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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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2)──從列寧主義到史達林主義

十一月 21, 2001 | 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2)──從列寧主義到史達林主義 已關閉迴響。

文／陳明忠

[一]從國際主義到民族主義（nationalism）

(1)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

　　民族主義可說是，將國民中壓倒性多數的至高忠誠集中於國族國家（nationstate）的政治信念，以及基於這個信念所產生的體制與運動——也就是說，在政治價值的位階上，將對國族國家的忠誠置於至高無上的位置的信念。這種民族主義產生於18世紀末的歐洲，繼之而來的十九世紀則被稱為是「民族主義的時代」。在此同時，社會主義思想也逐漸成形進而展開其運動。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1848年發表其影響了人類歷史的「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把民族主義視為國際主義的「反命題」（Antithese），反而把它當作達到更高層次的國際秩序的自然踏腳石——他們觀察到資本主義經濟和技術的發展已經突破了國族國家的架構，因此認為無產階級革命以及伴隨著革命而來的新秩序，必然是屬於國際範圍。但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高度發展，一方面促進經濟的世界性統合；另一方面，資本主義諸國之間為了爭奪殖民地而激烈對立，又刺激了殖民地、次殖民地區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使先進資本主義和亞洲、非洲等殖民地、次殖民地區之間發生激烈的糾紛。民族主義從而成為「世界政治上的可燃物」，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義。

　　列寧所面臨的政治現實是，一方面在國內存在著複雜的、延續迄今的民族問題；另一方面，在國際上也不得不面對世界性的民族主義。列寧對民族主義的看法，簡單的說，就是：在勞工運動、社會主義運動方面，列寧從頭到尾反對民族主義，但對表現於少數民族、殖民地、次殖民地「自主要求」的民族主義，則積極予以評價並加以支持。列寧認為：殖民地、次殖民地國家的民族主義以及進行民族主義鬥爭的社會運動，是屬於前社會主義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階段，具有一定的進步性，更由於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因而可成為與資本主義進行鬥爭的無產階級運動的同盟軍。列寧和羅莎．盧森堡、托洛斯基等同時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一樣，確信無產階級運動以及未來的「新秩序」，必須是超越民族主義的、屬於國際性的秩序。因此，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時，列寧將贊成其本國排外性民族主義和戰爭政策的第二國際加盟諸國，視為違背社會主義的叛徒而加以彈劾。他和托洛斯基等人所發動的十月革命，本來就沒有把它當作僅屬於俄羅斯一國之內的革命，而是將之視為是全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導火線——這一點就是二次大戰後的革命與俄羅斯革命的根本差異所在。他們認為，俄羅斯的革命權力不過是屬於過渡性的暫時存在而已，它即將被包含在隨之而起的全歐洲、甚至全世界社會主義共同體之內。因此，就社會主義（革命和革命後的）秩序而言，列寧始終是國際主義者，在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問題上，基本上是繼承馬克思的立場。

　　綜觀俄羅斯革命後的社會主義歷史，在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問題上，似乎和馬克思主義的想法，以及繼承馬克思主義看法的俄羅斯革命背道而馳，一切頂著社會主義名號的體制和運動都緊緊的和民族主義相扣連。蘇維埃俄羅斯從某個時期開始，便告別了俄羅斯革命的理念——國際主義，從而躲在蘇聯中心主義的殼內高呼俄羅斯革命的自我完結。俄羅斯革命和以其存在為前提的歐洲社會主義，以及先進諸國的社會主義，自此遠離革命而分享民族主義。

　　俄羅斯革命之後，所有成功的革命無一不是假借政治運動和民族感情的同盟而取得勝利。在革命後新體制的統治上，政治菁英也以民族主義作為統合國民的手段。史達林支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時，表面看來似乎將國際主義置於民族主義之上，但實際上卻是在國際主義的名義下驅使小國為蘇聯的利益而犧牲，是與國際主義完全無關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異常肥大症。因此當史達林主義的強權消失時，一直被壓抑的民族情感不能不爆發起來。

　　由於馬克思主義徹底鼓吹並實踐超越民族主義的國際主義，民族主義對於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衝擊就特別大。這不免使人懷疑：社會主義體制的菁英是否言行不一——嘴巴上標榜社會主義，但在實踐上其實是民族主義？

　　1960年代以前，就整體而言，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國與國之間，以及在一國內部都顯現出和諧的外貌——公認的「社會主義教義」認為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並不矛盾，「民族」和「階級」可以統一在「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之下。但60年代以後，這種表面上的和諧無法維持下去，表現在中蘇兩國間的爭論以及衝突，中國和越南，越南和柬埔寨之間的武力衝突，華沙公約機構武力介入捷克「布拉格之春」等等。

(2)一國社會主義論

　　在社會主義體制的歷史上，民族主義之所以成為社會主義的秩序原理，是以1924年史達林發表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為契機。由於蘇聯國內外情勢的變化，以及因而產生的黨和國民的心理變化，一國社會主義論迅速（但並非立即）地被接受。

　　在20年代的黨內鬥爭中，托洛斯基等反對派曾經激烈的批判「一國社會主義論」，認為這違背了俄羅斯革命的理念。但在1929年末，史達林贏得黨內鬥爭之後，「一國社會主義論」就確立了其正統教義的地位。1929年12月21日，第三國際書記局在慶賀史達林五十歲生日的賀文中，公開讚揚一國社會主義論是史達林的「歷史性貢獻」。1936年憲法（即所謂史達林憲法）宣言更進一步規定：在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上已完成時，一國社會主義的教義則從黨的規範升級為國家的根本規範和憲法原理。因此，相信不相信一國社會主義就成為了「考驗對黨、對國家是否忠誠的〝試金石〞」，任何質疑或批判一國社會主義者，立即被打為首惡的異議份子——托派份子。

　　一國社會主義的正統化被追塑到俄羅斯革命時期，強調一國社會論是俄羅斯革命理念的繼承，列寧在一開始就主張一國社會主義論，而反對者就是托洛斯基。

　　將俄羅斯革命理念和一國社會主義論做此結合的並不限於蘇聯，整個採取「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國家都是做此承認。所以在中蘇論戰以及其他對立抗爭中，任何一方都沒質疑一國社會主義的正當性和歷史地位。戈巴契夫在十月革命七十週年紀念演講中，還在攻擊托洛斯基為反對一國社會主義論的列寧主義叛徒。

　　就「既存」社會主義體制內的政治菁英而言，一國社會主義論的教義以及作為其理論基礎的民族主義是超越歷史的真理。但事實是如何呢？沒有歷史的偽造，這種解釋是不可能成立的。

本文原分類：[思想評論][個人言論集][陳明忠相關][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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