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喬治‧華爾德(George Wald)，現年七十，哈佛大學生物教授。一九六七年獲得醫學諾貝爾獎金。高高的個子，仁慈和靄的面孔，看起來像個超世的哲學家，毫無生物化學的味道。他發現在眼睛的視網膜中含有維他命A，畢生窮求維他命A在視覺中的角色；終於再一九三二年闡明了光刺激視覺時所經過的複雜化學反應過程。
　　華爾德在哈佛大學是一個最受歡迎的教授。為了能夠影響年青的一代，執教大學部一二年級的課程。每次上課時課堂集滿了學生。他常說：「做一個老師是全課堂裡最專心致志的人。」他以深入簡出的方法把一個複雜晦澀的觀念，變成簡單易懂的事物。他把學生從質子、細胞、組織帶至生命的個體，不管談什麼，都以深長的哲學感觸作結，把世界的奧妙全部表露無遺，使每一個學生對知識勾出永無止境的渴求與興奮。他一再地強調自然與生命的統一性。他常說：「很久很久以前，酵母菌和人有一共同的祖先；它的一些後代變成酵母菌，有些另闢新方向，終於成為人。這兩條不同的歷程只再三百十二個核苷酸中改變了四十三個而已。人的生命和酵母菌間的相同性要比相異性來得多多了。」他一再地提醒世人，人為生界的保護者；因此戰爭的行為，不管出自何種動機都是違反保護生界的責任。何況今天的核子武器，殺傷力及輻射性的後果將導致生界的滅亡。人類的前途須賴彼此的合作而不是互相詆毀；維護太陽系中唯一存在著生命的地球，是全世界人類的責任。
　　一九六九年，華爾德在麻省理工學院參加討論科學知識的運用。會中一群學生圍繞著他請他說幾句話。他說了。這一席話，在三月四日紐約客雜誌中全文刊登，引起全美年青學子的注意，影響深遠。一九六九年時，美國正處動盪不安的局勢。越戰自越共再一九六八年的農曆春節突擊後，演變至一九六九年時戰況激烈，可謂屍山血海。國內，學生運動抗議越戰此起彼落，幾無寧日。詹森總統被迫退出競選。尼克森上臺與今日一夥啷噹入獄之輩，實行高壓政策；一方面以違法手段，利用FBI和CIA等滲透學生各組織，分化離間，一方面以警察和後備軍隊實施鎮壓，以至演變至肯特大學的流血事變。其目的是用以維護越戰政策。
　　就在這個動盪不安的一九六九年，我拜讀了華爾德的這一篇文章：「尋覓未來的一代」。當時我一直認為他論調太過偏激，大肆攻擊政府，毫無愛國心。言行乖謬，何以一個化學家的立場荒論國事？甚不以為然。
　　事過境遷，一幌又是八年了。這八年來，尼克森哭哭啼啼地下臺；越南也淪陷了。不幸地，歷史的真偽須賴時間始能慢慢地辨明。當時美國的年青學子和有識之士抗議越戰時，打的被打，罵的被罵。反對越戰者就是Hippies、Yippies或是nuts(耶穌當時在宣教時亦被稱為發狂者、激進份子、神經病者或不服從者)。那些拒絕當兵的，關的關，逃的逃；各方指責這批人不忠不義，不愛國。前年美國總統下令特赦；可是大部分拒絕回來，堅持原則。今天美國上下可以說一致地認為越戰的確是美國的一大過失。今年五月，季辛吉在瑞典時坦承美國的確在越戰做錯了，對五萬多個美國人戰死在越南的戰場上表示歉悔(美國人的誠實，求真倒還可愛)。
　　今天重讀華爾德的文章，不禁對他肅然起敬。以他年高德劭，諾貝爾得獎人的地位，可以安享餘年；以「專家」的姿態，讓人前呼後擁；可是他仍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善導年青學子，以人、地球、生界和太陽系為念，道出了他的心聲。誰說年紀大了就老朽無用？誰說位居高位者就會一味地維護本身的利益？底下是他談話的內容。


　　你們都知道在過去幾年，從英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墨西哥、日本到我們自己的本土，都不斷地發生學生騷動示威事件；有時竟演變至流血的地步。到處在討論這些學生騷動示威到底什麼意義呢？顯然地，各國發生的學生運動都有它的特殊意義，彼此不同。但是除非全世界的學生都發了狂，突然地決定興風作浪鬧著玩，趕時髦，我相信這些學生運動一定有它的共同的意義。
　　我不必到處去找那個答案。我是一個教員，再哈佛我有一班三百五十個大一和大二的男女學生。這幾年來，我一直覺得很多事情不大對勁，而且每年越來越糟。不管在教學或研究上，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教育已不實用了，教育與人生、社會脫節了。
講課是學生和老師彼此溝通信息的媒介。你一面講，一面看著學生的臉孔臉色的表情，把學生的想法不斷的反應到你身上來。今年，特別是今年，我開始意識到學生臉上缺乏表情。我一直追問學生到底為什麼，可是他們沒有也無法說出什麼道理來。
　　但是，我想我知道什麼在煩惱著他們。這一代的年青人，內心有一股摔不掉的不安心情。我想他們還未找到不安心情的來源。我比他們知道得更清楚他們不安的原因。不但如此，我也同樣地感到那股摔不掉的迷惘與不安。
　　什麼在煩惱著這一代的年青人？有人說是越戰。我認為越戰是全美國歷史上最不可饒恕的一件事。戰爭罪行是美國的產物。我們在越南犯了無數的戰爭罪行。德國城市的密集轟炸是一種戰爭罪行；長崎、廣島的兩顆原子彈也是一種戰爭罪行。設若我們打輸了二次大戰，我們的將領就得對這些罪行負責。我最近閱讀了這一段歷史，發現我們立下了一個不成文的花招。這一花招是如果我們能夠辯稱我們是在反擊或報復侵略者的話，我們就可以義正嚴詞地做出任何的事情。
　　你們可以看出來，世上發生的任何戰爭統統叫做防衛戰爭。戰部統統叫做防衛部或國防部。這是我們這一時代自欺欺人的話。侵略者總是對方；難怪我們的前國務卿魯斯克一再地堅持，越戰是在反擊侵略。假如我們是在反擊侵略，那麼，根據他們的邏輯，不是就可以義正嚴詞地做出任何的事情嗎？假如戰爭罪行的觀念有任何意義的話，我們一定要把他們解釋為行為的範疇，只要殺人，破壞，挑釁與否，都是罪行。但事情並不是如此。
　　我想我們已輸掉了越戰，很多人也這麼說。越南人有一秘密的武器，那就是他們寧願犧牲生命超越了我們想屠殺的意願。他們不是直在說，你們能屠殺我們，但非把我們全部殺光不可。感謝上蒼，我們還不準備做到那種地步。
　　我們的確也殺了很多，多到很多美國人，甚至連戰士們都厭惡極了，多到美國的立國精神也無法立足。多少人能夠唱出「火箭的火燄，炸彈在空中爆炸」(註：美國國歌詞)，而不想到那些在越南村落上空爆炸的是我們的火箭與炸彈。當我們寫下那些詞句時，我們的祖先正在反抗奴役，爭取自由。現在我們在全世界竟公然地或偷偷地支持軍事獨裁者，幫助他們控制與壓迫人民爭取自由。越戰雖然是一件不可饒恕，痛心的事，但我認為只是一個頑蠻情況下的一直接小插曲而已。
　　難以和學生溝通的因素之一是大部分我教的學生都在二次大戰以後出生的。就在二次大戰結束不久，美國生活產生了一連串新的和不正常的形式。當時我們認為這只是暫時的偏差，有一天我們又會回到正常的美國生活。
　　沒想到，這些不正常的形式竟一直與我們同在，已達二十多年。我的學生，除了這些不正常的形式外，什麼也不知道。他們竟把這些畸態認為正常。他們以為我們一直都有五角大廈，一直都有龐大的軍隊，一直都有徵兵制。可是這些都是美國生活中新奇的事物。我認為這些事物與美國立國的精神和意義不相配。
　　你們當中幾個人知道，在二次大戰前整個美國陸軍，包括航空隊只不過是十三萬九千人？二次大戰開始後，我們雖未參戰，但為了預備將來可能的危機，遂把軍隊加倍至二十七萬八千人。然後在二次大戰時，又擴張至八百萬人。二次大戰結束後，我們準備恢復過去美國陸軍和平時期的人數。但在一九五0年時，我們的國防條約，冷戰，杜魯本宣言等等使我們的軍隊只減至六十萬人。
　　現在我們有三百五十萬人的軍隊，六十萬在越南，三十萬在太平洋各後勤地區，約二十五萬在德國，還有不少留在國內。幾月前報紙透露我們有三十萬州轄預備部隊及二十萬後備軍人，曾接受特殊訓練以防止都市暴動。
　　我說越戰祇是一直接的小插曲而已，因為一旦我們擁有這麼龐大的軍隊，我們總會找事做的。假如越戰明天就結束了，很可能在我們知道以前，新的冒險事件便會在海外或國內發生。解決徵兵制的問題不是去改革它，而是去掉它。
　　和平時期有徵兵制是我所知道最不美國的一件事。我長大時，人家一直告訴我關於中歐的國家和蘇聯是如何的殘暴，年青人是如何的被迫參軍，如何的割斷手指、腳趾逃避兵役。如果做得到的話，最好逃到我們的國家來。我們對他們的行為很諒解，我們同情他們，很高興地歡迎他們。
　　據估計，現在有四千至六千美國役男逃離美國至加拿大，二千至三千逃至歐洲，看來更多的美國年青人準備移民他地。由麥高文、賀飛德及高華德等人連署發起廢止徵兵制的法案已在參院提出，我希望它能迅速通過。但是我認為一旦廢止徵兵制後，我們也要同時大量削減海路空的軍隊。
　　可是除了徵兵制外，更重要的事當然是美國的軍事化。前總統艾森豪在他臨別演說中警告我們所謂的「軍事─工業二結合的複體」。不幸的，我們得開始考慮所謂「軍事─工業─工會三結合的複體」了。以冷戰的藉口，我們不但第一次在和平時期擴大我們的軍隊，也建蓋世界最大的政府建築物來管理它；我們把它制度化了。
　　每年花八百億美元的軍費，允准現在的軍事制度存在，同時要求美國崇尚過去的立國精神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現在的軍事制度腐化了全國的生活，也購買了視覺所及的事物：工業，銀行，財團，科學家；最近似乎也把工會買下來了。
　　國防部一直喊窮，可是用那八百億美元所做的一些事情也會使巴克‧羅杰(註：為美國一受歡迎之西部演員，喜花錢購物)眼紅。譬如在丹佛市郊外的洛基山兵工廠大量製造神經毒氣，產量之大連廢水處理也成了問題。但他們一點也無懼意，鑿開了一條二哩長的地道，通至丹佛市下，把毒水灌進。二年前，丹佛市曾發生一連串的地震，原因是灌進的毒水太多了。現在大家正憂懼著嚴重地震的來臨。大家開始辯論把毒水抽掉呢？或繼續儲留在原地方？哪個方案對丹佛市較安全一點？
　　你們可能也讀到在猶大州的Skull Valley有六千隻綿羊突然地被神經毒氣毒死的事情。這件意外相當奇怪，且難以解釋，因為最近毒氣的實驗地是在三十哩外的一個地方。至於越戰，彈藥的花費著實驚人。有些人可能仍記得位於非軍事區南部的一小村莊─溪山。駐在那裡的美軍陸戰隊一度曾遭越共的圍擊。在那一段日子，我們丟在溪山四周圍的彈藥超過了整個二次大戰投在日本的數目字，也超過了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間投下在整個歐洲地區的彈藥。一位軍官事後說：「看起來，好像整個世界染上天花而死去的狀態。」
　　政府的目的是來保護及增進生命的福利，我們的政府卻念念不忘死亡。所謂國防經費吸去了百分之六十的全國預算，大約百分之十二的全國總生產力。我們又開始激烈地辯論是否應該安裝一套反飛彈系統。我不必再多談了，因為每個人都在談著。可是我想提出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九六七年九月，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的一些人及一些反飛彈系統專家開了一次會議，商討「衛兵」系統(註：即反飛彈系統之名稱)是否完全可靠。出席的所有人認為這套系統很不理想；可是有些對系統相當熟悉的人卻抱著現實的觀點說：「為什麼來爭論一個已死的問題？計劃已經決定了，經費也撥了，就讓我們從這起點討論起好了。」
　　好在這個問題還不是一個死的問題。反飛彈系統是一種核子武器，是以核子武器制止核子武器，因此我們的關心應當以核子武器為主要的中心議題。我要講的這些事有一整套的詭辯法，包括這類的話「事實是如此，還有什麼辦法？」不！事實並非如此。我不接受這種說法，我也勸你們不要去接受。我們常在壓力下去接受一些既成的事實。都是一句話：「讓我們從這裡開始進行吧！」可是這次我們不知道如何的進行，我們一定要堅持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意見。
　　美國與蘇俄間至今所堆積的核子武器已足夠給世上每一個人約十五噸的強烈炸藥；可是有人還一直建議再造更多的核子武器。當然這都是很遺憾的事，可是「事實(事局)是如此，還有什麼辦法？」我們實在很想裁軍，可是我們的國防部長卻來個聰明的建議，要我們應趁這個時候來擴張核子力量以便憑實力來裁軍。
　　大家都了解，遇到核子大攻擊時實在沒有什麼可靠的防衛。因此沒有任何核子防衛系統總比有一個來得簡單，便宜。想起來實在相當瘋狂，今天我們在談反飛彈系統的安裝，可是我們卻在建造「多彈頭攻擊飛彈」(MIRV)先來發制對方的反飛彈系統。
　　根據我所知道的，如果遭遇核子攻擊，不管事先的防範如何周密，一切又如計劃的進行，五千萬美國人將即刻喪生；這還是一個保守的估算。我們對可怕的統計數字已經相當麻木了。因此五千萬人的喪生只是另一個統計數目字而已。你們可能想，轟然一聲，第二天早上，你如果還在的話，你再報上閱讀到五千萬人喪生的事。
　　可是事情並非如此，我們用那小型老式的鈾彈即刻殺死近二十萬的長崎和廣島居民，同時約有二十萬的人殘廢，盲目，燒傷和中毒，淪為無告，很久很久以後，才告死亡。
　　這才是實情！並不是轟然一聲，第二天收拾殘屍埋葬而後已。整個國家將有成千成萬殘廢痛苦無告的人們，倖存者與家人戰戰兢兢地躲在地下室，拿著槍準備與鄰居搶食尚未中毒的食物飲水。
　　幾個月前李查‧羅素參議員結束他的演講說：「假如我們必須重新開始，如同亞當與夏娃，我要他們是美國人，我要他們在美國國土上，而不是歐洲。」這就是美國參議員所做的愛國言辭。我是諾貝爾得獎人，在此認為這些話是犯罪瘋狂的言辭。
　　全面核子戰爭的可能性多大？我有我自己的意見，但是了解我所知無幾，又怕我對這一問題有點偏執，遂經常訊問著名專家。上個月我訊問哈佛的一位著名研究政府的教授，到底在不久的將來全面核子戰爭的可能性有多少。「哦，」他毫無考慮地說：「我想我可以回答你的問題。假如當今的情況維持不變的話，我估計全國核子戰爭的可能性約每年增加百分之二。以每年百分之二的進度，任何人都可以容易的計算出再一九九O年時全面核子戰爭的可能性為一比三；在二千年時可能性等於一比一。」
　　我想我知道什麼在煩惱著這一代的學生。我想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這一代的年青人無法確知他們有一個將來。
　　我已老了，我的將來可以說是背我而去了。但我一直無法忘懷我的學生。我有一個七歲，一個九歲的孩子，他們的將來確是比我的更寶貴；因此不只是他們的那一代，也是我們的一代啊！我們都牢牢地牽連在一起。
　　我們有機會生存嗎？我們不要求榮華富貴或安全，我們只要求一個適度的機會來生活，以和平與正當的手段來找出我們自己的前途，而不願在歷史上成為浩劫的一代。
其實不祇核子戰爭而已，人口爆炸的威脅也是怕人的；至今人口爆炸尚未有效的控制。各方面的資料顯示在公元二千年以前全世界的人口將增加二倍。世界很多地區將發生史無前例的飢荒事件。專家們對何時飢荒的來臨持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在一九八O年以前，有人認為可以延至一九九O，但一致認為在二千年以前飢荒是無可避免的。
　　問題就在此，除非我們能比現在更確知這一代的年青人有一個將來，還有什麼事比這個更重要的。溫柔愛心的照顧，豐富的早餐，最好的教育又有何用，如果這一代的年青人根本沒有一個將來。老實說，我們無法確知這一代是否有將來。我不認為有什麼少年問題或學生問題。我所知的真正問題都是成人的問題。
　　可能你們認為我荒誕無稽或太學術性或毫無救藥地天真。可是你們想想看有其他解決的途徑嗎？我說我們一定要除掉那些核子武器，因為不管是物質也好，意識型態上也好，我們從核子戰爭中得不到什麼好處，也保衛不了什麼傳統，只是完全的互相摧殘而已。那些原子彈實在是無法使用的武器，它的用途只是來壓制別人的使用，並無法保護我們；頂多是給了我們報復的滿足。核子武器給我們的是恐怖的平衡，恐怖的平衡還是恐怖。我們必須除掉這裡及其他各地的原子彈。我們實在無法與它們同在。
　　我想我們已到了最緊要的關頭，不只是我們的國家，不只是全人類，而是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關鍵所繫的時候。我常以驕傲的心情告訴學生，碳、氮與氧是組成生物體百分之九十九的元素，一度曾在早期瀕死的恆星底深處熬過了洪爐般的熱度，經過幾十億年的時間，從宇宙的底端再重新聚合，最後構成太陽，行星及人類的主要成份。三十億年前，生命從地球上慢慢地演化而出。這是在太陽系中唯一的生命。
　　二百萬年前，人類出現了，不久獨霸全球。所有其他的動植物賴他以生存。人是地球和太陽系上生命的監護人。責任是何等重大啊！
　　與蘇聯，中共相抗衡的觀念不但是錯誤而且也是無深度的想法。我們大家都是同一物種，整個世界等待人類去克服，廣大無邊的宇宙雖有其他生命，但太陽系中，生命只存在於我們的地球；我們是宇宙中唯一的人類！
　　我們要關心的是生命，不是死亡。人類的挑戰是來了解生命在太陽系中是如何的起源，生命是如何在宇宙的一角──人類的家──產生。首要的是，在無數的國家，眾多的人種，紛雜的主義中，人類將來的前途如何？這個世界是唯一的世界，是全人類的世界。只有像這樣的一個世界，生命始能衍續，人類始有機會生生不息的繁衍下去。

〔後記〕
　　六十年代全球學生抗議騷動的原因眾說紛紜。許多社會學家認為是在普遍安逸生活下的反叛，對上一代崇尚物質追求的抗議。宗教學家認為學生的運動是道德墮落的一種現象。教育學家認為是求學時期過長的緣故。唯獨華爾德能夠指出這一代年青人的迷惘是因為他們無法確知有一個將來啊！一般人只能關心養活自己及家人，上焉者可能擴張空間與時間關心幾年後社會或國家的前途。只有極少數人想到生界遙遠的未來。可是華爾德提出的問題是如此的真實，如此的迫近，絕非杞人憂天的看法，因為每一個人是生界的一部分，生界的未來就每個人的未來。全世界年青的一代都有一股迷惘的感覺，可能他們隱約地意識到他們是沒有將來的一代，沒有希望的一代。導致這種結果，誠如華爾德所說的，並不是他們的錯，而是成人，上一代的問題。他們不知道如何的解決，有如待罪羔羊。他們的騷動不安，甚至表現「反常」是應寄以十二萬分的同情。
　　他的文章使我想起了Noam Chomsky所寫的一篇文章「知識分子的責任」。他說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於道出實情，暴露謊言。這些話是小學生都知道，但今天的「知識分子」那個能了解呢？很多所謂的「知識分子」只會崇信「如何說謊而不被抓」的名言，以此為有學問，有本領的指標；只會「迎合現行社會價值的取向，而無力換回現實的逆流。」如此，我們更無法期待「知識分子」道出實情，暴露謊言所須的道德勇氣了。喬治‧華爾德不愧為當代實有其名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