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濺馬場町(上)

十月 28, 2005 | 血濺馬場町(上) 已關閉迴響。

文/吉路

  林書揚在黑板上寫下三個大字--「馬場町」。

  2000年10月,正在北京參訪的臺灣老朋友林書揚(時在台任「勞動人權會」會長、曾任「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應北京大學馬克思學會邀請,到校園作專題報告。題目是「50年代國民黨在臺灣的白色恐怖」。演講的當天,他率領的參訪團要與全國總工會、全國台聯開一天的研討會。所以,報告安排在晚飯之後。當我們陪林書揚老先生趕到教室時,裏面已經擠滿了人,有學生也有老師,不少人沒有座位,站在教室門口、牆邊上聽課。

  73歲的林書揚從基礎知識講起,講到所謂「白色恐怖」不是法律用語,而是傳媒用語;講到白色代表保守、反動,相對於白色的是紅色,代表激進、革新;講到在馬場町殉難的戰友;講到他在臺灣的34年又7個月牢獄生涯。教室裏安靜得出奇,只有粉筆在黑板上摩擦的聲音,所有的人都目不轉睛地盯著林書揚寫板書,但見他寫下三個大字--「馬場町」。

  林書揚從「馬場町」講起,講到在島內本無戰事和動亂的情況下,國民黨當局的陳誠卻在臺灣頒佈「戒嚴令」(後來成為世界上實施最久的「戒嚴令」),即1949年5月20日起進入「戒嚴時期」,直到987年解除,長達38年之久。1990年終止所謂的「動員戡亂」,臺灣才漸離「白色恐怖」的政治陰影。所謂「戒嚴」,就是實施國民黨當局以「反共抗俄」為目標而在臺灣進行的軍事獨裁統治。依據所謂的「戒嚴法」,警備總司令部有權力限制民權,可以掌管「戒嚴地區」行政事務及司法事務。同時,與之配套的還有國民黨當局在南京時就頒佈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及一些惡條毒規。被臺灣同胞稱為「最恐怖」的是「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匪諜」、「通匪」、「知匪不報」等一頂頂大紅帽子就是從這裏撿拾的。臺灣青年作家藍博洲曾經在《臺灣好女人》一書後記中寫道:「在整個陷於『恐共』心態的臺灣社會中,沒有比『共匪』家族更為可怕的帽子了。……我們不難想像,在這樣的歷史階段,一般所謂『匪諜』家屬的處境是如何的艱難。……」幾十年過去了,臺灣親友回憶「匪諜無所不在」的年代,講到此傷心處,往往還是或悲痛無比,或義憤填膺,或聲淚俱下,或心有餘悸。

  近些年來,島內有學者統計,「戒嚴」的38年裏,臺灣總共出現了2.9萬件的政治獄,致使14萬人受難,其中三千多人遭處決。另據島內的《遠望》雜誌掌握,從1949年的台大「四六」事件起,到1960年9月的「雷震案」,「50年代白色恐怖」的10年間,臺灣所「發生」的政治案件中,約有兩千人遭處決,八千人被判重刑,其中九千多人是冤案、錯案、假案的犧牲者或所謂的假「匪諜」,只有不到900人是所謂的真「匪諜」。無論其真真假假,國民黨當局所秉持的依然是當年在大陸的那一套---「寧可錯殺一萬,決不放過一個」。1991年(4月17日,林書揚為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一書作序,在題為《隱沒在戰雲中的星團》序中有如此一段敍述:「在那一段沉悶恐懼的歲月中,究竟捐軀者有多少人,因何事而受處刑,事件之真相如何等等,更是無人敢問,敢寫,敢探求。」

  回想那天演講後,青年學生簇擁著林書揚。他們十分好奇,問這問那,問得相當大膽:「我有些迷惑,請問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比,哪一個更恐怖?」、「你對魏京生出獄作何感想?」、「你對李敖競選臺灣領導人怎麼看?」、「你對陳水扁怎麼看,他是代表誰的利益?」、「林先生作為本省人,當統一聯盟主席,會不會被罵作台奸?」、「本省人有多少人留戀日本統治?」,甚至問到「你究竟拿了共產黨多少錢?」、「你坐牢三十四年有政治上的灰心嗎?出來後看到臺灣的變化有何感觸?祝您健康」。林書揚不急不火,語氣溫和,一一作答,反而呈現出老人的錚錚鐵骨和坦蕩胸懷,以及對未經世故年輕人的體諒和包容。至今我相信,他的那番結束語會永遠在未名湖畔回蕩:「我一會兒沒有過後悔。內心支持我的是--進步必須有代價,代價必須有人承擔,那就由我們承擔」可以這樣說,從此以後,只要提到「馬場町」,我就不能不想起林書揚,不能不想起林書揚在北大的演講;提到林書揚,就不能不想起「馬場町」這個有明顯時代烙印、帶血腥氣息的地名。

照片(略):林書揚在北大作報告


本文原分類:[勞動黨][夏潮的歷史與歷史的夏潮][林書揚相關][中國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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