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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犇報第147期社評】太陽花三週年，「反中國因素」是唯一的政治遺產

四月 18, 2017 | 【兩岸犇報第147期社評】太陽花三週年，「反中國因素」是唯一的政治遺產 已關閉迴響。

近日來，318太陽花首從一審無罪判決陸續出台，引起社會各界正反兩極的討論。回顧這一場被運動指導者標舉為「台灣民族國家成熟的表徵」，以及「反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的在地形態」的佔領運動，三年來，經過時間的淘洗，除了順利為民進黨的「全面執政」掃除了障礙，以及迄今還躺在立法院尚待審議的「兩岸協定監督條例」之外，似乎沒能為台灣留下太多的印記。作為代議民主補充的「審議民主」與「公民參與」，消弭於經常性選舉的政治過程之外，至今仍是高懸於政治學教科書上的可望而不可及；許多人都在期待著一個「非藍非綠」的第三勢力崛起，但除了送幾個運動明星到立法院充當台獨側翼，面對民進黨「反中戒嚴體制」的日浸月潤，昔日高舉著「公民不服從」大纛的網路鄉民和社運團體卻集體緘默不語。

從今天的角度來檢視，318「反服貿」運動與其說是「台灣作為一個政治社群，意欲從新進行自我表述的大規模公民運動」，不如說是野百合學運世代為實現「公民民族主義」國家建構的政治精算，是一場赤裸裸地奪權鬥爭。因此，如何將太陽花運動鑲嵌在後冷戰時期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的歷史脈絡，為「台灣民族國家」的建構抹上一層左翼的進步色彩，就成為召喚出反中國因素的台灣公民社會的雙重詮釋。黑箱服貿只是口實，世代正義只是說辭，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只是遏制兩岸經貿往來的概念偷換，最重要的是，他們要通過一場場「反中國因素」群眾動員，對外斬斷國民黨兩岸和解路線的政治威脅，對內割掉以公投自決做為手段的「族裔民族主義」尾巴，從而利用台灣人民「維持現狀」的偏安心理，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借殼上市，為蔡英文邁向執政的「最後一哩路」鋪平道路。

毫無疑問，過去二十年來台灣的經濟停滯，資本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難辭其咎。從1983年台美貿易談判，以及1985年廣場協定強迫東亞國家貨幣升值以來，開放農產品進口沖擊小農經濟的賡續，導致台灣農村瀕臨破產；促進資本流動改變東亞分工鏈結，造成台灣製造業外移，藍領勞動者的就業受到排擠；近200萬高消費人口為了生存在異地打拼，日常消費都在境外完成，勢必影響為數眾多的零售流通業店家老闆的生計。更致命的是，美元霸權體系為了緩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沖擊，長期執行貨幣寬鬆政策，濫印鈔票，一方面通過貿易逆差將通貨膨漲轉嫁到新興工業化國家；一方面放任過剩資金在金融市場和房地產橫衝直撞。這一切的後果，在在都要由大多數出身於小農、小商品生產者和受僱勞動者家庭的青年世代來共同承擔。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問題，台灣自無例外，要不是有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作為後盾，通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讓利以及巨額的貿易順差，台灣的處境恐怕更加艱難。平心而論，ECFA乃至於任何的對外的貿易安排，必然觸及島內利益格局的盤整，有人受益，就有人受害。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對外開放，而在於政府的介入和干預。台灣的經濟規模小，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大，施行貿易保護就意味著與世界經濟脫鉤，與東亞分工斷裂，其結果不外乎是邊緣化和僑鄉化。也就是說，問題不在於兩岸關係，也不在於對外開放，問題在於台灣當局放任市場邏輯，沒做好分配工作。因此，如何打破藍綠兩個代表資產階級利益聯合壟斷的政權結構，通過財稅政策合理化二次分配，讓中下階層的需要能夠體現在政府的決策上，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策。

可惜的是，野百合世代的社運學者作為太陽花運動的啓蒙者和指導者，不管是基於建構「台灣國族認同」的強大願望，還是基於藍綠鬥爭的權謀考量，非但沒能適時把握社運團體公民對話的契機，激盪出翻轉台灣政黨政治格局的左翼力量，反是自甘淪為民進黨的側翼，利用台灣社會在長期的國家內戰與東西冷戰架構下根深蒂固的反共、恐共意識形態，將體現國共和解的交流平台塗抹成「跨海峽政商集團」的在地協力機制，將海峽兩岸正常的經貿交往視為是侵蝕台灣社會民主根基的「白蟻效應」，以「反中國因素」作為路徑，來防止「台灣作為『事實獨立國家』或『政治實體』的地位，日漸受到侵襲與挑戰」。親美反共的慣性思維，讓太陽花運動的決策核心喪失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批判能力，再次將議題導向反對「中國因素」。如此一來，民進黨僵硬的「中國論述」非但沒有調整的必要，蔡英文拒絕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導致兩岸溝通與協商機制的中斷，反倒是保護了台灣社會民主化的成果，成為與北京政權斡旋的最後一道防線。

野百合世代的社運學者就曾在蘋果日報上為文陳述，所謂的「中國因素」是指，「中國政府侵蝕台灣民主的作用力。放在兩岸政經關係脈絡中，指涉的是：中國政府以其龐大財政，給予某些台商特殊優惠（或特別照顧），而使其改變政黨傾向，或使之成為『中共代言人』；或運用中資、親中台商、或其他白手套組織，在台灣進行企業購併、『恩寵交易』，並進而影響台灣政府決策、媒體輿論或政治秩序。」根據這個觀點，海峽兩岸經貿往來可以說成是中國「以商業模式做統戰」；ECFA、CEPA、服貿、貨貿、投資保障協定、租稅協定都是包裹著政治目的的「經濟統戰」；跨海峽資本流動不管是台資、港資、中資或以第三國身份來台，都是中國因素在地協力的政治代理人；國共論壇、紫金山峰會、博鰲論壇、海峽論壇，乃至於台商協會、台幹、台生、陸配、陸客和陸生，舉凡一切與中國事務相聯繫的，都是可以是「中國因素」，都可以做負面解讀，都可能成為運動「清洗」的對象。

學運分子念茲在茲的《兩岸協定監督條例》，表面上是「程序正義」的補強，實質上是「反中國因素」的法制化，而隱藏在背後的則是「公民民族主義」的國族想像。這樣的國族想像不但嚴重的障礙了學生運動反思體制的進步思想和尋求階級結盟來改造社會的可能，反倒是通過「反中國因素」的議題操作，將民進黨執政推向另一次「威權統治」的高峰。從「保防法」、「反滲透法」的制定，到「打擊假新聞」、徹查「一中承諾書」、「中轉大陸必須報准」政策出台，乃至於「陸生共諜案」，一個全新的「反中戒嚴體制」已悄然成形。

我們好不容易從國民黨「反共軍事戒嚴體制」的黑暗中走了出來，絕對不能讓黑暗的盡頭又是另一個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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