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藍博洲

窮苦人家的女兒

許月里的祖先從大陸遷到臺灣之後,一直住在新店赤皮湖偏僻的山上。

一九一二年,也就是民國一年,許月里在家裡的經濟正處於艱難貧困的情況下,在那片地瘠人稀的山上誕生人世。

許月里一直認為,自己的身上流著父親那股敢於反抗不義的血。在她的印象中,父親是一個漢民族意識強烈的人。他父親小時候就有很強烈的學習漢文的欲望,為了讀漢文,淩晨四點,天還沒亮時,他就會在穿好衣服,帶著書本,跋山涉水,走上三四個小時的路程,開開心心地趕到位於新店街上的私塾上課。婚後,他仍然留在赤皮湖山上,以耕地種茶維生;後來,因為手指受傷,不能再耕作,才搬到臺北上奎府町(今鄭州路、華陰街、太原路、承德路、重慶北路一段一帶),做販賣點心的小生意。

許月里聽母親說,他們剛搬來臺北時,因為生意做得不好,生活困難,就暫時先向姑媽借錢,可借的次數多了以後,姑媽也就不給他們好臉色看。這樣,他們一家幾口也只好挨餓過日子。就像一般窮苦的婦人家一樣,許月里出生之後,她母親既要操勞家務,又要幫忙做點心來賣,根本沒有時間休息調養。幸好,嬰兒許月里長得很討姑媽的喜歡,她母親就麻煩姑媽照顧她。也因為有姑媽疼,在重男輕女的封建環境裏,她才能夠免於像上頭的兩個姐姐那樣,在祖父母和伯父的逼迫下,送人當養女。

一九一四年,許月里三歲,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爭出乎帝國主義列強當初的預料,發展為使用現代武器的長期戰和總力戰。對日本來說,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這都是它擴張勢力的大好機會。在開戰之初,由於捲入世界經濟危機之中,日本經濟也一時陷於蕭條狀態。但是,從一九一五年中期起,以協約國俄英法等國開始向日本訂購武器、軍需品、食品等為開端,出口急遽增加,日本經濟開始了一段大戰景氣。殖民地臺灣的經濟也受到這波戰爭景氣的影響,有所好轉。因為這樣,許月里父親的小生意做得也還不錯,一家人的生活才稍微安定些。就在這個時候,她母親又生了一個妹妹。

許月里六歲的時候,母親再生下第五個女嬰。她記得,有天傍晚,她從姑媽家回家,正好遇到仍然住在赤皮湖山上老家的伯父,坐在家裏的客廳椅子上;她看到母親一邊陪他說話,一邊雙手還不停地幹活。

伯父一看到她,立刻就轉變話題問母親:「這是第三的嗎?」

「是,」母親說,同時責備害羞的許月里,「怎麼那麼沒有禮貌,也不會叫阿伯!」

她聽了立刻輕啟嘴巴要叫「阿伯」,可她話還含在嘴裏,就聽見伯父在唆使母親把她送給人家。

「新店馮家很喜歡這個女孩子,」伯父說,「希望你們能夠把她送給他們……」她聽到他向母親強調:「這樣的話,不但有一筆錢可拿,而且還可以還掉山上老家所欠的債。」他還說,「馮家有四五個男孩,將來也可以“送作堆”。」

「從前,在山上,受你的控制是身不由己;」許月里的母親停下手邊的工作,生氣地指責伯父。「如今,我們已經分家獨立了,你怎麼還有臉來強迫我們再把女兒送掉來還你山上的債呢?你的良心到底在哪里呢?……」

因為這樣,許月里以後就對伯父沒有一絲好感;也因為這樣,她特別感謝父母親再窮也不把她送人的堅持。可在窮苦人家,生了這麼多個女嬰,的確是累贅;所以,她這個營養不良、長得又瘦又小的姐姐,便要負起照顧小妹的責任了。儘管對還沒有滿六歲的她來說,這個工作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負擔,可在現實生活的壓力下,她還是沒有怨言地背負起來。

窮苦人家的孩子早當家。

許月里就這樣辛苦地帶著小妹,一天天地長大。到了規定公學校就學年齡的八歲那年,住家所屬的里長就來催她入學;但是,因為母親實在忙得不可開交,兩歲的小妹還需要她照顧,她只好繼續待在家裏帶小孩。一直要等到十歲那年,未曾生育的堂叔把五妹抱去以後,她才得以進入蓬萊公學校就讀。那應該是一九二一年的事了。

民族意識的啟蒙

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臺灣以後,臺灣總督府首先于一八九八年八月公佈公學校規則,規定就學年齡為八歲以上、十四歲以下,期限六年。為了大量吸收學生,後來也曾在一九0七年把就學年齡放寬為七歲以上、二十歲以下;到了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二年,臺灣教育令和新臺灣教育令公佈以後,就學年齡又再提前到六歲。所以,在當時的年代,像許月里這樣,十歲才入學,是很普遍的事。到了學校,她也注意到,班上有些同學甚至已經是十二、十三歲大了。

自從新臺灣教育令公佈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臺灣教育當局在公學校增加了日本歷史及手工實業等科目,同時也把漢文改為隨意科,也就是選修科。因為這樣,許月里只能在四年級以前,學到一點簡單的漢文;到了五六年級以後,就完全沒有機會學習了。不過,她父親經常會在晚上講《三國演義》、國父孫中山先生與秋瑾女士的事蹟,以及《三民主義》等等給她聽。起先,她覺得很奇怪的是,父親進私塾讀書的時間很短,怎麼會懂那麼多呢?後來,她才知道,父親一直都很用功,雖然沒有上什麼學,可他一直不斷地自修上進。

通過父親的敍述,在民族歧視的教育體制下,許月里作為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被啟蒙了。有一天,她正在打掃教室時,突然聽到別班一個日本員警的小孩罵她和其他臺灣同學是「清國奴」;她按捺不住心裏的氣憤,絲毫也沒有顧慮到後果,走上前,就是一個耳光,打在那名日本學生的臉上……

許月里認為,她後來會走上抗日的這條路,最主要還是受到父親的影響!

文協的讀報社與講演會

歷史地看來,從許月里出生以後,一直到她上公學校這段期間,經歷了一個短暫的低潮時期的武裝抗日鬥爭,在祖國大陸的辛亥革命影響下,臺灣人民又不斷地舉行愛國武裝起義,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著名的有一九一二年南投林圮埔起義,一九一三年羅福星領導的苗栗起義,一九一五年台南的西來庵起義等。其中,苗栗起義事敗後,近千人被捕,二十餘人慘遭殺害;西來庵起義則在血戰七晝夜後失敗,九百多人被處死刑,被日寇濫殺的群眾竟達數萬人,引起世界的震驚。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俄國十月革命和祖國大陸「五四」以後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巨大潮流影響下,臺灣人民進一步掀起了有組織的民族解放運動高潮。

一九二0年一月,受了「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一部分留日的臺灣青年學生首先在東京創立「新民會」,並仿照北京的《新青年》,出版《臺灣青年》雜誌,展開民族主義思想的啟蒙運動。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進步的知識份子和開明紳士更進一步在臺北成立全島規模的抗日運動組織——臺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有計劃地推行啟蒙運動。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五日,《臺灣民報》創刊,以「啟發民智、為民喉舌」,「對抗日本官方壓迫,並攻擊其不善措施」為目的。十月十七日,文協第三次總會決定以《臺灣民報》代為機關報。同年八月,臺北也像其他中南部地方一樣,設立了作為民眾啟蒙工作設施之一的新聞雜誌閱覽所,也就是讀報社,陳列島內及日本內地的新聞雜誌及特別準備的十幾種中國的新聞雜誌,供一般民眾閱覽。凡是與殖民地解放運動有關的記事,還特別以紅筆圈點起來,以喚起民眾的注意。

讀報社一開始就吸引了臺灣民眾的注意,幾乎每天都聚集了相當的閱覽者。許月里的父親,也是其中之一。

有一天,父親笑眯眯地告訴放學回家的許月里說,他因為看《臺灣民報》的緣故,被員警認為思想有問題,就把他的鄰長資格給取消掉了。停了一會兒,父親又高興地連聲說:「求之不得、求之不得!」聽父親這樣說,她這才知道,原來父親敘述的關於孫中山先生與秋瑾女士的革命事蹟,以及《三民主義》的道理,全都是從《臺灣民報》讀來的。從此以後,她就經常跟著父親到文協的讀報社看報。

除了讀報社的設置,臺北文協也經常舉辦包括臺灣通史、通俗法律、通俗衛生、通俗學術等內容的各種文化講習會,作為貫徹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手段。每次,只要有文化講習會,她父親不管再忙,也一定會設法去聽;回家之後再轉述給她聽。她並不知道,像父親這樣的小生意人怎麼會得知這種文化講習會的訊息。雖然好奇,她也不敢多問。到後來,她乾脆就跟著去聽。

由於當時臺灣一般民眾的知識程度較低,文協的啟蒙運動如果採行文字宣傳的方式,難免缺乏大眾性,所以特別重視演講會。除了每逢星期六、星期日,在都市定期舉辦演講會之外,也常常舉辦地方巡迴演講會。據統計,從一九二三~一九二六年期間,文協光是在臺北州就一共舉行了兩百五十一場講演會,並且遭到二十八次的「解散處分」。每當講演會被日本當局中途解散的時候,文協的鬥士們往往發動群眾示威運動來抗議。這些群眾運動也就成為後來的農民運動和勞工運動的先鋒。

有一次,許月里聽說父親要去聽文協舉辦的演講,就要求父親帶她一起去;可父親卻說,今晚這場是政治演講,小孩子不能去。父親出門以後,她就穿了一雙鞋跟高高的基隆木屐,偷偷進入演講會場,擠在人群中聽演講。由於她從小就經常目睹做小生意的父親被日本員警欺侮,以及窮人被糟蹋的諸多可惡事情,所以,每當聽到臺上的演講者罵日本員警,或是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走狗御用紳士」等口號時,她也情不自禁地跟著其他大人一起熱烈地喊口號、鼓掌。那時候,她只覺得,平常累積的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憤怒,似乎都通過喊口號和鼓掌,發洩出來了。

參加工友協助會

如果許月里確切的入學時間是一九二一年的話,那麼她畢業的時間就應該是一九二七年。從時間來看,許月里就讀公學校的六年期間,恰恰是臺灣文化協會成立與第一次方向轉換的歷史階段。公學校畢業前,許月里在老師的推薦下,和另外七個同學一起去報考臺灣銀行儲蓄部,銀行總共只錄取四個人,結果,她僥倖地考上了。畢業後,她就到臺灣銀行上班,並且在實習三個月後升為雇員。就在那時候,她參加了改組後的新文化協會。

一九二六年八月以來,陳逢源、許乃昌和蔡孝乾等臺灣知識份子,就「中國改造論」所引起的「臺灣到底有沒有資本主義」的問題,在《臺灣民報》展開長達三個月左右的論辯。一方主張臺灣還沒有資本主義的存在,因此,必須先使臺灣人的資本家發達,使其能與日本的資本家抗衡;為了達成這樣的目的,就必須推進民族運動,以期獲得政治上的獨立,設立臺灣議會。另一方則持完全相反的主張,他們認為臺灣已有本土的資本家,只是還沒有達到能夠獨立發展的地位,那是因為在臺灣的日本資本主義已佔有鞏固的地盤之故;所以,被日本壟斷資本剝削、壓迫的臺灣人,不僅是少數的資本家及地主而已,還有廣大的勞動者及農民。因此,他們主張殖民地臺灣人的解放,只能以階級鬥爭來解放最大多數的臺灣無產階級為目的。結果,這兩種立場截然不同的思潮,在臺灣思想運動界澎湃相激,進而對峙,釀成臺灣文化協會左右分裂的契機。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以連溫卿為中心的「左派」,通過在台中市公會堂召開的臺灣文化協會臨時總會,取得了文協的領導權,將文協的運動方針由以往的民族主義啟蒙文化團體的形態,轉變為無產階級啟蒙文化團體的形態。新文協在修訂的會則中規劃了十項該會須實行的綱領,其中,第五條是「提倡女權思想運動」;同時也在各支部和分部內為這些婦女會員特設婦女部。另外,為了教育和訓練民眾成為具有無產階級意識的文化鬥士,新文協也通過茶點會、讀書會和討論會等方法,展開組訓和教育的工作;學習與討論的內容包括:方法論的唯物史觀、唯物哲學、臺灣歷史、經濟學、民族問題、資本主義和殖民地、勞動組合運動、政治學和社會發展史等等。

從小就受到父親的影響,也受到文協啟蒙運動一定影響的許月里,自然也跟著文協的方向轉變,通過讀書的學習,而有了素樸的階級意識。然後,她又通過參加新文化協會舉辦的讀書會,初步學習了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文化。

有一天,下班以後,許月里在一個同學的姐姐帶領下,前往設於永樂町二丁目的工友協助會事務所走走。通過引介,她見到了協助會的創始者薛玉龍和薛玉虎兄弟。從談話中,她瞭解到,薛氏兄弟原本自己開一家油漆工廠,並且兼做零售業務,算是生活不錯的「中產階級」。她覺得,薛氏兄弟不但一點也不畏懼日本政府的加害,毅然領導工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同時也不顧自己個人的利益得失,幫工友兄弟爭取合理的工資;相對地,那些更改姓名、盲目宣揚崇日媚帝的御用士紳,跟他們比起來就顯得非常可恥。因為這樣,她對薛氏兄弟便由衷地感到敬佩。回家以後,她就把在工友協助會的所見所聞與感想,向父親報告。父親聽了,不但支持她加入工友協助會,而且也經常陪著她去協助會幫忙。那年,她只有十六歲。

一九二五年以來,臺灣的工人運動開始以工會為中心,有組織地展開起來。為了實現保障工人權益、改善勞動條件、發展工人福利事業等主要宗旨,曾經先後發動許多次的罷工。一九二七年四月,高雄的臺灣鐵工所罷工以後,臺灣的勞動運動就「急激地如洪水一樣流溢著全島」。五月五日,工友協助會就在這股洪流中創立。

隨著文協的左右分裂,臺灣的工運團體也相應形成左右兩派。就組織系統上來說,工友協助會是分裂後的新文協的外圍團體,屬於左派。所以,許多文化協會或農民組合的反日志士,以及一些具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意識的鐵工、木材工、郵局工友或其他工友,都經常在總部出入。在那樣的環境下,少女許月里耳濡目染的皆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思想與言論。

除了總部以外,工友協助會的組織,還包括屬於產業支部的製材部與製材部基隆支部,以及松山、雙溪、羅東與大溪等地區性支部。總部的事情主要都是由薛玉龍先生主辦。許月里與另一位男士則幫忙處理抄寫等事務。當時,正值臺北爆竹會社發生爆炸火災,男女工人死傷很多;薛先生就要她去慰問死傷家族,並調查他們的困難與需要。事後,工友協助會就根據這次調查,決議幫死傷的家族向業主展開要求賠償的鬥爭。由於情況很複雜,所以,鬥爭的結果並不太理想。儘管如此,對她來講,那卻是令她難忘的第一次社會實踐的經驗。

工友協助會也很注重通過辦演講會來展開大眾文化啟蒙運動。那段期間,許月里也經常跟著協會的前輩(醫生或地方知名人士)到苗栗、新竹、桃園及大溪等地演講,每到一地都受到支持者的熱烈款待。那時候沒有擴音廣播器,他們只能用沿途敲鑼宣傳的方式,告知民眾當晚在哪里有文化演講。結果,每場來參加的群眾幾乎都是人山人海的。

無產階級婦女觀

除了一般工運的事務之外,許月里在工友協助會的主要工作是從事婦女運動。

當時的社會風氣很保守,職業婦女很少,參加工友協助會的女工更是寥寥無幾,只有十多個女孩子。起初還經常有幾位年紀比她大的女孩子出入,但是,到後來,她們有的因為家庭反對,有的因為搬家,就不見了。所以,她就被推為「婦女部長」(她一直覺得這名稱很難聽!),負責婦女事務。

在此之前,臺灣從事婦女運動的團體主要是一九二五年二月成立的彰化婦女共勵會和一九二六年七月成立的嘉義婦女協進會。前者以「改革陋習、振興文化」為宗旨;後者的宗旨則為「改革家庭、打破陋習、提倡教育、修養道德及圖婦女社會地位向上」等。顯然地,她們似乎把「陋習」和「教育」問題看作婦女受壓迫的「根本原因」,同時,在實踐上也停留在「興來便出去講演講演,不高興便閉門了事」的「有產階級」婦女的「浪漫的運動」。

但是,工友協助會所從事的婦女運動,在性質上卻屬於無產階級。它認識到,婦女受壓迫的根本原因是在經濟組織,也就是社會制度;除了與這個制度鬥爭以外,婦女絕不能達到完全解放的目的。因此,在實踐方面,它就不能只是浪漫的講演講演而已;重要的是,它還要能夠喚醒婦女,意識到她們所受到的壓迫與不平等,並且激勵她們敢於起來反壓迫、打不平,形成大眾的實際運動。

許月里的無產階級婦女觀,跟她所認識的一個日本進步女性,也有很大的關係。一九二七年二月上旬,王詩琅等人因「黑色青年聯盟事件」被捕,經十個月後預審終結,並於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在臺北第一訟庭刑事合議部,由判官崛田公判。當天,臺灣的各社會運動團體都前往聲援。她也跟隨工友協助會的聲援隊伍,前往法庭旁聽。因為這樣,她認識了後來一直令她十分感念的崛田小姐。崛田小姐的父親雖然是審判抗日分子、思想犯最厲害的日本法官,可她本人卻是一個社會主義者。當這個與她素昧平生的日本小姐知道她失學後,就自願免費幫她補習日文(當時稱為「國文」);另外,她還教許月里讀無產階級經濟學。後來,她回到日本,就讀女子大學,因為參加左派活動而遭日警逮捕,自新之後才又被遣送回台;她父親也因此丟了官。

許月里一直相信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無產者的解放便沒有婦人的解放,沒有無產者的勝利也就沒有婦人的勝利。」她認為,只要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解決了,婦女的解放就自然可以獲得。因為這樣,當時她對婦女運動就比較不那麼熱中了。

初嫁黑色青年黃天海

十八、九歲那年,少女許月里與黃天海結婚。黃天海是宜蘭人,也是個反日分子,在上海讀書時,曾經因為從事反日運動而被關,釋放後回台。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他先在宜蘭街成立文化協會的外圍團體——宜蘭青年讀書會(會員四十二名);十月十日,又在這樣的基礎上,以重要幹部的身份組成新文協宜蘭分部。然而,在思想系譜上,他卻是一個「早已認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黑色青年。

日據時期,臺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始于東京留學生因民族覺醒而結成臺灣青年會的一九二0年,同時在日本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的熱潮中,因為受到東京的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諸團體及其刊物的影響,逐漸顯出抬頭的機運;後來它又通過和東京及中國大陸的各無政府主義者或團體聯絡,發展起來。一九二四年左右,嘉義籍的北大哲學系旁聽生范本梁和曾經居住臺灣的燕京大學學生許地山等人,組成新臺灣安社,這可以說是臺灣人發起的最早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團體。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日本無政府主義青年小澤一,整合散佈全島的「文化協會系統的左翼青年」,組織了「臺灣黑色青年聯盟」,謀求無政府主義運動在島內的發展。然而,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該聯盟即遭到全面檢舉,小澤一與王詩琅等四十四名有關人員被捕,聯盟還沒有展開活動就遭到破壞。同年七月,在臺北經營稻江義塾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稻垣藤兵衛,糾合台籍的無政府主義青年周合源、林斐芳及張乞食(維賢)等,另組無政府主義團體「孤魂聯盟」。所謂孤魂意指「生前孤獨,死後無依無靠的可憐靈魂」。該聯盟認為,這些孤魂的「悲哀恰如現代無產階級與農民」,因此,這些孤魂應該參加孤魂聯盟,投入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但是,該聯盟也因成員在一九二八年七月遭到調查而瓦解。從此以後,臺灣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就被共產主義運動所壓倒而顯著地衰微,在沒有表面組織的狀態下,在北部只有張維賢、黃天海等人通過合法的演劇運動,繼續進行緩慢的無政府主義運動。

一九二五年十月左右,張維賢從南洋歸台,然後集合王萬得、潘欽信、王井泉等臺北無產青年,先後設立臺灣藝術研究會與星光演劇研究會,企圖通過演劇來擴大思想影響,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就因資金不足而自然消滅。黃天海受到張維賢的新劇運動刺激,於是在他的指導下,一邊進行思想研究,一邊計畫推動演劇運動。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六日,他終於集合了十二名同志,在張維賢指導下,組織了宜蘭民烽劇團,並且編寫托爾斯泰的作品及《金色夜叉》、《行屍》等劇本,努力排練。儘管如此,民烽劇團最後還是因為缺乏熱心會員與資金,而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解散。儘管星光演劇研究會和宜蘭民烽劇團相繼失敗,張維賢對新劇運動仍不死心。一九三0年六月十五日,他又在臺北市日新町蓬萊閣餐廳舉行民烽演劇研究會的創會式。當天,黃天海與王詩琅等人都以會員的身份出席,而周合源也以來賓身份出席。此後,每天晚上七點半到十點,民烽演劇研究會的會員們即在日新町的會所研習,內容包括舞臺藝術、近代戲劇概論、美術概論、文學概論、白話文、舞蹈和音樂等。黃天海負責講述近代戲劇概論。十月十五日,研究會的整個課程結束。由於劇團的募股並不理想,在資金困難的情況下,民烽演劇研究會最終又再次中止活動,進而自然停擺。

與此同時,六十年後成為許月里老伴的黑色青年周合源,卻在這時表現了他的思想已經從黑逐漸轉紅的跡象。一九三0年六月中旬,具有臺灣共產黨黨員身份的文化協會臺北支部會員王萬得,為了開拓党在文化陣線的影響力,邀請周合源等四名非黨員,分別醵資,創辦合法的文藝雜誌,進行宣傳運動。由於雜誌的創辦是以王萬得與周合源等五人為主,六月廿一日,雜誌以《伍人報》為名創刊。由於《伍人報》是按照王萬得擴大統一戰線的意圖創辦的,所以,雜誌社的幹部未必全由共產主義者來充當。儘管如此,當《伍人報》創刊號出刊後,負責廣告業務的民族主義者黃白成枝,以及擔任外務員推銷雜誌的無政府主義者林斐芳等人,隨即察覺《伍人報》的意圖,因而先後宣告退出,另辦他報。

林斐芳退出《伍人報》後隨即找到黃天海,在這年七月,創辦了無政府主義的文藝雜誌《明日》。由於彰化籍無政府主義青年陳崁的投入,該雜誌的銷售工作大部分由臺灣勞動互助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在彰化天公廟成立)社員承辦。在陳崁的積極協助下,《明日》的投稿人包括張維賢、王詩琅、陳崁……等,積極宣傳無政府主義。

《明日》可以說已經具備了作為臺灣勞動互助社機關雜誌的形態。第四期出刊以後,因為內容問題,《明日》遭到查禁;不久,就因為經費困難而停刊。

黑旗與紅旗的混聲合唱

《明日》雜誌社恰好就在許月里家附近,因為這樣,她自然就認識了黃天海。因為家裏窮,當時,她只對強調階級鬥爭的組織有興趣。她總覺得,黃天海與那些無政府主義青年的搞法不怎麼實際,所以,她並沒有參與黃天海和張維賢搞的民烽劇團,只是偶爾去看他們排演,給他們打打氣而已。

在此之前,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日,彰化地區以陳崁為首的無政府主義青年,與楊逵等「共產主義系」青年之間,就已經針對無政府主義的「互助論」與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在天公廟進行公開辯論。兩派的思想無論如何難以融合,對立並沒有因此減消而持續內鬥著。一九三0年十二月一日發行的文化協會機關刊物《新臺灣大眾時報》創刊號,也針對《明日》雜誌的言論主張展開嚴厲的批判;它認為《明日》雜誌「撲滅鬥爭」的主張,結果是要替「××(帝國)主義」者解除被壓迫大眾的武裝,是「白色××(恐怖)主義的走狗」!

跟黃天海比較起來,許月里的思想傾向要來得相對地「左」!儘管馬克思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兩種本質上對立的思想體系,但是,愛情和為殖民地臺灣求解放的熱情,終究還是掩蓋了這兩個思潮的差異性,使得少女許月里接受了黃天海的求婚,嫁給這個無政府主義青年。

有一次,許月里和黃天海的一群朋友,在路上一邊走著,一邊就唱起《勞動進行曲》——

民眾的旗——黑(紅)旗,

包裹著戰士的屍體。

死屍逐漸冷卻,

血泊染滿黑(紅)旗。

高舉黑(紅)旗,

讓我們在旗下戰死!

懦怯者大可離去,

我們堅決擁護黑(紅)旗!

……

在黎明之光照耀間,

戰鬥早已開始了。

勇敢奮戰的

我們的同志犧牲了,

悲哀是何等深切!

壇上的死屍,

含恨永眠!

每當黃天海和其他人唱到「黑旗」的地方時,許月里就獨自高唱成「紅旗」。

黃天海是個窮書生,《明日》夭折以後,他也沒有錢可以再繼續辦雜誌。在此之前的一九二九年年底,陳煥圭等無政府主義者曾經在建成町製造鈣滋養乳販賣,營業成績相當不錯。因此,他和許月里都覺得他們也可以暫時以此謀生,於是就搬到基隆蚵殼港,製造鈣滋養乳來賣。然而,因為基隆潮濕多雨,原本就患有肺病的黃天海,病況因而更加惡化。就在這時候,她又聽到父母親在臺北被捕的消息,他們只待了大約一年多的時間就決定搬回臺北。(待續…)


本文原分類:[楊逵百年誕辰紀念專輯][懷念許月里女士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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