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安全,不能倚靠美日霸權秩序

十二月 10, 2013 | 東亞安全,不能倚靠美日霸權秩序 已關閉迴響。

《開羅宣言》傳單(廖天欣先生提供)

《開羅宣言》傳單(廖天欣先生提供)

文/兩岸犇報60期社評

12月1日,是《開羅宣言》公佈70週年的紀念日。開羅會議和《開羅宣言》是中國自1840年自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以平等之世界大國的身份參與的國際協定,也是第一份確立「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的條約性文件。這是國共兩黨長期對日抗戰,以數千萬軍民同胞的血肉之軀所換回來的國際正義,為戰後處理台灣問題提供了國際法的依據。

《開羅宣言》的另一層意義,是為結束戰爭和確立戰後東亞秩序所提出的規範性文件,它明確的規定戰爭結束的惟一條件是「日本無條件投降」,主張「剝奪日本自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並支持「朝鮮獨立」。也就是說,《開羅宣言》不僅表達了同盟國打敗日本軍國主義的堅定決心,更明確了日本的戰爭罪行。近年來,日本安倍政府在釣魚島問題、參拜靖國神社,以及如何對待侵略歷史等問題上製造事端,千方百計想要突破「和平憲法」,暴露其軍國主義化傾向,更凸顯了《開羅宣言》作為東亞地區安定與和平基石的現實意義。

令人遺憾的是,美國前駐台代表司徒文近日在「紀念開羅宣言70週年研討會」中,宣稱:《開羅宣言》認為台灣應歸還給「中華民國」的意圖非常明確,「不過日本在1895年從戰敗的中國手上取得福爾摩沙時,『中華民國』還尚未存在」;更主張「假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3年存在,美國也不會希望台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云云。言下之意,就是要通過否定國際法公認的「主權繼承論」來製造「兩個中國」的假象,甚至偷天換日的為合理化「舊金山和約」的「台灣前途未定論」預留伏筆。

事實上,美國官員類似司徒文這種顛三倒四的誑言囈語,早已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美國的外交政策向來以實現其國家最大利益為依歸,從來就不是以道義與國際承諾作為依據。戰爭期間,美國的全球戰略設想是通過「大國合作」和「集體安全」來主導戰後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發展,而美中關係正是這個戰略架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開羅會議」、「雅爾達會議」到《波茨坦公告》,美國力主中國應當成為戰後大國政治和國際體系中要角,就是為了這個佈局。

戰後初期,美國的東亞戰略是以遏制蘇聯擴張為目標,希望透過扶持和控制蔣介石政權來共同對抗蘇聯,並在美國的控管下對日本進行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造。但是,新中國的成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與韓戰爆發,粉碎了美國所倡導的「日本—中國—美國」的戰略模式,轉而採取以「美日軍事同盟」為核心的「日本—東南亞—美國」戰略防禦框架,以軍事為中心,以經濟援助為手段,全面建構遏制中蘇聯盟和共產主義擴張的冷戰架構。

誕生於1951年,由美國所片面主導的《舊金山和約》,正是這種冷戰強權秩序的表現。《舊金山和約》不但破壞了《開羅宣言》、《雅爾達協議》和《波茨坦公告》的原則,更為美國長期佔領琉球群島、重新武裝日本提供了法源依據,還要求各國實質上放棄對日一切賠償要求。舊金山對日媾和會議非但將中國(包含台灣)、朝鮮、蒙古和越南排斥在外,印度、緬甸、南斯拉夫也未出席,蘇聯、波蘭和捷克更拒絕簽署。從此「舊金山和約體制」取代了「雅爾達體制」,創造了片面干涉主義的惡例,並宣告了「大國合作」的終止,也決定了東亞各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各個領域對美國的從屬。

30年來,中國大陸把握冷戰體系鬆動的契機,通過改革開放而快速崛起,必然牽動東亞地緣政治更迭,挑戰現有的利益格局,任何對中國「破壞東亞現狀」的指控,不過是捍衛以《舊金山和約》為代表的冷戰強權秩序的裝飾語。今天的中國,不再是過去一百多年來積弱不振,任人予取與求的中國,而中美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不再是冷戰時期堅壁清野你死我活的對抗性關係,任何國家或個人想要利用中美關係的不和諧來謀取利益,恐怕是要緣木求魚。

最近,拜登訪問東亞,拒絕在「東海防空識別區」問題上跟中國攤牌,留下安倍內閣的一臉錯愕,就是一個絕佳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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