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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社會主義之路】系列講座之五：開發中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之路（四）

三月 1, 2007 | 【走向社會主義之路】系列講座之五：開發中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之路（四） 已關閉迴響。

文／陳明忠（夏潮聯合會名譽會長）

3、劉少奇的思想

　　劉少奇並不是第一位提出「毛澤東思想」的人。王家祥在1942年7月，中共成立22周年紀念論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之路＞一文中，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率先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事實上，「毛澤東思想」這一個概念，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就經常由黨內上層領導不約而同的概括使用。黨史的專家們認為：從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到中共第七屆黨大會的十年間，是中國共產黨渡過難關而成長、屢次獲得勝利的十年。根據這個事實，在黨內形成「毛澤東之路是中國革命勝利之路，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思想」的全黨共識，而其真正的含意就在於「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毛澤東本人也於1938年9月－11月在延安召開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中提倡「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劉少奇的功勞是將毛澤東思想寫進第七屆大會的綱領中，將毛澤東思想視為是完整的體系來進行認識、解釋及宣傳。劉少奇的本意是，經過數十年的革命後，黨的指導思想已經成熟，推崇毛澤東思想有助於確立黨的權威。所以，第七屆大會後劉少奇發現黨的文獻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救星」、「飲水時不要忘記挖井的人」等贊美毛澤東個人的文句時，嚴重地說：「人民之所以貼上那些標語表示他們對毛主席的深情，而黨內文獻中有那些文句也發自幹部們樸直的階級表情，所以很珍貴。但救星不是任何一個人，而是我們的黨。所以這種說法並不科學，也不是馬克思主義」。

　　第八屆大會時，劉少奇認為：全黨的中心任務是社會主義建設。但共產黨對經濟建設只有數年的摸索過程，尚沒有成熟的經驗，更沒有成熟的指導思想，也沒有形成經濟建設時期的毛澤東思想。這就是說，「革命時期」的毛澤東思想已經確立，但「建設時期」的毛澤東思想尚未成熟，所以也就沒有將「毛澤東思想」五個字寫進綱領中。

　　劉少奇一再提出：消滅封建，消滅黨內的封建，徹底消滅封建、半封建的路線。他認為，中國存在著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也受百年以上的半封建、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加之，中國革命是由地域性游擊武裝割據和白區的嚴密秘密組織來發展的，所以山頭林立、派系錯綜。因長期、深遠的社會根據以及革命的地方割據性，容易形成君臨在人民頭上的官僚主義。所以他特別擔心國家的領導者變成特殊的統治階級和新的「貴族階層」。因此，劉少奇強調：「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會產生人民和官僚主義集團之間的矛盾。當這種矛盾成為敵對性矛盾時，人民會起來推翻這種上層構造」。所以，在黨的第八屆二中全會中，劉少奇強調：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反對幹部的官僚特權思想；限制領導者的權利，強化對領導者的監督，批判特權思想、站在人民頭上的思想。

　　劉少奇從實際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的分配權」來弄清楚社會的階層分化，而不用傳統上從生產關係來做階級分析，是值得注意的。因為他所用的概念頗類似於九○年代末以來所盛行的以專門技術者、經營經裡、私營企業主等「中間階級」或「新階層」概念替代傳統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勞工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階層）。

　　當時黨內廣泛存在著對民主革命的單純看法，認為已經奪取了政權，所以民主革命也已經完成；已經分配了土地、消滅地主、消滅買辦….等，所以反封建的任務也完成了。但劉少奇認為那不過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而已。在一個農民人口占絕對多數的國家，社會經濟的改造需要一段很長時間。

　　在落後的、半封建的基礎上不能立即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並不是想要快就能夠達成，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階段。做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劉少奇試圖將馬克思理論結合中國的實情。但是，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的中國的實情是：實施人民公社使農民更加隸屬與土地並放棄「商品」的生產，也就是切斷了農民自由發展的可能性。同時，城市住民從屬於特定單位，形成了身份上的新的依賴關係，失去了做為人的自由和獨立性，更由於身份制的存在，城市和農村的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是不斷擴大。這在在的都證明了，反封建的任務不僅尚未完成而且還是任重道遠。

　　早在1949年，劉少奇就認為在大規模的戰爭和如暴風雨的階級鬥爭結束之後，如何恢復以及建設中國的經濟是中國共產黨所面對的問題的核心。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為了工人、農民以及全體人民的永遠利益，為了實現歷代志士仁人所夢想的富國強兵，就必須和資產階級一起完成使命－－快速、順利地通過「不能逾越的自然的發展階段」。

　　平心而論，從整體上來看，在劉少奇的主張中利用資本主義比限制資本主義較多。60年代之前，劉少奇仍認為小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是國家公有制的必要補充物，也提倡用資本主義的大生產體制和經驗來建設國家。劉少奇認為中國曾存在過三種敵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同時擁有四種友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1949年4月24日，劉少奇在對天津工作的指示中說：「三種敵人已不存在之後，我們將子彈打入資本家的頭中，但這是錯誤的…..我們是把友人當做敵人打的。我們的目的是四個階級互相尊重互相做自己的工作。如此才能使秩序安定化，有利於大眾一起進行建設工作」。「社會主義建設是無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礎上進行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階段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進步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為資本主義清掃道路，所以革命勝利後讓資本主義發展一個階段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不能逾越的、不能以法律取消的自然發展方式』」。

　　劉少奇也說，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讓部分人先富可刺激生產。當然，由此必然產生階級的分化，但這是生產力快速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因此需要慎重的社會主義改造－－通過和平競爭和勞動股份合作制，確認按資本分配之同時也確認按勞分配的權利，然後一步一步擴大其比率使勞工的權利增大而實現改造，以便減少並消滅資本主義的罪惡」。人為地強行消滅各種所有制，在落後的生產力基礎上進行公有制，還是逾越階段，是危險而且錯誤的。

　　劉少奇並不認為資產階級的存在會成為政治上的威脅。他說：「在民主革命中，我們和資產階級之間並沒有產生矛盾。在中國歷史上也從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中國的資產階級從未掌握過政權，所以不必打倒它。尤其是在農村，資本主義成分幾乎不存在。所以不要說資產階級的統治，連其『復活』也談不上」。

　　1956年的中國是公有制的國家，所以根本不存在生產領域的經濟剝削，也無法產生階級分化。現實情況，包括毛澤東所列舉的事實，都是幹部脫離群眾，依靠權力、依靠地位而腐敗墮落的事實。這是典型的封建性官僚資產階級的階級分化。換言之，可怕的並不是階級分化，而是非經濟或超經濟的階層分化－－是人民公僕變質而成為惡霸，成為群眾的統治者。因此，劉少奇一貫主張：新中國應以經濟建設做為各種工作的中心，儘力發展生產力。

　　早在1949年6月，劉少奇慎重向中央提醒：今後的中心問題在於如何使中國經濟恢復並發展。新中國成立的次年，劉少奇再強調必須完成兩項工作：其一是徹底推翻舊制度，解放城市和農村的生產力；其二是，發展對人民有益的所有生產及其他經濟事業以便發展生產力。他說，生產才是基本的，是永遠必要的。即使發生抗美援朝戰爭後，他還是說，現在經濟建設是我國和人民的中心任務，除非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經濟建設的任務是不變的，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56年，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基本上已經完成了生產手段的社會主義改造，劉少奇在中共第八屆黨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說：「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隨著經濟文化的急速發展而來的人民需要的增加和當前經濟文化無法滿足其需要的情況之間的矛盾，即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所以必須努力推進經濟建設以便解決這個矛盾」。

　　新中國成立初期，基於他對中國國情和生產水平的瞭解、掌握，他認為中國尚未擁有走向社會主義階段所需的物質基礎，所以不能逾越發展階段來建立社會主義，必須經過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階段。他認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礎上，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說是相對進步的，發展資本主義是不可逾越的自然發展的階段。所以他主張多種所有制的並存，鼓勵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充分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其他非社會主義成分；應該留下競爭，活用價值法則來組織生產；更提倡利用資本主義的舊形態發展商品經濟，以自由市場來補充計畫經濟的不足；鼓勵土地改革後的農村富裕起來。大躍進後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劉少奇明白的支持「包產到戶」，他說：中國的經濟建設不能摸寫書本，不能模傲蘇聯或東歐國家，必須探討自己的路。

　　歷史會發展，社會會進步。今日所實踐的改革開放必然會比劉少奇所說的更為豐富，但其最重要的基本原則和構想，實際上是來自劉少奇的思考。而引導中國走上改革開放之路的鄧小平思想也和劉少奇思想有密切相通。但是，劉少奇也說，充分發揮大眾的民主才能夠排除黨內、政府內的貪污腐敗和官僚主義，才能肅清社會上數千年來的封建主義殘渣。

　　毛澤東選集第一到第四卷是新民主主義思想的結晶，而他晚年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論〉則集中反映在第五卷。根據劉少奇兒子劉源的說法，在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毛澤東、劉少奇兩人針對中國國情所做的基本判斷就時常產生嚴重的分歧。兩人的分歧、矛盾，不管是公開的或非公開的，都呈顯在以後的各個時期－－反對冒進、中共第八屆大會路線的爭執、大躍進、廬山會議、三年的經濟調整等等，都只是這種認識上的分歧在不同時期的表現，而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分歧、矛盾的必然結果。

　　劉源認為，兩人之間的首次公開分歧發生於毛澤東提出「過渡期總路線」。毛澤東在理論上最傑出的貢獻之一是提出「新民主主義論」。他論證新民主主義屬於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是超越了傳統社會主義和傳統民主主義。但，當劉少奇等人提出「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時，毛澤東卻批判那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右傾觀點。（1953年6月15日：＜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

4、過渡期總路線：

　　如眾所周知，中國原來是一個經濟十分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個基本國情決定了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必須分兩步走，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轉入社會主義革命，這是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所以在很長時間裡，中國共產黨一直以新民主主義作為自己的第一步綱領（最低綱領）。至於革命何時轉變到社會主義階段，黨沒有也不可能對轉變的時期做具體預料－－這要在革命發展的實踐進程中根據具體情況來確定，而不能只看國營經濟已比私營企業壯大，或憑領導者的主觀願望、主觀認定來認定的。重要的是要看中國的生產力是否已到達近於到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水平；現在的生產關係是否已妨礙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改造後的社會是否能夠比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更為豐富更為文明…..等具體情況來確定的。

　　1952年將行結束，1953年就要到來的時候，中國面臨新的形勢，也出現許多新的問題。當時的形勢是：抗美援朝戰局早已穩定，和談在主要問題上已達成協議，不久可望結束；民主革命還留下來的任務，主要是土地改革，已在全國範圍內基本完成；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本來設想要「三、五年恢復」，現在三年就實現並超過預計的目標。這說明了，中國已取得了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的條件。於是，黨決定從1953年開始實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以推動國家的工業化作為計畫的主體。同時，社會生活中也出現了並積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在農村，土改後分散、落後農民的個體經濟難以滿足城市居民和工業生產對糧食和農產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農民的貧富分化也開始出現，不能不考慮個體經濟往什麼方向走的問題；在城市，工人階級、國營經濟和資產階級之間「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時伏時起。工業化的大規模發展引起這矛盾的加劇。加之，美蘇冷戰構造的成立，使得東西兩陣營矛盾激化，導致中共擔心繼續執行新民主主義政策可能招致深刻的政治危機。也就是說，在新民主主義「限制」政策下，國內資產階級可能被國際資本主義市場原理所滲透，和國外資本主義陣營結合，進行全面復活資本主義的反革命運動。同一時期的「三反、五反」就是基於這個危機意識而針對城市資產階級的鎮壓運動。於是產生了加緊和擴大農村的互助合作運動和城市限制資本措施的念頭。

　　在這個背景下，1952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提出「從第一次五年計畫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並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改造」的問題。

　　毛澤東的說法是：「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是一個〝漸變〞的過程，需要採取逐漸推進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步驟和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過渡，使社會主義因素一年一年地增加，爭取用10年到15年或更多一點時間完成這一過渡，而不是等到10年到15年以後才採取社會主義政策，實行向資產階級全線進攻的〝突變〞。大眾都沒有認識到或沒有深刻認識到：新中國成立後繼續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的新民主主義建設本身就是過渡性質的。也就是說過渡時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時期，也就是逐漸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成分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漸增加的時期…」。

　　這種構思顯然已不同於剛進城時他本人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設想。於是，在黨內以劉少奇為首，重視新民主主義社會相對獨立性和長期性的人，便和主張「過渡時期總路線」以便向社會主義儘早過渡的毛澤東等人產生矛盾。所以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表＜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講話，批判劉少奇等人提出︰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確保私有財產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觀點。

　　1954年2月10，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通過決議，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在開幕詞中指出：「這次會議是標誌著我國人民從1949年建國以來的新勝利和新發展的里程碑。這次會議所制定的憲法將大大地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這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把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作為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寫入『總綱』，反映了億萬人民群眾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強烈願望」。

　　著名的波蘭藉經濟學者，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者W.Brus和K.Laski在其共著《FromMarxtotheMarket》中說：「馬克思認為到達社會主義以及其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條件是經濟、社會以及文化構造的成熟。換言之，現代化之後才進行社會秩序的轉換過程。但是在「既存」社會主義各國實際上所進行的過程是剛剛相反，也就是在現代化之前或在現代化的初期階段就轉換社會秩序－－以生產手段的國有化和中央計畫化做為替代市場的主要調整機制」。「過早」的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經濟、社會、文化等的成熟度尚未到達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之前，就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必會導致內部矛盾的深化，甚至導致理念和體制之間的乖離。

　　文革時期，文革派以「擁護資本主義剝削」、「固定化新民主主義」、「消滅階級鬥爭」、「三自一包」等罪名批判劉少奇，將劉少奇的經濟綱領打成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復活論。持平而論，劉少奇在新民主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利用」、「限制」的構想中，主張「利用」資本主義的一面比「限制」資本主義的一面較多是事實，反對「過早」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是事實，但如說他主張「資本主義復活論」等等，卻是完全無法令人信服的。

　　中國共產黨在其組織活動中一向重視集體領導，以群眾路線為其工作原則，擁有向群眾學習、接受群眾批判的作風，這就是保障革命政黨的純潔性和強韌性的調整機制。但是，就如同蘇聯共產黨在全權代表和政治警察的暴力機器相結合的非正式權力和農村共同體之間的對抗過程中，產生了史達林主義政治體制的原型，然後再經過更激烈的農業集體化鬥爭而成為史達林主義一樣。在集體領導已成為黨內傳統，並且以歷次的整風運動來刷新黨風之後，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會成為一言堂、個人獨裁的黨，其開端可能在於「過渡期總路線」。于光遠就說，第11屆三中全會後的主要工作，就是糾正社會主義改革的偏差和錯誤。

本文原分類：[夏潮聯合會][思想評論][個人言論集][陳明忠相關][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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