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

29

一個沒有美國的亞洲（上）──——從美國的東亞戰略轉型看東亞一體化的可能與挑戰

三月 29, 2006 | 一個沒有美國的亞洲（上）──——從美國的東亞戰略轉型看東亞一體化的可能與挑戰 已關閉迴響。

文／陳福裕(夏潮聯合會副會長）

今年1月18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辦公室公布了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Rice）當天在喬治亞大學的演講內容，為其上任以來最大的外交政策調整拉開了序幕。萊斯的演講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外交轉型，即外交佈局大調整；二是轉型外交，即外交使命的轉換。在這篇名為「轉型外交」（TransformationalDiplomacy）的演說辭中，素有「武士公主」之稱的萊斯表示：美國國務院將回應新的歷史召喚，重新調整美國的外交戰略和資源部署，在全球範圍推動「轉型外交」。她指出：當前美國外交資源的配置仍然殘留著冷戰時期的遺跡，外交人員過度集中在西方國家和各國的首都地區。因此，她主張，在今年內從歐洲和華盛頓抽調出100個外交職務，轉派到中國或印度等發展中大國；在最近的幾年內，也將視需要隨時調動數以百計的外交人員到外交戰場的最前線。她強調：當前的許多挑戰在本質上是跨國的、是區域的，並不侷限在一國境內，因此需要一種全新的思維和更準確的回應。

在演講中，萊斯不斷提及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印尼等國家興起對世界格局帶來的影響，表示美國外交力量要向這些地區傾斜。據美國國務院官員透露，美國國務院現在海外使館的外交官和雇員數量為7440名，其中將有近4000多名外交官的職務涉及了這一次的人事異動，將被派往非洲、南亞、東亞、中東等地區。更重要的是，美國在各國的外交人員將不再集中於首都，而會分散到各個重要城市，同時在這些城市中建立獨立的外交崗位，加強和這些國家的地方政府之間的聯繫，推行所謂的「公共外交」。此外，美國更計畫在歐洲和中東建立「區域性公共外交中心」（RegionalPublicDiplomacyCenters）。這意味著美國外交官將跳脫國對國外交的傳統範疇，不再單作國家官員的工作，而是能夠用流利的當地語言在類似「半島電視臺」這類區域性媒體與當地民眾進行對話。萊斯希望透過這些「公共外交平台」加強與外國人士在線上交流，以便美國能在緊急情況下啟動快速反應部隊，在產生衝突的地區控制局勢。

事實上，外交總是服務於整體國家戰略。萊斯外交佈局的調整和外交使命的轉換，恰恰與美國國防部部長拉姆斯菲爾德(DonaldHenryRumsfeld)近年來極力推動全球軍事基地大調整相配套。該計畫希望將美國海外駐軍的性質從被動的承擔區域安全防禦角色，轉型為主動針對地區衝突進行干涉和鎮壓的「機動部隊」，藉以體現「駐守與機動相結合」的戰略構想。就在這篇演說發表的隔天，19日，萊斯在華盛頓和韓國外交通商部部長潘基文舉行了首次韓美部長級戰略對話，雙方就駐韓美軍的「戰略靈活性」達成原則協議，並簽署了「韓美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其實，早在3年前，美國就根據其全球軍事戰略計畫，力圖推動將駐韓美軍轉變成為能夠自由干預亞太乃至全球事務的「機動部隊」，但為韓國總統盧武鉉所拒絕。去年3月，韓美就駐韓美軍戰略靈活性問題開始正式談判，盧武鉉總統明確表示，韓國政府不允許駐韓美軍在沒有韓國同意的情況下捲入東北亞各國間的爭端，並強調說，韓國政府永遠不會在這一問題上妥協。為消除分歧，維護韓美同盟關係，雙方就此問題先後進行了12次秘密談判，並於去年11月達成初步協議，並決定在今年1月舉行首次韓美部長級戰略對話予以確認。一般認為，這是韓美同盟關係的重大突破，駐韓美軍的性質已由昔日「專注於朝鮮半島防務」，轉變成為干預亞太乃至全球事務的「機動部隊」，這就預示著東北亞軍事格局將發生激烈變化。

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這一連串的外交轉型和軍事戰略轉移，被視為是自1940年羅斯福總統提出「先歐後亞」全球戰略原則以來，美國全球戰略重心另一次的重大轉移，其目的是為了在後冷戰時期的國際關係格局中，實施「新干涉主義」的全球戰略再部署，一方面回應全球反美勢力的新挑戰；一方面瓦解發展中新興大國以及區域一體化趨勢對美國一元超強霸權體系的威脅。其中，中東伊斯蘭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以及東亞一體化（東盟10+3）的發展，向來被視為在本世紀挑戰美國世界霸權的最大可能。

考察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外交政策隨著軍事戰略的轉移並非肇始於今日。

戰後初期，美國的東亞政策是以遏制蘇聯的擴張作為政策目標，曾經設想透過「中美結盟」來構築東亞安全體系，並在美國嚴格的控管下對日本進行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造。當時，美國對日政策是：「保證日本今後不成為美國的威脅，不再成為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但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韓戰的爆發、人民自願軍的抗美援朝，亞洲大陸一連串的局勢變化逼使美國將亞洲政策的重心轉向以美、日軍事同盟為核心的「日本—東南亞—美國」戰略防禦框架，以軍事為中心，以經濟援助為手段，全面遏制中蘇聯盟和共產主義擴張。

這是戰後美國東亞戰略的第一次重大轉折。

當時，美國的全球戰略構想是，一旦美蘇之間發生軍事衝突，則要「在西方進行戰略進攻，在東方進行戰略防禦」，而日本、琉球、菲律賓乃是這種戰略防禦的不後退防線。美國主張：「遏制蘇聯在亞洲的力量和影響，美國不僅要加強在日本、沖繩、菲律賓的地位，保持亞洲大陸沿海島嶼防衛鏈的完整，而且還要通過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援助，加強亞洲非共產主義國家的實力，促進這些國家的經濟自立和政治穩定」（NSC48/2號文件）。保守的軍方勢力更堅持要斷絕共產主義國家和非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關係，一律禁止日本向中國出口，而將東南亞作為日本經濟的替代市場。至此，美國正式把日本列入東亞遏制政策的戰略防禦體系，走向重新武裝日本的道路，並把中國徹底的排除在日本經濟復興計畫之外。

可見，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是從屬於冷戰反共戰略的需要，而對日本經濟復興政策卻又受到美國東亞戰略的制約。在美國政府的政策設想中，運用經濟、軍事和財政援助來實現亞洲復興和直接對亞洲共黨國家進行遏制政策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也就是說，戰後經濟復興計畫和對共產主義國家的遏制政策根本就是一對孿生兄弟，都是屬於西方冷戰戰略的重要手段。韓戰的爆發，決定了美國的東亞戰略上從「美國—中國—日本」的對蘇遏制走向「美國—東南亞—日本」對中蘇同盟，特別是針對共產主義中國的遏制模式。這對戰後日本、乃至於整個東亞的發展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其程度之深、範圍之廣甚至超出了美國決策者的最初構想。

首先，戰後美國為了確立它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霸權地位，一方面在軍事安全領域建立了以「北大西洋公約」、「美日安保體制」為核心的集體安全防務體系；一方面在國際經濟領域，推動了以世界銀行（WB）、「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和巴黎統籌會（COCOM）為基本架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盟」國際經貿架構。對於美國而言，鞏固並發展軍事安全防務體系和自由主義國際經貿秩序，是進行對社會主義國家「遏制戰略」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門。因此，戰後美國對外經濟戰略的核心，就是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和自由貿易體制，一方面為美國的資本、產品開闢世界市場，攫取鉅額經濟利潤和自然資源；一方面在積極拓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多邊貿易的同時，進行對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管制，藉以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張，將美國所謂的自由、民主、價值觀、生活方式以及自由市場推廣到全世界。

要完成這個目標，就需要建立並鞏固一個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布雷敦森林體制」。

但是，任何一種國際貨幣體系都需要某種特定的政治秩序的支持，它本身就是世界霸權的一種表現形式。「布雷敦森林體制」畢竟是美國利用其在世界經濟中的支配地位所一手打造的，以美國利益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制。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在全球範圍進行冷戰遏制政策，將西方集體安全保障體系和世界自由主義經濟體制聯繫起來，導致美國國際收支長期處於鉅額的赤字；這不僅挑戰了美元體系的穩定，威脅著自由世界國際經濟體制的框架，同時也成為制約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因素。

越南侵略戰爭標示了美國全球干涉政策的頂點，給美國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國際地位造成極為嚴重影響。它使美國領導人不得不承認美國的力量有限，不得不重新審視這個發生巨大變化的世界。更嚴重的是，正當美國在越南大肆進行軍事干涉的時候，西歐及日本的經濟正悄悄的翻身而起，開始跟美國在經濟領域上分庭抗禮，美國逐漸喪失了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經濟霸主的地位。就在這種內外交迫的情況下，尼克森政府不得不實行「戰略緊縮」，走向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

這是戰後美國東亞戰略的第二次重大轉折。

尼克森外交政策調整的主要內容是主張「從對抗轉向對話」，一方面對蘇聯推行「和平結構」（緩和聯繫）展開對話；一方面試圖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打開通向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大門。尼克森主義是戰後美國根據自身力量的變化，對外交政策進行的一次重大調整，它不僅確立了尼克森政府對外政策的基調，也成為往後幾屆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尼克森主義不是要退回到孤立主義，也不打算放棄外交上的干預政策和海外的軍事存在。它只是力求讓盟邦承擔更大的責任，最終使美國的戰略收縮不僅不會損害到美國利益，反而有助於增強美國實力。在尼克森主義的指導下，美國政府不再用貿易盈餘和黃金儲備來作為國際經濟的緩沖劑。它向各國政府表態，它所一手打造的國際貨幣和貿易體系本來就應該為美國的利益服務，如果為了要消除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非得要讓這個貨幣體系瓦解的話，美國將會袖手旁觀。如果說，1991年8月16日蘇聯解體和1994年3月31日巴黎統籌會和中國委員會宣布解散，標誌著建構在冷戰體制下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同盟」正式退出歷史舞台。那麼，1971年8月15日美國宣布放棄黃金和美元兌換機制，導致「布雷敦森林貨幣體系」瓦解，就是在冷戰集體安全體系所建築起來的反共堡壘上鬆脫掉落下來的第一塊磚頭。

其次，韓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的戰略轉移的另一個影響，就是它深刻的制約著日本、甚至整個東亞對外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FDI）的發展格局，形成了日本向東南亞進口能源、橡膠、木材、礦產等原材料，向台灣、南韓等地輸出工具機、鋼材、零組件等生產投入，卻對美國輸出食品、紡織、雜貨（1965年後以鋼鐵、電器、汽車等產品為主）等消費性最終產品的貿易格局。這個「垂直分工、市場在外（美）」格局，一直要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隨著美國東亞政策的轉移、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及隨之而來的東亞跨國企業國際直接投資的區域性佈局，才讓日漸形成的「東亞區域製造網絡」經濟結構所取代。

真正改變這種「垂直分工、市場在外（美）」的冷戰經濟架構的動力，是來自於冷戰解體過程的外部衝擊。在八０年代以後，美國放棄「經濟援助＋遏制政策」的冷戰戰略，轉而以「公平貿易」為口實，採行「貿易制裁＋遏制政策」的戰略方針。從1983年開始，美國展開一連串與東亞主要國家間的貿易談判，導致日本和四小龍等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貨幣，在美方平衡貿易的壓力下被迫升值，工資及各項生產成本飛漲。因此，日本和四小龍被迫將產業轉移到成本更為低廉的中國大陸和東南亞鄰近國家。但是，這些大量流入東亞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投資主要的著眼點在於資本效益，而不是商品市場，加上為了適應並對抗東南亞國家的民族主義立場，跨國公司的分支機構通常將其製造流程細分為幾個子流程，然後分別將這些製造流程建設在可以獲得最高生產效率，或者廉價的勞力的經濟體之中，形成了相對獨立的東亞區域內製造網絡體系，改變了東亞地區的國際分工。

正是這種以跨國公司為載體的區域經濟活動，提供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物質基礎和結構動力。跨國公司早期的海外運作策略，由於海外子公司要依靠母公司的投入和生產資料，兩者之間的聯繫較為緊密。隨著海外子公司的採購和銷售網絡的不斷擴展，兩者間的國際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間的聯繫開始減小。冷戰結束，以及東亞「區域製造網絡結構」的形成，使得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大國關係，擺脫了過去建立在意識型態對立的基礎上的結盟對抗，轉向尋求一種複和式的區域安全結構，從而改變了內部的互動模式——從冷戰時期居於主導地位的結盟對抗和大國均勢戰略，轉向協商合作與平等對話。（未完代續）

本文原分類：[夏潮聯合會][人民論壇／評論][政治評論]


Comments

You must be logged in to post a comment.

Name (必)

Email (必)

個人網站

Speak your m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