大陸台胞尤其是吃過她的苦頭的人反應如何﹖

　　答﹕謝雪紅的平反的確是中央統戰部提出的。文革結束之後﹐當年的右派都陸續得到平反﹐本來她的平反也是遲早的問題。不過﹐七零年代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言論﹐好像都說謝雪紅強調台灣的特殊性﹐主張台灣高度自治﹐固而被中共迫害被打成右派。當時海外保釣運動的朋友回來常反應這件事﹐雖然與事實有很大的出入﹐但是這種偏頗的說法卻成為當時海外的主要意見﹐因此統戰部才廣泛徵求大陸台胞的意見﹐處理她的歷史問題。最後是平反了她錯劃為右派這一部份。誣告同志這部分卻無法簡單地一比勾銷﹐因而在骨灰移放八寶山革命公墓時﹐追悼文上提到一句—“儘管她一生中有過曲折和錯誤”﹐但還是肯定她在抗日與反蔣時代的貢獻。

1990年二月二十日初稿
1993年二月十七日修訂

〔編者註〕

　　關於謝雪紅加入中共的時期﹐說法不一。根據謝雪紅自傳《我的半生記》﹙台北﹐一九九七﹚﹐她早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便在上海成為中共黨員。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在謝雪紅的骨灰移放儀式上發表的《謝雪紅同志生平》﹐認可了謝雪紅的說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