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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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許月里女士

十一月 10, 2008 | 懷念許月里女士 已關閉迴響。

文／小Q

　　十月十六日，周六，又是一年一度的馬場町秋祭。

　　隨著「老同學」（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之自稱）的逐漸凋零，原來春秋兩季都會舉行的白色恐怖犧牲者紀念活動，在數年前開始縮減為一年僅僅舉行一次於馬場町的祭典。民進黨執政八年以來的有意收編及分化，更在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之外加速侵蝕了馬場町上「老同學」們的陣容。

　　幾乎每年都選在十月期間舉辦的秋祭，對於兩千年以後才參與相關紀念活動的我來說，年年都有不同的意義與記憶。二○○一年時的秋祭，我並沒有去現場。當時我正在中正廟口前的廣場參與一場反戰集會，而且還是個演唱會。會上，我從剛由馬場町參與完活動而返的前輩那兒，聽到新竹女工邱惠珍服農藥自殺的消息。女工自殺、反戰，以及秋祭，乍看之下似是毫不相干的三件事情，但這三件事情的輻湊卻恰恰體現了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特別是社會主義統一運動——進入二十一世紀八年以來所展現出的三個主要面向。

　　邱惠珍的死，激起小說家陳映真悲憤的詩情，寫下他唯一的白話詩作〈工人邱惠珍〉。然而憤怒不只出詩人。桃竹苗地區的工運在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諸同志的奮鬥下開始走向復興，反戰運動也從二○○二年底開始走向高潮，並在台北諸同志的領導下進一步發展為反軍購運動。可是，體現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八十年血史的馬場町卻車馬漸稀、甚至開始成為被資產階級政客消費（從而消遣）的對象。

　　我對秋祭的第二種記憶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大概有幾年，我與其他朋友、同志被安排在秋祭上進行文藝演出。大約都是詩朗誦、合唱表演。重頭戲則無疑是最後的〈安息歌〉演唱。最近幾年，台灣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取得了在馬場町等刑場上犧牲烈士們的死前遺像，遺像的展示便一度成為新的追懷方式。其實這些相片據說還包括烈士死後的相貌。而之所以會有這些相片留存，是為了使當權者確認當事人確實「伏法」而作的。這些留存照片異常驚人，因為許多烈士死前的表情是那樣地無法描述。在照片的展示中，有那麼一次，林書揚先生突然把略為失神的我給叫住。原來照片展示到了曾經參與二○年代台灣共產黨的林日高（一九○四～一九五五年）。一九二○年代的老台共如果不是在四九年前後紛紛走避大陸，就是在島內的白色恐怖中下獄或犧牲。林日高的犧牲是五○年代中期，算很晚了。照片中的林日高、距離死亡也許不到幾分鐘的林日高，竟仍淺淺地笑著。

　　其實話說得有點遠了。我想說的是，今年的秋祭我錯過了。因為我當時不在台灣。

　　回來台灣，在一個吃飯的場合裡，同參與了今年秋祭的一個大陸學姊聊到了秋祭。學姊聊到了今年也有參與的馮守娥、許金玉兩位前輩。我緊接著問道，許月里女士是否也有參加呢？學姊搖頭，我想，也許學姊在會場上錯失了與許月里女士認識的機會吧。

　　許月里是誰？她是一九二○年代台灣社會主義運動（乃至整個台灣社會運動）最後一個猶存於世的參與者，是五○年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更是八○年代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出生於一九一二年的她，一生橫跨了三個週期的台灣社會主義運動（或者用陳映真式的術語：三波的「無產階級運動」），是我們運動的寶。如果翻開台灣總督府所編纂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台灣社會運動史》，就可以看到她的名字。（應記為「許氏月里」，但《沿革誌》卻誤記為「許氏月裡」[1]）對於一九一二年才出生的許月里女士來說，登上以一九二○年代為主要記述年代的《沿革誌》意味著許月里參與運動的年紀非常小、非常早。正因如此，當那個年代的運動家與「主義者」先後逝去，當年的只出現在《沿革誌》一次（甚至名字還被錯排鉛字的）的社會主義女孩，成為了今日唯一見証當年的馬克思主義老太太。

　　許月里女士開始參與社會運動的一九二○年代，是台灣史上迄今僅見的社會主義思潮多元層出、相互衝擊的時代。這種多元性最具體地表現在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存在上。而先後與許月里女士結為伴侶的黃天海（一九三○年結婚，一九三一年逝世，享年廿七歲）、周合源（一九七一年結婚，一九九三年逝世，享年九七歲），就都具有或強（如前者）或弱（如後者）的無政府主義背景。許月里女士本人並未選擇舉起無政府主義的「黑旗」而前進，但卻舉起了自己的「赤旗」與著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們並肩同行，並在日本當局的壓迫以及國民黨當局的白色恐怖中堅持了下來。

　　一九二八年六月廿三日的《台灣日日新報》曾有一則與許月里女士有關的新聞記事。新聞稱：「文協幹部連溫卿。年三十三。林某年二十，及許氏月里。年十九。郭氏美玉年二十二。去[六月]十八日午後六時。在市內太平町三丁目二十番地文協前亭子腳雜談之中。突有無賴漢三四名。揮拳毆打之。由現場逃去。當局現正嚴重搜捕云。」[2]連溫卿（一八九五～一九五七年）是當時臺灣文化協會的領導者，在一九二七年一月領導左派份子奪取了文協領導權。文協不但自此分裂並向左傾斜，社會主義運動更因此而正式在台灣島內站上歷史舞台。連溫卿當時究竟為何被毆，這是難解之謎；也許可以聯繫於當時的左右分裂背景吧。而許月里敢於以那樣的年紀在那樣的時空環境底下與隨時可能遭遇危險（如毆打）的左派份子接觸，這種膽識，即便是當時的男性也未見得足相匹敵。

　　台灣農民組合遭到大檢舉的一九二九年「二．一二事件」之後，年輕的許月里毅然參與了農組的再建工作。同年十一月，農組領導人、台共黨員簡吉（一九○三～一九五一年）出面成立台北辦事處，由許月里等人辦理事務。[3]在更後來的日子裡，許月里更參與了六十年後成為她的伴侶的周合源在「愛愛寮」的工作，扶助乞丐乃至精神病患。無論是農組還是愛愛寮，在這樣那樣充滿挑戰與險阻的環境中，許月里女士究竟是懷抱著什麼樣的理想投入其中的呢？「許月里一直相信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無產者的解放便沒有婦人的解放，沒有無產者的勝利也就沒有婦人的勝利。』她認為，只要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解決了，婦女的解放就自然可以獲得。因為這樣，當時她對婦女運動就比較不那麼熱中了。」[4]

　　自然，前面所述的幾項事蹟不過是許月里女士眾多活動的一個小側面而已；之所以特別舉出上面幾項事蹟，乃因迄今少有研究者注意並提及。此處盼能有所補充。對我而言，完整地知道許月里女士的生平，是從藍博洲《台灣好女人》及相關紀錄片（如《台灣思想起》）得知的。我還記得紀錄片中許月里女士高唱日本革命歌曲《赤旗歌》的樣子。令人激動啊！但透過實際的接觸，我對她的印象更總是同某些特殊的場景聯繫在一起。

　　我第一次見到許月里女士可能是在寧夏路時期的勞動黨中央黨部。當時我還是個為了穿越聯考的窄門而汲營的中學生。那天正好是「老同學」的刊物《遠望》出刊的日子，許月里女士與其他「老同學」們把一份一份印好的《遠望》塞入用來寄送的紙袋裡，然後細緻地彌封起來。其實，不只一次，而許月里與其他的「老同學」們總是默默而勤勉地做著這項工作，為著宣傳他們的理念。

　　除了參與《遠望》的出版工作以外，只要身體許可，總是能在大大小小的示威場合以及活動中看到她的身影。二○○二年的三八婦女節，正由偉凱主持工作的新竹縣產業總工會主辦了「WTO時代下客家勞動婦女的處境與兩性工作平等法系列活動」，並在三月八日當天的新竹縣文化廣場舉辦國際婦女節慶祝晚會。許月里女士也被請來新竹、請上台演說。我還記得她在演說中所體現的悲憤，以中國的分裂為悲憤的悲憤。她用極不標準的普通話呼喊：「我們是中國人！」

　　對於我們這個運動以外的人來說，對於那些已經被藍綠政治、省籍矛盾操作的大多數台灣人來說，大概很難想像存在著這樣一種以本省閩南、客家、原住民族族群為主體、具有八十年歷史，並且運動內部毫無省籍矛盾的政治運動。如果提起這個運動是社會主義統一運動，似乎就更難令人相信——然此卻是紮紮實實的事實。像許月里女士這樣的老前輩自然是最典型的代表。在獄中，本省與外省的政治犯互相學習，而許月里就是在獄中學來的普通話。

　　後來在某次的演講會中，我又看到了許月里女士的參與。其實聽演講會對她來說也許已經是種身體負擔了，但她總是會來。於是我鼓起勇氣，走上前去。請她為我簽名、題字。她微微顫抖的手，寫下了她的名字，並寫上接下來這一段話：「中國人要團結」！

　　我珍藏著這份題字，把它當成是種鼓勵、慰勉，與目標。每每端視著這份題字，就覺得我們總歸還有這樣的老前輩存在，許月里女士總是在著的，我總會這樣想。那種存在同時還是一個貫穿八十年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存在，甚至也許就是運動本身的一種體現、證明。我總會想，我們正在與這八十年的歷史繼續同行，總是繼續在向前走著。

　　然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許月里女士在十月三十一日過世了。

　　其實我的精神、感覺還沒能從梁電敏先生的逝世中（十月二十五日光復節晨）恢復過來，然而許月里女士竟接著過世了。

　　在秋祭中缺席的梁電敏先生與許月里女士，竟然這樣就離我們而去了。

　　許月里女士哲嗣周榮光先生寫道：「記得狄更生在〈雙城記〉裡有這樣的陳述：『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那是有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在一直走向天堂，我們在一直走向地獄。』母親在她活的這個時代裡，選擇對她自己認為應該要走的正確道路，雖然這條道路充滿了荊棘與不平，但總是始終如一、永不後悔的往前走。」[5]

　　當許月里女士等前輩們還在世的時候，意味著他們那個時代的運動與我們同行著。當他們逝去了，則意味著他們那個時代的運動必須在我們的努力下繼續推進。其實八十年實在很短，但我們必須讓這個時間繼續轉動下去——

　　——轉動到我們的運動勝利為止。

　

[1]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一九八九），頁一五八。

[2]〈文協連溫卿等．同女會員雜談中．被人毆打〉《台灣日日新報．夕刊》，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第四版。

[3]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警察沿革誌出版委員會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無政府主義運動、民族革命運動、農民運動》，頁一五八。

[4]藍博洲，《台灣好女人》（台北：聯合文學，二○○二年），頁九一。

[5]周榮光，〈許月里女士生平事略〉，二○○八年。

本文原分類：[楊逵百年誕辰紀念專輯][懷念許月里女士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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