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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現代性，才能解決中國人挨罵的問題

八月 6, 2014 | 社會主義現代性，才能解決中國人挨罵的問題 已關閉迴響。

文／兩岸犇報77期社評

今年是甲午戰爭120周年。百多年來，甲午戰敗、乙未割台就像是一頁翻不過去的歷史，隱隱作痛的烙印在幾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胸臆。它不但打破漢代以來華夏居內、夷守四方的「華夷秩序」，打破了天朝上國、往來朝貢的顧盼自雄，甚至在帝國主義的船堅砲利下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阻斷了中國社會自發性實現資本原始積累的可能。更重要的是，甲午一役打破了中國人數千年來的文化自信，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從「中體西用」的器物興革推向制度、觀念和人心的改造，為日後的全盤西化鋪平了道路。從戊戌變法、國民革命、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和改革開放，標誌著幾代中國人救亡圖存、追求國家現代化的不同設想和實踐。「落後就要挨打」，就成為整個民族的共同警醒。

在西方的語境中，所謂的「現代化」，本質上就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它說明一個社會從小農、小商品生產向機器大工業過渡過程中，所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思想領域的總體變革：工業化、城市化、世俗化（理性主義、科學方法）、社會分工、市民社會和普遍參與的憲政主義，就成為它放諸四海皆準的現代性指標。在西方的概念中，現代性被視為是與傳統價值的斷裂，這當中隱含著一種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的單向線性史觀，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的現狀，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未來。它既是一個有時間序差的遞嬗過程，也是歷史的終點。因此，西方中心論者認為，資本主義現代性俱有普遍性，是一種「普世價值」，任何的特殊和差異都必須排斥。

問題是，中國的現代化向來就不是中國社會內部自身現代性積累和成熟的結果，而是對外部挑戰所做出的回應。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次殖民地的侵略，主要是為過剩的資本和工業產品找出路，其目的在於佔取海外的原料和市場。因此，殖民主義者所到之處，非但無助於打破當地頑強穩固的封建結構，還會聯合並扶植封建土地統治集團，共同壓制當地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再加上中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構造，資本家和大地主階級只佔少數，更多的是為數眾多小農、小生產者、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間階層，如果貿然走上西方社會兩極化的路徑，勢必要經歷一場屍橫遍野的災難。因此，中國要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既要學習帝國主義，也要反抗帝國主義；既要實現資本主義，又要超越資本主義。正是這種既矛盾又統一的歷史格局，決定了中國知識份子百年的現代化追求，必然要走向一條有別於西方的實踐道路。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毛澤東的自力更生、三線建設的「備戰體制」解決了中國人挨打的問題；改革開放後的三十年，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解決了中國人挨餓的問題。那麼，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今天，我們還要面對一個命題，就是要解決中國人「挨罵」的問題。由於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中國的現代化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並以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社會為目的。因此，中國的現代性必然是和社會主義實踐連在一起，並且有別於「資本主義現代性」。也正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在反殖民主義與批判資本主義的前提下實現，當然不見容於以資本主義擴張為歷史特徵的西方世界，他們怎麼看你都不順眼。

作為一個在發展中的事物，我們不能也不應該為「社會主義現代性」描繪出一個具體的圖像，給它畫下條條框框。但是，它必然要包含下列指標，作為人類社會未來追求的方向：一是、服務於人的全面發展。人才是歷史發展的尺度，要以完善勞動體制和社會保障制度來取代盲目的經濟增長；二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要回到為使用價值而生產，從制度面限制人對價值的無窮貪慾；三是，對傳統批判性的繼承。要發揚民族精神，保存民族特性，如此，各民族才能為現代性注入新的內涵、作出獨特的貢獻。四是，要形成一個多樣性統一的世界史格局。一方面，必須看到現代性在不同國家、民族具有不同的特點和表現形式，因而具有明顯的民族性。另一方面，又要重視現代性發展的普遍性，並自覺利用這種普遍性來增強其民族性。

總之，回顧兩個甲子以來中國追求現代化進程的顛仆之路，要解決「挨罵」的問題，不能一味地依靠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性，還要通過特殊性來逼近一般性，在實踐的過程中彰顯社會主義制度與體制的優越性，為這個世界的未來提供一個新的價值、新的路徑、新的想像和「和而不同」的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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