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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社會主義之路】系列講座之五：開發中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之路（二）

一月 22, 2007 | 【走向社會主義之路】系列講座之五：開發中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之路（二） 已關閉迴響。

文／陳明忠（夏潮聯合會名譽會長）

〔二〕特殊過渡階段

　　由於資本主義在19世紀末進入帝國主義階段，阻礙了東方各民族社會、經濟的發展，剝奪他們到達西歐、美國發展階段的可能性。但正如《帝國主義論》的作者列寧所一再強調的，走向社會主義的「多樣性」依然存在。這一點，可以由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而獲得證明。

1、「典型」和「非典型」的革命論

　　一般而言，馬克思、恩格斯被視為是「先進國家革命理論」的提倡者。恩格斯在《共產主義的原理」中說：「共產主義革命並非只是單一國家的事情，而是在所有文明國，也就是至少是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等國家同時引發的革命」。這種說法的理論根據就是馬克思在《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一個社會的生產力在還能夠發展時，就不可能沒落；更高級的生產關係，在其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內還未完全成熟時，決不可能替代舊的生產關係…」。

　　事實上，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馬克思在其生涯中總共做了二個系列的研究：一個是有關歐洲社會，尤其是歐洲布爾喬亞社會生產關係的研究；另一個就是非歐洲社會、非布爾喬亞社會的研究。從世界資本主義的立場來看，前者是屬於「支配性先進資本主義」的研究，而後者就是「從屬（依附）性後進資本主義」即殖民地、從屬國的研究。

馬克思、恩格斯確實將其主要的精力，傾注於「支配性先進資本主義」的研究，因此其相關文獻不僅是在數量上較多，在理論上的完整度也較高。反之，對於「從屬性後進資本主義」研究的文獻則較少，理論的完整度也較低。但如果據此就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理論僅僅侷限前者的話，那就失之偏頗。晚進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進展，充分的說明了這個問題：

（1）首先，20世紀的世界史在面對前蘇聯、中國、古巴、越南所發生的社會革命，以及二戰後新興民族國家的興起的現實，客觀上產生了研究從屬性後進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及其社會發展理論的要求——具體地說，就是要求從整個世界的視野來研究「既存」社會主義國家和非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

（2）近20～30年來，馬克思、恩格斯原典的研究範圍不斷擴大，有關他們研究後進性、從屬性（依附性）社會的理論體系也取得了顯著的發展和彰顯。

　　馬克思、恩格斯在以《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等文獻做為中心的一連串論文中，設想以世界先進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為突破口，進一步構思在世界範圍內從資本主義轉型到共產主義的總過程。其基本的設想概括如下：

（1）世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並取得勝利；

（2）後進資本主義國家受到這種革命的影響，進而發生社會革命；

（3）後進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以獲得勝利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為模

範，並且在其協助下以較短的期間內朝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

（4）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有關世界革命的「基本模型」。但馬克思、恩格斯另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可稱之為「非基本模型」的世界革命論。即：

（1）在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革命；

（2）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受到這種革命的影響，引發社會主義革命並取得勝利；

（3）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以取得勝利的社會主義為模範，並且在其援助

下以較短時間內向社會主義前進；

（4）世界範圍內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上述「非基本模型」的世界革命論，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留下完整的著作，但在其《論愛爾蘭問題》、《論波蘭問題》等歐洲內部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問題，以及有關「印度」問題、「中國」問題和晚年的「俄羅斯」問題等一系列論文中，針對以「開發中國家的社會革命」為開端的世界革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討。其基本的論點如下：

（1）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革命論（在世界範圍上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轉變過

程的理論）其關鍵性要素是，社會主義革命在支配性先進資本主義國的勝利；

（2）最可能成為世界革命引爆點的是，支配性先進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但

也不能排除從屬（依附）性後進資本主義國的社會革命成為引發世界革命的

契機；

（3）但從屬（依附）性後進資本主義國的社會革命，在國際上陷於孤立時，也就

是後進國社會革命沒有能夠引發先進國社會主義革命時，後進國的社會革命

就可能面對失敗的命運。

2、違背《資本論》一般規律的革命——「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

　　世界資本主義是以支配／從屬關係為其基本性質。佔有統治地位的社會經濟體制，可稱為支配性資本主義，而被支配的社會經濟體制就是從屬（依附）性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就是支配性資本主義和從屬性資本主義的統一體。站在從屬性資本主義的立場來說，針對支配性資本主義的研究和其結論，是不可以片面的將其絕對化。

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19世紀，從屬性資本主義為支配性資本主義所規定，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運動大都由支配性資本主義的運動所左右。因此，「歐洲中心主義」的，也就是忽視了從屬性資本主義或從屬性社會的想法，在當時佔有優勢的地位，幾乎所有的研究都集中於支配性資本主義或產生支配性資本主義的歐洲社會。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對於近代世界的認識基本上也難免落入西歐中心主義的窠臼，將其主要精力傾注於支配性資本主義萌芽、發展和沒落的運動規律。例如，表現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等等有關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文獻。

　　19世紀後半葉，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核心從產業資本轉移金融壟斷資本（帝國主義時期）的各種條件已經逐漸成型，支配性國家與從屬性國家之間的對立也尖銳化到瀕臨於爆發點。但是，上述的核心轉移實際上完成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去世。因此，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世界革命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的責任，就落在新一代的革命家，列寧身上。

　　列寧除了關注支配性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外，還注意到從屬性後進資本主義國的，包括民族解放革命、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並將兩者加以結合。19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以「團結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為口號，但20世紀卻以「團結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為口號。這種表現在口號上的改變，實際上反映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20世紀不同於19世紀的基本課題。也就是說，19世紀以〈共產黨宣言〉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關於變革主體的認識，在20世紀發展為以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為代表的世界觀和變革主體的認識。

　　列寧說：「現在數千萬、數億人民——事實上是地球人口的壓倒性多數——表現為自主的、積極的革命要素。在世界革命的將要來臨的關鍵性戰爭中，過半數以上的地球住民以民族解放為目標的運動，將會把矛頭指向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可能扮演比我們所期待的更為偉大的革命角色。20世紀，就是在先進國內無產階級對布爾喬亞的內戰與在未發達地區的後進的被壓迫民族中，包括民族解放運動在內的一連串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互相結合的時代」。

　　在19世紀末期，做為世界體制的產業資本主義轉化為帝國主義世界體制，而這個世界體制就是由屬於「先進國／獨立國／宗主國」的帝國主義國家和屬於「後進國／從屬國／殖民地國家」的民族，這兩個互相對立的群體所構成。前者的繁榮是以後者的窮困為代價；前者產業發展是由後者的「低度開發的發展」所促進。

　　20世紀是帝國主義體制開始動搖的世紀，首先表現在帝國主義各國之間以殖民地再分割為目標的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其結果促進了一個「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同樣地，具有相同性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但在東歐和東亞產生一些「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更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誕生許多非布爾喬亞、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迫使俄羅斯內部矛盾上升，從而在1917年大戰末期引發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結果，國家權力由列寧等共產主義者所掌握。但是，剛剛在政治上繼承了俄羅斯帝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非但缺乏保證其社會性質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同時主觀條件也還很脆弱。因此，列寧所領導的革命，實質上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這種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差異是：「社會主義革命」是發生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之下，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條件已經成熟的結果，其發展過程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由於處於資本主義尚未發達的時期，或「前」資本主義時期，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條件還不充分，尚未成熟。所以它的發展過程應當修正為：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前提條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在俄羅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由於不同於19世紀馬克思學派的理論推測，因此被認為是違背了《資本論》所揭櫫的一般規律的革命。列寧本身也認識到這種差異，所以他說：「情勢的演變不同於馬克思、恩格斯所期待的情況。馬克思和恩格斯將『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先鋒』這一個光榮的角色給予了我們俄羅斯的勤勞、被剝削階級，而不是給予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階級」；「當我們開始國際革命時，我們之所以如此做，並非是相信我們能夠在國際革命上走在別人前面，而是由於各種原因而不得不開始革命」。

　　當俄羅斯十月革命的勝利，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誕生時，以考茨基（K．J．Kautsky）為首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就以「像俄羅斯這樣的後進國是無法進入社會主義建設」，「俄羅斯不具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還沒有到達實行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俄羅斯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到達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等等理由，批評列寧與布爾雪維克的社會主義建設政策。針對這些批判，列寧反駁道：「世界史，就其全體而言，必然依照一般規律來進行發展。但是，這種發展不僅不會排除它自身發展的特殊型態，也不會排除發展階段的特殊順序，反而是以此做為前提的」，「要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誰都不清楚這個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麼——因為西歐各國都有不同的水平），但是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各位到底在哪一本書上看到不可以，或不可能變更普遍的歷史順序呢？」

　　當時的「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固執於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觀，緊緊抱住19世紀馬克思學派的教義，認為只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才是在世界範圍上轉型到共產主義的唯一動力，從而嘲笑俄羅斯勤勞大眾的社會主義建設方針。然而，列寧卻明確指出：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族解放革命和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是可以做為推進世界革命的另一種力量。20世紀世界資本主義的變化，證明列寧主張正確性，從屬性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大眾，從世界資本主義中學會了訓練、教育和組織方法，紛紛為自身民族的解放革命、為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或者為同時以兩者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進行鬥爭。支配性先進資本主義再也無法像19世紀那樣絞殺從屬性後進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社會革命。

　　

　　世界資本主義已產生關鍵性的巨大變化。

　　列寧反駁德國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的多數理論家，並做出驚人的論斷：在20世紀，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勝利後才創造出建設社會主義的各種前提，這種顛倒的歷史發展是可能的。他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表現，並不是承認新的經濟秩序就是社會主義，而是意味著實現『走向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權力的決心」（列寧，論左傾幼治病）。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屆大會」的「民族、殖民地委員會」上符也說：「…就後進民族而言，『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是不可避免』的看法是錯誤的。應該『更正確』地說：資本主義私人佔有生產資料的經濟制度和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是可以逾越的，但本來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完成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卻無法逾越。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大生產的基礎上，是建立在生產社會化和商品化的基礎上，所以，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和現代化是不可逾越的」；「共產國際」需要確立「在先進國無產階級援助下，後進國轉移到蘇維埃制度跳過資本主義階段，而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之後能夠進入共產主義」這個課題的理論根據。

　　這裡所說的「一定的發展階段」，就是能夠替代資本主義而完成資本主義歷史任務的階段，如此資本主義階段才能夠逾越。這就是說，「一定的發展階段」和「資本主義階段」這兩個發展階段之間是並列關係，而不是發展的前後順序。以中國的例子來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不必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是經過「新民主主義階段」之後就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是說，「新民主主義階段」是「資本主階段」的替代階段。所以「新民主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並列，而不是前後關係。

　　列寧所提的「一定的發展階段」，是從屬性後進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必須經過的「過渡階段」，支配性先進資本主義社會是不必經過這個「過渡階段」就可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謂的「過渡階段」，可稱之為「特殊過渡階段」，與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提的「過渡時期」（或過渡期）有所不同。「過渡時期」，指的是先進國家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前，必須經過一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來消除階級對階級的剝削關係；而「特殊過渡階段」指的是從屬性後進國家必須先經過一個替代資本主義的「特殊過渡階段」來獲得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和現代化，再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期」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前者是先進國家為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生產關係作準備，後者是後進國家為了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條件作準備。

　　1917年，以俄羅斯革命為先行者而展開了世界革命。就俄羅斯的勞動者而言，不僅沒有社會主義的先例，也沒有先進國家的積極援助。此外，蘇聯還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攻擊，阻礙了建設社會主義各種條件的準備工作。不幸的是，列寧在蘇聯著手於建設社會主義前提的最困難時期過世（1924年）。因此，列寧的「特殊過渡時期」理論是在極度不充分的條件之下構築的，可以說是未完成的理論。列寧本身非常瞭解這種情形，因而才在1920年的共產國際第二屆大會上，懇請同志們來發展「特殊過渡時期」理論。

列寧的「特殊過渡階段」理論是：

（1）論證「特殊過渡階段」在從屬性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必然性；

（2）指出「特殊過渡階段」的長期性和階段性；

（3）指出「特殊過渡階段」的第一小階段是多種經濟成分（Uklad）制；

（4）指出「特殊過渡階段」的第一小階段的基本任務是，在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強化、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同時應慎重實施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小商品生產經濟成分等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養成、利用、改造政策等。

　　此後，列寧的「特殊過渡階段」理論被證明是具有原則性的意義，尤其是對所有「既存」社會主義國家而言：由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社會主義化」，而準備走向社會主義的各個國家的社會生產力又相對落後。「既存」社會主義國家一旦脫離列寧「特殊過渡階段」理論，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各種前提上馬上面對嚴重的困難，內部的各種社會矛盾也不可避免地被強化、被扭曲，甚至還會增加各種新的矛盾。例如，在史達林時期，勞動聯盟的瓦解、從無產階級專政變質為個人獨裁，不但嚴重打擊了國民經濟尤其是農業生產，也助長了勞動人民的虛無主義以及對政治、思想問題的冷漠（Apathy）。同樣地，在中國，逾越了「特殊過渡階段」後，使中國（包括共產黨內）變成「一言堂」，進而引發文化大革命。「過渡時期」和「特殊過渡階段」理論的混淆，在文革時期造成經濟建設產生大混亂，打擊了整個經濟，也助長了勞動人民對政治的不信任。因此，文革後不得不　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中承認：「經過30年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後，沒有實現其他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所實現的國家工業化和生產商品化、社會化和現代化。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還不完善、不成熟，建設高度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經濟文化條件還不充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小生產習慣勢力還有廣泛影響力」。

　　誕生於20世紀的「既存」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不是科學社會主義經典上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前一個階段」，是社會生產力不高，尚未具備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前提條件的開發中國家，為了轉型到社會主義而有目的、有意識地建設進入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的歷史階段。「既存」社會主義是在世界資本主義條件下，被迫進行從屬性（依附性）發展的民族（國家），在「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勝利後，使用國家權力有目的、有意識性地創造社會主義各種物質與文化前提的「特殊」社會主義形式，也就是「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主義」。

　　「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就其政治本質而言，是「國家資本主義」。在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的整個階段中，國家在經濟過程中扮演著積極性的角色，其政權在本質上是勞工階級的權力，但由於勞工階級在政治上尚處於弱勢，而且民主主義在體質上仍然相當脆弱，因此國家權力是由勞工階級的「先鋒隊」，也就是共產黨所代行。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隨著帝國主義的衰退和本身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將會逐漸喪失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進而顯現並強化勞工階級權力的本質。

　　就經濟本質而言，「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是以創造出社會主義社會物質前提為基本課題的「特殊社會主義」。「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由於「過早」跳過「特殊過渡時期」，因而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各種前提上面臨了嚴重的困難。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將「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誤以為是「社會主義革命」所導致。就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而言，第一個階段開始於「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的勝利，經過了以發達社會主義物質前提為目標的「特殊過渡時期」，最後以進行「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改造和生產手段所有制改革的成功，為終止的時期。

　　前蘇聯的「新經濟政策」時期、中國的「新民主主義」時期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屬於「特殊過渡階段」這個範疇。所以，中國的現狀（無論稱之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或「新民主主義」階段）並非是對資本主義的回歸，也不是已經變質為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充分利用多種經濟成分的社會優勢，來建設並發展社會主義社會所需具備的基礎條件的階段。假如充分理解列寧的「特殊過渡階段理論」，中國就不會「過早」的執行社會主義改造，這也許就可能避免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本文原分類：[夏潮聯合會][思想評論][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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