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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台灣人的左統之路(上)──陳明忠訪談紀錄

七月 2, 2008 | 一個台灣人的左統之路(上)──陳明忠訪談紀錄 已關閉迴響。

文／呂正惠、陳宜中

　　陳明忠先生，1929年出生於高雄岡山一個大地主家庭。日據末期，考上高雄中學，因在學期間備受日本同學欺凌，才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開始反抗日本人。畢業後服役，被迫構築工事，因脫逃曾遭關押。光復後，就讀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前身）。二二八事變期間，加入起義隊伍，並參加謝雪紅二七部隊的敢死隊，在埔里的烏欄橋戰役中最後一人離開戰場。1950年白色恐怖期間被捕，判刑十年。1960年出獄後，因其優異的化學知識，曾到製藥廠工作，最後升任廠長。1976年再度被捕，被控接受中國共產黨命令，在台陰謀判亂。獄中備受酷刑，堅不屈服。經海外保釣學生及其他特赦組織大力營救，終由死刑改判為十五年徒刑，1987年保外就醫。出獄後，曾為組織「台灣政治受難者互助會」及「中國統一聯盟」大力奔走。陳先生與林書揚先生（被關三十四年七個月）為目前台灣左統派中最受尊敬的兩位前輩。

　　國民黨來台接收大失民心，台灣的反國民黨力量主要是向左轉，支持當時處於內戰中的共產黨。50年代的白色恐怖統治，目標就是要清除島內這一反抗力量。這些左派，大約三分之一被槍斃，三分之二被關押，主要的精英很少倖存。被關押的左派，出獄以後成為被遺忘的一群，生活在茫茫黑夜之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成了問題。這批老左派的難題之一是，他們很難流暢地表達自己的看法。除了必須努力了解他們在獄中時外面所發生的變化之外，他們的語言表達也大有困難。他們大半接受日本教育，在年富力強有機會全力學習中文時，卻關在獄中至少十年，喪失了最好的學習機會。

　　下面的訪談是50年代反國民黨左派一次非常完整的觀點表達，涉及台灣、現代中國、社會主義的許多重要議題，充分表達了像陳先生這種老一輩左統派革命者的觀點。

一、「台灣人的悲情」來自日本的統治

　　問：陳先生，您的經歷非常特殊，我們今天的訪談，事先沒有設定一個問題表，您想怎麼談就怎麼談，請從您最想說的談起。

　　陳：我想先談「台灣人的悲情」。民進黨說，二二八是台灣人的悲情。這根本不對。以我的經驗，台灣人民在日本的統治下，沒有任何尊嚴可言，這才是真正的「台灣人的悲情」。我因此知道自己是「清國奴」，是中國人，才開始起來反抗，我的一生從此就改變了。

　　如果要講悲情，就要從日據時代講起。日據時代，台灣人是二等國民，被欺負到什麼程度？我的思想改變是從高雄中學開始，當時我們一班五十個人，只有十個台灣人，其他都是日本人。我經常被罵是「清國奴」，動不動就被打，我搞不清楚為什麼。後來，我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對我衝擊很大的事情是，有一次我和一個日本同學打架，事後來了十幾個日本人打我一個，最後跟我講一句話：「你可以和內地人（按：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贏。」這對我衝擊非常大。不是說一視同仁嗎？我一直以為我是日本人，但台灣人和日本人打架卻不可以打贏，這是怎麼一回事？我的腦筋開始產生混淆，兩三年以後才知道原來我不是日本人，是中國人，思想才整個轉變過來。

　　我感覺到在日據時代作為臺灣人，真是一點尊嚴都沒有。例如，當時村長在鄉下都是有聲望的人，是我們尊敬的人。但是，日本的警察叫村長跪下，村長就要跪下，這在我們看起來，實在是太瞧不起台灣人了。日本人跟台灣人的薪水也不一樣，同樣的學歷，日本人的薪水比台灣人高60%，為什麼會這樣？再舉個例子，我認識一個人叫做林金助，是石油公司的工友，給大家燒開水泡茶的。可是林金助這個名字日本人也有。有一天上面有人來視察，從名冊上看到名字，以為他是日本人，馬上升他當雇員，因為日本人是不能當工友的。日本人可以當勞動者，就是不能當工友幫人服務，不能倒茶、掃地。你想，當時身為台灣人是什麼感覺？我們是二等公民，甚至是三等公民（因為還有琉球人），一點尊嚴都沒有。我家是大地主家庭，我每天有牛奶喝，但因為在日本人面前沒有尊嚴，才知道尊嚴最重要。我家的佃農在我面前也沒有尊嚴，就像我在日本人面前一樣，所以，我開始反抗日本人的統治，也開始轉向社會主義。所有的台灣人，在日本人面前都沒有尊嚴，那我們台灣人是什麼東西呢？難道這不是「台灣人的悲情」嗎？

二、二二八不是省籍衝突

　　問：那您怎麼看待二二八？

　　陳：二二八是反抗，是反抗國民黨的惡劣統治。「造反有理」，這是人民的哲學。二二八是反抗，不是悲情。

　　問：您反抗日本人，又反抗國民黨政府，這有什麼不同？

　　陳：當然不一樣。日本人是外國人，他們瞧不起所有中國人（包括台灣人）；國民黨是中國人的政府，它是一個不好的政府，我們是反抗一個我們自己的不好的政府。二二八時，我們反對的是一個惡劣的政府，而不是所有外省人。當時從大陸來的人，好壞都有。台中農學院的外省老師，包括院長（就是校長），學問好，思想開明，我就很尊敬。我不但不反對他們，還保護他們。二二八事件期間，我把他們集中起來，請我的學弟林淵源（他後來當高雄縣長）照顧他們。

　　問：照您這樣講，二二八就不是省籍衝突，至少主要不是省籍衝突？

　　陳：二二八本質上是一個反抗惡劣政府的行動，不是省籍衝突。當然有些本省人情緒激動，打了外省人，這是有的，但不是主要的。你們還要注意，當時的省黨部和陳儀是作對的，他們要把事情鬧大，好搞垮陳儀。蔣渭川是省黨部的人，他找了一批打手，專打外省人。他故意製造糾紛，就是要把事情鬧大。

　　我們在台中開大會鬥爭台中縣長劉存忠，因為他貪污。民眾要把他處死，謝雪紅說，他有罪，但罪不至死。民眾又喊要割他耳朶，謝雪紅又說，那太殘忍了。民眾說，那就打他，於是謝雪紅讓一些人上來打。這可以証明，反抗的人相當節制，知道自己要幹什麼。但蔣渭川這個人你們要注意，他是省黨部李翼中的人。二二八之後，他當了台灣省民政廳長。我第一次坐牢之前，在1950年1月9日的中央日報上（按：此時陳先生拿出複印的剪報資料），看到一則怪異的啟事，內容是「慶祝蔣渭川、彭德、李翼中、林日高等四人出任民政廳長、建設廳長、省府委員」。在賀詞的下面有21人署名同賀，名單中好多人竟然都是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或行蹤不明的台籍人士，像林茂生、王添灯、林連宗、宋斐如、王育德的哥哥王育霖、還有陳炘。我後來坐牢時，才聽說這則啟事是地下黨（即共產地下組織）的吳思漢刊登的。吳思漢為什麼要用這些人的名義來刊登？因為據說這些人之所以被害，都是蔣渭川告的密，所以吳思漢故意用他們的名字以示抗議。蔣渭川是CC派，他的老闆是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也是CC派。那時候被打的外省人，很多都是蔣渭川的人打的；蔣渭川找了一批流氓，到處搗蛋，要把政學系的陳儀鬥倒。陳儀很氣，要抓蔣渭川，結果被蔣跑掉了，蔣被李翼中保護起來。蔣渭川的女兒，為了保護父親，擋在蔣渭川前面，結果被陳儀派去的人殺了。

　　李敖曾說，二二八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台灣人殺外省人，第二個階段是外省人殺台灣人，第三個階段是台灣人殺台灣人。李敖的說法太誇張了，很容易引起誤解。第一個階段，一些外省人被打，少數人被打死，蔣渭川的打手到處亂打人；第二個階段，外省軍隊從基隆登陸，一路開槍掃射，但因為大部分台灣人躲了起來，所以只有在街上的人，才會被流彈打中；第三個階段，國民黨補殺了一些台灣知名人士和地方領袖，其中不少人可能是蔣渭川開名單密告的，所以李敖說台灣人殺台灣人。李敖講話是很生動，但太誇張，很容易讓人誤以為二二八是省籍衝突。

　　當時，我們根本不覺得二二八是省籍衝突。我們要反抗的不是外省人，而就是貪官污吏。但是，貪污的人都躲起來了，倒楣的卻是一般的外省人；有些外省人挨揍，還有些被打死了。不過，二二八的性質並不是省籍衝突，而是反抗國民黨暴政，是政權跟人民之間的衝突。

　　壞的人是那些貪官污吏，但我們學生對外省老師的印象就比較好。因為，那時候來台的外省老師很多都受過很好的教育，左派的也很多，比較進步，比較講民主，跟學生相處很像朋友。台籍老師受日本人影響，權威性較強，講話都是用命令的，所以學生對外省老師比較有好感。這不是我一個人的說法，黃春明也這麼講（他的外省老師因為是共產黨，後來也被槍斃了）。

　　關於二二八，我還可以說兩點。民進黨一直在製造一種印象，讓人覺得，二二八時國民黨在臺灣進行大屠殺。依我的了解，二二八死的人，大約在一千上下。1950年我被捕時，在獄中跟臺灣各地的難友聊天，了解各地的狀況，據我當時估計，大概就是這個數目。後來，民進黨成立了二二八賠償委員會，列了一大筆經費，到現在錢都還沒領完。據我探聽，領的人不超過一千人，而且其中有一些還是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領的。民進黨完全不公佈這個消息，還繼續炒作，實在很不應該。

　　還有，陳映真跟我講過，有一個外省老師，看到接收人員欺壓臺灣人，非常不平，寫了幾篇小說加以揭露，發表在上海的文藝刊物上（按，這些作品已收入人間思想叢刊《鵝仔》，人間出版社，2000年9月），可見二二八主要是「官民矛盾」，不是「省籍矛盾」。

三、白色恐怖是國民黨鎮壓人民，不分省籍

　　問：您的說法跟民進黨的差很多。有些台獨派說，二二八是台獨運動的起源，您不同意吧？

　　陳：好多人（尤其是台獨派）說，二二八是台獨運動的起源。這個說法我不同意。二二八是民國36年（1947年）的事，但是一直要到我第一次坐牢出獄的那一年，1960年，才有人因為台獨案件進來坐牢。另外，台獨派在日本成立「台灣青年會」是1960年，台獨聯盟是1970年在美國成立。怎麼看，時間上都差太多了。

　　光復以後，台灣人熱情歡迎祖國軍隊的到來，可見他們對日本的統治有多反感。後來看到祖國的政府這麼糟，才開始想，要怎麼辦？然後大家才了解到，原來我們的祖國有兩個：一個是共產黨的紅色祖國；一個國民黨的白色祖國。既然壓迫我們的是國民黨，是白色祖國，於是年輕人就開始向左轉，向共產黨那邊靠攏。當然，當中有些人像我，在日據時代本來就已有社會主義思想；但是，也有些人是因為反對國民黨的暴政，才轉向共產黨的。所以，當時在共產黨裡面有這兩種成份，一種是日據時代就有社會主義思想的，還有一種是二二八以後對國民黨不滿才向左轉的。在第二種裡面，有些人日後因為反國民黨而變成台獨，李登輝就是一個典型；不過在當時，即使是第二種人，也是向左轉的，而不是主張台獨。根據後來警備總部的資料，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黨員只有72個人；但到了五Ｏ年代白色恐怖全部抓完之後，共產黨員統計有1300多人。從這個對比，你可以看出二二八以後年輕人向左轉的大趨勢。

　　問：您現在談到二二八以後台灣社會的變化，接著就是白色恐怖，您對白色恐怖有什麼看法？

　　陳：國共內戰國民黨失敗，撤退來台灣。當時我們認為，「解放台灣」是遲早的事，但沒想到1950年（民國三十九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竟然侵犯中國主權，開入台灣海峽。有了美國保護，國民黨像吃了一顆定心丸，就開始大量逮捕、屠殺反對他的人，特別是潛伏的共產黨地下黨員。

　　我要特別強調，白色恐怖，是國民黨對於人民的恐怖統治。凡是被認為有可能反對國民黨的人，不分省籍，也不管有沒有証據，就一律逮捕。我被捕以前，大概是1950年的5、6月間，報紙登出地下黨領導人蔡孝乾投降的消息，他呼籲所有地下黨員出來自清。當時蔡孝乾所供出的共產黨員共有900多個，主要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系統（簡稱「省工委」），加上別的系統（包括搞情報工作的）。受難的共產黨員共約1300人左右。可是問題是，按照謝聰敏引用立法院的資料，整個白色恐怖時期因涉及匪諜案件被捕的人數就有14~15萬人，可見其中大多數人是被冤枉的。就共產黨員來說，他們是「求仁得仁」，是無怨無悔的；但是就大多數受冤枉的受難人和他們的家屬來說，白色恐怖當然是「悲情」。另外，根據台大社會系范雲的估計，在14~15萬受難人當中，約有40％是外省人。當時外省人佔台灣總人口數也還不到15％，由此可見，外省人受害比率非常高。所以說，白色恐怖不僅是本省人的悲情，更是外省人的悲情。所謂「台灣人的悲情來自於『外來政權』的統治」這種泛綠陣營的說法，並不符合事實。正確的說，白色恐怖應該是「白色統治階級對所有被統治階級的恐怖行為」，是國民黨對所有台灣人民（包括外省人）的恐怖統治，與族群矛盾沒有關係。

四、為什麼認同「新民主革命」？

　　問：陳先生，您願不願意談談，二二八以後您政治態度的改變？

　　陳：二二八前後，我對國民黨這個政權已經徹底失望。但當時我聽說，大陸還有一個共產黨，是主張革命的。後來，我就知道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毛澤東說，中國是處在半封建、半殖民的階段。一方面，我們受制於封建傳統，譬如，中國還有很多大地主，許許多多的佃農整年勞動，卻一直處在飢餓邊緣。另一方面，我們又受帝國主義侵略，備受外國人欺凌，毫無民族尊嚴，譬如，台灣的中國人就一直受到日本人的欺壓。毛澤東認為，既然中國的農人、工人、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民族資本家這四種階級的人，佔了中國絕大部份人口，這些人應該聯合起來，一方面打倒封建的大地主階級，另一方面打倒受到外國收買的買辦階級，這樣中國才有前途。我突然了解，國民黨政權就是封建大地主和買辦階級的總代表；他們只佔中國人的極小部份，卻仗恃著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肆意的欺壓中國的絕大多數人（包括台灣人）。這樣，我就了解國民黨為什麼會以這種惡劣的手段接收台灣；同時也了解到二二八的反抗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不認識整個中國的狀況。這樣，我就轉向了「新民主革命」。

　　二二八之後，很多台灣青年都有這種覺悟。譬如，我高雄中學的學長鍾和鳴（後來改名鍾皓東，作家鍾理和的同父異母兄弟），畢業後考上台大，後來放棄不讀，和一群朋友偷渡到大陸，去參加國民黨的抗戰。光復後回到台灣，當基隆中學校長。二二八之後，他也是因為覺悟到，要救中國只有參加革命，所以他加入地下黨，不幸被捕。那時候還沒戒嚴，被判感化，但他不服感化，結果被國民黨槍斃。

　　又譬如，台北的郭琇宗，跟我一樣，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他念建國中學時，也跟我一樣，受到日本同學的欺負，起來反抗，被日本人關了起來。國民黨來接收的時候，還特別派人把他從監獄迎接出來。二二八之後（那時候，他已經是台大醫院的醫師），他也加入地下黨。白色恐怖時被抓了，國民黨要他投降，他寧可被槍斃，也不肯投降。跟郭琇宗同時槍斃的，還有許強和吳思漢。許強是台大內科主任醫師，在日本讀醫科時，日本人很佩服他的才智；他們說，如果諾貝爾獎有醫學獎，許強有可能得到。吳思漢原本在日本學醫，放棄了，偷渡到朝鮮，一路跑到重慶。在當時的中央日報上，他發表了〈尋找祖國三千里〉的文章，轟動一時；為了表示對祖國的情懷，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為「思漢」。後來，他們思想都改變了，轉為支持共產黨，被捕後寧死不降。他們這些人都比我們沒被判死刑的人，優秀太多了。當時這樣又有才能、又勇敢的台灣青年很多，最傑出的都被處死了。

　　台獨派說，二二八把台灣的菁英殺了許多。這一點也不準確，因為二二八殺掉的知名人士並不多，而且，大半是年紀較大的。白色恐怖殺的青年人就不知多了多少倍，他們都是台灣未來的希望。應該說，台灣人才的斷層，關鍵在白色恐怖。當時還有很多島內的外省朋友，也跟我們一樣，一起合作，想要打倒國民黨。這樣，你們就能了解，為什麼國民黨有了美國保護之後，就開始逮捕、屠殺，而且牽連那麼多無辜的人。你想想看，地下黨聽說只有1300人，而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卻多達14~15萬人（保守估計），你看這個政權有多殘酷！

五、台獨運動是地主階級後代搞出來的

　　問：照您所說，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其實都是政權跟人民的矛盾；這個政權在壓迫人民的時候，是不分省籍的。但是，國民黨政權畢竟還有另外一個面向。當年老蔣幾乎完全用他帶過來的外省菁英統治台灣，所以還是種下了省籍衝突的禍因，以至於台獨派日後不斷炒作族群，甚至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都講成是「外省人殺台灣人」的族群殺戮。您能不能進一步對台獨運動做更細部的分析？

　　陳：剛剛說到，二二八一直被講成是台獨運動形成的原因。我認為時間不對。二二八是1947年的事情，開始有台獨政治犯卻是在1960年左右；在那以前，只有廖文毅等幾個人是台獨政治犯，其他通通是紅帽子。王育德在日本成立台灣青年會是1960年，美國台獨聯盟的成立是1970年，和二二八相距太遠了。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的年輕人是向左轉，而不是轉向台獨。台獨的概念是從土地改革才開始。當然，土地改革是應該的，但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看法就不一樣。我自己家裡是地主，有好多親戚也都是地主；他們的感覺是：國民黨在大陸根本不做「耕者有其田」，來台灣才向台灣人下手，是要把台灣地主的勢力消滅掉。

　　同時，土地徵收的價錢也差很多。台灣是兩期稻作，中間種雜糧，但是徵收土地的計算方式是以兩年的稻米收成來計價，中間的雜作不算。國民黨一方面用戰爭末期的糧食價格作為計價標準，讓土地變得很便宜；另一方面又把市面上只值一、二元的四大公司（台泥、台灣農林、台礦、台肥）股票，高估為十元來作補償。這一來一去，原本二十元的東西變成一元，所以很多人不滿意。

　　地主不滿意，可是沒有辦法。因為白色恐怖，反對的話就會被抓起來，所以什麼都不敢講。但是因為他們家世好，早期到日本、美國的留學生都是他們的子弟。在海外台獨人士當中，台南一中和嘉義中學的校友比較多；一半以上的台獨幹部，都是這兩個學校的畢業生。因為最好的土地都在嘉南平原，嘉南地主的子弟就變成了海外台獨的主力。一個典型的案例是林獻堂。在日據時代，他領導臺灣文化協會反抗殖民統治；他曾經因為去大陸訪問時說了一句「我終於回到祖國」，回來後被日本流氓當眾打耳光羞辱。這麼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一旦階級利益受到傷害，便放棄了民族意識。土地改革後，林獻堂跑到日本去，還曾支持邱永漢搞台獨。這也是為什麼台灣有縣市長選舉以來，第一個黨外的縣長是台南市的葉廷珪，因為台南是地主窩。還有，地主階級一方面因為「耕者有其田」拿到四大公司的股票，又經營中小企業發達起來，於是漸漸形成勢力。台灣內部的中小企業家，和在美國的台獨組織，這兩股力量一合流，台獨就發展了起來。所以，台獨運動事實上是台灣土地改革的結果，是地主階級的運動。這是我個人長期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是我第一個講的。可惜我以前收集的資料都散失了，但這個題目可以好好研究。

本文原分類：[夏潮聯合會][人民論壇／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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