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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七七抗戰，慎防日本再度走向戰爭積累的道路

七月 8, 2014 | 紀念七七抗戰，慎防日本再度走向戰爭積累的道路 已關閉迴響。

文／兩岸犇報75期社評

60年前，剛剛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取得重大軍事勝利，大陸總理周恩來就向來訪的印度代表團拋出橄欖枝，提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寫入1954年的中印、中緬聯合聲明。自此，「和平共處五原則」就成為中國大陸處理外交事務的指導方針，有效的維繫了與周邊國家超過半個世紀的和平。一個甲子過去了，正當大陸當局饒富意義的擴大慶祝「和平共處五原則」發表60週年之際，7月1日，公開否認日本戰爭罪行的安倍內閣在日本社會強大的反對聲浪中，繞過修憲程序，以臨時內閣會議更改憲法解釋的方式解禁「集體自衛權」，為日本通往戰爭的道路打開了第一道閘門。

日本在軍事安全領域的政策動向，直接關係到日本國家發展的走向，也關係到東亞地區的安全。安倍內閣一連串破壞「和平憲法」的冒險舉措，意味著對以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和聯合國憲章為框架的戰後國際秩序的蓄意沖擊，也是對本國和平力量的公然藐視，更是對東亞被侵略國家與人民情感的肆意踐踏。這既是安倍本人政治理念的體現，也充分反映了他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理解。目前，日本和美國有軍事同盟協定，集體自衛權解禁後，日本更可以堂而皇之的與美國分攤東亞防務，和越南、菲律賓等國建立軍事聯繫，挑頭建立以圍堵中國為標的的軍事同盟，將東亞地區的局勢引入安全困境。

事實上，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分子的「戰爭崇拜」並非始于今日，回顧歷史，日本的明治維新以來的強國之路，根本就是以東亞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的靄靄白骨所鋪成，其中，當然也包含著被政客野心所裹脅的日本民眾。自中日甲午戰爭之日起，日本便走向以鄰為壑的戰爭積累道路。明治維新後的70多年裡，日本曾發動和參加過14次侵略戰爭，其中10次是侵華戰爭。日本窮兵黷武的軍事行動不僅給中國，也給亞太地區許多國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災難。雖然就目前情況來看，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尚不具有昔日以對外侵略擴張作為立國之本的軍國主義性質，但是，一旦日本的國家發展方向產生變化，那麼集體自衛權的解禁就成為日本再度走向軍國主義發展的必要條件。

我們的擔憂並非無的放矢。當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陷入長期「平均利潤率過低」的泥沼，大量的過剩資金無法在製造業著床，轉而在爭奪自然資源、掌控全球糧食供給以及在貨幣金融領域肆意衝撞。要解決這個問題，除了徹底翻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外，歷史上只有三種手段能夠短期收效：一是通過國家權力的介入，實現壟斷價格；二是開發新興產業，創造超額利潤。前者在西方強權國家式微，新興工業國急起直追的背景下，要實現全球壟斷尚缺乏必備的政治條件，以失敗告終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就是殷鑑；後者向來依靠在軍工領域成熟科技的民用轉移，但繼IC半導體與網路科技釋放之後，目前尚無可資利用的標的。倘若前述兩者都顯窒礙，那麼最後的手段，就只有「創造性的毀滅」——戰爭一途。

問題是，戰爭擴張目的是世界市場的再分配，必須有強大的工業作為後盾才有利基。西方先進國家在過去的30年逐步實現了生產要素的全球配置，將製造業大量轉移到勞動力與環境成本相對低廉的發展中國家，其國民經濟活動主要以掌控全球金融和商品流通為主，一旦發生大規模戰爭流通中斷，其結果未必有利；而今握有主要工業生產力的新興國家（如金磚諸國），其發展路徑向來與西方消費市場配套，城市地區發達的工業生產主要是提供出口，廣大的農村還處於自然經濟狀態。面對生產過剩危機，這些國家只要調節分配，打破城鄉二元結構，依靠自身龐大而有待開發的內需市場，就可以保障數十年持續性的高增長，既不能也不會採取戰爭擴張政策。盱衡全球，在所有的國家中最危險的當數日本，二十年經濟失落所累積的國民挫折，高度外部市場依賴的製造業產能，與民生工業槃根錯節的軍工體系，一連串的自然災害，再加上明治維新以來「戰時繁榮」的歷史記憶。經驗告訴我們，日本經濟衰退之際，就是其擴軍備戰之時。

今年，是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的120周年、反法西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的前夕，我們在紀念七七抗戰同時，切不可忘記這一路走來的血跡斑斑，更要提醒國際社會不可養虎貽患，慎防日本再度走向戰爭積累的道路，成為東亞安全，乃至於人類社會和平發展的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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