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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為什麼失敗？（上）──兼論「後黨外時代」的政治格局

五月 5, 2008 | 民進黨為什麼失敗？（上）──兼論「後黨外時代」的政治格局 已關閉迴響。

文／陳扶餘（政治評論家）

一、前言

2008年的島內大選終於在一片抹黑、造謠、扒糞的聲浪中落幕，馬英九先生不但以58.5%、超過765萬票的壓倒性多數贏得了大選，更一舉拿下包括高雄市、台南市和嘉義市等綠營傳統票倉在內的所有城市地區的過半選票。一般認為，這個結果不但意味著台灣人民對八年來貪腐失政的陳水扁當局的唾棄，也意味著台灣人民超越了兩蔣主政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省籍矛盾、南北差異和城鄉差距，用他們的選票否定了「福佬沙文主義」的民粹操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投票前夕謝長廷陣營大肆操作「一中市場」、「西藏暴亂」等議題，試圖召喚台灣人民「恐共、反華」的情緒。此舉非但沒能撼動望治甚殷的選民意志，更有超過六成四的台灣人民以「拒領公投票」的實際行動來粉碎民進黨假借「住民自決」遂行「法理台獨」的企圖。

選後，民進黨雖然行事如儀的舉辦了幾場「擴大檢討會議」，但是面對著數十年來辛苦積累的政治資產可能就此土崩瓦解的壓力，非但最該為八年來的貪腐失政負起責任的黨政要員紛紛缺席，就連號稱要務實改革、世代交替的黨內中生代，在砲聲隆隆的煙硝中仍然難掩派系傾軋和主席改選的算計。至於，民進黨到底為何會失敗？它到底繼承了甚麼，又背叛了什麼？為何僅短短的八年執政就讓它走到台灣人民的對立面？凡此種種都掩埋在親日派（辜寬敏）、旅美派（蔡同榮）和務實派（蔡英文）等各色台獨勢力的力爭黨權的隔空叫陣下，絲毫也挑不起黨內政治菁英的注意。

本文的旨趣不在於借箸代籌，對於民進黨黨內的派系傾軋以及黨主席選舉也不感興趣，更不會天真的以為只要耍耍嘴皮、唱唱高調就可以「治病救人」。但是，民進黨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它的興衰和動向非但牽引著本土派群眾的歷史感情，也深刻的影響著島內政情和兩岸關係的發展。民進黨是否會就此矮化成為代表「中南部農業縣分福佬沙文主義政黨」（沈富雄語）而最終走向泡沫化？抑或脫胎換骨成為一個承認「現狀獨立」的中間偏左的政黨，與國民黨革新保臺派聯手打造一個「對外一致（親美反共）、對內競爭（轉型正義）」的政治格局？又，台灣人民經歷了十多年來的民粹主義叫囂，是否真的像是出了一場民主痲疹，雖然頭痛發燒而且滿臉膿包，但一經痊癒就此終身免疫？還是像得了民粹主義瘧疾，就算沒有致命，也要三不五時，忽冷忽熱的打打擺子？相信這才是台灣人民，以及所有希望海峽兩岸和解、合作、和平發展的朋友們所關心的議題。

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在過去數十年來，民進黨之所以能在軍事戒嚴體制下迅速茁壯，進而取得政權。總的來說，有二個基本要素：一、是利用國民黨早期的省籍差別待遇，巧妙的將「台灣意識」異化為「台獨意識」，在意識形態戰場上取得了「本土化」的詮釋權；二、是利用民營資本與黨國資本的矛盾，取得台灣資產階級的經濟挹助作為物質基礎。但是，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台灣在東西冷戰、軍事戒嚴體制下依靠貿易保護和壟斷生產來進行國家資本積累的條件下，民進黨的本土化意識非但有利於挑戰國民黨的威權體制，也有助於本土資產階級挑戰黨國資本，奪取一級加工產業的戰略高地；一旦冷戰結束，新自由主義經濟當道，民營企業集團喪失了壟斷利潤的經濟誘因，而民進黨的台獨意識就日漸成為民營資本因應市場競爭和追求擴大積累的絆腳石。為了擺脫這種意識形態的制約，民營企業集團被迫重新向國民黨靠攏，而日漸崛起的大陸市場和區域經濟整合，就是促使本土產階級政治轉向的外部條件。

事實上，台灣與所有的移民社會一樣，為了在先來後到的各個族群間重新分配資源，族群間的嫌隙和摩擦由來已久。除了因季風、氣候等偶然因素來台的先人之外，有計畫的大規模移民大約從明鄭時期開始，1683年康熙政府收復台灣之後，更有大量的泉、漳、潮、惠的「福佬人」和「客家人」在商人資本的鼓勵下移居台灣，發展出有別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商品化農業經營」，主要是輸出大米和蔗糖來交換華南一帶的手工工業產品。

移居來台的漢人除了為了爭奪耕地而經常與世居島上的原住民族產生衝突之外，在泉漳之間、閩客之間也長期為了爭奪土地、水源和貿易利益而時有爭鬥。這場歷經康、雍、乾、嘉慶、道光、咸豐數代，導致在200年間台灣人口沒有任何自然增長的「分類械鬥」，一直要到1860年天津條約向西方國家開放通商口岸，台灣的政治經濟中樞從以米糖生產為主的嘉南平原，轉移到以茶葉、樟腦等非糧食作物為主的北部丘陵地時，才在客家人種茶、漳州人掌握製茶技術和運輸、泉州人控制貿易的經濟前提下，嘎然而止。

「分類械鬥」的歷史說明了台灣族群問題的經濟本質，文化衝突只是它的表現形式。民進黨長期操弄族群意識來累積政治資本，為了抓緊在住民中佔有70％人口的福佬族裔作為後盾，有意識的將族群意識本質化，刻意的在閩客之間、1949年來臺的各省籍同胞和所謂的「本省籍」住民之間，劃下一道道歷史與文化的鴻溝。一但表現在這種文化衝突背後的經濟矛盾因為外部條件的變化而轉移，意識形態就會喪失其內容的規定性，逐漸「空名化」而喪失其社會動力，甚至異化為一種宗教式的信仰，反過頭來制約了自身的發展。晚進民進黨動輒以「愛台灣」這個空名來檢驗黨內外對手，並受制於少數台獨基本教義派的事實，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三、民進黨是國共內戰和東西冷戰的歷史產物

台灣歷史上另一次大規模的移民以及隨之而來的族群問題，既是國共內戰和東西冷戰的結果，也是民進黨藉以崛起的歷史前提。

1949年國民黨撤退來台，為了鞏固政權，蔣介石一方面利用內戰和冷戰的契機，全面肅清島內左翼愛國主義力量；一方面接受美援機構的擘畫與挹助，通過贖買政策實施「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成功既解除了台灣地主階級的封建勢力，也消滅了台共在農村發展的社會基礎，更創造了六○年代台灣工業化的歷史前提——大量保守、分散、可供剝削的小農階級。喪失封建利益的地主階級，一部份人在國府的壓力下，通過贖買政策接手台灣水泥、農林、工礦、紙業等公司股票轉型成為產業資本家；一部份人選擇流亡海外，聯合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勢力，直接（如廖文毅、辜寬敏）或間接（如林獻堂等人）的投入台獨建國運動，成為島外反蔣勢力的濫觴。

五○年代國民黨當局透過「肥料換穀」、「隨田徵賦」，以農村破產為代價實現了「以農業扶持工業」的經濟戰略。六○年代初期，國府在進口替代的基礎上，進一步引進外國資本，推動出口導向工業化，將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擠壓到「加工出口區」。台灣正式整合進入美、日國際分工體系，形成美（技術）日（中間原料）臺（加工出口）三邊貿易結構。由於國民黨當局為了安置1949年來台的180萬各省籍軍民同胞，長期把持黨、政、軍、特、教育、文化等各個部門職務，阻斷了喪失土地利益的省籍菁英的就業渠道，加上流離到都市的破產小農子弟，只能在工業部門從事底層勞動或在都市邊緣自雇營生。部份地主階級的知識菁英利用台灣人民對省籍差別待遇的不滿，開始投入地方選舉，開啟了台灣民主運動的序幕。活躍於「鄉紳問政」時期的省籍菁英（如郭雨新、許世賢、李萬居、郭國基、吳三連等人），雖然大多出身於地主階級，但是為了號召破產小農的支持並未主張地主階級的特殊利益，反而結合親美反共的大陸籍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胡適、雷震等人），以「地方自治法制化」和「捍衛結社權」為名推動組黨運動，成為白色恐怖之後島內反蔣勢力的開端，也確立了台灣黨外民主運動親美反共的基本性格。

這場以「自由中國事件」告終的組黨運動，雖然因為社會基礎尚未成熟而慘遭國府壓制，但是省籍菁英在議會問政時期的批判力，以及主掌地方政權時期的「清廉勤政」形象，卻成為七○年代繼之而起的「黨外民主運動」的歷史資產。同時，濳藏在地主階級思想上的「皇民化」遺緒，也因為國民黨政權的軍事高壓、官僚腐敗和省籍差別待遇，而得以假借「民主化、法治化和本土化」之名來借屍還魂，提供了日後島內外兩股反蔣勢力合流成為台獨運動的契機。

七○年代，美國政府在美元匯兌危機中被迫改變東亞戰略，緩解了對中國的圍堵。如果說1991年蘇聯解體和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出現，標誌著東西冷戰體制正式退出歷史舞台。那麼，1971年美國宣布放棄黃金／美元兌換機制，就是在反共堡壘上鬆脫掉落下來的第一塊磚頭。在尼克森「以對話代替對抗」的和解政策的主導下，從「中日建交」、「台灣退出聯合國」到「中美建交」，一連串的外交挫折在在挑戰了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部份留學美國的地主階級子弟，一方面基於根深蒂固的反共思想；一方面對於國民黨的統治喪失信心，從而在國際反華勢力的鼓勵下成立「全美台灣獨立聯盟」（主席蔡同榮），以所謂「臺地位未定論」為口實，主張通過「公民投票」的手段來實現台獨，並與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1960年成立，主席辜寬敏）、加拿大台灣人權委員會（1964年成立）和歐洲台灣獨立聯盟（1967年成立）等海外組織合流成立「台灣獨立聯盟」，成為海外勢力最大的台獨團體。

面對這種內外交逼的政治形勢，銳意革新的蔣經國在蔣介石去世之後，一方面通過十大建設來實現「重化工業化」(第二次進口替代)，將台灣的產業結構改造成一個由一次加工（國營壟斷）、二次加工（民營壟斷）和最底層、數量也最龐大的加工出口產業（中小企業）所共同組成的「垂直分工、市場在外（美）」產業體系；另一方面推動行政革新並啟用台籍菁英，試圖以「親美、反共、革新保台」的基本政策來延續其政權的合法基礎。但是，由於台灣石化、鋼鐵工業先天上存在著原料和市場「兩頭在外」的產業特性，位居金字塔上端的一次加工和二次加工產業又享有壟斷利潤。因此作為台灣出口大宗，在量上又佔台灣企業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小企業（多為台籍），既要滿足上游工業的壟斷利潤，又要獨自承擔國際市場的價格風險，便日漸匯流成為一股反對黨國資本、反對壟斷事業的社會力量。七○年代中期後，以「美麗島集團」為代表的黨外民主運動，正是代表台籍中小企業的利益，結合都市中間階層日漸升起的民主化要求而展開的一場「資產階級奪權運動」。這一場奪權運動在1980年高雄事件之後，非但沒有偃旗息鼓，反而在民營企業集團的挹助下，不但成功的迫使國民黨當局解除軍事戒嚴實施民主選舉，更在2000年利用國民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分裂的契機取得政權。

綜觀這場「資產階級奪權運動」成功的原因：

首先，民進黨奪得了在意識形態戰場上的詮釋權。民進黨繼承了鄉紳問政時期「台人執政、清廉勤政」的歷史形象，利用國民黨執政的省籍差別待遇，將成形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民心懷祖國、關愛鄉土的「台灣意識」，轉換為要求台灣人當家作主的「台灣人意識」（說穿了就是福佬沙文主義），再以「歷史的悲情」為口實，將這種省籍情結轉化為「本土政權」與「外來政權」對決的「台獨意識」，巧妙的奪取了「本土意識」的詮釋權。正是因為掌握了這種「本土化」的詮釋權，兩蔣主政時期所遺留下來的省籍矛盾、南北差異和城鄉差距，都可以輕易的被化約為「外來統治集團」把持政權的結果。因此，只要喊上兩句「愛台灣」就能夠號召出都市中間階層和工農群眾的支持。

其次，民進黨取得了台灣資產階級這個物質基礎。八○年代中期，台灣中小企業在台幣升值和自由貿易的壓力下大舉轉移到中國大陸，代表中小企業利益，具有濃厚反壟斷情緒的「美麗島集團」日漸喪失其經濟基礎。長期享有壟斷利益而日漸坐大的民營企業集團，一方面既是在國民黨的羽翼的保護下才得以發展；一方面在金融管制和黨國資本壟斷的雙重限制下，迅速積累起來的鉅額資本卻也苦無出路。因此，這些民營企業主表面上維持著對國民黨政權的拳拳服膺，暗地裡卻開始資助「美麗島辯護律師團」的個別成員，並將之扶持成為反對運動的政治明星。同時，民營企業集團利用中小企業出走，美麗島世代衰微的契機，全力扶持「美麗島辯護律師團」奪取民進黨的領導權，再以民進黨作為其政治上的代表，利用美國霸權主義國家在全球範圍推動新自由經濟的大氣候，以「民營化、自由化、去管制化」為口實來挑戰黨國資本的壟斷地位，藉以染指一級產業（如輕油煉解和煉鋼廠）、金融服務業和航空運輸業等經濟戰略的管制高地。

正是上述的這兩個因素的統一，成功的在2000年將陳水扁推上台灣領導人大位，也讓本土資產階級正式登上歷史舞台；也正是因為上述兩個因素的矛盾，才讓民進黨政權在2008年大選中潰不成軍而黯然下台。

（未完待續）

本文原分類：[夏潮聯合會][人民論壇／評論][政治評論][其它政治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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