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期】社評:左傾幼稚病?中小企業的命脈在兩岸關係而不是勞動基準法

十二月 5, 2017 | 【第164期】社評:左傾幼稚病?中小企業的命脈在兩岸關係而不是勞動基準法 已關閉迴響。

綠色執政才一年半,選前野百合世代的幕僚文膽為蔡英文織就的進步外衣,不管是核能空汙、年金改革、社會保障或是勞動權益都一一敗壞。特別是近日來勞動基準法修法倒退擼,搞得台灣滿天「神佛」,遍地「功德」。許多人都指責民進黨政府髮夾彎,背棄選前的承諾,只有行政院副秘書長說了大白話,責備反對勞基法修正案是「左傾幼稚病」,認為曾經不離不棄陪民進黨成長的中小企業,如今不僅還是產業競爭的主力,也是民進黨的政治基礎,民進黨應該務實的往中間路線靠攏。

何副秘書長認為,目前為數一百多萬家的中小企業體系,養活了相當多的人口,且是支撐台灣高就業率的關鍵。去年十二月的「一例一休」修法,對中小企業的衝擊非常大,現在修法是要給中小企業緩衝時間與喘息空間,在過程中讓它們慢調適,否則結果就是關廠、倒店,進而讓台灣走向大資本大財團壟斷的經濟模式。所以,她認為民進黨現在是執政黨,如果把有關勞動議題在內的在野主張全面落實,會與社會現實有所扞格,落入「左傾幼稚病」的窠臼。

撇開這樣的表述,無疑是公開承認蔡英文的競選承諾不過是一場「高明的騙術」不說。探究何秘書長的原意,應該還包含兩個層次:一是、中小企業一直以來都是民進黨的社會基礎;二是,過去的一段時間來,民進黨的政策悖離了這個社會基礎。因此,如何通過修改僅僅執行九個月的「一例一休」,在勞動政策上「回饋」這些傳統的支持者,就成為當前黨內應該務實和勇敢面對的問題。

何副秘書長的發問,一語中的,確實指出民進黨當局在「一例一休」勞基法修惡所面臨兩面不討好、進退失據的困境,並企圖提出一套「反壟斷」的政治修辭來為行政院當局緩頰。但考察民進黨的前世今生,她所說的或許是個「真問題」,但絕對是「假命題」。當前民進黨在政策上與中小企業群體最大的扞格是出在兩岸政策,而不是出在勞工政策。只有勇敢的面對和修正民進黨的「兩岸對抗路線」,回復兩岸關係的正常往來,才能防止台灣製造業在東亞分工中與大陸的產業鏈斷裂,以及,因陸客驟減而造成旅遊餐飲和流通零售業的蕭停,而不是在已經乾癟得不成人形的勞工身上榨油,借以攏絡中小企業群體的選票,反過頭來抑制了在地消費的能力和需求。

黨外民主運動時期的「民進黨」(主要是美麗島系),確實是伴隨著土地改革之後日漸崛起的中小企業主的不滿情緒,以及都市中間階層日益增長的民主要求而發展壯大。1949年國府撤退來台,為安置隨蔣介石政權轉移來台的170餘萬人,阻斷了台籍人士的發展機會,加上隨後的土地改革和農村破產,導致喪失封建土地保障的地主階級菁英,只有引進日本所淘汰的工業設施或產品代理,才能取得營生的手段(日後發展成數以百萬計的中小企業主),否則就只有淪為勞動階級的命運。土地改革,以及隨之而來的勞力密集出口導向工業化,在冷戰東亞分工美日台三角貿易結構下,造就了七〇年代黨外民主運動「親美、媚日、仇蔣、反共」的基本性格。

再加上,七〇年代美國採取「聯中制蘇」的戰略轉移,將大陸納入世界市場,台灣就成為冷戰反共堡壘上鬆脫掉落下來的第一塊磚頭。為了因應這個變局,銳意革新的蔣經國,一方面通過十大建設來實現石化、鋼鐵兩大產業的重工業化(第二次進口替代);另一方面推動行政革新並啟用台籍菁英,試圖以「親美、反共、革新保台」來延續其政權的合法性。但由於石化、鋼鐵工業先天上存在著原料和市場「兩頭在外」的產業特性,位居金字塔上端的一次加工(黨國資本)和二次加工(民營資本)又享有壟斷利潤。因此作為台灣出口大宗,在量上又佔台灣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小企業,既要滿足上游工業的壟斷利潤,又要獨自承擔國際市場的價格風險,便日漸匯流成為一股反對黨國資本、反對壟斷事業的社會力量,成為何秘書長口中不離不棄的政治基礎。

但是,這個社會基礎早在上個世紀八〇年代,就與解嚴後的民進黨逐漸分流。八○年代中期,台灣中小企業在台美貿易談判、台幣升值的壓力下,大舉轉移到中國大陸,代表中小企業利益,具有濃厚反壟斷情緒的「美麗島集團」日漸喪失其經濟基礎。長期享有壟斷利益而日漸坐大的民營企業集團,表面上維持著對國民黨政權的拳拳服膺,暗地裡卻開始資助「美麗島辯護律師團」的個別成員,並將之扶持成為反對運動的政治明星,奪取民進黨的領導權。再以民進黨作為其政治上的代表,利用美國霸權國家在全球範圍推動新自由經濟的大氣候,以「民營化、自由化、去管制化」為口實來挑戰黨國資本的壟斷地位,藉以染指一級產業(如輕油煉解、煉鋼廠)、金融服務業和航空運輸業等經濟戰略的管制高地。陳水扁執政時期的國企民營化和二次金改,正是民進黨悖離中小企業,向大資本財團靠攏的體現。

如今,留在台灣為數123.5萬家的中小企業,85%是流通零售與餐飲服務業,早就不具有反壟斷的政治色彩。少數堅持在製造業領域的廠商,也是以和大陸台資企業維持垂直分工和水平鏈結,透過零部件和中間原料的出口,每年在兩岸貿易中為台灣爭取到近千億美元的順差。他們的命脈是建立在兩岸關係和區域一體化,而不是「勞基法」。對此,中研院學者林宗弘就指出,「台灣的經濟結構已改變,中小企業逐年衰退、萎縮,原因跟現在要推的彈性工時政策更毫無關係,即便現在做了也無法改善他們困境;但民進黨卻抱著經濟舊思維,不但救不了中小企業,還犧牲了年輕的勞動者,這樣只會再犧牲一個世代,導致惡性循環。」

坦白說,相對於工資問題存在著個別行業甚至個別企業的差異性,工時問題作為一種法的的規定,具有普遍性,最能體現出一個社會的階級分化,以及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勞資爭議一旦涉及工時問題,資本家和勞工就不再是以個人的身份,而是以一個社會集團的身份在捍衛他們作為一個階級的整體利益。也因此,通過工時鬥爭,一個政治組織、一個黨派的階級屬性就毫無保留的暴露出來,很難隱藏。捫心自問,民進黨政府惡改勞基法,將台灣的勞動標準退回到十九世紀的血汗化,真的是為了帶有小生產者反壟斷性格的中小企業請命嗎?今天的民進黨還是昔日那個代表中小企業利益,想要跟工農階級聯合搞「反壟斷聯盟」的民進黨嗎?

事實的真相恐怕是,民進黨以照顧中小企業主的利益為口實,召喚民粹來鎮壓勞工,藉以模糊化民進黨早已暴露的,向金融與工業寡頭靠攏的階級傾向;抑或是,在堅持「兩岸對抗政策」導致本土製造業面臨與大陸分工斷鏈的危機下,企圖割勞工身上的肉來餵養資產階級禿鷹,以成就民進黨長期執政的「功德」。何副秘書長口中說的「左傾幼稚病」,要不是引喻失義,就是睜眼說瞎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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