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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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3)──從列寧主義到史達林主義

十一月 22, 2001 | 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3)──從列寧主義到史達林主義 已關閉迴響。

文／陳明忠

(3)少數民族的自治權

　　十月革命後成立的革命政權，在新政府（人民委員會議）內設立專門處理民族問題的「民族問題人民委員部」（由史達林擔綱）。宣布革命勝利的八天後，新政權發佈「俄羅斯諸民族權力宣言」規定了國內的民族政策，承認俄帝領土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對此，羅莎．盧森堡於1918年在牢獄中撰寫的「俄羅斯革命」，嚴厲批判革命政權的民族政策，她認為「十月革命既然是無產階級革命，承認民族自決權便是對民族主義的讓步，是對革命理念、國際主義的倒退」。對於這個批判，列寧將民族自決比喻為「離婚的自由」而予以正當化——「離婚的自由」是兩性基於平等、真愛而相結合的前提條件而不是目的。社會主義是支持超越民族主義的國際主義，但真正的國際主義是以各民族的平等和自由意志的結合為基礎的。所以當現實上民族的壓迫和不平等確實存在時，國際主義的先決條件就是承認各民族的自決權利從而消除這種壓迫和不平等。認為一旦承認民族自決權就和國際主義相矛盾的說法，等於將擁護離婚自由看成是鼓勵破壞家庭…」

(a)支持民族獨立運動

　　在對外政策方面，革命政權重視並支持民族問題，尤其是東方（中東、亞洲）的民族主義。自從1905年革命之後，列寧即表明對亞洲民族主義的關心。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民族、殖民地問題尖銳化，有利於革命運動。革命政權立即表明對民族獨立運動支持，其東方政策在中東獲取可觀的成果。1920年第三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正式通過有關民族、殖民地問題的歷史性決議，並於大會後不久在裏海召開「東方諸民族第一屆大會」。革命政權以及第三國際認為他們對民族主義的熱烈支持並非意味著從國際主義的倒退，而是有利於補強國際主義——亞洲的民族主義運動被當作是即將來臨的、以歐洲為主戰場的世界革命的同盟軍。

　　第三國際的政治局並不認為亞洲的民族主義可以替代歐洲革命，或具有不同於歐洲革命的獨立價值。當時列寧等人對民族主義的一貫看法是，民族主義終將因為即將成立的世界社會主義共同體而完成其歷史使命而趨於消失。所以，迅速地注意到20世紀政治中突出的民族主義問題，並將其作為社會主義革命戰略的一部份，是列寧等俄羅斯革命領導者們獨特的見解，但他們對民族主義的看法和生活於十九世紀的馬克思、恩格斯一樣，認為民族主義是到達更高層次的國際主義的「自然的墊腳石」。

(b)與歐洲革命的關連

　　當然，在現實政治上，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關係很複雜，而且也不是很整合的。從領導者們的言論可知，作為主權國家的領導人的「現實考慮」和作為革命家的「理想主義展望」之間的鬥爭，或者是說，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之間的相剋是很明顯的。這一點就表現在黨內對德國和平問題的激烈討論；表現在外國干涉和內戰期間內，強調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和熱烈獻身於世界革命的主張等等的爭議上。

　　對於革命時期的領導者們而言，他們最優先的行動基準是歐洲革命，而且認為歐洲的無產階級在不久的將來必會完成革命任務——因為列寧等革命家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危機的爆發，必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在這種認識與展望之下，他們確信十月革命是不久之後必會發生的歐洲革命的導火線，俄羅斯革命的成功與否，完全依靠歐洲革命的成功與否。

　　當然，對歐洲革命的可能性，並非黨的每一個領導者都持有相同的認識。史達林從開始就對歐洲革命持有懷疑的態度。他在1918年1月的黨的中央委員會議上說：「歐洲並沒有革命運動的〝現實〞，有的只是革命的〝可能性〞而已，我們不能依靠〝可能性〞」——根據E.H.Carr的研究，史達林是反對列寧而主張「歐洲沒有革命運動的事實」的唯一中央委員。雖如此，基本上俄羅斯革命與歐洲革命之間的有機連帶還是黨的基本行動準則。

　　當歐洲革命的希望已渺茫時，列寧、托洛斯基等人的「確信」還是沒有動搖。他們還是意圖從「在國內，與農民協力共同推動國家建設，對外聯合中國、印度等亞洲解放運動」來找出一條道路。

　　列寧、托洛斯基等人對於歐洲革命的不符合當時實際情勢的信心，是來自於他們對社會主義在思想邏輯上的結論——因為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後」的新秩序。由於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科技之下，民族主義已成為落伍思想，因此，在資本主義後的，也就是在經濟上、技術上比資本主義更高層次的社會主義社會裡，民族主義更是時代錯誤（anachronism）的意識型態。社會主義是以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中心而實現的世界共同體，所以俄羅斯革命只不過是作為這個變革的突破點才有意義。這些就是規定列寧等人行動的根本原理。換言之，他們對民族主義的看法是，「沒有資本主義核心的內在變革，社會主義的實現是不可能的」這種觀點在邏輯上的結論。

(c)新的觀點

　　可是，革命政權所熱烈期待的歐洲革命，雖然有一段高揚時期而有利於蘇聯內戰的勝利，但旋即在1920年後開始退潮，並且以1923年德國革命的失敗為轉機，逐漸遠離了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相對安定期的到來。

　　另一方面，蘇聯內部1921年推行的新經濟政策（NEP）克服了內戰後的政治、經濟危機而趨於安定——在政治上獲得農民支持，在經濟上則由於農業的復甦而避免了國民經濟崩潰的危機，經濟的自立更生已見曙光。對外，蘇維埃政權利用資本主義諸國之間的矛盾，以外交手段鞏固其擠身歐洲列強的地位。資本主義諸國暫時失去以武力干涉，消滅革命的機會。

　　在外交上，民族或國家利益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因此到了1920中期，俄羅斯接受民族主義的架構成為主權國家——這是逼人們再一次調整或再檢討有關革命思考的新現實。再調整或再檢討應如何做，以及做到什麼程度？成為1920年代蘇聯共產黨內部鬥爭的中心論點，而成為論爭導火線的，就是史達林於1924年末發表的「一國社會主義論」。

本文原分類：[思想評論][個人言論集][陳明忠相關][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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