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浪漫英雄:──評楊儒門《白米不是炸彈》

一月 28, 2008 | 孤獨的浪漫英雄:──評楊儒門《白米不是炸彈》 已關閉迴響。

文/朱政騏(台灣大學社會所博士生)

勞動者不應該在思想上,而應該是在現實中,也就是通過打倒他們的主人而變成自己的主人。他也不應該只同他的上帝在一起,而是要同他共患難的同志聯合起來……他不應該沉緬於自我,而是要研究如何對付他的敵人。

──布萊希特〈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

「白米炸彈客」楊儒門曾經有一段與拉美革命英雄切‧格瓦拉相似的生命經驗,也就是他的「腳踏車之旅」。他將旅程中的所見所聞、心情感想,收錄到其新作《白米不是炸彈》(以下簡稱《白米》)之中。不同的是,格瓦拉的《摩托車之旅》之所以成為他最廣泛被閱讀的著作,是由於其當代形象經過層層轉喻,僅存空洞的浪漫、叛逆形象而已;楊儒門作為活生生可行動、可思想的當代人,何以也具有如此類似的形象呢?原因在於他始終是一位孤獨的浪漫英雄,即便他直言否認:「不可能!在我的觀念裡,世界沒有英雄,有的只是踩著別人的血往上爬的混球罷了。」(p.134)

 浪漫英雄的誕生

楊儒門自首後,積極聲援他的學者之一:文化大學楊祖珺教授在其譯著《傳播及文化研究主要概念(工具書)》中,有一個關於「英雄/英雌(hero/heroine)」的辭條:

〔英雄〕他們共同的特性,都是在面對逆境的時候,顯現出善良(goodness)的一面,同時也凸顯出我們的不足……英雄人物往往是透過二元對立的概念塑造出來的,將他們和道德腐敗的惡棍作一個對照。(楊祖珺譯,1997:176,黑體及底線為原有)

《白米》一書的內容,主要就是在顯現楊儒門的善良,以及凸出其他人的不足。坊間已有的書摘或書評大多依此軸線讚嘆他的真誠、熱情、善良,從而反省自己的世故和「社會大眾」的冷漠。《白米》用了很多二元對立的敘事,映照出英雄的可貴,我們可以簡單整理出以下幾組二元對立:

強/弱→楊儒門/死囝仔、農民、小孩

善/惡→楊儒門/機車人、媒體、利益團體、WTO

熱情/冷漠→楊儒門/攪和角、社會大眾

叛逆/順從→楊儒門/一般人、主流

真誠/偽善→前觀、楊儒門/觀望、期待的社會大眾

這些二元對立都是以模糊的概念取代寫實,例如:我們無法瞭解「死囝仔」,只能隱約猜想他可能是原住民,知道他生長在單親家庭,有個愛酗酒的老爸,帶著三個小孩靠賣椰子汁過活,如此而已。其實「死囝仔」沒有說過話,所有的對話都圍繞在楊儒門對玉的興趣、插科打諢,以及書中一直似有若無的暗示楊儒門是位身懷絕技的游擊高手。這一切只讓我們更認識楊儒門,而不是「死囝仔」,就連最後「死囝仔」離奇的化為一抔白骨灰,也僅簡單的以「生病沒錢醫」帶過,其餘又是楊儒門的悲天憫人,對照出「攪和角」的優渥卻冷漠無情。「死囝仔」始終是個片面的角色,正如「攪和角」一樣,《白米》中只凸顯了他們非常狹窄而模糊的片面,成就了楊儒門的英雄特質。

再例如書中難得出現對農村描寫的片段,頁137至138的「西螺果菜市場」算是篇幅較長的,但是仍然不脫一般對農村的印象,像是「樂天而堅強的鄉下人」、「剩下老人和小孩」、「產地農產品的廉價」,此外,我們無從得知當地人如何看待自己和農村的現況?希望過什麼樣的生活?畢竟「樂天而堅強」也是楊儒門浮光掠影的描述,而非水果攤阿婆自己所言。在「西螺果菜市場」或其他提及農村的段落,總是楊儒門的內心獨白遠多於對農村現實的描寫;總是楊儒門對每個人形象的判斷,多過於他們自己的發言。沉默而被動的農村、農民,成了楊儒門抒發田園鄉愁的道具。

英雄主義除了反映特定時代人們對英雄的崇敬和膜拜,另一方面也附著了人們的期待和希望。在這個大量複製、大量生產的時代,缺乏個性的單調令人窒息,誰不想活得熱情、叛逆、真誠、善良,而且又具有可以「照顧弱者」的優勢地位?《白米》一書中呈現的楊儒門,正是人人心嚮往之的英雄,輔以勇於挑戰權威(機車人)、心性堅強的自我鍛鍊(吃魚、絕食、不怕關、不怕死),加上些許神秘色彩(游擊隊)和不太正經的言行,更成功的將過於優秀、道德的救世主英雄,轉化為符合市場口味,融合英雄/壞人形象的浪漫英雄。

近來關於反英雄/英雌(anti-heroes/heroines)的現象。嚴格來說,這些角色的特色在於他(她)們也有弱點、腐敗、甚至於殘酷的一面,似乎應該是屬於壞人的角色。但是,似乎這是一種融合了英雄/壞人形象的另一種中間類目。也許你會想為什麼──其中的理由之一,英雄形象的市場已經飽和了,道德和優秀的形象也已經過多到陳腔濫調甚至乏味了。(楊祖珺譯,1997:176-7)

 自絕於人的孤獨

從2003年11月楊儒門放置第一個「炸彈」並訴求「不要進口稻米」、「政府要照顧人民」以來,許多長期關心農業議題的社運團體及個人就組成了讀書會,開始進行農會與地方上的串聯。在2004年11月楊儒門「自首」後,則有更多的團體、個人投入聲援活動,藉由公聽會、訪調營隊、集會遊行等方式,企圖呼應、澄清、具體化楊儒門所提出的問題。直到2007年6月獲得特赦,特赦當天,楊儒門與媒體大玩捉迷藏,閃躲、迴避而無法談論其所宣稱關心的農業問題,且不僅楊儒門本人如此,聲援者也多有相同的困境,於是只好歸因於楊儒門個人木訥少言的特質,藉此一起逃避正面表述與批判的責任。畢竟楊儒門始終是運動的意外收穫,而非運動所催生,這幾年來也未及掀起一波持續性的運動與之結合,因此只有少數輿論嘗試與農業議題接軌,重點反而成為對楊儒門個人特質的雕塑。尤其在《白米》出版後,人們就鮮少將楊儒門與農業議題掛勾,幾乎全是關注其個人特質的難能可貴,或者(彷彿回到2004年)認為其手段過激。我們可以用《白米》中一段富有存在主義味道的話來概括:

介意別人怎麼說,重視別人眼中的自己,努力迎合別人喜歡的那一個我,一舉一動都像活在別人眼皮底下,任何一個小動作,都怕牽動別人敏感的心、易怒的靈魂,千掏萬挖,始終挖掘不出真實的自我。那個會哭、會笑、會搞怪、會捉弄、會關心、會尊重……單純的自我,其實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不再是社會機器、階級分治下半截的我,而是唯一、獨立、別人不可取代的我。少了自我,世界將不再完整,春天也不再降臨,生命漸漸枯萎、破碎、散去,沒有中心引力,一切將回歸渾沌……。(p.70)

這段話道出了《白米》的主旨,就是在挖掘「真實」、「單純」的自我,整個世界因此而生,同時也以此為限。過於沉緬對「自我」的挖掘,所以無法真正去聆聽、去認識現實的苦難,更未能與其他人團結起來,共同研究、解決面對的問題,只能反覆無常的作些政治正確的宣稱:

人總是太自信、太主觀,以自己為出發點去衡量世界,有沒有用同理心,設身處地去考慮一下世上其他存在的人?孩童的高度所看見的世界和我們相同嗎?在主流價值觀以外的弱勢族群,他們的生活條件夠嗎?他們的感受為何?社會是否公平賦予每個人平等的生存權?現今的社會由少數人操控,大多數人只是盲目的跟蹤,簡化單一的思想形成一種集體的暴力與所謂的普世價值,隊伍中,當有人睜開雙眼、停頓、裹足不前,繼而提出質疑,脫離隊伍,這個人就得承受從四面八方而來的壓力與指責,說他破壞所謂的秩序,但有誰問過,秩序是誰定的?所謂的公平與正義不能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那公平與正義會不會是偽善笑容下的一種解釋,其實並不存在。(p.199-200)

雖然一反常態的批判起「人總是太自信、太主觀,以自己為出發點去衡量世界」,但是即使跳脫這種自溺的狀態,也僅能達到產生「同理心」的高度,只會質疑「所謂的公平與正義不能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那公平與正義會不會是偽善笑容下的一種解釋,其實並不存在」,而不是追問為何有這麼多人會淪落到亟需人助,否則一無死所的境地。「同理心」、「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是楊儒門在2003年,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經具有的特質,所以他會捐錢給世界展望會,喜歡捐血助人。固然這些亦是值得讚許的行為,但歷經了這幾年的洗禮,特赦出獄後仍然只能說:「政府要照顧小孩和農民」;依然以自我的個性優先,眾人必須遷就之,而非勉力與共患難的同志站在一起。

楊儒門始終是自絕於人,孤獨的浪漫英雄,而《白米》則是喃喃自溺的獨白,恰如其書腰上的文宣文字:「聆聽,硝煙底下的祈求……他惦記著稻穗的重量」。讀者無法從《白米》中聽到任何祈求,只知道楊儒門應允了聆聽;讀者同樣不能得知稻穗的重量,只知道楊儒門正惦記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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